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代清朝留美幼童与1900年代清末留日学生之比较
1870年代清朝留美幼童与1900年代清末留日学生之
比较
作者：容应萸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10年09月16日在1998年耶鲁大学召开的“19世纪中国留美先驱者会议”上，在我关于《容闳的一生》的演讲结束时，我被问到以下问题：“为什么留日的中国学生参加了1911年革命，而清朝留美幼童却支持清政府？”这个观点在现代中国史学界确实曾被广泛接受，与此相同的的还有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留美的中国学生成为“亲美”派，而留日学生却成为“反日”派。
本文试图指出，以上两个观点都是过于简单化的陈述并且也缺乏证据：因为无论是支持或是为推翻清朝而奋斗的留学生，都必须面对整体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情景，还有这些学生如何去理解它。
一、来自中国的推动力量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英法战败和外国军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由120个年幼男孩组成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被送往美国（注：英文原文如此，实际上是清政府从1872年开始，分4批派出120名幼童赴美学习，原文为作者2003年12月在香港“近代中国留学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译者注。）。因为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个汉族官员逐渐了解西方舰炮或者说是西方军事技术的优势性，他们坚信中国的最高权力和中国文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建成一支强大的西式军队特别是海军，那么，中国赶上西方国家就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容闳把120人送往美国学习，而这只是他整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掌握西方技术：机械、枪炮、造船、铁路、和电报来增强中国的自身实力。
容闳出生于1828年11月17日，是属于澳门的南屏(Nanping)镇的居民。1847年他在塞缪尔·罗·布朗(Samuel R.Brown)的带领下来到美国。布朗是一个传播西方教育的外国传教士和容闳在香港罗伯特·玛礼逊学校时的校长。容闳是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耶鲁大学的中国人。1854年取得学士学位后，他回到中国担任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使他最终成为懂得英语和西方事务的专家并闻名于清政府。1863年，曾国藩派他去美国购买为建立上海的江南兵工厂所需要的机械设备。1872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容闳终于实现了派遣一支教育代表团去美国的梦想。第一批30名年龄10至16岁的幼童被送往新英格兰，接下来还有3
批，每批同样为30名的幼童。但是，容闳并没有得到最大的权限以实现他的努力，仅仅得到副委员的职务，在一个保守的儒家学究、委员陈兰彬的督导下工作。
由于一系列的自强运动，中国成功地建成了一支西式的海军，包括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然而，南洋舰队于1884年被法国击跨，北洋舰队也出乎意料地在1894年被日本毁灭。后者无论对于官僚阶层还是上层学者阶层的官员们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冲击。从此，他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中国想免受外来入侵，就必须进行更彻底的改革。他们开始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那就是尽管日本采用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但它能够保持自身的文化本质，成为一个自强国家的典范。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可被视为上层学者阶层的代表人物，与此相对的则是张之洞等高级官员们。
1894年与日本交战的失败，给中国以极大的震撼。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带领1200多名士子举行了“公车上书”。这次活动反对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主张开始一系列新的制度改革。为使改革正当进行，康有为重新阐释了儒家的理论，以便使这种理论能够包容进步和促成改革的手段，那就是西方化。当光绪皇帝这个27岁理想主义的名义上的君主，试图挑战权力很大的西太后时，康有为终于有了这个机会。
1898年6月1日，“百日维新”10天前，皇室监察官杨深秀提交一份请愿书力劝清政府选拔合格学生去日本留学。杨深秀是康有为的同僚，其实请愿书是康有为起草的，但因为他官职太低无法上奏而由杨深秀转达。1898年6月至9月的“百日维新”，公布了40多项皇室命令，其中包括强调教育改革和公派学生留日，但能够实施的政令很少。9月21日，西太后还击了，她囚禁了光绪皇帝并逮捕维新的领导者。杨深秀和另外5人被处决，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除了现代学校的建立和其它少量的现代措施被保留外，这次事变使改革的大部分计划流产，但是没有明确提到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事变过后，改革的精神从中央到省级全部被扼杀。
在高层官员中张之洞是个很有实力的改革者。从1889-1894和1896-1907年，他担任两湖总督共15年，这使他能够建立通过西方化开创自强改革为基础的地方势力。他的观点很保守，其名言可以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坚信为挽救中国必须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制，他特别强调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的重要性。
从《劝学篇》可以发现，张之洞的理论中引用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把地理上的相近性、文化上的相似性，以及留学日本比到西方留学花费更低作为理由。他认为学习西方宽泛而复杂，而日本在自强过程中已扬弃了非本质和不相关的因素，因而学习日本就会变得有效而节约时间。换言之，这是对于西方化的简化。此书在“百日维新”期间被提交给光绪皇帝，6月25日，诏令发布40份给各省的总督和教育主管官员。但是张之洞又与保守派的官僚圈子联系在一起，虽然他的上书与康、粱主张学习日本的意见正好同时出现，但他从未支持过他们发动的改革运动。康、梁最终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张之洞则主张加强和保留现有制度，最重要的是，《劝学篇》提出派遣学生去日本学习的观点，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后被不同阶层的人们广泛接受。
“义和团”叛乱后，清朝皇室最终认识到制度改革的必然性，而当时仅达到体制改革的宣传普及程度，日本式的宪法被视为可以实施的典范。毕竟，明治维新体制被看作君主立宪制的礼物，宪法把日本皇室描绘成“独一无二、永恒的家世”，把皇帝描绘成“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所以，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被认为是保住清朝皇权的唯一可行手段。
从留美幼童到留日学生的持续派遣，目的都是为了使中国能够抵御西方的威胁，虽然不同权力阶层的不同人们对于支持报有不同意图。
二、来自东道主国的拉动力量
（一）使命感
在美国和日本，接受中国学生的意愿或者热忱是派遣意义的首要结果。就美国而言，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义和把知识、光明传播到“未接受文明”的地方。在美国，不是农业化的东部和西部，而是工业化的东部，成为第一个对于和中国、日本贸易交往感兴趣的地区。尽管东亚没有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市场，但它是美国可以提供帮助的一个地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确信，它的社会制度比其他社会制度更趋完美，这时期的美国清教徒强调个人通过拯救才能重生。他们相信非基督教徒的亚洲人可以被引向光明，学习西方化的科学技术、思想、习俗和基督教的精神，可以帮助他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1](P18)。
一群在东部的教育者，特别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教育者中也有教堂牧师，他们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处境十分同情，他们热忱介绍西方化的现代教育体系来拯救这
两个国家。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美国直接投身于那儿的服务中，另一些人则热心接受中国和日本的两国学生赴美求学。
容闳的生涯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他被布朗带到美国并引入基督徒家庭和朋友圈中，这最终实现了他的目标。在此援引一些名字，在孟松学校他与丽贝凯·布朗(Rebekah Brown)相识，这位教师后来与春田城的麦克莱恩博士
(Dr.A.SmcClean)结婚。麦克莱恩夫妇是容闳终生的朋友和他“留美幼童”项目的支持者，这也是容闳把春田城作为第一批留美幼重总部的原因[2](P28-29)。还有巴特利特(Bartlett)（注：Bartlett：指戴维·E·巴特利特教授，布朗夫人的哥哥，译者注。）家庭，卡皮隆(Capron)家庭，加洛德特(Gallaudet)家庭，他们都是容闳学生生涯时帮他适应美国社会的良师和朋友。当容闳着手留美幼童的具体安排时，很多人如诺亚·波特（Noah Porter，春田城的南部会众教堂的前任牧师，耶鲁大学1871-1886年的校长），诺索布（Birdsey Grant Northrop，哈特福德地区公理会收容所的牧师）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他们特供了无法估价的资源和支持（注：在留美幼童记录中能够找到评价容闳的朋友和支持者的材料，1870-1974在康涅狄格州历史协会和在耶鲁大学的容闳收藏品。）。在新英格兰区接收留美幼童的教堂和基督徒家庭同样如此。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日本政府而言，清政府派人留日的意义将是分享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也就是说，在面临西方侵略时如何达到建立富裕国家和强大军队的目的。日本在学习外国文化上比中国领先了1000多年，这使它在借鉴外国事物时能够坚持它的原则。日本人已经了解了外部强大世界的存在，并且拥有了武士阶层的军事传统，日本早于中国进行防卫事务就很自然。当日本认识到无论是闭关自守还是厌恶外国人都无法抵御西方的威胁，并承认西方军事技术的先进性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着手西方化计划。这与只注意军事至上的中国不同，日本很快发现西方的强大不仅源于其军事力量，也来源于其背后的经济和政治体制。
