李鸿章人物评价三篇(精选范文)

李鸿章人物评价三篇（精选范文）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肥东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晚清权臣李鸿章，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安徽合肥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

1898，李鸿章赴欧洲。在俄国接受沙皇贿赂(此情节疑是日本伪造消息，存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密约》是沙俄以不正当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于俄国将侵略矛头进一步伸向华北及长江流域，进一步对清政府施加影响，争夺远东霸权，具有重要意义。李鸿章在1901年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1901年11月去世。

有人说"李鸿章是个好人.但是生不逢时，被推到了浪尖口，结果被人们骂为汉奸.这实在是千古大冤，西太后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也有人说"李鸿章在历史上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写的一手好字，是个大才子。死后也没留下什么遗产，可谓也是个清官。

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有好有坏，让人感到可惜，中国就是在他那个年代才开始衰败的，所以他也是有责任的.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

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是，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李鸿章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

说到中国近代史，就不能不提到李鸿章。记得自己上中学的时候，历史课上一说中国与外国签订了什么不平等条约，这个人的名字就出现了，于是乎，他在很多人的眼里不过就是一个“卖国贼”而已，比汉代那些霍去病、班超之类的大英雄差远了。

直到后来，经过思考之后，我才明白：签约只是事情的结果，造成这种结果与中国的国力不强有关，这怪不了谁，要怪也是怪慈禧太后，而李鸿章只一个帮忙善后的人，不算他苦劳也就罢了，怎么还能骂他是奸臣呢?

当然，他作为各种重大事件的深度参与者，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是无过的，关于他的功过，史书都有记载，就我看来，还算是公正客观。只是，大多数普通人

对他所知，仅仅限于表面，所以，对他的评价也就有失偏颇。

今天我们就要拨开历史的浮土，来让大家认识一个真正的李鸿章。

评价历史人物，无非看他的功与过，既然大家对他的“过”讨论得比较多，那我们不妨就从他的“过”开始讲起。历史有言“宰相合肥天下瘦”，讲的就是李鸿章这个人比较贪财，而这些钱财很可能是他贪污而来的。

但是，在我看来，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超脱于时代，在当时那个腐化堕落的封建王朝，收贿受贿是一种很常见的行为，身在其中的李鸿章不是圣人，自然也难以免俗。当然，我们有一说一，虽然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但确实算得上是一“过”。

还有一“过”，就是他杀降之事。史载，他在苏杭地区与太平军交战的时候，太平军打他不过，就开门投降了。本来，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他手底下的人却跟他说，这些太平军兵威将猛，不容易为我们所控制，不如将他们杀了，以绝后患。

李鸿章一听觉得有理，于是，遂采纳了这个残忍的建议。他先设了个鸿门宴，将降军中的八个主要将领直接拿下，然后，趁着太平军不备，派兵进城大开杀戒。几千年以前的项羽对着投降的秦军也干过类似的事情，不过，李鸿章时候的中国，再怎么样也比项羽那时候文明许多。

即便是这样，他还是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就连当时驻华的外国军队头领，听闻此事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说，在他们外国那里是绝对没有如此野蛮的事情的。当然，如果是单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我倒觉得这么做无可厚非。

因为，那些个太平军本来就是杀了他们原先首领才投降过来的，如此反复小人谁能保证他不二次作乱?如果他们不死，死的说不定就是李鸿章了。杀降固然不道德，但是，却可以避免掉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这里，既然说了他的“过”，不妨再说说他的“功”。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到：“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还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开头已经说了，签约之过不能算在他的身上，但是，在签约的过程中与外国

人之间的各种周旋却算得上他的功。众所周知，他在去日本之际，被刺客打了一枪，据说伤的还很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哭爹喊娘，叫苦连天，史载其“言论自若，气不少衰”。

可以说，他是在日本人面前，展现了中国人的刚毅和隐忍。不仅如此，他还借着这一枪，与日本人讨价还价，要回了不少权益。居功不可谓不大。当时日本人口气很紧，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于是李鸿章对身边人说：若是和谈失败，那么，中国只能迁都西安，与日本做决一死战。

中国这么大，日本一时半会肯定吃不下，到时还得找我们谈。

由此可见，此人并非怯战之人。

再说另一功。《辛丑条约》是他人生中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他奉命进京之时，北京早已是洋人的天下了，四处都布满了外国人的重兵，但是，他却没有丝毫的畏惧，谈判桌上该争的地方他还是会争。

据《清史稿》的记载，当时八国联军的将帅，都是些少壮新锐之人，可是，这些人在李鸿章面前却没有一点年轻人的盛气，反而将其当作一个长辈看待，对其颇为敬重。虽说，这场仗是他们打赢了，但是，看到李鸿章的镇定自若的样子，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轻视中国的。

我看史书看到这里的时候，都觉得异常振奋。后来，条约签完没多久，李鸿章便不幸去世了。这些老外听说了此事，个个前来吊唁，并且向人保证，之前与李先生签的这些条约，我们绝不会违背。由此可见，李鸿章在外国人眼里威望之高。

你说这些算不算他的“功”呢?

