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余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科研论文
2015-2016学年度第1学期
浅谈余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院（系）名称：文法学院
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生姓名：赵晓笑
指导教师：郑悦
浅谈余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本文以余华的《活着》等长篇小说为例，并通过对这几部小说的深度阅读，详细分析
了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指出了贤惠型、泼辣型、无灵魂无意识型三种集中表现出来的三种女性形象。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女性形象物品化和主体性缺失的两种精神特质，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再结合男权意识进行更深一步分析。
关键词：女性形象；精神特质；男权意识
余华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读者视野的，他的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和暴力，给人以血腥冷酷之感，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和存在的荒谬。直到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写作风格发生了转变，他的小说在描写底层人民生活的血泪时仍然保持了冷静的笔触，但更为明显的是加入了悲天悯人的因素。一直以来，学术界和文学界对余华的评价都褒贬不一，细数关于余华的种种评价，我们会发现，很少有评论者关注余华笔下的女性形象。本文就以《活着》等长篇小说为例，对余华笔下的女性人物进行分析，从一个不同的侧面解读余华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意义。
第一，以《活着》的家珍为代表的贤惠型
贤惠型女性，是余华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余华着意褒扬的女性形象。她们温良贤淑，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这样的女性，被设计为具有强大忍耐力，认同自己命运的人。无论外界包括自己的家人给予再多的凌辱、压力，无论发生什么困难，这些女人都能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坚强地承受。这样的女人在余华的笔下具有地母一般的毅力和胸怀，拥有一种拯救人类的力量。如《活着》中的家珍、《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广才的妻子以及《兄弟》中的李兰等。余华作品中这种贤惠型女性不外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温柔贤惠、逆来顺受
家珍是城里米行老板的女儿，生活条件优越，还受过教育。后来嫁给了当时家境富裕的徐福贵，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当福贵整天逛窑子、下赌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家珍为了让自己的丈夫浪子回头。她做了四样菜让福贵吃，每样菜下面都有一块差不多大小的猪肉，以此来暗示福贵，“我明白家珍的意思，她是在开导我：女人看上去各不相同，到下面都是一样的”。“家珍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心里对我不满，脸上不让我看出来，弄些拐弯抹角的点子来敲打我。”这样的做法虽无成效，但让家珍的温柔贤惠尽数体现。家珍的脾气异常地好。她怀有庆时，福贵嫌弃她，还用话糟蹋她，她心里不乐意也只是轻轻地说句“又不是风吹大的”，就连反抗也透着一丝温柔。后来家珍挺着大肚子去赌场找福贵，福贵对她又打又骂，但她自始至终都是那么平静，福贵对她无可奈何，只能叫人把她拖了出去。做了他的妻子，便对他所有的行为逆来顺受。多年后，当福贵提起此事，家珍摇着头说她并不恨福贵。输光了家产，福贵跪在她的面前，她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出言安慰。用福贵的话说，家珍是个好女人，也是位贤妻。凤霞，福贵的女儿，在被父亲卖到别人家做女儿时，她也只是用眼泪进行无声的反抗，并没有用更实际的行动去忤逆福贵。在嫁给二喜之后，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贤妻，她的残疾正好让她变得默默无闻，甘当在家服侍丈夫的妻子角色，温柔贤惠。而《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广才的妻子，面对丈夫的越轨和家庭的苦难，她默默忍受，直到临死之前才向丈夫控诉自己的不幸，甘愿认命，逆来顺受。
２．吃苦耐劳、坚韧顽强
家珍出生在富裕家庭，嫁给福贵后也算是位阔太太，过着舒适的生活。福贵输尽家产后，全家几乎一无所有，生活境况与之前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为了生存，细皮嫩肉的城里小姐和福贵一起下地干起了农活，她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艰难而叫苦叫累，“家珍脱掉了旗袍，也和我一样穿上了粗布衣服，她整天累
得喘不过气来，还总是笑盈盈的”。家珍对生活几乎毫无要求，她只希望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地在一起，但苦难的命运让她的这点愿望也破灭了。在福贵被抓走当壮丁的两年中，福贵杳无音讯，家珍对他的去向一无所知，福贵娘也死了，她一个人抚养着两个孩子。小说中虽未对家珍的这段生活进行描写，但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家珍面对苦难时的坚韧与顽强，丝毫不亚于福贵。尤其在有庆死后，家珍惨遭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却仍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坚强挺了过来，将希望转向凤霞身上。但之后凤霞死于难产，这致命的一击彻底打垮了家珍，她平静地离开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家珍像是睡着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坚韧顽强，让人心疼又佩服。类似情况还有《兄弟》中的李兰，丈夫宋凡平死后，她独自面对流言蜚语，要一个人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还要每天被批斗，但仍然以“宋凡平妻子”的身份骄傲坚韧地活着，没有怨言。又如福贵的母亲，一生富贵安康，晚年却经历家破人亡之痛，却仍然坚强地劝慰福贵：“人活着就好”。老太太坚韧顽强的态度和风范，让我们不由为之敬仰。３．仁慈善良、重情重义