岩仓代表团，是明治新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于1871年离日赴美国和欧洲。在46人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两个人是政府的一流领导人：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还有一些是有前途的年轻领导者，如伊藤博文。同去的还有43名学生，包括5名女学生。代表团出访的目的是获得西方强大的第一手知识，且如可能，修改从德川政府继承的不公平政策。但他们很快发现，后者是徒劳的尝试，因此全身心地学习西方。
个别人如森有礼，一个基督教皈依者，建议放弃日语改为英语，并支持大规模的西化。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真心地接受彻底西化的意见，相反，他们从没放弃对于西方的敌意和警惕。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足够强大和富裕以抵御西方侵略的现代日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以达到自身目的。明治政府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通过采用西方的方式和体系来抵抗其军事和精神上的侵略。
当日本赢得1895年的中日战争后，被西方殖民的危险减轻了，日本对自己的自强方式产生了自信，开始产生与亚洲邻居分享经验的强烈使命感，它打算帮助中国摆脱困境；尽管日本打算作为领导者，但仍试图与中国结成同盟以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译者注，其实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另有图谋）。因为清朝软弱而落后，日本通过派遣专家去中国指导和接收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而成为中国的老师，一些日本学者甚至建议这是回报中国悠久文化贡献的方法。
（二）国家利益
“天津条约”的增补部分，常被看作柏林游戏条约，1868年在华盛顿签订，被赋予两国公民自由迁入迁出的权力。另外，根据增补条约第7款，两国公民可享受由各自政府控制的公立教育机构的特权。条约第7款为留美幼童留学美国公立学校提供了法律基础。从美国政府的立场出发，条约的目的是向中国表示友好，以此为美国商人扩展进入中国的市场而铺平道路。
就日本而言，第一批官方的中国学生留日的邀请，是由日本驻中国领事矢野文雄于1898年发出的。他提出接收200名学生，其所有费用完全由日本政府支付。他提出邀请的原因是为分散中国的新生人材，他认为这些人经过日本的培养可以在长时期内增强日本对东亚的影响。但计划没被采纳，因为它未获得日本在任外交部长的完全支持。尽管如此，中国的管理者对此仍感兴趣，这包括张之洞和刘坤一，他们欢迎此项计划并开始派遣省级资助的学生。日本的军事官员看到中日关系如同人的唇齿关系，当嘴唇（中国）破坏，牙齿（日本）面对大风（西方威胁）时将无法得到保护，他们也给中国的管理者发出邀请，建议派遣中国学生去日本学习。结果，中国学生也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
（三）家庭背景
当容闳开始为“幼童留美”招募学生时，在北方他几乎找不到有潜力的参加者。他不得不到广州、香港、澳门和甚至他自己的家乡招收年幼的男孩，因为那
些地方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少些怀疑，而且那儿的孩子幼年已经在教会学校学习一些英语。在第一批的30名学生中，24名是广东本地人，一名是在广东出生的安徽人，3名来自上海，一名来自福建，仅一名来自山东[3](P174-179)。
李恩富，来自广东的第二批派遣学生中的一名，是这样回忆他如何成为留美幼童的：
……事实上，父母并不想送他们的儿子去如此远，时间如此长，而且他们并不知道的一块土地，他们听说且相信那儿的居民是些野蛮人。
我的一个侄子，在上海做生意，虽然困难，但他并没有被这类任何想法而打消主意。他带着对这项活动的热心解释回到了家，并且为鼓励我母亲让我留学描绘了成功参与者的黄金般的前景。我当时12岁，我父亲3年前去世，我母亲独自承担了养育3个儿子的唯一任务[4](P94-95)。
不仅最早的留美幼童的生活区域集中在南部中国沿海，而且他们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很低下，缺乏通过仕途的传统台阶。他们或是农民或是与西方有过一些接触的商人的孩子，并且他们在美国学习的知识在其价值方面可能仅限于学习一门西方语言，这可以提供其个人经济收益的机会，所有的花费都将由清政府支持。
“……但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要签订一份文件，不管是任何原因的死亡、生病或残疾，政府都不负任何责任和义务。”[5](P7)
这种情况在以后的3次招募中稍有改善，有10名学生由他们有钱的商人父母陪伴出国。但是，传统的学者和上层阶级对于送他们的子女留学仍不很热情。
在1894年中国战败于日本后，他们的态度彻底改变。在日本的大多数中国学生都来自于士绅阶层，老的士绅阶层送他们的子女，而年轻的士绅阶层则自己去日本。在更高层的官员中，张之洞送他的孙子到“学习院”学习，这是日本早在1899年为教育贵族而建立的贵族学校。吴汝伦，令人尊敬的教育家和即将到任的帝国大学的管理者，其儿子于1901年留日。那时满族年轻人赴日留学也不是不常见。
1905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中国科举制的废除更加速了留学的发展。为评价留学生的新型考试于1905年开始，目的是招募清朝官员。此时传统的士大夫阶层通过现代教育体系获得了上层优秀分子的地位，留学是个捷径。
在此，应提到一个为完全不同的目的选择去日本学习的群体，这些学生希望中国改革或革命。孙文，189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康有为和梁启超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千方百计逃到日本；梁启超原来的学生追随他到日本，日本突然成为希望中国体制变革的中国学生的中心。由于清政府施压日本的结果，康有为和孙文被迫多次离开日本，但是梁启超却能够安定下来且开始发表支持中国重新改革必然性的文章。义和团运动抹杀了清政府仍能挽救中国的全部希望，越来越多的爱国学生发现去日本的途径，就其家庭背景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属于富有的士绅阶层。
三、在东道国学习
120名留美幼童年龄小，从9岁到16岁。从1872年开始，在4年内，他们被分批派出，每批30名。为了留学的准备，所有可能出国的人必须首先参加设于上海的预备学校。课程包括中国古典作品和英语，举止得当和合适留学的被保留，只有那些通过每半年一次考试的人才能被派往美国[6]。
一到美国，幼童们被安排与主人家庭同住，并在主人家中或是主人建立的私立学校接受一些初级课程的教育，然后他们继续攻读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程，这些课程反映了清政府为建立富裕国家和强大军队的需要，集中在现代西方技术，包括机械、兵器、造船、铁路和电报等。他们应在回国前学习15年，合格者将被送往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进一步深造。然而当1881年清政府改变计划召回他们时，只有2人从耶鲁大学毕业，另外至少38人在耶鲁和其它院校学习[7]。在美学习期间，他们能够获得无懈可击的英语知识，西方教育体系下的第一手经验，年长一些的则专攻西方技术。
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成为中国学生涌向日本潮流的开端。1899年他们的数量增加到120人。1903年1300人，1904年3000人，1905年底大约达到9000人（注：容应萸：东京大学博士论文，1981第5章。）。1906年以前中国留日学生所接受的或是为进入大学而准备的基础教育，或是教师培训和通过中国翻译所讲授的其它机械技能的短期课程。大多数人属于后者，他们在日本的能力受到限制并且学习时间很短。
1906年，清朝驻日公使杨枢在提交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哀叹：在日本的近万名中国学生中，60%是短期课程，30%是初等教育，5%-6%中途退学，3%-4%进入高级中学和技术学校，只有1%进入大学。
1906年后，大多数中国学生专注于大学专业的学习，但是因为进入日本大学十分困难，他们的总数急剧减少。因此，每年只有165名学生进入5所公立学校学习，在这里中国学生普遍选择法律、政治学和商业的课程，他们的选择反映了政府和公众对制度改革的需求。
以下是1908年后中国留学生入学的学校分类表。“其它”的指普通工业和商业学校、教师培训课程和警察培训学校。
1908-1909 1910-1911
初等教育14135
高等教育620 594
军事教育264 101
其它11896
四、在东道国生活
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留美幼童，每两人或四人一组与主人家庭共同生活，但是，关于此项决定如何制定并不清楚。当容闳还在中国时，他就留美幼童的问题向耶鲁大学的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写信咨询[8]。为安排幼童们的到来，容闳比第一批幼童早到达一个月。向校长、耶鲁大学一些教授和康涅狄格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B.G.Northrop)咨询后，分配学生到各个主人家庭的意见被通过。需要注意的是，诺索布和一些在纽黑文的美国东方社会的成员以及容闳咨询过的人，曾经为随岩仓代表团一起赴美的5名女学生中的两位（山川舍松和永井繁子），制定过于1872年夏天在纽黑文和其附近的主人家庭生活的计划。两位女学生和两位男学生，由森有礼带领，于10月31日到达纽黑文[9](P91-106)。
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9月26日到达春田城，按计划春田城和哈特福德成为分配和安顿幼童的两个中心。教会和容闳的私人关系在寻找主人家庭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热心的教育家、企业家和医生，还有当时积极的教会成员。
例如，波特曾是南部会众教会的牧师，被认为是曾为留美幼童制定主人家庭计划的中心人物之一。
在主人的指导下，幼童们学习勤勉，经常去教堂，有的皈依天主教。当时在美国西部针对中国劳工的敌意已经浮现，但这并未影响到新英格兰人对幼童的态度，他们像其家庭成员一样得到爱心和关照。李恩富这样描述他与女主人维拉(Vaile)夫人的首次见面：
在春田城我能得到这样最慈爱的夫人照料真是太幸运了。在我们来到之后她乘出租车到来。当我见到她时，她张开双臂拥抱我并且亲吻我。这使得其他幼童们笑起来，我的脸可能更红。但是，我没说任何话表示我的困窘。不过这是我从婴儿以来的第一个亲吻[4](P109)。
留美幼童回国后，他们仍然保持与主人深厚的友谊，这可从他们之间的往来通信中看出。他们中的许多人再次送子女去美国读书，一些人通过他们过去的主人关照自己的子女。
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威廉·L·菲利普(Willian Lyon Phelps)曾是一些留美幼童在西部中学和哈特福德高级中学时的同学。他曾十分生动地描述幼童们的学校生活：
他们每个人都是贵族，来自中国的良好家庭，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花钱远多于大多数美国人。他们举止完美，是令人佩服的发言者，头脑灵活，善于学习和体育运动。我认为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年轻人的群体……
所有的运动对于他们都是新的，篮球、足球、冰上曲棍球他们样样精通，球艺高超，引人注目；对滑冰他们也十分在行。当自行车发明时，学校第一个有自行车的是张(Tsang)[10](P83-84)。
菲利普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社交生活：
