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学术成就探因

胡适学术成就探因

摘要：胡适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颇多，这在学术界已逐渐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本文通过对胡适生平资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出了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四因子”：雄厚的国学基础，这为他后来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丰富的新知识、新思想，为其治学提供了参考比较的材料；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是他治学的一把利刃；现实社会的需求，是他治学前进的动力。有这四个因素，才使他能够在学术研究中驰骋，也正是在这四个因素的作用下，才使得他在学术的研究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关键词：胡适学术成就原因

Abstract: The accomplishment that Hu Shi gets on leaning is quite much. This zais to have gained acception of a major scholar already academic circles. By direct on Hu Shi all one’s life ,collection, the collate of a data, sum up the main body of a book having put up “four factors” that he is getting accomplishment on learning: The tremendons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basics, is that he does scholarly research having laid down solid basics; Rich new knowledge, new thought, provide referential umparative material to do scholarly research; Need of real society, the driving force that is to go ahead that his does scholarly research. Exactly be that have had this four factors, the effect has gone down, he has got just now will do among research of the learning brilliant accomplishment just now if he is able to gallop, also to exactly be among academic research among this four factors.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国学基础的奠定

胡适的“破蒙”教育是比较早的。在他还不到三岁时，他父亲便亲自当起老师，一边教妻子冯顺弟认字，一边教小胡适认字。在父亲忙时，他的母亲便当起了代理教师继续教他认字，她自己也借此温习熟字。就在这样的温馨团居生活中，在其母亲认得近千字的时候，小胡适也认得了七百多字。

在他父亲胡传去世后，其母亲便把希望全寄托在小胡适身上，谨尊亡夫“糜儿天资聪明”应“努力读书上进”的遗嘱，亲自把不到四岁的胡适，送到私塾读书。由于小胡适此时已识得近千字，故不须念《三字经》、《千家文》、《百家姓》、《神童诗》等一类“破蒙”的读本。他最先读的书，则是他父亲胡传亲自编写的体现儒家人伦和程朱理学精神的《学为人诗》、《原学》二本。他父亲所秉承的程朱理学的“遗风”也随之遗留了下来。为了使先生能够尽心尽力的教，使小胡适受到更好的教育，别人家教两元的学费，其母亲都是加倍的给，

并叮嘱先生：“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2]先生掰开揉碎，由浅入深的讲解，使胡适受益匪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一生最得力的讲书正是他“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3]

在这个受到“优待”的私塾里，在他母亲晨喊夜陪的严厉督促下，小胡适顺利的完成了他九年的家乡教育，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论语》（朱熹集注本）、《诗经》（朱熹集注本）、《大学》（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易经》（朱熹集注本）、《礼记》（陈注本）、《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4]等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5]这些经史典籍的熟读，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较为系统的旧文的基础。这些由朱熹注的书也使他“陶醉”于宋儒之中，以至于“觉得对于《四书》、《五经》一直由朱熹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6]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是从崇拜程朱理学的根苗。这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起作用的。由于幼时秉承了家乡的程朱理学遗风后又在学堂读了朱子注本，这为胡适开拓了治汉学的路子。基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另一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出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学开拓了了道路”。[7]

在私塾里胡适还得到了一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的儿童生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8]的小说。这一时期他一共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这些大量“白话小说”的阅读，使得胡适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并且“在几十年后”于他“都是很有用处”。看这类小说的另一好处便是帮他“把文字弄通顺了”。他后来也说：“《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帮助。”他不但要看这些小说书，还要把其中的故事讲出来给自家姊妹听。这样就逼着他“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以至于他到“十四岁来上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得很像样的文字了”。

[9]这就使胡适在无形中得到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他后来倡导白话文和考证小说早早打下了基础。

在上海六年的“新学”教育中，胡适仍继续坚持自习“汉学”，而且还特别“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及“宋明理学的书”。[10]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就对胡适“虽自幼进新式的学，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而大加褒扬，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在他治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作用。

