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

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

哲学看起来抽象难懂，离我们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很远，但实际上与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哲学是探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为人的工作、生活提供智慧、方法的一门学问。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我们领导干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主观上最终可追源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善于从哲学高度去提升工作方法，认为完成任务是“过河”，而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工作方法是“船”，不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完成任务就是一句空话。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干部中有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陈云曾说，学哲学，终身受益。我们领导干部每天都处在矛盾的包围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学哲学能提高我们领导干部驾驭矛盾的艺术，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我们的工作方法。李瑞环具有较好的演讲能力，讲得话大家爱听，受启发，他个人能取得较大进步，与他学哲学、用哲学有关。正如他所说的：“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你的地位越高、场面越大，它的作用越大。”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6页。

用哲学完整地看待事物，具有五个基本视角和方法。这五种视角和方法分别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认识论、历史观和人论，它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内容与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一、求实思维与从实际出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块内容，是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这里的客观存在，主要指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这里的主观意识，主要指人的思想、观念。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把这种核心观点转化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内在要求树立求实思维。这种思维体现在认识事物的出发点上，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对事物的认识，从哲学角度讲，基本上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从主观出发，主观地看待事物，带有个人的先入之见，即带着有色眼镜看事物；二是从客观实际

出发，客观地看待事物，尽力不带个人主观偏好，力求认识事物自身的本来面目。

把求实思维转化为我们领导干部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要求把吃透上情与吃透下情结合起来。领导干部的一项首要工作就是决策，而决策首先取决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否正确，决定着决策是否科学。这叫做科学的决策取决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判断。有的人对一些事情不敢拍板，往往是因为心里底气不足和底细不清，缺乏调查研究。那么，领导干部如何在工作中运用求实思维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呢？最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注重吃透“上情”和吃透“下情”相结合：既要吃透“上情”，把握上级的一般号召，克服工作的盲目性；又要吃透“下情”，从当地特殊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空间和条件为转移，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我们既不能借口本地方的特殊而自行其是，也不能不顾特殊实际而死搬硬套。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和条件中存在的，把握住这一客观事物存在的时间、空间和条件，就比较容易客观地把握这一事物的实际。毛泽东指出：按照实际情况确定工作方针，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其实，这种方法也是一切工作方法的基石。

领导干部开展工作，首先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及区情、市情、县情等。过去，我们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以唯书、唯上的思维看待社会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出发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多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没有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犯了跨越历史阶段的错误。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必须运用求实思维来把握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

1978年以后，我们党通过实践标准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国情，结果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时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空间），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条件）；因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首要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是市场经济，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正是这种正确的认识与判断，我们才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初级阶段”（历史方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首要任务）、“市场经济”（发展手段）、“三个有利于”（思维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所在。

二、辩证思维与全面、联系和发展地处理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块内容，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是：任何事物都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基本方面，要全面地看待事物，就是要看到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基本方面（夫妻、师生、干群）；要联系地看待事物，就是要深入认识事物之间、事物内部的内在本质联系即对立统一关系；要发展地看待事物，就是要认识到事物发展的内因来自于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

全面、联系和发展地看待事物，内在要求树立辩证思维。所谓辩证思维，就是要运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眼光来看问题，在注重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统一，在注重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对立。如过去讲“斗争”，今天讲“和谐”。

辩证思维内在要求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掌握两种方法：

一是抓重点带一般，同时力戒把重点当成唯一，以重点与全面统一的眼光处理问题。这是一切工作方法的核心。今天的领导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那么，领导干部如何从繁杂的事务中“超脱”出来，进而掌握驾驭全局工作的主动权，提高工作效率？基本的方法就是集中精力抓住每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或中心工作，即抓重点，抓住主要矛盾或中心工作，一切问题就容易迎刃而解。抓好重点的方法，就是要抓得准（在所有矛盾中抓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抓矛盾的主要方面）、抓得狠和跟得上。抓得准，就是要准确抓住影响全局、事关成败的主要矛盾；抓得狠，就是抓住主要矛盾扭住不放；跟得上，就是解决主要矛盾的政策、措施和方法要跟得上。

同时，我们做工作，既要抓重点，又要抓全面，确立“两面性”看问题的工作方法，力戒把重点当成“唯一”。建国以后，我们有不少把重点当成“唯一”的教训。改革开放之前宁算政治帐不大算经济帐；改革开放之后抓经济忽视社会；看待资本，要么谈资色变，要么资本至上。结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些掌握辩证思维方法的哲学大师和领袖人物也会在现实中犯错误？其实，任何人包括掌握辩证思维方法的哲学大师和领袖人物也会在现实中犯错误。这有四个基本原因：只掌握一种思维方法而忽视其他思维方法；只具有哲学素养但其它素质不高；缺乏理智、失去理性思考；双重人格，掌握辩证思维方法，但受立场和利益驱使。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虽然也会犯错误，但不能得出结论说不需要掌握唯物辩证法，应当说掌握唯物辩证法可以