当中国年轻人进入社交场所，我们就没有一点机会了。他们对待女孩子们的举止远比我们恭敬优雅，或者是因为与东方人跳舞富有异国情调的乐趣，或者，更可能的是，他们富有魅力的举止和谈吐，我不知道。[10](P85)
这三段话说明了留美幼童在美国同龄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中国社会中的贵族，他们充足的零花钱来自于清政府提供的津贴，目的是不想它的学生显得贫穷而丢国家的脸面。
但是，中国学生到达日本时，正值日本国民为其国家的现代化成就万分自豪，同时开始对中国和中国人蔑视之时。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远低于18世纪70年代的新英格兰，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中国学生得到宿主家庭的关照。大多数学生自己住或共住在狭小、拥挤的家庭公寓或宿舍中。日本孩童指点并嘲笑他们的辫子，并叫他们的侮辱性称呼，如“中国猪”，很多中国学生回忆他们在日本的经历是伤心和屈辱的。
中国学生在学校里受到歧视在集会上多次被介绍，学习军事的学生还不准参加机密要害的讲座。鲁迅在其名作《藤野先生》中回忆，当他考试通过，虽然是刚刚通过，但他的日本同学却猜疑藤野教授偏袒他。
此外，从留日学生的自传和回忆录中判断，他们与日本学生并无很多交往。但是，他们留学的经历并不使其必然“反日”。相反，日本对于俄国的胜利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使其深受鼓舞，他们把这看作是黄种人对于白种人的胜利。
整体来说，在日本从事真正学术研究的人很少，能够从正规日本高等教育院校毕业的人更少。学术成就少基于两点原因：首先，很多学生，特别是学习速成课程的人，把留日当作是获得参加新的考试体系或进升台阶资格的一种手段。很多人混日子，把钱用于赌博、女人和其它放荡的行为。其次，学生对于参加政治运动兴趣深厚，其目的在于通过改革或革命而不是课堂学习来拯救中国。
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生活深受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影响。当危机时刻，或当学生觉察到危机时，甚至连书呆子或逍遥者、违法者都会成为政治运动的同盟军。1903年，在东京的反俄活动中，大约有500名学生投入这场革命运动。随后几年，一些大型集会能够吸引上千学生。中国学生组织最初以兄弟会的形式出现。1902年用来凝聚学生的一个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同乡会也成立了。但是，逐渐深刻的政治察觉度使得组织的建立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因为梁启超的影响，起初组织的改革倾向十分显著，但1903年后情况开始变化，并在1905年同盟会建立和《民报》出版前后明显改变。自1900年起，学生以不同类型的话题出版书籍和期刊，范围从文学、政治到学术。1903年后，受民族主义和革命氛围的影响，出版物数量迅速增加，大量从西方国家和日本引进的种类
繁多的社会和政治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有日文版的西方作品。学生出版物介绍和讨论有关民族主义、革命、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但焦点集中于如何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拯救中国。这些书刊海运中国，通常从通商口岸上海入关，然后偷运到其它城市。这样在现代中国学校的当地学生中，产生了有关民族主义发展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影响。
五、结语
留学生回国后从事那些类型的工作？留美幼童，因为其英文能力和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被清政府派任从事他们所学过的有关西方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工作。在120名幼童中，3人死于美国，一个成为总理，3个成为政客，16人成为外交官，20人服务于海军，3人在税务和海关机构，3人是教师，14人成为铁路官员和工程师，9人成为采矿工程师，16人从事电信工作，8人经商，3人成为医生，1人成为律师，3人成为记者[3](P75)。
对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来讲，因为人数众多，只有较有名人物的相关消息可以获得。我根据4本不同的传记词典（注：传记词典是(1)1644-1942清朝时期的著名中国人（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1943和1944）.(2)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3)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4)民国百人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作了分析。在词典中的著名中国人中，150人是留日学生。其中15人是政治家，32人在军队，21人是教育工作者，21人成为官吏，18人成为作家，3人是记者，3人是工业家，2人从事其它职业。
那些未被记录的人意义较小。很多省级的学校教师是教师速成班的留学生，省级议员是法律和政治速成班的毕业生，那些职业和技术速成班的学生为当地工业发展作出贡献。
近期的研究表明，清政府的意识确实比以前更具改革性。18世纪70年代派学生往美国和19世纪初派学生往日本，可被视为清政府为振兴国家所作的持续努力。1881年留美幼童的召回与清政府官僚作风中保守势力的抵抗和当时中美关系的变化有关：不断增强的对中国劳工的敌视以及美国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学生进入军事院校导致中美关系的恶化。18世纪80年代中国派往欧洲的学生充分证明，清政府无意放弃派遣学生留学西方的计划。
但是，政策反映了时间进程并折射出政府在如何使国家强大的观点上的变化。留美幼童被派往美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然而留日学生则学习制度改革的经验。评价留学生派遣对于中国的得与失是徒劳的尝试。毋庸置疑地说，留学生在引进西方、技术、制度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西方化的引入带来了清朝的灭亡，无论它们的引入者支持还是反对皇权。
对于清政权，留学生是革命派还是支持派，取决于他们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即清政权是否能够强大或是无可救药。19世纪的最后20年，传统的士绅和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然希望改革清政府；但到20世纪初，现代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坚信：推翻清朝统治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手段。
在留学期间，他们支持或是反对其留学国家只是他们个人经历的部分结果，而中国与东道主国家的全面关系则更具重要性。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当时）中美相对友好的关系，则是留美幼童支持美国而留日学生反对日本的更具决定性的原因。不用说，留学生没有盲目热爱或仇恨他们所留学的国家，而是客观公正的观察者和评论者。不过，这应当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得到邹惠玲教授的热情鼓励和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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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
幼童观后感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优质的文档，谢谢阅读/双击去除 幼童观后感 幼童观后感（一） 看完《留美幼童》，我的脑子里一直就回荡着这样一句话：这是—个荣耀而悲伤的民族故事，这群幼童是最优秀的幼童。 派留学生出国，本来是近代世界文明交流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的中国却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演进过程。首先，长期闭关锁国的封建中国政府，带着妄想幼童只学其电报，铁路，航海，军事等方面的技术及技能，却不能学习外国的政治，不能沾染外国的民俗；其次，每个出国的幼童的家长都签署了一份“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
命”的类似卖身的生死契约。第三，清政府的保守派一直在阻挠着计划的进行。最后，在财政上，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而从幼童本身而言，他们年幼，身处异乡，面对着不同文化的诱-惑，能否做到抵制住诱-惑，能否学有所成，也是极大的挑战。同时后来的排华浪潮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个计划的最后过早收常 但我们也要看到，各个幼童都是极其出色的。他们向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证明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维护了中华民族的荣耀。不光是在学习上，他们很快就赶超了美国孩子，显示了他们的学习语言的天赋，在体育以及其他方面，他们同样出类拔萃。在整个纪录片中，最震撼我的是蔡绍基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他生动形象的鸦片贸易的可怕，有力的抨击了这一想象，最后他说：“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希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回来后，担任了重要职位，比如，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中国第一位矿冶工程师--吴仰曾、第一位在美开业的华裔律师--张广仁等等。从这个层面来说，这次留学计划取得了成功。
