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评论】论莫言乡土小说的叙事伦理

摘要：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叙事场景的乡土小说，既折射出世俗乡村与国家意识形态在伦理上的差距，又映照出传统伦理与现代个体伦理在乡土社会的冲突，还在一定程度成为了莫言对中国特定历史时代的阶级伦理加以质疑、反思的载体，其乡土小说叙事伦理的背后隐匿着莫言重建和谐、合理的社会伦理的强烈诉求。

关键词：批判建构莫言乡土小说叙事伦理

莫言堪称当代中国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莫言以其旺盛的创造力为读者奉献了大量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白狗秋千架》、《欢乐》等）和数部颇具分量的长篇小说（如《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莫言小说大多涉及乡土生活，且小说的叙事场景多集中在高密东北乡，其乡土小说在叙事上凸显出较为独特的伦理色彩。本文即尝试从叙事伦理角度对莫言的乡土小说加以解读，挖掘其小说叙事实践背后隐含的伦理诉求及其穿越权力话语的可能性。

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天然地生活在一定的伦理秩序当中。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折射出人类的某种生存境况与伦理秩序。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叙事场景的乡土小说，既折射出世俗乡村与国家意识形态在伦理上的差距，又映照出传统伦理与现代个体伦理在乡土社会的冲突与拉锯，还在一定程度成为莫言对中国特定历史时代的阶级伦理加以质疑、反思的载体，以此为切入点，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捕捉到莫言潜隐在小说叙事背后的重建和谐、合理的社会伦理的强烈渴望。

一、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突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高密东北乡既是莫言魂牵梦萦的故乡，又是他从小就渴望逃离的热土，那里有太多的苦难和太多的欢乐，那里既是他精神的家园，又是实实在在的乡土中国。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进行过细致独到的分析，他认为乡土中国是一个由己推人的“差序格局”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人伦社会。而在这个人伦社会中，“伦”指的是“从自己推出去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伦重在分别，在《礼记》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从伦理层面来讲，《礼记》中的“十伦”即是规范乡土中国中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的传统契约，作为儒家伦理文化核心架构的“三纲五常”亦给乡土社会以深远的影响。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密东北乡的乡民浸染在传统儒家人伦中，并自觉用传统伦理来规约现世生活。

高密东北乡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其乡民的思想观念深受封建道统与人伦的濡染，尤为凸显的是体现为“男女有别”。在传统的封建宗法制社会，男性是社会、家庭的主宰，女性只是作为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附着在男性身上。在高密东北乡，女人不可避免地摆脱不了传统人伦所赋予的生育责任。在《红高粱》中，戴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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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红高粱家族》第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27—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

梁小娟

批判与建构

——论莫言乡土小说的叙事伦理

167莲的父母贪图单家的钱财而不惜将女儿推向火坑——嫁给一个麻风病人，父母对于女儿出嫁能够换回一头骡子这样“划算”的买卖心满意足。《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因丈夫缺乏生育能力而婚后几年未孕，被逼无奈只得借种生子，在姑姑“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苦心安排下与姑父“乱伦”，连生两个女儿后又先后与土匪密探、江湖郎中、杀狗人、庙里和尚、败兵等发生性关系后陆续产下五个女儿。上官鲁氏连生七个女儿，在家庭里的地位岌岌可危，公婆、丈夫的打骂早已成为家常便饭。生第八胎时，因家中黑驴头胎生产，婆婆无暇顾及难产的上官鲁氏，且不停地念叨“母凭子贵”这样一个道理：“没有儿子，你一辈子都是奴；有了儿子，你立马就是主。”女人如果不能替夫家延续香火，那在家庭里的地位就还不如一头驴子。从《红高粱》、《丰乳肥臀》中，我们可以看到：女人成了物物交换中的一环，女人生命的价值还抵不过一头骡子或者一头小驴驹子。在《蛙》中，侏儒王胆东躲西逃超生下一个女儿却要了自己的命，可丈夫陈鼻看到新生女儿后颓然泄气，捶胸顿足地向祖先忏悔：“老陈家五世单传，没想到绝在我的手里”。小说叙事人蝌蝌的妻子王仁美为了生个儿子而偷偷怀孕，因引产大出血而送命。可见，在乡土社会中女人的命，贱若草芥。

在莫言营造的高密东北乡，死于生产是小说中女人较为普遍的归宿。女人纵使有万般能耐，如不能诞下儿子、传宗接代，在家族中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在乡土中国，“女人的一生都逃不脱家庭的规定，只有在家庭里，她才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她才是女、母、妻、妇、媳，而非女性”

在乡土叙事中，莫言为我们展示女性残酷生存境况的同时，还从伦理层面对其加以反

思，从中烛照现代伦理与传统伦理间的矛盾冲突，凸显现代人的伦理观。

二、革命伦理与自由人性的悖反

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风云激荡、烽烟四起的革命的世纪。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国共内战到土改互助，从“大鸣大放”到文化大革命，“革命”一词成了中国历史的核心符码。“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革命者应按照革命的原则与标准行事，这就构成了革命的伦理道德。”

从这一任务出发，为达到预期的革命目的，在革命伦理与个体

伦理发生冲突时，革命伦理往往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个体伦理加以收编、改造甚至是扼杀。

在以高密东北乡为叙事场景的乡土小说中，莫言在叙写乡村历史变迁的同时，以一种细致入微的笔触书写了革命伦理与自由人性间的悖反。《丰乳肥臀》的叙事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文中多处写到革命伦理与个体人性间的疏离。土改时期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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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引子：叙事与伦理》第4页，华夏出版社2007

