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要点(全)

先秦文学

一、中国古代文学及其学习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从朝代来说，它包括唐尧、虞舜、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晚清的文学。从时间来说，它包括从原始社会直到“五四”以前三、四千年间的文学。从文体来说，有散文、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等。

中国文学史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对高校影响较大的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学习古代文学的方法：第一，文学史与作品选结合。第二，重视课外阅读：如研究《诗经》，就必须阅读大量的有关《诗经》的著作，如《毛诗故训传》、《诗集传》、《毛诗传笺通释》、《诗经通论》，又如近现代王力、朱东润、陈子展、郭沫若、夏传才、刘师培、程俊英等人的著作。

二、上古歌谣：中国文学的源头

在文学史上，通常把产生于《诗经》之前的民歌和民谣统称为上古歌谣，主要是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的一些民间歌谣。

1、上古歌谣的产生：劳动

上古歌谣最初起源于劳动，是先民在劳动过程中，为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激发劳动热情，而喊出的“杭育杭育”之类的劳动号子。《淮南子·道应训》“举重劝力之歌”：“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2、上古歌谣的内容

（1）劳动歌谣。《击壤歌》记述了人们日常的农业生产过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有何哉!”又如，相传为黄帝时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先民的劳动生活：先是制造弓箭——断竹、续竹；而后是狩猎——将土块弹出，击中了猎物。

（2）祭祀歌谣。原始先民由于无法理解宇宙间的种种现象，便常常以祈祷和祭祀来表达自己的祈盼和愿望，这便有了祭祀仪式上的祷语和祭歌。《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本，归其泽！”

（3）爱情歌谣。《周易》中的爻辞，据考证是上古歌谣中属于最早的具文学性的集中记录，保存有较多有关爱情、婚姻、家庭的内容。如《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这是描写上古时代的一种“抢婚”风俗。

（4）战争歌谣

战争是上古时期极平常的现象，是各部族生存和扩大领土的第一手段。这一时期的部分歌谣就记录了当时战争的一些情况，如《周易·中孚》:“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3、上古歌谣的特点

第一，诗乐舞紧密结合。《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第二，语句简短、朴素，节奏鲜明、短促，二言或以二言为主。

第一章上古神话

一、神话的产生、保存、历史化

1、神话的产生

中国古代并没有“神话”一词，它是上世纪初从日本移植到中国来的。而它本身却是源于古希腊语mrthos，意思是“关于神祗(qí地神)和英雄的故事、传说”。根据马克思的科学概括，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

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我们可以引申地说，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神话的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人在生存斗争中经常受到洪水、大旱、凶禽、恶兽等的侵袭，又因为知识水平低下不能正确认识自然界种种复杂变化（风、雨、雷、电），于是他们以为宇宙万物都有神灵主宰，对自然力加以幻想和神化，创造了日、月、风、云等自然神及故事。

其次，神话的产生也与原始宗教有关。

2、上古神话的保存

我国古代没有记录神话的专书，现存神话片段分别见于后代各种书籍，《山海经》、《楚辞·天问》、《淮南子》保存较多。

《山海经》是先秦时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许多著名的神话仅见于《山海经》。尤其是《海经》部分，更可谓丰富的神话宝藏。如羲和生日、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刑天争神、鲧腹生禹等神话，都出自或仅见于《山海经》。

总之，《山海经》一书，有着地理、博物、历史及人类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在我国古代神话大量散失和被历史家们加以历史化的情况下，它所记录和保存的大量几乎未经修饰的朴野质重的神话，显得特别珍贵。

3、神话的历史化

“神话历史化”的理论在西方很早就被提出来。专门以古希腊罗马神话立论的爱凡麦，提出神即古代君王的见解，认为古代君王或者自封为神，或者被尊奉为神，并因此建立宗教仪式，所以神话中必然含有史迹，或者就是某些历史事件的反映。于是，神和英雄变成了圣君和贤臣，而妖怪则变成叛乱的诸侯或奸佞的官吏，那些形状怪异而力量无边的神和介于人神之间的英雄，那些荒诞不经的离奇故事，也都被解释为人间社会的现象，解释为人类历史上实际上存在的人物。这就是神话的历史化。