海外的七年求学之中，胡适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图在学问上融包古今，贯通中西。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与文学特别留心，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了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对裴“崇有论”，范缜的“因果论”的认真检阅，对宋儒注经的公正评价无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史自觉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还专门排列出了一个现代哲学研究系统的纲目。文学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他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主要见解已经相当成熟。他对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文学实际主义”创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发出他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学专论（见1915年8月18日日记）。

当然，生在徽州的胡适，不可能脱离皖学派对他的影响。朱熹、戴震、吴敬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对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学，对吴敬梓的敬仰使他顿悟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是影响他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作专门的论述。

胡适对于国学所取得的坚实基础无疑成了他以后治学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没有如此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治学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二、新知识、新思想接受与丰富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气象峥嵘。这一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是胡适在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此时少年的胡适正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着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营养。

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受到了当时“思想很新”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很大的影响。他曾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当时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以后，这几个字几乎成了胡适终身奋斗的目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还用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作教本，而且出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1]的很新颖时髦的作文题。这对于胡适思想上启蒙的影响可谓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杨先生对于胡适，不仅传授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为其新思想、新知识的接受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读完赫胥黎《天演论》时，胡适的思想随之受到了震动，这震动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也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13]后来，正是由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合而为一种方法论。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正是这种“进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学理的输入，才使胡适能够写下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示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14]的。可以说，赫胥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学说直接启迪了他的治学思想，使其能够从一个新角度、新手法对中国学术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产生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这一时期，胡适所读的书也开始由《四书》、《五经》转到《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上了。这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新书的广泛阅读一方面为他增添了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思想。为其治学增加了“新源流”。

在胡适所读的新书中，对有他有深远影响的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部著作使胡适“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15]《新民说》诸篇文章历举了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之“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16]鼓舞了他以后的求知之路中去寻找那高等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7]这本“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第一次给胡适“一个学术史”[18]的见解。这对于胡适将来用历史的眼光治哲学史无不裨益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缺了的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也使胡适发了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9]可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不仅为胡适“开辟”了知识的“新世界”，也给了他一个新启示：治中国哲学史。正是因为有此时播下的“种子”才有“开山”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诞生。

七年的海外留学时期才算得上是胡适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胡适学习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学习构建了胡适的知识体系，为其以后治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他对这些学科中最感兴趣的则

是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师从哲学系的名教授厄德诺学习，与哲学系夏德教授关系也不错。胡适后来就跟随这位德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另修汉学的。这时胡适的中西兼学及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作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但为胡适所崇拜的，也是对胡适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实验主义作为美国式实践理论概括，强调以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20]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辨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它较之五四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较之封建主义思进步的学说。用这种较之封建思想进步的学说来指导学术研究无疑会取得进展性的成果。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目就是一个证据。”[21]实验主义对于胡适，简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命脉，是指导他学术活动的原则。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他后来也告诉人们他的本可以作为夸耀资本的文学革命，也只不过是“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运用”。[22]胡适的一生中，在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涉猎了众多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还起到了一种范示性变革的作用。这与他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23]有很大的关系。

新知识的丰富，扩大了他治学的视野，也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新思想的汲取，延展了他治学的思路，也构建了他的治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便利法门。他所提倡的“输入学理”其实就是要输入西方的新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在“整理国故”时他也主张“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上，要虚心接受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材料上，欧美日本学界有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最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胡适的学术成就也正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新知识。温公颐在《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就说：：“作者熟悉西方哲学史，他参照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作者优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资料，又熟悉西方的哲学史，这样他就可以收‘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之功，比起那些只懂‘汉学’，或只知西方哲学史的人就优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也说：：“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中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容易多了。”

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没有方法指导的学术工作无异于“盲人骑瞎马”。有了方法，但没有丝毫科学性的也是不能指导学术工作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的指导是学术工作者取得成绩的保障；同时，它也给学术工作提供了迈向成功大门金钥匙。胡适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的成就，正是在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胡适自幼便秉承了他父亲程朱理学的“遗风”，在以后的求学中又一直读朱子注的《四书》、《五经》，并且觉得朱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一方面，这使得他对朱子的“物而穷其理”的归纳精神有所取得与继承。朱子曾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胡适自己也认为程朱一派“新儒学”的治学门径在于“他们把‘格’字样‘至’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