家珍对福贵可谓是情深义重。福贵在外又嫖又赌，屡劝不改，直到输光家产，家珍始终对他不离不弃。福贵败家后，家珍被父亲强行接回了娘家。生下有庆后不久，她就带着有庆回来了，回到了一无所有的福贵身边。有庆为了救春生的老婆而送命，家珍一直不肯原谅春生。“文化大革命”时，春生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有了轻生的想法，家珍抛却了丧子之恨，鼓励春生要活下去，“春生，你要活着”。“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在共同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后，家珍逝世前对福贵说了这样的话，“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一生的守候，患难的真情，家珍对福贵的爱感人至深。又如《许三观卖血记》中，年老的许三观第一次卖血失败，当他站在街上伤心痛哭时，三个儿子都嫌他给自己丢了脸，许玉兰对三个儿子声泪俱下的训斥，充分显现了多年患难的夫妻情深。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许玉兰最理解许三观，也只有许玉兰，才能说出那样感人至深的话。《兄弟》中的李兰则更是表现出了和宋凡平“比海洋还要深厚的爱”，她在丈夫死后，“就再也没洗过头”。远远超过了刘镇“丧夫的女人一个月不能洗头发”的时间限度。
第二，以《许三观卖血记》中许玉兰为代表的泼辣型
此类女性形象在余华的作品中存在的形象十分鲜明，这可以在《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在细雨中呼喊》找到典型代表，比如许玉兰、何小勇的女人、寡妇以及冯玉青等人。她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泼妇形象。从表面上看，她们都有中国传统“泼妇”那种骂街的表现——她们会全神贯注地在大街上互相对骂，旁若无人，劲头十足。比如《许三观卖血记》中许玉兰第一次去找何小勇的时候，不但与何小勇的女人在大街上对骂，而且在大街上对打起来。而《在细雨中呼喊》的寡妇和“我”的母亲之间的唯一一次吵架也是十分泼辣。而冯玉青则在对待儿子鲁鲁的教育上把一个年轻“泼妇”表现了出来，作者写道：“我看到这个女人时大吃一惊，因为我认出她是谁，虽然她的形象已被岁月无情地篡改了，但她还是冯玉青。当年那个羞羞答答的姑娘，已是一个无所顾忌的母亲了。”冯玉青也是一个“无所顾忌”的泼妇了，她竟然在大街上“怒气冲冲”地拿着鞋子追打自己几岁的儿子！
从内心看，这些泼妇的心肠其实是很“软”的，正所谓“刀子嘴，豆腐心”。这些普通女人在吵架之后便是长期的平静和忍耐。有时候，甚至表现出一种最原始的善良之心。比如何小勇被车撞了之后，他的女人去求一乐帮他男人喊魂的时候，这两个女人又像上次见面一样展开了精彩的泼妇骂街似的对话，对于失声痛哭，苦苦哀求的何小勇的女人来说，许玉兰是一个十足的泼妇形象。但是私底下她的心又是“软”的，她劝许三观叫一乐去给何小勇喊魂。同样，“我”的母亲对孙广才不断地往寡妇家搬东西也挣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说明了她内心的软弱。
第三，以《在细雨中呼喊》中林芬芳为代表的无灵魂、无意识女性
之所以说她们无灵魂无意识是因为她们在作品中基本上都是以符号的形式出现的。作者在塑造她们的时候，并没有将她们作为完整的人来描绘。代表人物是林芬芳、胖妓女、《在细雨中呼喊》的冯小青等。她们在作品中被描述为没有道德感、没有羞耻意识甚或没有灵魂的女性。林芬芳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不高，每次出现都没有什么深度描写。冯小青在这些女性中是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少女冯小青未婚与男人发生关系，面对男人即将到来的婚姻，想借怀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在众人的唾骂中走向堕落。堕落后的冯小青最后和警察说的那一段话很是震撼人。可是，这样的女性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心理，
面对种种指责与屈辱，又是如何承受的呢? 作者没有交代，读者也无从知道，从而呈现出一种无灵魂、无意识状态。
如果仅仅停留在以上对女性形象的归类上，那么这样的研究仍旧比较表面，本文会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挖掘这几类女性形象身上存在着的精神特质。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创作的日趋成熟，在这个过程中，他笔下的女性也由先锋时期的扁平单一逐渐向立体、丰满的方向发展；其次，身处男权社会中，她们是一个被遮蔽的群体，是依附着男性而存在的，成为了属于男性的物品，儒家传统“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思想，严格地约束着她们的言行，最终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
第一，主体意识缺失，呈现依附化特征
余华笔下的女性大都依赖于男性而存在，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男性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延续几千年的男权社会的传统，使得女性在服从男权社会规范的同时，都不曾察觉自身主体意识的丧失。比如在《活着》中，福贵和二喜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家珍和凤霞则是家庭中安分守己的家庭主妇。《许三观卖血记》中，家里每次遇到紧急状况需要用钱时都是许三观去卖血，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进行。余华作品中的男性都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承担了养家的重任，能维持家庭生活的稳定，而女性则缺乏这样的条件和能力，这就决定了她们在物质上必须依附男性，受男性的主导。
在精神层面上，女性无疑也是一个弱势群体。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许玉兰同样也是典型。许玉兰本来与何小勇相好，但徐玉兰的父亲在听了许三观的延续许家的香火理论后就决定把女儿许配给许三观，对此许玉兰并没有过多的反抗，完全遵从了父亲的想法嫁给了许三观，正由于许玉兰在精神层面上主体意识不强，没有对男性权威进行反抗，导致文革时期被指认为“破鞋”，剃成阴阳头，整日在街上受众人批斗。这些女性在平时生活中缺少自己的话语权，成为了一群失语的形象。
第二，物品化特征