神话历史化的结果，一方面是造成中国古代神话的不成体系，只剩下一些零星破碎的片断资料。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把充满幻想和想像的神话放到史学的领域中去，却增加了史传文学瑰丽的色彩。

二、中国神话的主要内容

1、盘古神话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天问》）在先民看来，天地是世界的本源，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载体，先有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有了天，才有日光月耀星辰运行的繁复天象，才有风吹雨打电闪雷鸣的气象变化，才有春暖秋凉冬寒夏署的四季推移。有了地，才有山川湖海，才有禽兽虫鱼，才有万物之灵的人类，人类才能获得赖以生存的谷物和猎物。没有天地，自然也就没有万物，也就没有思考这一问题的可能性。

盘古创世神话在多个民族的传说中出现绝非偶然，一方面可以看出汉民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互相渗透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任何民族无论其文明程度如何，对天地起源的关注总是在其神话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2、女娲神话

女娲造人的神话始见于屈原的《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女娲补天的故事，是我国古代神话中最奇伟瑰丽、动人心魄的作品之一。它在古代典籍中得到了比较完好的记录和保存。其中以《淮南子·览冥训》所载为最早。这个故事，清楚地反映了原始人所遭受过的许许多多自然灾害，包括星坠和地震、火山和洪水、虫蛇虎豹横行等。

3、鲧禹治水

上古时代曾经有过一度可怕的洪水为灾，大约是真实的。因为在发明掘井以前，由于取水的关系，人们大都傍河而居，这由考古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可以得到证明。尧舜时代的这次大洪水是人们对上古时代无数次洪水造成的灾害所留下的惨痛记忆叠合后的反映。

三、上古神话的特点

1、在思想内容方面，上古神话首先是远古时代现实生活的反映，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2、在思想意义上，上古神话最早对我们的民族精神作了艺术的概括：追求真理、富于理想、意志坚强、积极进取、乐观豪迈。

3、上古神话成功地运用了幻想、想象和夸张等浪漫主义手法。

第二章《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

时代，上起西周初期，下至春秋中叶。

作者，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平民、奴隶。

地域，包括东之齐鲁、西之渭陕、北之燕冀，南之江汉，范围涵盖了今天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五省及湖北北部。

1、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

《诗经》的诞生，与周代社会文化条件及社会体制密切相关，而周代文化的核心，乃礼乐，因而礼乐文化无疑是了解《诗经》背景与内涵的重要内容。

礼包括具体的礼节仪式在内的一系列制度、规定及贯穿其间的思想观念。周礼的主要内容，可以用“礼乐征伐”四字来概括。

周代文化正是由于以“礼”“乐”相充实，才建立起了周代的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从而巩固完善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制度。

在周代文化土壤上萌生的《诗经》，深深地刻有“礼乐”文化的印记。用《毛诗序》的话来说，“诗三百”所反映的思想与内容，无非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换言之，《诗经》的撰著者和编订者，无论最初动机如何，客观上都毫不犹豫地在为宣扬周代礼乐文化服务。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诗经》就是记载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文献。

2、采诗、献诗、删诗

《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典籍中没有确切的记载，但它不是凭空地产生的，来源主要有“采诗”、“献诗”。

所谓“采诗”，指有目的地采集民间诗歌。《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汉书·食货志》记载得更具体些：“孟春之日，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按周代制度，王室的公卿大夫也有献诗的义务。《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公卿列士献诗陈志的现象，在《诗经》中也有记载，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周王室最有可能编辑诗歌的是王室乐官，“大师”者流。这些乐官既要教授诗歌，又要保管诗歌。“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春官·大司乐》）。