[24]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怀疑加以汲取与继承。朱子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有

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5]后来胡适也主张：“做学问须在无疑处而有疑……”[26]

当然，胡适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不单停留在“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归纳的方法上。他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程朱的“即物而穷其理”，虽有归纳的精神，但存在“一种被动的态度”。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恰好“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格物法”。随后，程、朱的归纳手法，经过陆、王一派的思想解放，便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27]这自然使胡适把视野投向了“清学”的重量级人物——戴震。

胡适对戴震这位徽州文化史上的先哲，乡贤很是推崇，不仅为他写传，而且讨论他的思想、学术。直到后半生，胡适还穷尽精力，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辨证，戴震及其“皖派”清学学术性格是考字义，辨名物，其学术个性是“由古文训以明义理”和“执义理而的能考核”。其中怀疑、辨伪、求是的学术精神则是与朱子之学有一致的地方。诚然，戴震及其“清学”的内在学术精神，本有对“宋学的空论的反动而起。戴震及其“清学”主要体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重实证，尊重事实。同时，他们有“假设通则原能力”——“因物求则”。尤其是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胡适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

在西学中胡适接受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这些西洋现代学术思想的启发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不再单向的了，而是双向的，互动的。胡适在晚年原口述自传曾回忆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督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28]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与中学双向互动来寻求两者的相通之处，从而逐步建构了他的科学方法论，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具有兼容并蓄，承先启后的开创性意义的方法论。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乾嘉学派’和西洋古僧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29]既指出了胡适方法的优越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既然是集大成者自有它的精妙过人之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所有出类拔萃的学者，都受到过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陈垣、冯友兰等大师都在实证方法上作过探索，并有所创见。

胡适的方法和乾嘉考据一样，都比较注重微观研究。胡适曾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0]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重微观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水经注》的考证，贡献颇丰。胡晓先生在《胡适中国改革思想述评》中写道：“今天的新方法论虽然很多，但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适的红学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话小说考证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经注、禅宗，道教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方法的结晶。”[31]有的学者就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只是适合微观研究，不适合综合宏观研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胡适在考证中做工的工作比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据学派的后尘，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上）、《五十年之来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实验主义》、《新文学的建理论》、《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无一不是宏观研究力作，不能因为他最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文学界通史的写作，就证明他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证明他的方法发现不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方法的指导才使他在宏观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朱文华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认为，胡适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论著综合起来，实际上“其本轮廓和线索勾勒出来了，主要的见解也提了出来”。

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中有些精神原则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值得参考与借鉴的方面。首先，“十字真言”是胡适的一大创造，一大贡献。他对实践中疑难问题的重视，对大胆假设的提倡，对事实证据的强调，对考证步骤的研究，对评判标准的阐释，都是有其精到之处，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具生命力。其次，胡适在整理国故中提出三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2]其中，他提出的“历史”、“系统”、“比较”方法仍是今天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胡适还注重功力与见解并重，实践与理论并重，材料与方法并重，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并重，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学者仍富有启迪意义。

当然，实证主义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在这样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就认为它是万能的方法论，也不能因为这种方法论至今仍有很多的优点，就去掩盖它的不足。胡适方法论的局限性和他的哲学基础有关，实证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及非理性主义不相融的，故他的方法论不适合单独对本体、思辨、直觉、情感、思维等领域的研究，这点早在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出所已经指出。胡适的方法论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理论依据，他所坚持的普适性和统摄性早已不得复存在，其论证方法基本上运用以归纳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而对强调公理的现代逻辑则未予重视。因而他的方法论基本上停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程序的严密语言规范性，研究的结果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方法的干扰而不精确，不适宜需要定量和数理分析领域的研究。