物品化可以说是传统女性形象的一个共同的精神特质，在历代历家的作品中都有较为普遍的反映，余华的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女性形象。对于男性来说，她们只是作为物品化的对象而存在的，而物品化的存在方式就是女性躯体的工具化。首先，女性必须以男性为中心，全身心地服从、服侍他。其次，女性是男性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必须要随时随地地满足男人的需要，而男性在生理上的自然规律也使得女性难免成为男性性欲望的幻想对象，成为男性表达自身欲望的载体。
在《细雨中呼喊》中，当父亲孙广才买菜归来，等不得到家就急忙把母亲拖到别人家的一条长凳上一泄欲望之火。在这里母亲沦为了泄欲的工具。年轻时候的冯玉青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女性，一度是“我”性幻想的对象。对于年幼的“我”而言，冯玉青仅仅是一个被欲望化了的对象。
《兄弟》中林红的被看命运被推向顶峰。李光头因偷窥女人屁股而出名，而后刘镇所有男人都贿赂李光头，想从他嘴里打听到有关林红屁股的情况。在在李光头这里，林红的屁股已经成为具有价值的商品。于是有商业头脑的的李光头通过出卖林红屁股的秘密换取三鲜面来吃。这个时候，林红的屁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欲望化的符号了，更是男性欲望的物化品，象征着性与物质的交换。在男权社会这样的大环境的压迫下，女性的存在意义显得低俗不堪。
总之，在余华的作品中，大部分的女性都以勤劳善良、忍辱负重的形象出现，表面上他大力赞扬女性的这种美德，似乎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忍受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上，余华只是给中国的女性立一块贞节牌坊，建立一个标准的模式，把她们圈在一个固定的程式中，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在泼辣型女性的塑造中，余华创作时也带着很多的嘲弄意味，对她们的泼辣方面有意夸大描写，从而或多或少地“丑化”了她们的形象。对于无灵魂无意识女性形象的塑造，余华更只是把她们当做一个个符号来描写，完全没有赋予“人”的意识。这种对女性“压抑性”地描写，和作者本身是名无法切身体会女性心理的男性有关，更和余华作品里透露出的强烈的男权主义相关。为了突出作品中的男权主义，女性作为和男性对立的群体注定只能当一个弱势群体。尽管余华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挖掘值得我们称赞，但是小说中隐含的男性政治立场和性别歧视倾向同样不容忽视。这种相对“畸形”的创作手法，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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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情结
浅析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情结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余华的小说常常呈现出一种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对鲜血、暴力和死亡的叙述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这种倾向与他的童年记忆、阅读经验以及80年代的先锋文学潮流有关。对暴力的残酷书写决非余华内心的真正向往，实是作者采取极端和隐喻的方式对人文关怀的重新提倡和对人生苦难的痛切关注。 关键词：余华；鲜血；暴力；死亡；人文关怀 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创作中，余华通过冷漠残酷的叙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血腥、暴力与死亡的世界。90年代创作转型后，余华小说的潜在主题依然与暴力有关。这种极端而强硬的叙述方式其实隐喻了作者对人和世界本身的独特理解。令许多读者关注的是，余华为什么这样迷恋于血腥和暴力的书写？或许，只有解开了这个谜底，余华精神世界的最后一道大门才会向我们真正敞开。 <一> 余华对鲜血的钟情由来已久。在中国以往的文学作品里，血莫不与道义、气节联系在一起，而余华笔下的血已无关宏旨。“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成名作里，余华不动声色地将自己鲜红的血液稀释成了“眼泪”，第一次向读者显示了他冷酷的一面。而在那篇以《鲜血梅花》（1989年《人民文学》第一期）命名的小说里，他就兴趣盎然地玩味道：“一旦梅花剑沾满鲜血，只须轻轻一挥，鲜血便如梅花般飘离剑身。只留一滴永远盘踞剑上，状若一朵袖珍梅花。”到了《死亡叙述》，余华则是这样描述鲜血的：“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去的洗脚水似的。”而“我”却以欣赏的眼光看着自己的鲜血在地面留下的印痕，毫无痛惜之感。余华曾经坦言：“暴力因为其形式而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①［P162］对暴力的迷恋，使余华在描写鲜血时，禁不住会以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欣赏的眼光来打量，甚至以华丽的语言来不厌其烦地精描细写。如在《一九八六》里，余华这样写道：“破碎的头颅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样纷纷落下来，鲜血如阳光般四射……溢出的鲜血如一把刷子似的，刷出了一道道鲜红的宽阔线条。”在这里，鲜血四溢的视觉冲击，给人的不再是惊心动魄的畏惧，而是豪奢的感官盛宴。与此同时，余华内心的暴力倾向、死亡情结也愈来愈清晰地展现给了读者。 “暴力”也是贯穿和理解余华小说的一个关键性词语。早期如《一九八六》、《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作品，写的多是一种纯粹的肉体暴力，并希望用肉体暴力这个寓言转寓“精神暴力”和“思想暴力”。后期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表面看起来似乎没有了血腥和暴力的场景，但它们的潜在主题其实依然与暴力有关。 以中篇小说《现实一种》为例，尤其能够说明余华那冷酷的暴力美学。这篇小说不仅有最为阴郁、冷酷的血腥场面，更重要的是，余华让我们看到了，人是如何被暴力挟持着往前走，最终又成为暴力的制造者和牺牲者的。暴力起源于一个叫皮皮的孩子，他虐待和摔死了自己的堂弟。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可是已经开始学会使用暴力来获取快乐—— “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儿，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了一个耳光。