浅析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浅析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摘要：晚清时期，一批中国幼童带着祖国对他们的厚望来到美国，学习先进的知识、技能。虽然这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计划以夭折而告终，这批留美幼童也不为多数人所知，但他们用自己的进步思想和卓越能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外交发展史上扮演着开路领航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留美幼童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教育外交历史影响 引言：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及中国近代首位留学生容闳的推动下，1872至1875年间，每年清政府派遣约30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4年共120名左右。由于美国排华浪潮和国内反对势力不断施加压力，此次官派留学计划被迫中断。而这些留美幼童回国后虽遭国人排斥，但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各行各业中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中国的科技专家，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科技建设，为我国的采矿、通信和交通做出贡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了晚清的官员，在政体转变、近代化的教育和民主自由思想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阐述留美幼童对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教育现代化和外交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论证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是中国近代化起步的推动者。 一、留美幼童对中国早期科技发展的贡献 （一）对中国近代地质采矿业的推动 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此时已从“自强”转变到“求富”，目的在于以民用工业带动军事工业。而清政府之前对地质矿业不够重视，因此，中国的大部分矿产资源都被外国人所掌控。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地质矿产的重要性，在美国选读矿产专业的留美幼童正可以在这一行业大展身手。在1881年召回幼童后，经统计共有15名幼童从事矿冶工作，约占回国幼童的16%。 在这15名幼童中又以吴仰曾、邝炳光和邝荣光最为著名。作为中国第一代矿冶工程师，他们不仅参与了许多重要矿区的勘探开采，还将实践中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基础。吴曾仰是第一批留美幼童，虽未能在美国完成学业，但于1886年受命到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继续学业，成为留美幼童中得以完成学业的幸运儿。吴曾仰在1890年回国后被派任为热河银矿总工程师，之后均委以重任，曾受盛宣怀之命勘察湖北大冶县龙角山银矿。谈及工作时，吴曾仰曾提出，“试办之始化炼银法，以先用土法较为便宜。……如矿务渐见兴旺，仍以用西法化炼较为便捷。至放炮黄药无论西法土法必不可少。俾得人力少而工程速”，从中可以看出他运用理论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中国近代不可多得的矿冶工程师。 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地质矿冶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他们的实践考察科学著作及，为之后中国地质矿冶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二）对中国电报通信发展的贡献 直到幼童被召回前，中国大陆还没有长途电报线。在李鸿章的要求下，1880年朝廷终于批准了修建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南北洋路线”的请求。由于国内相关领域人才奇缺，第一批回国的21学生均被送到电报学堂学传电报，后又有第二、三批回过国的学生加入。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这是《李鸿章传》作者梁启超 对李鸿章的评价。的确，作为晚晴第一重臣的他在才识和谋略上远远超出了晚 清政府的其他官员，在国内外事务上发挥着巨大作用，延缓着晚晴政府的衰败。但正由于李鸿章代表着清政府与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扶植着如今 看来腐朽无能的晚晴政府，他在教科书中的评价总是负面远远多于正面。可如 今我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上，了解了自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 发展，开始慢慢对李鸿章之于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重大贡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对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化的认识和看法。 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首先不同于其他大臣之处的便是他 对时局的洞悉和顺应历史的发展意识。李鸿章在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 的奏折中就提到资本主义列强实力的崛起对清政府统治的巨大威胁，“数千年 未有之变局”一句更是体现了他对列强的警惕意识和构想着自身的发展意识。 于是乎，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 军事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的初期便首先开始通过采用西 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的主导下,江南 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除此之外,李鸿章还主导开办了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江南陆军学堂等一 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最值得一提的是,期间创办的北洋海军 曾经是中国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尽管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但不可 否认的是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军事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中的巨大贡献。 经济上,从洋务运动中期李鸿章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为起点,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相继发展。这些民用企业不仅填补了中国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空白,并推动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在李鸿章积极创办这些民用企业的进程中,鼓励了一批爱国实业家创办民族企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 义的发展． 教育上，洋务运动中为最大家所熟知的选派留美幼童,便是在容闳的提议下,最后经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奏报清廷获准,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发展。除此之外,洋务运动中大力创办地一系列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为中国近代 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李鸿章的变革存在着不彻底性,最终甲午海战的失败也宣告了李鸿章在 救亡晚晴道路上的失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变革的种种举措在国家发展的各个命脉上都有着极大的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全方位发展。就像邓小平之余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我想若将李鸿章看作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总工程师似乎也是合情合理。
留美幼童观后感
留美幼童观后感 如果不是因为近代史，可能我还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中国幼童留美一事；如果不是老师给我们播放了幼童的视频，可能我还不能了解那批中国孩子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和他们日后在中国的成就及所作贡献。 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一批留美幼童从美国出发到达了美国。想到这，其实还是很佩服曾国藩、李鸿章的远见的，毕竟，他们还是早早的就意识到了中国的现状，要想改变大清要死不活老被人欺负的命运，大清还是需要些新型的人才，需要些新的有活力的血液的。而且更让我佩服的是，他们选择了美国，因为第一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正好充满了活力，第二美国是一个多个民族杂居的国家，不会那么容易排斥外国人，第三他们能放下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大国的架子向一个新生国请教，也正是不耻下问，所以我很喜欢，也很开心。 片子中第一个让我惊奇、欣喜的是留美幼童居住的美国家庭的对他们的关心照顾，还有他们的热情，这让我对长久以来认为美国人就是喜欢欺凌弱小、粗野无情的感觉完全改变了，原来他们也是那么温暖的，所以，那些幼童即使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的怀抱也还有一个美国家庭一直在温暖着他们，让他们不会被思乡之情完全淹没。在幼童学习英语的时候，美国家庭就利用食物来帮助他们，如果不能记住食物的名字就不能吃到它，看到这里我想到了美剧中父母帮孩子练习拼写的场景，貌似他们就是幼童的美国家人，感觉很亲切。 片子中第二个让我惊奇并让我自豪的是，那些幼童的学习状况。幼童们的学习确实很棒，在幼童学习的年间，期末考核成绩领先的基本都是中国孩子，而且获得了好多比赛奖项的第一名，这是很值得骄傲的。而且看了幼童们留下的一些文字作品我真的是很汗颜的，因为第一他们的字迹真的很漂亮，第二版面排版看起来很舒服，第三作品中的插画也很漂亮。再一是他们基本上在体育运动中也很优秀，应该说他们在各方各面都很优秀，一洗近代中国乌烟瘴气要死不活的风气。而且在美国孩子眼中一直很吸引人。在一次毕业讲演中梁敦彦在题为北极熊的演说中论述在俄国、土耳其的战争中很荒谬的一个说法就是土耳其人是亚洲人，所以就要被赶回亚洲，那么美国人就要被赶回欧洲，俄国人就要被赶出亚洲，那么在中国的帝国列强也理应被赶出中国了。蔡绍基在演讲中指出英国用鸦片贸易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罪孽深重，他说中国并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究会醒过来并骄傲的屹立于世界。看到这里我真的很佩服幼童们，他们同同时代的中国人相比真的在很多地方都要优秀一些。看到他们令人骄傲的成绩我真的有点热水沸腾，那种想要好好学习全面发展的感觉吧，反正，真的是很振奋人。 李鸿章对幼童们也很上心，听说幼童在美国的学校有女老师他就写信让把女老师换掉，听说美国假期很长就要把幼童的中文学习加强，当幼童经费不够就从海防拨出银两给留学事务局。他认为为幼童们多付出一些就能为中国日后的自强多收获一些。 但是，因为幼童在美国学习时因为受到美国教育文化的影响变得很开放、喜欢上那种自由的气息、运动游戏的多读书少就要拆散留洋事务局，要遣回幼童。李鸿章决定留下了一部分正在进行大学学习的学生，遣回其他学生，在容闳等人的努力下最终保全了留学事务管理局，为留洋学生的正常的学习生活留下了保障。可以说容闳在留学事务这一块真的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中国日后做出了很重大的贡献。 日后，幼童们确实确实很出色，为中国作出了很多贡献。曾国藩、李鸿章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日后活跃在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比如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梁诚日后作为驻美公使促成了美国退还部分庚款；邓世聪日后成了北洋舰队定远旗舰的炮务二副；曹家祥成为了近代中国警察制度的创始人；唐绍仪为中国外交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留美幼童信息和名单