四、社会需要的推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梁等人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最终归于失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革命可以使旧朝灭亡，新朝建立，但文化却不能简单的更新替代。要救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则必须从影响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开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言文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而白话文则被子认为是“穷门小道”。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恰恰是封建尊卑关系的一种反映。直到五四运动前夜，这种八股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化界，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正常发展，且文言文晦涩难懂，而白话方则通俗易懂，更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宣传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必须要找到一种为世人都能接受的宣传方式也是必要的，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就从白话文打开了封建文化的缺口。而胡适则可说是当时提倡白话文的第一人，陈独秀就曾说：“文学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峰则为吾友胡适。”

[33]

胡适认为，白话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在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记载，社会生活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文学自然也同时进化，不能自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他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捉拿人了。”

[34]可见，白话文运动已成为势所必然。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当时第一篇论文学革命的文章。在此，胡适鲜明地提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白话正宗说，他断言“然今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这正宗”。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尊卑观念的挑战。此后胡适一直提倡用白话文来作新文学，而他自己可以说一直在身体力行，把这一观点付诸于行动。为此，他用白话作诗编为《尝试集》，为了让人们从心理上更易为接受白话文，胡适还写了《白话文学史》，在作《哲学史大纲》时也用白话文，并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第一次；此外，在写作方式上，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35]这就从行文格式和使用语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革新，可以

说是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向学术领域推进的标志。

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事业可以说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赞成和拥护，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时代性的一种需求，而它的出现也影响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36]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整理国故”，而“整理国故”在当时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广义的文学革命时期，否定的精神友配了一切，使中华民族在学术上，在思想上完全失掉了发展的根据。于是使人们在五四时代和五四以前的时代之间，有了一个绝大的断层，把这两个时代完全隔开。而要弥补这样的一个断层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舍弃祖国的全部，完全借助于外国，努力于外国的新思潮，新生活，新精神，从而造成一个全新的国度。然而这在当时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量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这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它割裂了文化发展的联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设法在那两个隔开的时代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造成一个统一发展的局面。这就需要在“输入学理”的时候，对国故进行整理，发掘出“国粹”，造成接受新文化的基础。这一方法，是很实际的，也是符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的。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就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哪里有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合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科学和哲学？”在其论文中他主张复兴非儒学派，认为“在这些肖像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胡适在国外设计的这一文化复兴方案，拿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来，在面对中国的断层时就自然的表现为“整理历史典籍，挖掘传统资源，发现传统价值”。但胡适并非是单纯地钻在故纸堆中，而是用评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的，“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37]

尤为重要的是，胡适毕竟是通过引入新的学理。新的治学方法对传统的国故加以整理的第一人，因而他的整理研究在当时确实开了新风气，有相当的范示意义和奠基意义。这样的整理，起码能消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盲目崇拜，也能使那些为新时代斗争的人不再有感到失掉的伤痛，从而最终能减少人们心理中对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排拒，使之能更好的接榫。

1921年7月，胡适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提出“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观点，在随后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又全面阐述了国故整理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方法。一时间，“整理国故”运动蔚然成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胡适本人也在哲学史、禅宗史、《红楼梦》考证等领域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和阶级偏见，反对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在阅读和参考他的著作时，我们是应该认真予以辨析的。

当然，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远不限于以上四点因素，本文只力求从他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进行论述，至于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限于本文篇幅则不再多做赘述。

[1]《江淮论坛》1989年第5期

[2][3]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4] 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2页

[5][6]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29页

[7]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8][9][10]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49-50，51-52，73-74页

[11][1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0，70页

[13][14]易竹贤《胡适传》第101，148页

[15][16][17][18][1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1-73页

[20] 转引易竹贤《胡适传》第100页

[21][22]转引王炜《胡适与实验主义》《兰州学刊》1992年第6期

[23]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24][26]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第163页

[26]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27]易竹贤《胡适传》封面

[28]29[] 唐德刚译著《胡适口述自传》第96，137页

[30]《论国故学》《胡适文集》卷二

[31]《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32]《〈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33]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卷二第六号

[34]《文学革命论》《中国磨擦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35]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5页

[36] 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

[37]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作品集》第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