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揍母亲。挨了一记耳光后堂弟突然窒息了起来，嘴巴无声地张了好一会儿，接着一种像是暴风将玻璃打开似的声音冲击而出。这声音嘹亮悦耳，使孩子异常激动。然而不久之后这哭声便跌落下来，因此他又给了他一个耳光。” 接着，皮皮抱着堂弟到屋外去看太阳，似乎是出于本能，当他觉得手上的孩子越来越重时，就松开了手，那一刻，他“感到轻松自在”。就这样，暴力的旋涡在孩子一次无意识的罪恶行动中形成了。山岗和山峰两兄弟及其妻子，都被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暴力的旋涡中。成人世界的暴力一旦展开，可绝不像孩童世界那样是非理性的，它是有计划、有安排、有目标的，它要求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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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高二年级组郑思萌 教学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 格： 2、激发学生课下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拓展文学知识，修炼 文学素养； 3、理解和探究中国古代女性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培养学生正确的 价值观和独立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不能类型的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制造人物命运的 原因； 2、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探究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教学方法： 小组讨论法，鉴赏法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4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请同学回忆下曾经在课本中学过的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并简要分析下
这些形象的人物性格 二、初步感知 接下来用四个课时分四个方面归纳中国古代的女性形象 1、中国古代才女； 2、被誉为“红颜祸水”的女性； 3、聊斋中的女鬼； 4、中国古代妓女。 三、中国古代才女 卓文君 卓文君，汉代才女，西汉临邛（属今四川邛崃）人，与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一段爱情佳话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也有不少佳作流传后世。 卓文君她貌美有才气，善鼓琴，家中富贵。她是汉临邛大富商卓王孙女，好音律，新寡家居。司马相如过饮于卓氏，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同驰归成都。因家贫，复回临邛，尽卖其车骑，置卓文君酒舍卖酒。相如身穿犊鼻裈，与奴婢杂作﹑涤器于市中，而使文君当垆。卓王孙深以为耻，不得已而分财产与之，使回成都。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据《西京杂记》载，文君作司马相如诔文传于世;又载相如将聘茂陵人之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后世常将卓文君事用为典故。传说后来两人生有一女，唤名琴心。因正月初一生，故皇后赐名元春。 卓文君，一个美丽聪明，精诗文，善弹琴的女子。可叹的是十七岁年纪轻轻，便在娘家守寡。某日席间，只因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多情而又大胆的表白，让久慕司马相如之才的卓文君，一听倾心，一见钟情。可是他们之间的爱恋受到了父亲的强烈阻挠。卓文君凭着自己对爱情的憧憬，对追求幸福的坚定，以及非凡的勇气，毅然在漆黑之夜，逃出卓府，与深爱的人私奔。当垆卖酒为生。生活艰难，但两人感情日深。这也是一直流传至今的爱情故事里最浪漫的夜奔之佳话。 班昭 班昭（约45年?－约117年?）一名姬，字惠班。汉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史学家班彪女、班固与班超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寿，早寡。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班昭继承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gū）。善赋颂，作《东征赋》、《女诫》。班昭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班昭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清代女作家赵傅“东观续史，赋颂并娴”。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
余华小说的创作特点 (2)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 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
浅析余华小说的创作风格
浅析余华小说的创作风格 摘要：余华是一位前后时期风格有很大变化的当代小说家，他的小说突破传统模式，带给读者全新的认识与感受，他的创作方面推陈出新，无论是最初的创作思想、创作内涵还是创作手法都有独特风格，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先锋；转变；思考；美学；形式 余华是众多先锋派小说家当中创作风格较为独特的一位作家，在他的小说中，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被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与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展示出对现实世界中人生的迷惑、思考、怀疑，呈现出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怪圈，组成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余华的小说创作到目前为止可以说经历了两个阶段。1987年至1990年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段时间余华创作完成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中短篇小说。