尚有一个问题，就是孔子是否参与删定的问题。这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孔子曾删诗。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赞同此说的，有班固、王充、欧阳修、郑樵等。

3、风、雅、颂

《诗经》，单看目录，共有诗311篇，分为6类：《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国风》之下，分为十五个小类，《周南》（11篇）、《召南》（14篇）、《邶风》（19篇）、《鄘风》（10篇）、《卫风》（10篇）、《王

风》（10篇）、《郑风》（21篇）、《齐风》（11篇）、《魏风》（7篇）、《唐风》（12篇）、《秦风》（10篇）、《陈风》（10篇）、《郐风》（4篇）、《曹风》（4篇）、《豳风》（7篇），共160篇。《小雅》（74篇）、《大雅》（31篇）、《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风”，是先秦乐曲的通名。《左传·成公九年》记楚囚操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是乡土之音可称为“风”。故说“国风”，“国”是周天子分封于各地的诸侯国，“国风”即各国各地的乐曲。“雅”，是一类符合朝廷礼仪规范的乐曲的名称，“雅”的原产地在西周王室的所在地镐京一带。这一流域古人习称为“夏”。“雅”乐即为周民族发祥地的音乐，是正统的朝廷音乐。“颂”，是一类专门用于王室祭祀的“宗庙之音”。这类音乐往往合以舞蹈。“颂”的意思是舞蹈的“模样”。《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

3、《诗经》的内容

民族史诗

一般认为，属于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古代传说，结构与篇幅较为宏大，塑造著名英雄的形象，并富有幻想或神话色彩的，即为史诗。

《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几篇先周英雄史诗较全面地记述了周族起源、迁徙、发展、壮大、鼎盛的历史，如果我们按照这些诗篇所反映的时间先后顺序，把它们贯穿起来，就仿佛一部比较完整的周族发展历史。

农事诗

农事诗是指那些描述农事以及与农事有关的政治、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诗歌。一般认为《诗经》农事诗大体包括以下十篇作品，即《周颂》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小雅》中《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和《豳风》中的《七月》。从内容上看，这些农事诗又可分为农业祭祀诗、农业生活诗。

战争诗

所谓《诗经》中的战争诗，是指《诗经》中描写战争的诗篇。《诗经》305篇中，据统计，直接描写战争的约计10多篇。这些战争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记录战争的功绩与将士的豪迈，抒发的是将士必胜的信念、同仇敌忾的志气并赞美他们的英武。此类诗大多是写周朝与周边部族的战争，多出之于贵族士大夫之手，如《小雅·出车》《小雅·六月》《大雅·常武》（南仲征淮北之夷）等。

另一类多为下层兵士表达对战争的厌恶与厌倦，以及思乡思亲人的情感。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欢乐，而是痛苦，他们离乡背井，长年服役，使田园荒芜，家中得不到照顾，他们怨天尤人，却又无可奈何。代表作如《小雅·何草不黄》《小雅·采薇》《豳风·东山》。

婚恋诗

《诗》三百，精华在《国风》，《国风》中又以婚恋诗最为精彩。“婚恋”指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据统计，《诗经》中以爱情为题材的婚恋诗共计77篇，约占总篇数的1/4。

如《诗经·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这首小诗，仅有三章十二句，但它却生动地写出了一对情人幽会时的有趣场面，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和感情，在一定程度上还刻画出人物性格，即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天真活泼、聪明慧美的少女和一个憨厚、痴情的男子的形象，虽则只是男主人公自言自语的几句话，可是把他的憨厚实诚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男子的同时，女主人公机灵刁钻的形象也呼之欲出。作品本身虽然简约，但是为读者留下了无数的想象空间，我们甚至可以根据人物的性格复原当时的场景，而这一场景又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和生活气息。

怨刺诗

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驰，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于是大量反映战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

《国风》中的怨刺诗多出自民间，因而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邶风·新台》、《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等等。