螁中国留美幼童资料
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1]，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螅留美幼童被洋化 膃幼童在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过美国式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再穿长袍马褂，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甚至不少幼童更把脑后的长辫子剪掉。一些幼童受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幼童学习西方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了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这使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不大遵守，进而对认同个人权利、自由、民主等先进理念。他们与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参加各类体育活动……所有这些新变化都被清政府的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不可容忍，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蚀留美幼童遭召回 肇1881年，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全部学生被召回国。当时，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 袆这群中国历史上首批官派留美学生回国后即遭到社会谴责，当时1881年9月29日《申报》写到：
聿留美幼童对晚清的建树 螇回国后的留美学生参与了中国最早的电报、矿山、铁路建设。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历经了1884年中法海战和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为国捐躯。直到20世纪初，这些当年的留美幼童纷纷成为朝廷重臣，活跃在铁路、电报、矿冶这些新兴产业。在外交领域，他们更是当仁不让地代表大清国，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蚄留美幼童名录 薄名单如下： 葿留美幼童名录 批次 人 数 人名年龄籍贯其他 第一批38 ? ?蔡绍基 14 广东香山 ?
留美幼童观后感
留美幼童观后感 《留美幼童》内容简介 中国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 第一批幼童于公元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他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涯。 自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开始，中国人出国留学始成风气，到今天，按粗略划分，已经有六七代留学生了。哪一代留学生最为出类拔萃呢？读过《大清留美幼童记》后，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们是最优秀的！ 幼童们被分配到54户美国家庭（其中康涅狄格州34户，麻萨诸塞州20户）中生活。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成为他们就读的各个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群体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令美国人惊叹不已，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1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经过这几周的学习中，我觉得，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或许我们都已习惯了朝发夕至的速度，习惯这个被称为村的地球，在飞机频繁来往的时代，即便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似乎也不再那么遥远了，频繁的交流来往已非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可比，出国留学也变得相当普遍。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调整到一百五十年前，调整到那个中国还停留在半开放状态的时代时，我看到的应该是另一番景象，之所以说是半开放状态，是因为此时闭关锁国了近两百多年的清政府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道道门户，虽然中国被迫为西方打开了潜在了巨大利益的贸易市场，却没有敞开接受西方先进事物的胸怀，无论是上层的统治者还是基层百姓，多数都不知民主，科学为何物，如果我们来到了此时的中国，看到的更多的是宫廷里的繁文缛节，村落里延续了千年的男耕女织的生活场景，以及学堂里四书五经的诵读场面。生在
关于留美幼童容揆抗旨滞留美国的看法(1)
关于留美幼童容揆抗旨滞留美国的看法 提到“留美幼童”这一特定的名词，就一定会想到当时“洋务运动”的社会背景。“留美幼童”正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为培养，掌握西方技术的人才而公派美国留学的一百二十名，当时平均年龄十二岁的儿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社会风云变幻，世界正处于经济、政治大变革的年代。中国经过的两次鸦片战争的重创，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打破，闭关锁国的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中国人用好奇与惊恐的眼光看待外面的世界。一些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开始以极大的勇气“开眼看世界”，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的中国，开启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潮流。然而，即便如此，最初，林则徐竟也不知道英国的地理位臵。 在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巨大优势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王朝中兴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首先在军事工业方面展开，成立了“安庆内军械说”，制造了第一批枪械等军工用品，随后在民用工业方面展开，成立了“开平煤矿”，其质优价廉的煤炭打破了洋人在中国煤炭业的垄断，达到了“分洋利”的目的。但是无论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中国都难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科技创造。只得花高价请洋人工程师传授西方先进科技，但洋人多半是以“嘲讽”的态
度工作，国人难以学得西洋科技。洋务运动创办的工业，效率低，耗费大，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李鸿章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大量精习西方科技的人才。于是，在中国第一位留学西方的人才容闳的推动下，正是成立“留学事务所”，选派幼童留学美国，学习铁路、电报、军事等知识。学习西方科技以为“用”，保持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以为“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报国。容闳早年留学美国，并求学耶鲁大学，成为首位在美国顶尖学府学习的中国人。他看到中美的差距，立志让更多的中国孩子留学西方，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等待了十八年之久。 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从上海启程，登上了前往美国旧金山的轮船，历时25天，又乘坐横跨北美的大铁路，来到了美国东北部的城市，开始了他们计划十五年的留学生活。这一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创举就此拉开序幕。 容揆，广东省新会人，他是容闳的族弟。1873年到美国留学，是第二批留美幼童。留美幼童在美国被三、两人一组分配到美国居民家里居住。这些美国家庭的主人，均是社会中上层阶级人士，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给了幼童们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到达美国后，容揆与李恩富共同被分配到了春田市的威利夫人家中。威利先生是春田市的著名医生。威利夫人友善可亲，对待两个来自中国的孩子像自己的孩子一
幼童