年版。

伯兰特?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第6页，肖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批判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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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富农，革命干部动员贫农张德成揭发地主司马库的恶行，张德成控诉司马库一个人娶了四个老婆，而自己同样身为男人，同样有性需求却到了三十七、八岁都还未沾过女人，并在台上辅以粗鲁的动作发泄自己欲求不满的牢骚。神圣的、崇高的阶级革命，在张德成的性需求面前轰然倒塌。对于高密东北乡的光棍汉而言，舶来的、外加于乡民思想上的革命伦理与个体的情欲相比，后者的吸引力显然远远超越了前者。瞎子许仙跑到台上控诉司马库逼得自己家破人亡，要求政府枪毙司马库的儿女来抵债。对于许仙“父债子还”这一传统思维逻辑，乡民们虽然认同，但一旦要将之付诸于年轻幼小的无辜生命，哪怕是县长鲁立人用慷慨激昂的革命话语宣扬革命逻辑：“我们枪毙的看起来是两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我们枪毙的是一种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枪毙的是两个符号！”

。莫言的乡土小说在展现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革命伦理与自由人性间的冲突与差异的同时，用文学叙事为我们呈现了另一种努力，即如何建立新的、合理的、和谐的伦理秩序的尝试。从小说文本来看，重造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是由批判与建构两个层面共同构筑的。

在小说文本中，莫言借助叙事从横向与纵向两个层面向我们描摹了在同一伦理系统中所孕育的两种不同的人格形态和道德形象。从横向来看，在同一家族中，男、女两性生活在共同的社会伦理系统中，两性间的生命力往往呈现较显著的差异。如《丰乳肥臀》中的上官家族，男性如上官福禄、上官寿喜、上官金童，性格懦弱、行为猥琐，一辈子都躲在女人身后过着窝囊日子。女性如上官吕氏、上官鲁氏、上官来弟、上官招弟、上官领弟、上官想弟、上官盼弟、上官念弟、上官求弟、上官玉女，巾帼不让须眉，个个都敢爱敢恨，面对苦难与厄运勇于担当，敢于抉择。而被上官家视为唯一希望的上官金童却一辈子断不了奶，患有恋乳症，永远无法实现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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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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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立与精神的自主。上官家族男女两性间的性倒错，不妨视为莫言的刻意为之，以一个家族的特例，来推翻传统伦理对男女两性间的角色预设和身份规约。与上官家族相比，司马家族的司马库、司马粮父子都是铁骨铮铮的血性汉子，他们并不遵循传统伦理规范而是听任内心的野性恣肆滋长，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实现人性的涅槃。对照来看，上官家族的男人人性遭到阉割，生命力极度萎缩，司马家族的血液里流淌着无尽的血性与野性，在外力的刺激下雄强的生命力随时都会喷薄而出。上官家族男/女间的强烈对照，上官家族与司马家族间男性的巨大反差，最终都凝聚为同一个目的，即对自由、顽强、充满韧性的生命力的高度颂扬。

从纵向来看，祖辈、父辈身上彰显的雄强生命力远远超出被现代文明阉割了的后代，如《红高粱》中“我”爷爷土匪余占鳌遵循自然法则和内心天性行事，为了爱情落草为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在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之外寻求人性的自足，“我”父亲豆官在抗日年代追随余占鳌谱写下可歌可泣的人生乐章，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成为高扬自由人性的典范。小说中余占鳌与冷支队为代表的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以冷支队的爽约和侵占胜利果实而告终，实际上也可看作是个体伦理与革命伦理间的一次并不成功的结合。在既定的伦理规范下，生命的野性只会遭到扼杀而无从自由生长。《红高粱》中作为叙事人的“我”并未在历史和现实中出场，但却在对祖辈、父辈的顶礼膜拜中为“种的退化”而深刻检讨。小说中父/子间生命强力的对比，实则是对自由人性的肯定与褒奖，是对一切束缚、制约人性自由生长的伦理道德的突围与释放。

可以说，《丰乳肥臀》和《红高粱》表征了莫言重造社会伦理秩序的批判与建构的两个向度。批判侧重的是冲破传统伦理、阶级伦理中某些桎梏人性发展的拘囿，建构推崇的是人性的自由发展。从伦理层面来阅读莫言的小说，我们甚至可以将《红高粱》以后出现的作品都看作是对《红高粱》或长或短的注解。《红高粱》里高擎的人性自由大旗，贯穿了莫言后续乡土小说写作的始终。莫言乡土小说的伦理叙事是对中国乡土人生的鲜活展示，也是莫言对建构和谐、健康的社会伦理秩序的一次艺术实践。流淌在小说字里行间的伦理叙事，也为当下社会道德意识的重建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视角，这也是莫言在“讲故事”之外为我们带来的伦理思考。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2010级现当代文学博士生/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於可训

摘要：鲁迅在1933年出版的两部选集《鲁迅自选集》和《鲁迅杂感选集》对于鲁迅自我形象的建构和写作姿态的塑造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两部选集所昭示的由“纯文学作家”到“杂感专家”的转变中，鲁迅面对重重质疑，最终对杂文的价值和前途充满信心，赋予了杂文文体现代性的品格。相对于同年出版的周作人的《知堂文集》，鲁迅的姿态更值得珍视。

关键词：选集文学概论文体知堂文集

鲁迅一生，似乎不大喜欢“选集”之类的书，除了对选家的眼光和学识表示疑虑外，还对选本的意识形态表示反感。在与施蛰存、朱光潜等现代学者的论争中，这一点表现的尤为突出。关于此，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阐释得很清楚：“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倘吕东亮

1933：

鲁迅的两部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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