少犯错误。

二是通过斗争与和谐的方式谋求发展，以发展的眼光处理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虽然我们注重搞统一战线，但以斗争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是主要的。而在和平建设年代，虽然我们不能忽视斗争，但以和谐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则是主要的。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领导干部要运用“和”的方式化解矛盾、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其主要方法是：多予少取；换位思考；自以为非；寻求共同利益，共享发展成果。

三、实践思维与掌握合理的实践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块内容，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核心观点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对象）的能动反映；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是认识过程的两大飞跃；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原则。

这些核心观点要求我们树立实践思维。其基本内容是：在言和行的关系中注重行，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要把口动变成心动，把心动变成行动；在盲干与巧干的关系中注重巧干，允许干的就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干，不允许干的就不干，没有规定干和不干的，就创造性、灵活性地干，在干中探索，甚至可以“走钢丝”；在外在名分与实际效果的关系中注重实际效果。

根据这一思维方式，领导干部需要掌握以下两种工作方法：

一是由注重认识“谁”走向注重认识“谁”与认识“什么”的统一。认识是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人所认识的客观对象主要有两种，一是认识人（即认识“谁”），二是认识客观事物（即认识“什么”）。认识的对象不同，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也就不同。西方文化也注重认识“谁”，但更注重认识“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也注重认识“什么”，但更注重认识“谁”。主要表现在：在世界观上，西方对真理的追求非常执著，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而我们中国对上级权威相对看重，我爱真理我更爱我师；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西方相对注重能力，强调知识就是力量，而我们中国相对注重权力，愿意做官；在认知方式上，西方相对注重“琢磨事”，而我们中国相对看重能认识到什么人，看重人际关系，注重人情、背景、等级、身份。结果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获得较快发展，而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既要注重人们之间的合理交往，更要注重去探索、发现事物的真理，注重“琢磨事”，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注重掌握把思想、理论变成实践、现实的具体合理的方法。从感性认识提升出来的理性认识往往以思想、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以思想、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性认识还应回到实践中变成现实。这实际上就是我们领导干部比较关心的“贯彻落实”或“实践”问题。这种转化，要求我们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应掌握操作方法和能力。具体说就是要注重从利益、技术、制度和政策四个方面入手来提高实践操作能力。

四、社会结构思维、过程思维与遵循历史规律并运用公民社会理念开展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四块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核心理论，一是社会结构理论，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与合力论的有机统一；二是历史过程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

这样的核心理论，要求我们树立社会结构思维与过程思维。所谓社会结构思维，就是善于从社会结构状况出发来分析社会发展状况和人的发展状况，避免单因素决定论；所谓过程思维，就是要把社会发展看作一个具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不能随意脱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犯落后和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要注意把社会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转化为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

1 运用社会层级结构来分析今天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运用“公民社会”理念来开展工作

考察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方法，是从“结构—体制—文化”三维入手。实际上，体制的深层背后是结构，结构决定体制，结构比体制更根本。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往往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运作体制，有什么样的社会运作体制，往往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结构问题不解决，体制和文化问题也解决不了。马克思考察社会的根本视角是社会结构。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结构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状况影响着社会和人的发展状况，其中经济因素起最终决定作用。这反映的主要是近代欧洲的社会结构状况。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近代西欧的社会结构不同，属于社会层级结构。所谓社会层级结构，本意是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被延伸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本质上是权力层级结构。其蕴涵的基本特征是：（1）在权力结构上，以权力为本且政治权力较大，而经济权力、社会权力较小；因而总体上属于“金

字塔式”的权力层级结构，一切资源相对容易向上聚集，一切指令相对容易向下贯彻，自上而下传达上层指令相对通畅，自下而上反映基层意见会相对遇到某种阻力；（2）在权力运作方式上，政治权力至上、权力自上而下运作、逐级管制而对其缺乏有效制约，由此重集权、讲管制、讲等级、讲服从。显然，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注重的是权力层级、地位层级、身份层级和关系层级。

这种以权力层级结构为核心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对稳定社会秩序具有一定作用，但也是产生当今中国许多问题、尤其是政治领域中的问题的“根”，因而是分析当今中国许多问题的一种工具。

第一，一些地方之所以实行的仍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有关。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相对注重对人的管制而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往往重权力轻能力，重依附轻独立。