第二创作阶段是1991年之后，他完成了《在细雨中呼喊》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黄昏里的男孩》等短篇小说，代表作品《活着》在台湾、香港、意大利等地获奖。 作为一名小说家,余华具有强烈的自我挑战意识，他的内心是想要不断超越自我的。无论是自己的创作思想上还是作品内涵方面，他的作品之间都有着明显的变化和发展。这使余华在当代作家中像一颗新星脱颖而出，也使文学研究工作者呈现出对其作品态度褒贬不一的态度。 纵观余华的创作风格，首先在选材方面，不能不说暴力美学的体现是余华创作的一个重要风格，这是他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形式的最终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而不恰当的形式会反过来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在创作中用蜂拥而至的暴力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许多研究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真实，想为读者展示一个不能被重复的世界，所以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他倾听到的是来自世界深处分崩离析的声音，因此他的作品中必将出现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更是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更为悲剧性。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初探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初探 发表时间：2009-07-28T17:04:14.500Z 来源：《中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2009年第15期供稿作者：田雪青 [导读]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同封建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初探 田雪青 摘要：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同封建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结果是悲惨的，但意义却是深远的。 关键词：鲁迅；妇女形象；文化 作者简介：田雪青，任教于河北省昌黎县茹荷镇初级中学。 一、前言 鲁迅写了许多封建社会妇女悲惨命运的作品，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悲惨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生活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 鲁迅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二、鲁迅作品中妇女形象的分析 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明天》的主人公单四嫂“是一个粗笨女人”，是一个悲苦的守节妇女。她勤劳善良，丧失丈夫后，遵循着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观念不敢改嫁。她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惟一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儿子。然而，厄运却向她袭来。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社会的冷漠使她连小宝的性命也没有保住。小宝死后，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她的精神世界一片空虚，在她面前，那无尽无休的明天将意味着什么呢?在她周围除了想趁机揩油的人以外，她得不到一点同情，那人情的淡薄，真令人不寒而栗。 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养成了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抗争意识的奴隶性格。她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打击和不幸，只是通过所寄托的如梦幻般的“明天”，依旧是永远无法兑现的梦。 《祝福》展现了封建礼教对妇女压迫的深重残酷。本文中的祥林嫂，这位勤劳善良的普通村妇，也是被封建礼教吃掉的弱小者。封建社会的买卖婚姻使祥林嫂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丈夫死后，其婆婆又将她像牲畜般地卖给山坳中的贺老六。但第二次婚姻更不幸，夫亡子丧，大伯收房，将她赶出贺家。当走投无路的她再次到鲁四爷家作佣工时，她已被封建礼教判定有罪：寡妇再嫁，伤风败俗；克夫克子，更是不祥之物。封建卫道者鲁四老爷告诫四婶，不让祥林嫂祭祀时沾手。鲁镇的人们也以“又冷又尖”的态度对待她。祥林嫂精神上受到歧视、压迫；柳妈又告诉她死后要被阎罗王锯成两半给两个男人，使她极端痛苦，灵魂得不到一点安宁。为赎罪名，祥林嫂用光她的工钱，到土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当作自己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然而，不管她怎么为自己的命运竭力挣扎，她的种种努力始终得不到封建势力的承认和原宥。捐门槛赎罪后，四婶一声“你放着吧，祥林嫂”，给予她精神上的最后致命一击。她在鲁镇的祝福之夜，倒毙街头。 可以说，祥林嫂是被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条绳索活活勒死的。封建卫道士鲁四爷，他不但对祥林嫂这个廉价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从身体上对她进行摧残，还从精神上进行无情打击，指责她“不干不净”、“败坏风俗”。最后将她踢出门外，使她沦为乞丐，最终倒毙街头。族权的代表者婆婆和大伯，一个将守寡的她当牲口出卖，一个又将夫亡子丧的她赶出家门。这一出卖一驱赶，充分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也使祥林嫂身心受到了打击。之后，社会无处不在的神权思想，又继续给她精神上的重创。柳妈对她宣传阎王对寡妇再嫁惩罚的因果报应，这使从肉体到精神都受着双重奴役的祥林嫂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尽管柳妈这种并非恶意的恫吓带着封建迷信色彩，但愚昧麻木的祥林嫂却深信不疑。祥林嫂最终被封建制度这座大山压碎了。她的死，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彻底批判与否定。 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长期以来，由于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因此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打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根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本原因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里，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
