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商业银行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基于中、美、德商业银行体系的比较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如何把握好市场与管控的平衡，无疑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国、美国及德国商业银行，在体制、机制和管控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对比研究，以期借鉴国际经验，推动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进程。

关键词：商业银行改革国际比较借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新形势和新要求下，如何把握好市场与管控的平衡，无疑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1改革发展的关键所在。据此，本文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我国银行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市场经济”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美国银行体系）、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2商业银行体系（以下简称德国银行体系）进行全面比较，以期寻找我国现阶段商业银行改革发展的切入点和平衡点，为推进金融改革提供参考及借鉴。

一、中外商业银行根本金融制度的比较

与西方资本主义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根本金融制度的区别在于，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使得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具有明显的国有主导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信用和隐性担保，一旦银行经营中出现危机，国家1因各国划分标准不一，本文中的“商业银行”泛指具有商业银行性质或业务的金融机构。

2就“社会市场经济的范畴”而言，“市场”是指市场经济，“社会”是指社会保障，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但二者又彼此制约，其实质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

通过不良资产剥离、财政注资等手段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抵抗能力，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在经历了多次危机后，依然保持健康蓬勃发展之势。资本主义商业银行体系则实行的私有制，国家对商业银行治理大体上采取放任发展，认为金融市场同样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出现经营危机时亦不积极采取救助措施，银行机构倒闭破产现象较为普遍。在所有制的区别下，虽然中外商业银行都具有逐利性，但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在追求个体利润的同时，更多地是追求社会利润及整体利益。而西方商业银行则将追求股东自身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忽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要求，出现了商业银行为求短期利益铤而走险，最终因信贷扩张过度引发金融危机。

二、中外商业银行经营机制比较

尽管在根本金融制度上，我国银行业有着制度优越性，但在具体的经营机制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一）公司治理模式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主要是由外生的法律制度因素和内生的资本结构因素所主导，目前主流模式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单层治理结构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层治理模式。

一是资本结构的比较。美国模式的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分散,基本没有控股股东，如次贷危机前，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在内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只有摩根士丹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德国模式的商业银行股权相对集中,有许多法人大股东，股权高度集中在其他银行、保险公司、企业等机构手中,公众手中所持有股票份额比率较低；我国商业银行股权并未完全实现市场化自由流通，国有股在股权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二是股权制度的比较。首先，美国是股东利益至上模式，认为公司的最终控制权应掌握在股东阶层的手中，

公司管理层只应为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服务，而债权人、雇员、供应商、消费者等仅能获得固定报酬,不应参与公司治理；其次，德国是利益相关者模式，强调要对“看不见的手”进行一定的修正，较为重视政府的作用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以利害关系人直接参与公司治理保护其利益，员工占有权选举董事会(上层)成员的半数,银行只是由不同利益集团所组成的联盟,通过在这些不同利益集团中间找到一种均衡，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最后，是我国特有的“一股独大”模式。我国银行业基本上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者”的法人治理结构，但由于国有控股导致所有者缺位，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及监事会的监督管理缺位，而董事会和监事会由于职能不全，大多也是流于形式，难以发挥监管职能；同时，许多商业银行的高管由国家实施任免，使得代理问题在公司治理中并不突出，人事管理面临较强行政壁垒，银行的中小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很难对董事会或管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管和干预。以此为基础,我们对三种治理结构进行了概括比较：

美国：单层治理

德国：双层治理

中国：单层治理

组

成表决图1：美、德、中银行治理模式比较图

(二)银行发展模式

一是经营理念不同。中国银行业受“以供方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传

统观念”的影响，其经营理念基本都是“以产品为中心”，即认为只要产品设计出来，就有客户来购买，而美、德银行业的经营理念都奉行“客户至上”，即根据客户群体来设计产品，但两者也有所不同。美国的银行高度追求“客户至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忽视风险。如美国银行业为了开发信用程度不高和还款能力不足的客户，不惜过度创新金融衍生品，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了次贷危机。而德国则相对保守，在奉行“客户至上”的同时，也注重风险控制；二是经营取向不同。在经营理念的指导下，虽然各国银行业经营发展都高度重视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并尽量在三者之间寻求平衡，但也有所侧重。美国银行业在经营取向上高度追求盈利性，德国银行则由于可以混业经营，可以直接投资证券，而且是德国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必须以现金交纳，这就迫使商业银行不得不持有相当数量的可变现证券，以免准备金不足而遭受严厉的惩罚，因此其更倾向于追求流动性；而中国由于贷款利率长期偏低，信贷需求远远大于供给，银行盈利可靠稳定，加之其考核机制将信贷风险与信贷人员相捆绑，因此，其更加倾向于追求安全性。