《幼童》观后感 所谓英雄造势时，时势造英雄。容闳无疑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很显然，容闳的努力给了120位中国的孩子前往美国留学的机会，同时也给了行将就木的大清王朝一个复兴的机会。这也为中国的自强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但是，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整个历史的最终进程的，这也注定了整个留学事业的悲剧，就算是这四批幼童一直在美国学成回国，最终在这样的制度下，也是无所用处的。容闳也算是一个悲剧的英雄吧，同样是时势毁了这个英雄。 我不知道当时李鸿章是怎么样期待这些留美幼童的，期望他们给这个庞大但是危机重重的帝国带来什么？古人孙子有云：兵者，国之大事也。在现代，毛泽东也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我们平时也说“当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精神有什么用？”。送去美国的幼童多学习的铁路，电报之类的工程技术类的专业。我很郁闷，就像在纪录片中所说的，在李鸿章的信中所说的，我们需要的是军事类的人才。诚然，科学技术、经商之类的可以富国，但是不可以强国。军事的强大才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基本保障。李鸿章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就在所学专业没有一点的要求呢？ 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想说，在幼童留学的期间，清政府一直在担忧这些孩子的思想问题，害怕这些留学生只学习到西方的自由思想，不思报国。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盘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但是事实是，虽然饱受祖国的猜忌，受到了来自家乡人民的嘲讽歧视，但是赤子之心不曾改变。“当我们乘坐日本号轮船溯江而上时，我们又一次见到了上海，曾想象会有人在码头热烈的欢迎我们，能见到我们的亲人，能感受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拥抱我们，但这一切都成为了泡影??????我们坐在独轮车中，暴露在人们惊异、嘲笑的目光中??????我们的神情举止在他们眼中一定像一群怪物。”这是黄开甲回到上海后的日记。很难想象，一群在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一群始终热爱着祖国的年轻人，就是这样被对待。在被提前召回的过程中逃跑的荣奎，声誉自然不必多说，但毕业之后，仍然坚守当年签署的约定，来到了中国驻美公馆工作。然而，如今，我们现在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减当年，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在我们社会的制度不甚完善，但祖国需要你们，留学生们，又有多少人滞美不归，滞欧不归的。 还有我就是觉得清王朝的运气也是不佳，当李鸿章和曾国藩策划选送幼童出洋这一千古未有之奇事时，他们满怀期望这些出洋学生在掌握喜人擅长之技后，可以帮助中国渐图自强，可是，当留美幼童回到他身边时，在变革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的国家，却接二连三遭受致命的重创，濒临亡国的边缘。这也就是清王朝的自掘坟墓吧，把自己的重生之路给废掉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也是他自找的，怨不得别人。 幼童的历史真真切切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除了感叹他们的优秀之外，也深深的为他们感到惋惜，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可他们的命运却充满了遗憾与惋惜。如果不是政府的肤浅与无知，以他们的能力必将获得更大的成就。中国现在都缺乏这样的人才 愿你永远年轻永远稚嫩 在每个人的历史课本里应该都躺着这么一张黑白照片，一群孩子规矩地站在你面前。教科书告诉我们，这是大清王朝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这些孩子之所以会出去，不是因为他爸是李刚，而是恰恰相反。最底层最没有出路的孩子才会选择离开天朝大国，去蛮荒之地。除此以外，这一页就被我漫不经心的翻过去了，因为这不是高考重点。 幸好看到这部纪录片，才让我得以更深入的了解这样一群孩子。之所以叫幼童，不仅因为身负使命远赴异国的他们还是孩子，我更愿意理解为他们代表着一种蓬勃生长，充满着无尽可能的希望。一个垂垂老矣、腐朽古国的等待着他们的拯救。 其实救国出路这些大话题不是我这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可以扯清楚的。我只是觉得，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最需要的是灵魂，是精神。具体到这里，就是近代精神。在我心里，民主、科学、法制是构成这种精神的铁三角，精气神。中国缺人才吗？缺斗士吗？都不缺。但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三件东西。你可以说，因为这里没有让其生长的土壤。于是乎，我们去它们的发源地，想把它原封不动地带回来。但问题是，我们真的带回来了吗？一个例子，邓世昌殉国，是我们永远书写的爱国英雄。但一次，看到一则信息上说到一个细节：当他堕海后，他的宠物犬亦跟随着他跳入海中。但是军中的规定，宠物怎么可以带上军舰。作为将领的邓世昌都这样违反了，那么下面的人做事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我毫不贬损他的爱国之心，亦不怀疑他的专业操守。我只是想说，我们学到的，只是其器，不是其神。我们有了先进的设备，我们也可以说洋文，高喊德先生赛先生。但我们并没有真正把近代精神注入自己的意识里。否则，在日本留学学军事的邓世昌绝不会把宠物带上船。我们遵守的不是制度，因为我们说法
纪录片《幼童》观后感
《幼童》观后感 在观看《幼童》这部纪录片之前，我对清朝官员派留洋学生的印象，也仅仅是初中历史课本中的洋务运动。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我对洋务运动中的留美幼童部分不知甚解，但这部纪录片让我得以窥见中国开明之士在大清王朝崩溃之前还竭力为中国培养人才以图救过的举措，因而思索颇多。 “公元1872年至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曾国藩、李鸿章支持，清政府先后共派出四批一百二十名学生留美，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这是《幼童》的简介。“留洋”，这个近代才出现的词，在当时也是很新奇的。平均年龄十二岁的孩子远赴重洋，开始留美生活，这在当时更是新奇了。 “幼童们被分配到54户美国家庭中生活。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成为他们就读的各个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接受西方教育，过没事生活，随后不再愿意穿中式服装，更有甚者将他们的辫子剪去”。这描述的是他们留洋美国的情况。无论，学习还是生活，留洋幼童总能很好适应新的环境，融入新的生活并努力提升自己能力。在美国，他们见识了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他们不断吸收着西方先进的自然人文科学知识，他们认可了西学，这是对新事物的改观，也是思想文化的初次碰触。“1881年9月6日，清政府下令将留学生全部召回。他们被迫中断学业，悉数被‘遣送回国’”这是他们的故事，只因清政府的猜忌，认为他们的思想西化，与中学为体相违背，于是他们的自由被钳制，学业被阉割，本来应该成为国之栋梁新鲜血液的幼童们回国后却是面对迷茫的未来人生，一身才学，满腔抱负无处施展。然而无论如何，留美幼童开了我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及其重要的一页。 我在观看这部纪录片后，想到当时清政府在如此困顿乏力的情况之下，毅然官派幼童前往远在大洋彼端的美国留学，这或许是一种改变，但在东西方文化相触碰撞的情形之下，中国清政府依旧选择顿足不进，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小故事，大背景。时代的剧变下，小人物对抗不了的不只是命运，更是无处不在的压迫。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人们都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生存，但留洋的幼童的故事更像一幕爱恨交织的折子戏，扣人心弦，都会让人颇感哀伤。
大清留美幼童记
大清留美幼童记 编辑 目录 1内容简介 2作者简介 3目录 1 内容简介 1871年，饱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欺凌的清政府，作出了一个堪称“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的决定：派遣幼童留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幼童后来成 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的学生。 归国后，他们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关键人物。他们中，有人成为中国电报业、矿业的开山鼻祖，出现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有人成为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民国第一位总理…… 留美幼童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在美国，他们不仅学到了科学技术，也潜移默化地受到更深层次制度文化的影响。他们之于中国的义和作用，不仅在于他们学得的技术，更在于他们所接受的文化。
2作者简介 钱钢报告文学作家、记者，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曾任解放军报记者、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总策划、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作品有《唐山大地震》、《大清海军与李鸿章》(原名《海葬》)、《旧闻记者》等。 3目录 引子Long，Long Ago 一张奇异的照片，以及它和摩理臣山、寿臣山、罗便臣道、 皇仁书院的关联 第一章容闳的梦 禾田里的“A，B，C，D……” 我们一定Win(赢)，因为我们有Wing(闳) 醒来是痛苦的 发威马齐！ 当老书桌被搬动 有一个姓“蒲”的美国人 我像夜鹰睁开眼睛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 泪水在母亲的眼中打转 第二章Oh！新大陆 惊涛三万二千里 开足马力的年轻国家 温暖的康涅狄格河谷 孩子们，睡觉的时间到了！ 孔夫子在美国 去和马克·吐温的女儿跳舞 一封写给女生的信 Centennial：百年纪念世博会 第三章归去来兮 在美国第二古老的中学 中国之未来 大学生 耶鲁赛艇舵手钟文耀传奇 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 召回 在避难山教堂的钟声里 凯蒂！你可愿意继续与我通信? 爸！——妈！—— 大清广东香山县官学生谭耀勋 “逆子”容揆
论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
论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 2011-04-19 18:04:38 洪振强艾险峰 【英文标题】On the Conceptual Recognition of International Fai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艾险峰，武汉体育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武汉 430079）【内容提要】清朝灭亡前的半个世纪里，时人有不少关于博览会的言论，这些言论反映了晚清社会对近代博览会的观念认知，即先是从“博览会”本身出发，认知到了博览会的“炫奇斗异”及其所具有的联交睦谊、增长识见和奖材励能的作用，再是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认知到了兴办博览会事业，能兴发商利、开展商战，能启发民智、劝兴实业。晚清社会的博览会认知是层层深入的，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性和“自省”倾向。其背后有很明显的民族主义情感，首先是对博览会上中国落后的深深忧虑，其次是在承认和审思中国落后的基础上，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大兴博览会事业，以此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这样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 【关键词】晚清社会博览会认知民族主义 发源于西方的博览会传到中国，晚清亦称之为炫奇会、赛奇会、赛珍会、赛公会、聚宝会、劝业会、陈列会、博物会、雅物会、考工会、劝工会、物产会，等等，一般统称为赛会。 从1860年代，晚清就开始有关于博览会这个新鲜事物的言论，既有时人参加、观览、举办博览会时所兴发的感知，也有直接关于“博览会”的论述。这些