余华小说女性形象塑造研究
余华小说女性形象塑造研究 摘要 余华是中国大陆在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位小说家，写作的文风以反映现实为主，而且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数量不多，大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且悲性较多,这些女性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主要从余华小说典型女性形象分析入手，分析存在于这些典型女性形象的精神特征，并且联系余华本人的身世特点以及余华在创作中的经历，从中深度挖掘余华创作这些典型女性形象的根源。 关键词：余华；小说；女性；分析
目录 摘要.............................................................................................. 错误！未定义书签。abstract (1) 第1章余华小说中的典型女性形象的精神特征 (4) 第1节物品化特征 (4) 第2节扁平化特征 (4) 第3节依附化特征 (5) 第二章余华小说中典型女性形象的根源 (9) 第1节男权主义的叙事视角 (7) 第2节作者主体经验的局限 (7) 第3节作者教育和阅读经历的影响 (8) 参考文献...................................................................................... 错误！未定义书签。致谢.......................................................................................... 错误！未定义书签。
前言 在当代文坛上，余华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从他1987 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到新世纪的今天，已经有众多的作品出版。不少作品翻译成了外文，还有一些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搬上了荧屏。他的影响力也由平面化的纸质扩展到了立体化的影视传媒。对这样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家，文学评论界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文学评论家们把他定位为80 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并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关注他的创作转变。 对于余华小说中创作的典型女性形象，余华对女性的书写仍旧没有脱离男权主义的窠臼，女性形象的扁平压抑，个性的稀薄不足，人物命运的坎坷悲惨，这样的叙事模式有他先锋书写、追求叙事新颖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他在无意识之中陷入男性中心主义的逻辑。.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影响比较大的余华作品，以《许三观卖血》、《兄弟》、《活着》、《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这几部余华代表作中的典型女性形象入手，通过借助小说文本分析常用的人物特征分析方法，从典型人物的精神特征入手，分析典型女性所具有的典型精神特征，并且从男权主义的写作叙事视角、余华本身主体经验以及作者本人的教育和阅读经历入手，分析作者塑造这些典型女性形象的根源。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浅谈余华先锋小说《活着》
正如一条颠簸在大海中的航船，始终会在浪尖与谷地起伏一样，前行在写作之路上的作家们的创作状态无疑不可能稳定如一。余华也不例外。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余华在1995年前后，也就他在那篇《活着》的创作前期，余华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 首先，我们跨越对经过和原因的猜测和臆断，把目光直接投向1997年，我们会发现余华在那一年做出的一个对中国先锋文坛不啻为一个噩耗的决定：放弃先锋试验。然后我们再回眸身后。这时候就会发现，那实际上在1995年就已经是注定的事情了。这一年，另外两个著名的年轻作家苏童，莫言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余华的告别先锋小说的宣言是："我现在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而这时恰恰是他继《活着》之后，另外一个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杀青不久。那么就让我们稍微关注一下这后一部被作者声称为"关注现实"的作品。实际上，它与余华早期作品之间相当明显的变化。或者说，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这篇文章与余华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完全是两种样子。 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1995年，就会发现余华的唯一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就是那篇轰动一时的《活着》。这样说来，《活着》应该是余华创作的一个过渡。 《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我们可通过《活着》继续一个真理：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余华在自己的创作风格转型期间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同时，也因为另外一个真理，"写作是不能完全依靠天赋的"，余华的先锋性写作在经过了十多个年头后，于1995年左右的时候彻底陷入了低潮。事实上，这在中国文坛还是具有一定广泛性的。1980