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然而却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要求。尽管李鸿章这个人不算完美，但是，光从外交这一点上看，他的才能在当时世界上算是一流的，这一事实不该为清政府的懦弱不堪所掩盖。

李鸿章，一直是近代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个人物：甲午海战指挥无方，签订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甚至阻止左宗棠收复新疆;但《走向共和》中却为他翻案、洗白。条约本不是他想签、他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甚至用“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把李鸿章塑造为为时代所迫的民族英雄形象。于我看来，李鸿章是有

心报国，却做不到“死忠”而不伦不类;他有愧于民，更说不上是民族英雄。

初中历史老师就说，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两面性，不能非黑即白，这也是历史界评价人物的原则之一。然而这个原则似乎是被矫枉过正了，在过去李鸿章被批判得太狠，于是翻案的人更加下大力气。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李鸿章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任务，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这句话也被许多人当作评价李鸿章的理论基础。但却忽略了这篇文章的背景和其他内容，且不说梁启超同时强调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再者这篇文章本质上是抨击清政府的低劣，梁启超现在文章中夸赞李鸿章，再将其与外国同行们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李鸿章与他们差的太多太多。连这样子的人都能在清政府身居高位，可见清政府之低劣。梁启超的逻辑目的在于贬低清政府，而非捧高李鸿章，也有人用李鸿章签订条约前的表现来为他洗白开脱，先不说日本浪人行刺李鸿章一事是否属实，甲午战败后伊藤博文是指名道姓要求李鸿章来谈判的，伊藤博文总不会找一个聪明人给自己找麻烦吧?很多人说李鸿章只是签字的，真正的卖国贼、罪人是慈禧，是腐坏的清政府。但甲午海战确确实实是李鸿章打输的，“避战保船”成为战争史上的一大笑话，这么一看，《马关条约》的责任怎能不算李鸿章的一份?现今有人用“东方俾斯麦”来称颂李鸿章的作为，首先史料对这个称呼是李鸿章自称抑或是他人评价未作详细考究;再者，俾斯麦听到此称呼后对其嗤之以鼻“我不知道李鸿章是不是东方的俾斯麦，但没有人会说我是西方的李鸿章”。俾斯麦何许人也?结束德国分裂、完成德意志统一、复兴德意志的铁血宰相，让拿破仑三世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的卓越军人，是德国的建筑师、德国的领航员。此等人物，岂是一生以签订屈辱条约闻名、临战指挥失当、沉迷权力斗争的李鸿章所能相提并论的?李鸿章被称为“清政府的裱糊匠”，和“德国的建筑师”、“德国的领航员”何来相似之说?李鸿章或许并非如教科书、民间评价的卖国贼、大汉奸，但也绝不是背上什么“背锅侠“”一人之力救大清“称谓的伟人。

李鸿章的一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推进了晚清的西化。晚年李鸿章评价自己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最后一句还算客观。在早年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认识到西洋文化的先进性，那时清王朝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关系已经紧张，各国对满清虎视眈眈，他曾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

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李鸿章计划着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同时也有了组建北洋水师的想法，然而满清腐朽，加之正值左宗棠征新疆，根本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李鸿章捉襟见肘，“洋务运动”便成了他解决困境的唯一途径。在求富的过程中，李鸿章等人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等满清从未有过的工厂，同时，李鸿章阻止英国从香港到大陆的海底电报电缆，坚决不让其上岸，自己组织铺设了天津到京城等电报线路和受诟病颇多的南满铁路等设施。李鸿章的运筹帷幄使得洋务运动发展到工业、纺织业等绝大多数方面，可谓是被打出来的现代化。不可否认的是洋务运动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想起推进了一大步，然而洋务运动并不像许多人所说的那么百利而无一害。表面上，洋务运动给腐朽的晚清注入了不少新鲜血液，但李鸿章的做法可以称道么?不，洋务运动没有脱出框架，只是为封建腐朽打了一剂强心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李鸿章试图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资助，这些错误的做法非但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给了晚清虚无缥缈的希望。另一值得称赞的自然是李鸿章与世界各国的周旋。先不论效果如何，李鸿章死后，大清上下失去了唯一能于洋人周旋的人。“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我以为，李鸿章实乃19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者。”梁启超亦言“吾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日本有无数伊藤博文，中国却只有一个李鸿章”。在晚清腐朽不看，内外形势极其悲观的背景下李鸿章从未放弃救大清、救中国。实乃有大勇气、大智慧之人!单凭这两点贡献，李鸿章已经不能被称为所谓的卖国贼、大汉奸。李鸿章虽不能做到对大清的“死忠”，但其忠诚却是无可辩驳的。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虽有他指挥不当等过错，但他却并不是真正的主要责任人。某种程度上，李鸿章确实是为慈禧代言签名。甚至在《辛丑条约》签字仪式上，李鸿章阻止了虽然手抖却依然想签下自己名字的奕劻。“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据说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也许这个老人并没有做出流芳百世的贡献，但这种担当和爱国情怀也确实值得尊重。