表1：中、美、德银行业发展模式比较表

（三）业务经营模式

各国商业银行的经营业务范围都涵盖了资产、负债及中间业务等，但与国外相比，中国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国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制度，即银行业必须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实行分业经营。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也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苗头，成立了多家金融控股公司，同时经营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这与美国模式相

类似。国外则是实行混业经营，具体到美国和德国，又有一些差异。美国历史上曾经实行分业经营，但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渐过度到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模式，即一家金融控股公司拥有在法律上分离和独立注册的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的子公司和从事非商业银行业务的子公司；而德国则是全能银行结构，即在同一家机构内部从事商业银行业务又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而通过在法律上另设的子公司从事保险、抵押银行业务、资产管理、租赁融资、管理咨询、保理业务以及其他的专业业务。

图2：中美德商业银行经营模式比较图

（四）银行盈利模式

就盈利能力来看，各国的银行业在本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都维持了较高的利润水平，但具体又有所区别。一是盈利主体不同。由于中国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且净息差较高，使得其盈利严重依赖利息收入，而国外主要依靠非利息收入。数据表明，2013年3季度中国银行业净息差为2.63%，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为22.46%，而国外由于利率市场化，银行业收入来源主要依靠表外业务等非利息收入，统计数据

显示，美国非利息收入占比为50%以上，而德国的占比为40%左右。二是盈利产品不同。中、德银行业都是主要发展信贷产品，且信贷投向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主，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9月末，中国银行业各项贷款余额75.99万亿元，占其总资产的52.98%，其中涉农贷款16.73万亿元，占比22.02%，中小企业贷款29.78万亿元，占比39.19%。德国银行业在资本筹措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证券市场发展，因此，其银行也以信贷产品为主，占资产业务的比重约50%左右。美国则由于金融市场高度发达，信贷业务一度仅占其总资产的30%左右，大量资金被运用到金融衍生品中，形成资金空转。

图3：中、美、德非利息收入比较图

四、中外商业银行管控模式的比较

（一）货币政策调控传导模式

目前，各国商业银行都通过利率、资产价格、信贷等渠道,对货币政策进行传导，但由于国情的不同，又各有所侧重。中国主要通过信贷渠道进行传导，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融资体系又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其传导机制为，央行通过增加（减少）货币供应量,促使银行业吸收的活期存款会相应增加（减少）, 金融机构供给贷款的数量也会随之扩大（缩小）, 进而造成利率的下降（上升）,刺激投资力度加大（缩小）, 从而使国民收入上升（下降）。美、德都主要通过利率渠道进行传导。美国金融市场发达，并建立起了比

较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利率能有效地反映和调节资金供求，因此，美国对商业银行进行调控，主要是通过利率机制来传导的。政策工具影响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和联邦基金利率，前者在影响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同时也影响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后者则在影响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同时，引起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变动。短期市场利率的变化和人们预期的改变，以发达的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外汇市场和证券市场等）为依托，通过存贷款利率的调整、新的借贷合同、期货、远期协议等方式将短期变化传导给长期利率。长、短期利率变动的影响迅速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引起各种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进而引起实质经济中投资、消费的变化，影响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产出、通胀目标等。在德国货币政策操作中，利率作为操作指标和监测指标，其利率机制可以表述为：联邦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和伦巴德贷款利率以及最低准备金和公开市场操作来对市场利率和银行利率施加影响，进而影响流动中的货币量和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量，从而实现币值稳定的最终目标。