“二雅”中的怨刺诗多为公卿列士的讽谕劝戒之作。有的借古讽今，如刺厉王的《大雅·荡》；更多的是针砭时弊、指斥昏君的，如《大雅·民劳》为穆公刺厉王之作；有的斥责奸佞，如《小雅·巷伯》

燕飨诗

专记燕飨宾客的诗，称为燕飨诗。这类诗主要集中于《小雅》、《大雅》中，以《小雅》为多。如《小雅·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4、《诗经》的艺术特点

赋、比、兴的表现艺术

《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与风、雅、颂合称为“诗经六义”。“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诗经》中的“比”，一种是纯乎比体的诗，有《硕鼠》、《鸱鸮》、《螽斯》（《鹤鸣》数篇；一种是为起修辞作用在赋句和兴句中用比喻，如：“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周南·汝坟》）用饥饿说明思念的心情。

《诗经》的比喻，有明喻、暗喻、借喻、博喻等。明喻是“比”句中既有“彼物”，又有“此物”，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关联词“如”字充当比喻的标志。如《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用散乱的蓬草比喻女人的头发，说明这个女人好久不梳洗了。

“兴”是《诗经》中最有魅力的手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兴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

“兴”既要起情，先言之物一定要与下文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如《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诗以清晨野外的青草沾有露珠起兴，带出诗篇主人公偶遇美女的欢快心情，所兴物象中包含了诗篇的内容——露珠与清扬宛转的美人体态，乃至欢愉心情，都是可以关联的。

也有不能隐喻下文却能塑造场景、渲染气氛、烘托下文的。如《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借霜重芦苇，秋色苍凉，烘托爱心难遂的深长愁苦。

语言艺术

①用韵。《诗经》作为早期的诗歌，虽然在诗的格律上尚未形成像后代诗歌那样严格的规矩，却也形成了自己大致有规律的用韵特点，这给《诗经》在诵读与吟唱上增加了美感。顾炎武归纳了三种基本形式（见《日知录》）。

隔句押韵，如《卷耳》（一二三章）：“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句句押韵的，如《鸱鸮》第四章：“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这种一韵到底的手法，读之有一气呵成之感，大大增强了感情色彩。第三种方式是一、二句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再用韵。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②叠字（重言）。据统计，《诗经》中有叠字的篇数是198篇，运用叠字的次数是647次。《硕人》篇，末章七句，六句用叠字。《鸱鸮》末章五句，四句用叠字。

叠字能增强诗的音乐性，使声调优美动人。叠字有描绘景物形态的：河水洋洋、江汉浮浮、淇水悠悠、北流活活；有写人物心理的：忧心忡忡、中心摇摇、忧心京京；有描述动态的：采采卷耳、行道迟迟、鹑之奔奔。

③重章叠句。章，“乐竟为一章（《说文解字》），即乐曲演奏完一遍为一章。所谓重章叠句，即诗篇中对所咏唱

的内容反复出现，而其基本章法和句式不变，仅变动其中少数动词或形容词。

如《无衣》,通过重章叠句来强调战士团结友爱、同仇敌忾的主题。。

5、《诗经》的传授与应用

四家诗：西汉传《诗》有四大家，“诗有齐、鲁、韩、毛。”（《后汉书·儒林传》）齐指齐人辕固，鲁指鲁人申培，韩指燕人韩婴，毛指鲁人大毛公毛亨和赵人小毛公毛苌。其时，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重今文经学，由汉代通行隶书写定的被称为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诗》，跻身官学，同列争宠。而由战国古文字写定的被称为古文经的《毛诗》，晚出于三家《诗》，终两汉之世，一直被今文经排斥在官学之外，只能在民间传授。东汉后期，通今古文经的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才使《毛诗》声名大振。三家《诗》虽列学官，却日趋没落，三家《诗》最晚亡于北宋，唯《毛诗》长存不衰。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一是用于典礼、讽谏、娱乐。二用于外交辞令。三用于教育。