言论反映了晚清社会对近代博览会的观念认知。就笔者所知，目前对晚清社会关于博览会的认知从观念上进行过探讨的，只有马敏、赵祐志两先生，前者研究了近代中国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认为其经历了一个从“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发展过程。[1]后者研究了晚清政府对博览会的态度，认为其经历了由疑惧到接受、由炫奇到商战、由邦谊到商利、由惯例到章程的转变过程。[2]但二者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晚清时人有关博览会的论述，重点探讨晚清社会认知博览会的角度、演化历程、特点，进而分析其思想和情感动因，以期有所裨益于对晚清社会思想的认识。 一、以“博览会”为本位：炫奇斗异、联交睦谊、增长识见与奖材励能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时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交上设立了总理衙门，对外比以前有所开放；二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开展洋务运动，大兴机械，引进西方格致之学，“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3](P4498)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西之间虽然时有战事发生，但总体是和好局面。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时人开始接触到“博览会”，除感受到了博览会所展示的“新奇”之外，还认识到了博览会本身所具有的联交睦谊、增长识见、扩充贸易与奖材励能的作用。 第一，炫奇斗异。这是晚清时人对博览会的第一感观。最早留下有关博览会文字记载的是王韬，他在1867年到法国时正好遇上巴黎世博会，参观此会后，他称之为“聚珍大会”，发出了“珍禽瑰物，奇形异状，皆属未经目睹，始知土地间所产，有不可以寻常意计测者”的感叹。[4](P92)最早系统留下有关博览会记载的是李圭，他在1876年观览美国费城博览会后写就了《美会纪略》，录入其著的《环游地球新录》之中，他称该会为“赛奇公会”，“广集天下宝物、古器、奇技、异材，互相比赛”，感叹参观此会“如入五都之市，万宝杂陈，已觉心目俱骇”，各国所陈之物“种种奇巧，不可思议”、“种种奇异，不可以理测
清末留日士官生兴与衰
清末留日士官生兴与衰 士官 - 清末民初的军事政治舞台上，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士官生群体，曾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现根据自己收集的材料，对早期留日士官生（辛亥以前归国者）的兴起与衰落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做一粗略评说，以求抛砖引玉。关于辛亥革命后归国的留日士官生，因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都已不具备早期士官生的特点，故不在此文讨论之列。 For personal use only in study and research; not for commercial use 一 留日士官生是在上个世纪末清政府普练新军又急需军事人才的背景下掘起的一个群体。 甲午战争清军战败后，清政府开始创练新式陆军。感于现代军事人才的缺乏，在聘请洋教习训练军队和开办军校的同时，遣员到国外学习军事。当时，号称陆军最强的要数德国和日本，但德国远在西洋，而日本则为近邻，于是，自1898年起，清政府开始向日本选派军事留学生。受甲午战争战败和列强不断瓜分中国的刺激，不少爱国男儿，怀着报效国家，富国强兵的朴素愿望，弃文从武，成为赴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1901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由科举步入仕途的路子已被断绝，更多年少的书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日俄战争后，日本也以其不可告人的长远利益出发，对中国派学生赴日本留学进一步放开，使的大量的青年涌入日本，每年仅官费生就达一百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自费赴日学习的也日渐增多。 For personal use only in study and research; not for commercial use 中国派赴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最初均是从各省武备学堂的武学生中选送的，大约从1899年起，文学生也可以选送。中国军事留学生到日本后所入的军校，主要有日本陆军测量学校、骑兵学校、炮工学校、海军学校以及私立东斌学校等，但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位于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于明治维新后的1874年创建的一所初级陆军军官学校（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培养军士的士官学校）。该校在日本、在东亚，甚至在全世界都颇负盛名。二战中的日本陆军元凶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均毕业于该校。至于说为什么称士官学校而不称军官学校，大概是直接取自字译的缘故，在涉及日军的称呼上，经常遇到此一直接取自字译的例子，如“连队”、“小铳”、“自行车”等，就都不能按中国词语的定义去解释。 按规定，凡欲到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须先入军事预备学校------成城学校（1903年后改称振武学校）学习一年到一年半，结业后，再到陆军连队（团）进行下等兵至下士资格的实习半年到一年，然后，再以下士资格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到一年半，结业后，仍要再到连队实习三个月到半年，期满后毕业，以“少尉资格录用”。 士官生毕业回国后，按照清政府的规定，还要经过再考核，成绩合格的授“协军校”（少尉），特别优秀的则授“副军校”（中尉）。但由于这一时期的留日士官生人数少，清廷的新军编练工作又刚刚开始，百事待兴，人才急缺，所以，士官生归国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破格使用，分发到部队的最低也要给以管带（营长）职务，且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升迁。如士官六期的黄国梁、阎锡山，1909年回国后，次年便分别担任了山西新军混成协仅有的两个标第85标、第86标的统带（团长），五期的殷承献、六期的程潜则于毕业回国后的当年便分别担任了新军第17镇、第19镇的正参谋官（师参谋长）。其他还有许多。至辛亥革命暴发前，
《幼童》观后感
往事难忘不能忘
【摘要】背负着复兴中华的使命，肩负着祖国给予的期盼和重托的幼童幸运而又不幸，他们生不逢时，但却在特殊的年代里演绎了一场特殊的故事。他们历经了文化的碰撞，国家的兴衰，却始终保留了对祖国的赤诚。他们在尴尬的时间登场，又在迟暮的时间谢幕。他们为历史谱下的慷慨悲歌令人惋惜嗟叹。古老国家还未睁开睡眼，各项发展停滞不前，派遣留洋的幼童们却遭遇阻抗被召回祖国，大规模的官派留学计划却以失败告终。然而幼童们归来后依旧一腔热血满腹激情，保持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坚持为国效力。他们虽已远去，却用自己经历的往事告诉我们，不论你如何选择，请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关键词】留美幼童历史往事爱国悲剧 记忆中的碎片仅是高中历史课本上一句“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出国留学”，若不是近代史课堂上老师放映的《幼童》，我可能早已忽略这一群幸运而又不幸的孩子们。 “精英人物的命运往往就是国家与时代命运的浓缩”。影像中那些老照片中，幼小的脸庞已成偏偏少年的容颜，意气风发，吸引着我屏息凝望。此时照片中的他们与六七年前未开化之时有着天壤之别，世间钟灵毓秀、鸾翔凤集之地已然充斥着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神态和身旁的西方学子并无不同，他们相信自己是为了伟大和历史而生，同样的骄傲、同样的青春，在这个全球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缩小的时代，他们有信心掌握寰宇。他们代表了年轻、梦想、希望、活力，他们优秀、机敏、年轻、英俊，他们是体育健儿、多才多艺，他们志怀宽广、忧国忧民。那些笔走龙蛇的手书和举世无双的画作，正一点一滴倾诉着超脱了时代重压的男孩们的美好生活，他们作画、打猎、赛船、打棒球、与女孩约会，这些美好，或许是同时代中国同龄男孩子们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他们如此幸运，因为上苍是如此眷顾他们，使他们可远洋留学，享受优秀的教育资源，享受自由开放的环境。他们留给我们的历史剪影太美好。然而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们又十分不幸，他们背负着复兴中华的使命，肩负着祖国给予的期盼和重托，他们身上笼罩着从一开始便命定的悲哀，他们的结局令人惋惜嗟叹。 幼童们的优秀源于他们的勤奋，而他们勤奋的最大动力是将个人沉浮与国家或朝廷的前途紧紧拴在了一起。一个人努力的最大动力永远来自于内心的渴求，而对于他们来说，内心最大的渴求当是重大的历史责任感。然对于当今社会美国大学生的勤奋与中国大学生的迷茫怠惰对比，我以为这与中外的教育体制紧密相关。国内的大学进难出易，国外大学进易出难，本身就是一种来自不同方向的外部激励。此外，国内学生在高中时高强度的学习以至大学中展现出被压抑数年的惰性，再加上老师家长及社会环境多渲染大学的安逸与自由，在这种环境下，很少有学生能够做到一直坚持高强度学习的。懒惰和庸散必定不会培养出人才。这两种体制的侧重，其实是在重视基础教育还是重视专门人才之间做出选择。抑或是在选择是从小便培养学生勤奋、高效、专注的综合素质，还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重视学生个性的养成，等待他们到了可以自主选择人生方向的年龄时，能够有足够的广博来明确自己的未来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奋力一搏。 历史的沉重在于它每一笔轻描淡写的背后都埋藏着泣血沉痛的悲歌。临出发前的合影中，幼童们“身胖头广而面黑”，呆滞的神色中透露出幼小生命的不安惶恐。当嘹亮的汽笛带着幼童们来到未知的土壤，置身于时代洪荒的孩子们面对着的是整个世界的水深火热，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力量与心情去承担这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呢。而他们身后又是大清王朝的山河破碎摇摇欲坠——国家和民族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愈益腐朽的灾难之中，他们别无选择地被卷入时代的漩涡。那个时代酝酿着、躁动着、嘶吼着、咆哮着，等待着这
清末留日学生与近代西方教育学的译介