中国：信贷传导机制

美国：利率传导机制德国：利率传导机制图4：中、美、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比较

(二)商业银行监管模式

总体而言，中、美、德都采取多头监管的模式，即都设立了多家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如中国的人民银行和银监局等，美国的美联储、货币监理署等。在具体的监管模式上，各国又各具特色：一是监管模式不同。中国采取的是“分业监管”模式，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相适应，构建了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主的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并建立了银、证、保三方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美国采取的是“功能监管”模式，指定美联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式监管人，金融控股公司又按其经营业务的种类接受不同行业主要功能监管人的监管，伞式监管人与功能监管人之间进行必要的相互协调，实现高效监管。功能监管人主要包括货币监理署和存款保险公司，负责银行业监管；还有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保险署等负责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功能监管是在美国原有的分业监管的基础上演化而来，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分业监管的特点。德国采取的是“统一监管”模式，统一成立了联邦金融监管局，下设银行、保险、证券委员会以及3个特别委员会，分别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二是监管格局不同，美国采取的是“二元”监管格局，除联邦一级外还有州一级的监管机构，中、德则是“单元”监管，只有中央政府有权设立监管机构，地方只能设立监管当局的分支机构。三是监管机构的协调性不同。中国尽管建立了“金融监管联系会议制度”，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沟通和协调往往局限于部门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监管真空、监管重复等问题，影响了监管效率。美国则建立了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各功能监管机构既有分工又通过伞式监管人实现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了各个监管机构之间共享的数据库；德国由金融监管局履行对金融业统一监管职能，而央行不参与监管，只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并负责构建金融统计数据库，每天与金融监管局进行数据共享。

图5：中、美、德银行业监管比较图

四、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基于上述比较，我国商业银行在借鉴西方银行业体制机制的基础上，迫切需要找准现阶段改革发展的切入点和平衡点，推动国内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

（一）平衡好市场与调控的关系，推动改革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不俗表现充分显示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近来受追逐高额利润驱使，国内信贷资金脱实向虚等现象屡有出现。因此，在今后的改革发展中，国内银行业在合理追求利润的同时，应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大对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如加大“三农”、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等，促进社会统筹协调发展。

（二）平衡好制衡与分散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

从中西方银行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来看，西方银行业股权的过度分散和我国的过于集中都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因此，在进一步推进国内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过程中，应注重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通

过建立健全股东大会制度，实现股东大会决策民主化、程序化和科学化。同时，还要增强监事会对银行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督效用，提高银行公司治理效率。

（三）平衡好客户与产品的关系，调整优化经营定位

我国商业银行应注意平衡好客户与产品的关系，既要向西方商业银行借鉴学习树立和完善特色品牌的经验，又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向客户提供其所需的特色化金融服务和产品线，实现差异化定位、差异化竞争、差异化服务、差异化发展，打造出各具特色的商业银行。

（四）平衡好杠杆与风险的关系，推进业务模式多元化

金融杠杆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速财富累积，又潜藏着较高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国银行业要平衡好杠杆与风险的关系，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转变盈利模式。综合运用信用限额、经济资本等手段，提高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推动盈利模式向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并重的结构转变。二是调整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将支持重点放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行业，围绕服务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特别是实体经济产业，积极开拓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提升中小企业贷款比重，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三是科学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我国商业银行要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利用推出简单产品、限制产品分档、提高产品发行周期等手段，降低证券化产品的杠杆率，将资产证券化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实现信贷资金安全和收益双丰收。

（五）平衡好市场与调控的关系，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

从政策调控来看，数量调控是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典型特征，而西方国家则倾向于价格调控。在中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的当前，我国银行业既不能机械式照搬西方国家完全放任自由竞争的模式，又不能一味强调数量调控，而应该继续以中国特色道路为前

提，结合中国金融市场实际内在情况，适度、逐步引入市场化和价格调控，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建立“利率走廊”模式，确保市场化改革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之上。

（六）平衡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增强监管协调机制

从目前我国监管模式来看，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模式主要是分业监管, 金融监管机构为规避金融监管中出现空白，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制度下，继续对金融创新坚持积极而审慎的态度，逐步顺应未来发展的趋势,建立起适合未来金融业创新和混业经营的监管体系,以适应综合化全能型银行发展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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