年以后露面的作者中，都曾经被先锋的这样的标签贴过，不过他们在90年代前后，悄然进入了他们曾经不屑的主流文学。当然余华等少数几人坚持的时间甚至还要更久一些。 从这个角度说，《活着》是作者在自己进行先锋性文本创新枯竭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出路。不过作者自己恐怕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作品本身看，尤其是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有可能象孩子信手涂鸦一般写下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如果对照余华的自身经历的话，会发现惊人的真实性，事实上，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余华写作的最初动因）。 作者在将这个作品雕琢之前，可能称不上是在创作。在余华的创作陷入低迷的时候，写作其实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活着》是一篇在随意中完成的小说，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与所有好作品一样，是一种偶拾，或者是一个运气。 《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来，《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论鲁迅小说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 [内容提要]鲁迅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在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一直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其中，中国妇女问题、特别是农村妇女问题是鲁迅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从其作品中撷取了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位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女性一一分析。鲁迅笔下这几个主要女性的悲剧，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 [关键词]鲁迅小说悲剧女性形象 鲁迅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在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一直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其中，中国妇女问题、特别是农村妇女问题也是鲁迅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鲁迅以妇女为主人公的作品不多，但很有代表性。《明天》、《祝福》中的单四嫂和祥林嫂，都是失子的寡妇，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封建思想和礼教的毒害，命运悲惨却从没想到要去抗争。《离婚》中的爱姑具有较明显的反抗性，但并没有跳出封建礼教的圈子。《伤逝》中的子君，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五四”时代的新女性，敢于冲出封建家庭，与自己的爱人自由结合，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以及个人的思想局限，同样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悲剧。鲁迅通过这几个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既同情她们的遭遇，又批评了她们自身存在的缺点，更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腐朽、反动的封建宗法制度，揭示了妇女要获得解放，首先必须取得社会的解放这个深层的含义。 鲁迅是20世纪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毛泽东对鲁迅评价时说：“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主将”。他弃医从文，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一直在探索“国民性”问题，他要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坠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疗治”的注意。他的小说，着重于反映下层社会的人们的不幸，具有悲剧的美学意义。在他的小说中，涉及女性的篇章不算多，但就在这为数不多的篇章中，通过一个个在生活中痛苦挣扎的女性的悲剧，深刻揭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愤怒控诉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种种罪恶，其悲剧性的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震撼灵魂的艺术效果。 一、失子的寡妇：单四嫂子 最早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是《明天》，单四嫂子是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个女性悲剧形象。她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品质，勤劳、善良；也具有旧社会农村妇女的弱点，逆来顺受。她是中国旧社会农村“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妇女形象”①。 单四嫂子是勤劳、善良的。守寡后专靠着自己的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她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封建礼教