第二，某些政府职能缺位、越位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权力运作方式。这种运作方式固守权力，注重对资源的控制与占有，不大注重供给与服务，就是说重管制轻民主、重私人特权轻公共服务。本来，在市场经济领域，主要靠“看不见的手”来追求效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和有利于创新的环境，然而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却使权力市场化了，这叫做“越位”；本来，在社会公共领域，政府既要维护公平，又要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然而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却以权谋私，对逐渐拉开的贫富差距调节不力，服务不到位，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这就是“缺位”。

第三，存在着的某些社会不和谐现象，在根本上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有关。在今天，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一定意义上会导致权力的市场化；后者易导致公正理念的缺失；公正理念的缺失易引起分配秩序的混乱，使人们不能完全做到各得其所；分配秩序混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会导致社会分化，具体表现为涉及到利益问题时人们之间难以达成共识，许多人往往从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从共同利益出发来看问题，也开始以对立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富人与穷人之间会出现某种互相敌视的倾向，许多部门在膨胀自己的局部利益，不再以全局的眼光来看问题；这种社会分化必然产生社会不和谐的现象。

由此，必须循序渐进地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就是把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公共服

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制约”的公民社会结构；把注重上下国家政治权力管制、但对政治权力缺乏制约的“集权型”权力结构，转变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注重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分权型”权力结构；把政府权力至上且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公共权力和民主三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权力运作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民社会结构。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市场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建设。

在今天，我们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现代“公民社会”理念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公民社会，是相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而言的，指市场经济领域和国家政治领域之外的、由公民自愿结合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公共领域（如网络等），是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主要包括红十字会和社区（公共生活领域）、行业协会和商会（工商经济领域）、消费者协会学会（权利保障领域）、研究会（学术研究领域）等。

领导干部如何运用“公民社会”理念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呢？具体做法是：有条件的地方，适当鼓励公民参与；使其能充分表达民意；进行民主协商；借用民间力量。这就要求我们领导干部要善于学会与媒体打交道，与民间组织打交道，与专家学者打交道，并与他们之间进行良好的合作，借他们的力量来做一些政府想做但又不好直接出面做的事情。

2.注重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与历史进程，以“历史规律”的眼光处理问题

要运用“历史规律”的眼光来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由“物质驱动型”经济走向“创新能力驱动型”经济）。根据“历史规律”我们应认识到，这种转变，既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逻辑，也是符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历史进程。实现这种转变，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在物质财富相当贫乏因而必须注重物质财富积累的经济发展阶段，如果把“创新能力驱动型”经济当作重点与核心，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来看待和对待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就是“冒进”；而在时代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要求转向“创新能力驱动型”经济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如果依然固守于“物质驱动型”经济，那就是落后于历史阶段来看待和对待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就是“守旧”。在经济建设工作中，既不能把现阶段必须完成的任务置之不理，推卸历史责任，也不能超越历史阶段，把将来才有可能办到的事情放到现在来办。

五、人本思维与注重解放人和公平正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后一块内容，就是人论。

马克思主义人论的核心观点是：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他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最高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人论内在要求我们树立人本思维，即把人当作主体，依靠人；把人看作目的，为了人；把人当作尺度，尊重人。

领导干部运用人本思维指导工作，需要把握以下两种工作方法。

一是注重解放人与开发人，解决发展的活力问题，以建立活力社会。如何才能具体做到这一点呢？根据以人为本的要求，我们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通过“尊重人的正当利益、充分发挥人的能力、尊重个人及其个性、倡导人的自立”四种基本手段，来解放人与开发人。在人的主体性日益增强的当代中国社会，人们越来越看重人的价值；在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的过程中，人们也越来越看重自我价值。这对我们领导干部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在工作中强调人们听话服从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人的解放和开发，要尊重每个人的个人价值及其个性差异。这样做，更有利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注重解放人与开发人。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通过解放思想来解放人和开发人的过程，结果不仅使民众的能力得到发挥，而且也使社会焕发活力。其实，看一种体制、政策及领导好不好，重要一条，就是能否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

二是注重公正，解决发展的和谐问题，以建立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缺失必然使人们在机会、分配和结果上失去公正，进而影响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领导干部在工作努力做到机会公正、分配公正和结果公正，进而要求做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这样做，才有利于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和谐问题。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解决我们工作和生活实际问题，首先要全面掌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次要弄清问题的类型和性质；然后根据问题的不同类型和性质采取不同的方法：当涉及到如何客观地看待事物方面的问题，主要采取求实思维；当涉及到如何处理各种复杂关系方面的问题，主要运用辩证思维；当要揭示一个事物的本质及其价值的时候，主要运用历史和价值相统一的思维；当要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和人的发展状况的时候，主要运用社会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当涉及到人及其价值方面的问题，主要

运用人本思维。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