然而，李鸿章所做的错事并不比他的贡献要少。李鸿章的恩人曾国藩剿捻军的时候，因为湘军裁撤比较多，而淮军距离近，而且本身就是在淮军的老家打仗，

所以调动淮军参战，结果淮军按照李鸿章的命令，故意抗命还差点闹出兵变，挤得对李鸿章有厚恩的曾国藩下课。李鸿章自己接手，结果开始的尹隆河大战中，淮军大将刘铭传违反约定先出兵，被捻军打得屁滚尿流都要自杀了，这时候湘军的鲍超赶过来救了刘铭传，结果回过头来反而被刘铭传和李鸿章反咬一口，说他失期，直接弹劾得罢官回家……左宗棠在西北围攻河州的时候，急缺大炮攻城，李鸿章甚至派盛宣怀等在上海堵胡雪岩，不让胡雪岩给左宗棠买大炮。河州战役最艰难的时候，左宗棠十万部队只有三百万不到的军费，李鸿章还跟人联合起来，打算把刘铭传的一万多部队派到陕西去拿左宗棠的军饷，而且一年至少要吃掉200万，这是摆明想吃垮左宗棠。最后胡雪岩怎么死的?就是因为他承担了西北筹饷的重任，犯了李鸿章的忌讳，所以李鸿章发动江南的官府一起挤兑，活生生逼死了胡雪岩。做出这些事的原因无他，只是单纯的党争。为了权力李鸿章甚至阻扰左宗棠收复新疆。若说这是一时冲动，李鸿章人生最大的黑点苏州屠城却是无法洗白的黑点。1863年2月李鸿章围苏州，1863年12月太平军打开城门向李鸿章投降。李鸿章设宴招待纳王郜永宽等八大王。酒席间，李鸿章让身边的八人手捧红顶花翎的武服递呈八人，郜永宽等人正要接受时，武弁们随即拨出腰刀砍杀了郜永宽等八个降将。接着城内降卒皆屠，具体多少已难考证，一般认为两万多。李鸿章杀降甚至都引起了“常胜军”戈登的不满，称李鸿章背信弃义，提着枪去李鸿章军营寻衅，中外舆论都指责李鸿章。李鸿章为让戈登闭嘴，委托朝廷聘请的西方官员赫德给戈登送去七万元的犒赏费。再加上甲午海战的指挥失当、儿子资敌等等，李鸿章也许不是十恶不赦，也绝非什么善男信女。更不是忍辱负重的民族英雄，改革开放的先锋。

《走向共和》里的李鸿章是务实人杰，，所做一切不能成功皆因清末诸臣内耗严重，李鸿章一面要办洋务，一面要应付内部的党争掣肘，皇族猜忌。光绪软弱无能，慈禧把持朝政，翁同龢自认清廉，实际和李鸿章争名争权，“实干”你去，“耍嘴”我来。“黑锅”你背。似乎是有大毅力，大决心之人。似乎是英雄豪杰为了国家民族不顾自我，负重担则，有着“义之所向，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然而戏剧终究是戏剧，美化和粉饰必不可少。但单单因为一部《走向共和》，许多人不顾官方教科书的解读，就带起了一股为李鸿章翻案的风潮。不得不让人感慨当今时代戏剧的影响之大，民众跟风的习惯之强。陈寅恪先生说评价古人要“同

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讲的是对古人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苛求是不正确的。对李鸿章而言，他确实是对大清有忠君之实，但也行了中饱私囊、党争祸乱之过。他不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但也称不上是勇担民族责任的英雄豪杰。对李鸿章的一生我想用标题来评价：确实有心报国，却因为背景、私欲而最后误国误民。所谓“年少不知李鸿章，年长方知真中堂”的话，我更愿意理解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的随波逐流。为李鸿章翻案没有必要，但他确实没有教科书上那么不堪。实在是有心报国，误国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