浅谈丁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浅析丁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内容提要：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其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迥别于以前文学长廊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它们不是完美的，但又让人感到特别真实，她们的美，她们的傲，她们的悲，她们的勇，构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丁玲本身是一个女性味十足的女人，以及她本人的生活经历的影响。 关键词：丁玲女性形象美傲悲勇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现代作家群中，丁玲是比较亮丽的一颗。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为读者奉献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曰记》、《阿毛姑娘》、《韦护》、《水》、《田家冲》、《杜晚香》、《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丁玲作品中最具分量的部分当属于“女性小说”。丁玲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其中有农民形象，如张裕民、程仁、阿毛老爹等；有地主形象，如钱文贵等；有新时期人物形象，如苇弟、凌吉士、澹明等。但是在众多的文学形象中，最具震撼人心力量的则是大量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梦珂、莎菲、阿毛、贞贞、杜晚香、三小姐等，她们各有特点，在丁玲笔下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她们是美的，是傲的，也是悲的，更是勇的。她们的美，她们的傲，她们的悲，她们的勇，合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战士，合成了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开遍大地的新女性。 一、美 泰戈尔曾经说过，当上帝创造男人的时候，他只是一位教师，在他的提包里只有理论课本和讲义；在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艺术家，在他的皮包里装着画笔、水、调色盒，所以女人才会那么美丽，女人的生命才会那么缤纷。在作家曹雪芹的笔下，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因此，古今中外的许多文章大家，在作品中大都把女性作为美的化身来描写来赞美。这一点在丁玲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描写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美。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菲女士的曰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还是其他女性形象，大都是美的，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 外表美。丁玲以女性特有的笔触细腻刻画了一批绝代佳人。如《梦珂》中描写梦珂“......一天一天地长大了起来，长得象一支兰花，颤蓬蓬的，瘦伶伶的，面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人文学院11级汉语班姜孟克 2011071084 摘要：“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就像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女人，在笑吟吟的光鲜外表下，内里却是苦涩的挣扎。她以其对女性形象独特的理解突破了新感觉派专注于现代都市的声色感觉描写和性心理发掘的局限，在衰落的封建文化背景下，将笔触伸入到市民现实生存与精神困境的深处，透过对都市市民阶层的日常琐事、饮食男女的服饰描写，揭示了为文明所遮蔽的“洋场社会”的真实面目，暴露出都市女性的灰暗与软弱，基调阴郁而苍凉，颇有深度。 关键词：女性爱情婚姻苍凉
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①而她自己却懂的是女人，讲的是女人，她笔下的女人永远是真实又虚幻、残缺又迷人的，正如周芬玲所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多具有…花旦?的原型，美丽、俏皮、浑身都是戏。”②这类女性形象在《传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下文中，我选取了1947年《传奇（增订本）》收录的中短篇小说中的几个典型女性形象，并结合《流言》散文集中个别文章进行分析，希望能获得一些对张爱玲爱情、婚姻、以及女性的了解，寻找她的作品为何长盛不衰的原因。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为几位张爱玲笔下著名的女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袁芝寿、《心经》中的许太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和孟烟鹂、《等》中的奚太太和童太太。为了条理、逻辑性，我想采取分类的方式对以上人物进行分析。我设定的第一种分类标准是这些女性陷入悲剧或者半悲剧命运的原因。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她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因为物欲、第二类是因为情欲、第三类则是无辜受牵连。第一类为了物欲，非常明显是葛薇龙和曹七巧。葛薇龙，只身处于异乡、禁不住姑母奢靡生活的诱惑、屈服于她明知道是“鬼气森森”③的世界，用自己的身体来为丈夫赚取玩资，直到看到集市上的妓女，联想到自己与她们其实并无什么区别，才瞬间感受到自己已然被抛弃的实质。她的纯真与坚持在灼灼燃烧的杜鹃丛中燃尽，只有放纵物欲以填①张爱玲《有女同车》，《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87页②周芬玲：《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5第220页③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14页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Document number：NOCG-YUNOO-BUYTT-UU986-1986UT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