清末留日学生与近代西方教育学的译介 摘要:在近代西方教育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清末留日学生通过翻译书籍、创办刊物等活动,他们把西方教育理论、方法、制度等引入中国,为中国教育革新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不仅是国内最早的教育专业刊物,也是留日学生介绍西方教育学的重要阵地,推动了近代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留日学生教育学译介活动由前期照抄照搬发展到后期逐步注意到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清末留日学生对近代西方教育学的引进译介,是近代中国教育学兴起的第一步。 关键词:留日学生西方教育学 一、留日学生译介教育学概况 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说:“(中国)最初的新式教育,全是留学日本的产品”,表明留日学生在引进译介近代西方教育学中的主体地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印了一份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内分16门目,其中多数是由留日学生译自日文。罗振玉指出,《教育世界》中“所译各科教科书多采自日本。考各科教科书有可通用者,有须特撰者,兹译日本教书为蓝本,海内学者若据此编润成中国合用之书,则幸甚。” 清末时期留日学生对西方教育学的译介为什么主要是日文中译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广译》篇中指出:“第一,国人精通西洋语文者甚少,故多误译;第二,西洋人故意拖延教学,费时甚多,不能应急。”“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以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国内人士看来,日本在引进西方教育学的过程中已经经过去粗取精的处理,大多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翻译日文书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可以解决国内教育的燃眉之需。所以,有一定的语言和专业能力的留日学生,就成为翻译传播教育学新知识的重要中介。 译介书籍是留日学生引进西学的主要手段,他们组织了不少有影响的翻译团体,翻译介绍政治、法律、哲学、经济、生理等方面的书籍,对教育学书籍的翻译介绍,尤为重视。值得称道的是,在留日学生中,还出现了专门翻译出版教育书籍的专业出版社。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会文学社、国学社。会文学社成立于1903年,该社出版了由留日学生范迪吉选定的日本中等学校教科书及一般教养书100册,其中教育类5种,包括富山房编的《教育学问答》和《教育学新书》等等。这套全书被称为“普通百科全书”,收纳的内容十分丰富,种类也十分齐全。 除上述专门从事翻译的团体外,还有一部分留日学生将他们所译的教育学教科书寄回,交国内书局出版。如1904年,北京华新书局出版的小泉又一著、周焕文等译的《教育学教科书》;湖北官书处印行波多野贞之助编,闵豸等译的《教育学》;1906年,江苏学务处印行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讲,江苏师范生译的《教育学》等等。
洋务运动：留美幼童
洋务运动：派遣留美幼童 摘要：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的统治阶级为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公元1872到公元1875年间，由容闳的提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 关键词：洋务运动；留美幼童；留美生活；幼童归国 洋务运动时期，被派遣的120名幼童原计划留美十五年，但由于政治文化的差异，九年后中途折撤回，以失败告终。本文旨在对晚清洋务运动中断的幼童留美的悲喜剧及他们压抑的少年青春进行论述，以达到了解历史，并“以史为鉴”。 一、对美国的选择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开往美国旧金山的轮船即将起航。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年龄在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与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世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 清政府送幼童出洋留学，之所以首先选择美国，不得不提到的是，在对华交往中，“中立”的美国是当时西方列强里不良记录最少的国家，清廷对美国有一种信任感。其次是由于“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最后应该归功于“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人容闳。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东南沿海开办新式学堂招收贫苦学生，等其归国时，会顺便带学生出国。容闳就是这样到美国留学的。出于对美国的了解，他归国后，向曾国藩提出派遣留美幼童的计划，后来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支持下得到实行。然后，容闳接受了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的建议，为幼童寻找寄宿家庭。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适应事业命运的建议。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出于“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与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的目的，打给国务卿，并得到大量美国优良家庭的热烈反响与支持。 二、招生难 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四书五经”、“科举”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风气未开，学习西方的行为是被人鄙视的，出洋留学更是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国内的新式学校只能招到身份低下贫穷的学生。再加上在“天津教案”这场由“谣言揭开的文明冲突的序幕”之后，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闻使普通老百姓对外国人有强烈的猜疑。所以，
清政府与清末收回利权运动
2008年3月 理论学刊 M ar.2008 第3期 总第169期 Theory Jou rnal No.3Ser.No.169清政府与清末收回利权运动 张国红 (山东省政协联合日报社,山东济南250011) 摘 要进入20世纪后,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变革,举起了新政的大旗。新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其中经济方面很重要的一项便是收回利权。收回利权运动涉及面很广,主要是路权和矿权,此外还有关税权、邮政权、治外法权等等。收回利权运动表明了中华民族近代国家主权意识的增强和新型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成长,说明了!中国人治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清政府;收回利权运动;矿权;路权;治外法权 中图分类号K25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8)03-0104-04 中国在进入20世纪之初即遭受了八国联军的侵略,被迫与之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这一事件深深地刺痛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再也不能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下去了。在这样的背景下,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正式宣布实行变革,举起了新政的大旗。新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其中经济方面很重要的一项便是收回利权。收回利权运动涉及面很广,主要是路权和矿权,此外还有关税权、邮政权、治外法权等等,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收回矿权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凭借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对中国各矿务利权肆意攫夺。据统计,自1896到1900年,清政府与各国政府及公司签订的有关矿务的条约、协定、合同达26个。外国公司从中获得极大利益,其办矿期限之长、矿区面积之广,以及经营种类之多、纳税数额之低,都大大超出了清政府颁行的矿务章程规定的范围。同时这些在中国办矿的外商公司都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因此,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矿务,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破坏,而且危害了清政府正常的地方统治秩序,阻碍了中国自办矿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清末开办矿务以振兴商务新政的实施有着巨大的消极影响。 在收回矿权的运动中,清政府首先采取的办法是将矿区控制起来。这一办法由时任工部左侍郎、会办商务大臣的盛宣怀提出。他说:!无穷无尽之地宝,若不早为设法保全,一经外人明取暗索,数年之后,尽属他人。将来中土人才辈出,能自举办,而产矿美地已非我所有,%%惟有将民间产矿之地,由公中筹款自购,力争先著而已。?[1](P94-95)控制矿地既可避免洋人私购矿地,抵制外资矿权的继续扩展,也可为中国将来自办做准备。 为了限制外资办矿,清政府谕令商部着手修订矿业法规,以避免光绪二十八年(1902)外务部奏定的矿章中的一些流弊。1904年3月,商部正式奏准#矿务暂行章程?。该章程共38条,对探矿开矿执照的区分、地区的限制和期限以及矿税等都有简明的规定,其目的是置外资办矿于中国矿章的管辖之下。如第19条规定:!洋商既愿附股,即以甘任此项各款章程,一律遵守勿越。?限制外资办矿的意图明显地表露出来。 该矿章颁行后,引起了各国的不满,然而商部坚持初衷,使该矿章在保护矿权和倡导自办矿业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收回矿权运动在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浙江、四川、云南和福建等省迅速兴起。一时间,列强以前在中国所攫得的各项矿权,均成为各省官绅士民收回自办的目标。在收回矿权运动进一步发展期间,外务部和商部拟定的具体办法是:!遵循中外间原先签订的一些办矿合同,对逾越该契约内规定办矿期限的各矿,即依据约内明文,将该办矿合同&作为废纸?,而将原归外人的矿权收回。?!一般说来,清廷对于外资矿权&逾限作废?的政策,所收的效果,尚极良好。?[2](P130-131) 清末的收回矿权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了8年多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