第三章先秦叙事散文

就叙事散文的发轫之作来说，首推《尚书》。

一、《尚书》的文学特征

尚者，上也，《尚书》即“上古之书”。《尚书》先秦时称《书》，汉代以后称《尚书》或《书经》。《尚书》记载的是上起于尧、下迄春秋中叶秦穆公伐郑之事。今本《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之书，原有100篇，据说曾经过孔子编定，此说实不足信。《尚书》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作者可能是各个时代的史官，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的整理和增益删改。

第一，有的记言有相当文采。《尚书》为记言之史，主要为典（典制）、谟（谋略）、训（训诫）、诰（诰令）、誓（誓辞）、命（命令）之文。虽属官方文书，有的已经有相当的文采，如《皋陶谟》，作者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式：“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宽宏而又坚栗，柔顺而又卓立，谨厚而又严恭，多才而又敬慎，驯服而又刚毅，正直而又温和，简易而又方正，刚正而又充实，坚强而又合宜。）第二，文中洋溢着充沛的感情。《无逸》篇中周公告诫成王，以正反事例反复申说，反复叮咛，语重心长。尤其是“呜呼”这一感叹词的反复使用，更加重了感情色彩。

第三，恰当地运用修辞手法。《尚书》中修辞手法运用最多的是比喻，如《盘庚》中盘庚用“若颠木之有蘖”来比喻殷室迁居之后，必定会像倒下的树木一样兴旺发达；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的比喻，劝告臣下听从君王的指挥。

二、《春秋》的记事

“春秋”，本是周代史书通用的名称，《墨子·明鬼下》中就曾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鲁之《春秋》是春秋时鲁国不同历史阶段史官集体所撰，孔子对经作了较大的加工修订，依旧名为《春秋》。《春秋》被后代尊为儒家“六经”之一，故又称《春秋经》。《春秋》以记录鲁国的历史事件为主，同时兼及周王室和其它诸侯；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历史；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祀、盟会，国君的嗣立、丧葬、军事行动等。

《春秋》的记事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地、某人发生某事的格式记写：

一是简洁严谨。《春秋》记事，极其简要，无论多么复杂的事件，作者仅用几个字加以记载。如《桓公二年》“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已算是用字较多者，但与实际发生的事件相比，仍然极其简要。此事件的实际情况是：宋国宗室华父督路遇大夫孔父之妻，贪婪孔父之妻的美色，于是用武力攻打孔父，杀了孔父霸占其妻。此事激怒了宋殤公与夷，华父督于是干脆连殤公也杀了。这样一场宫廷政变，孔子仅用上述几个字记载，显然过于简单。

二是凝练含蓄。如《春秋·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仅用六字记述郑庄公与共叔段兄弟争权成仇，互相攻伐的史实。

◎“春秋笔法”，原指《春秋》作者以一字寓褒贬，别善恶来表明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思想倾向的写作方法。后来，人们把文笔含蓄蕴藉，带有所谓“微言大义”并暗寓褒贬的文字，也称为“春秋笔法”。

三、《左传》的文学价值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东汉刘歆认为这本书是为了“传”（阐释）《春秋》而写，改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为《左传》。又因和《国语》同记春秋时期史事，且同出左氏之手，故汉、唐时把《左传》叫做《春秋内传》，而把《国语》叫做《春秋外传》。

《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的合称。《公羊传》和《穀梁传》是儒家学派解释《春秋》的著作，在战国时期口耳相传，至汉代始有定本，用当时流行的文字写成，并被立于官学，成为官定的教科书。《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用“古文”写成，它以叙事为主，直接解释《春秋》的地方不少，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以鲁国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世次纪年，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722－前468）共254年间各诸侯国的重要史实，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因为它的写作具有形象化的美学特征，它又是一部杰出的散文巨著，显示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1、叙事

《左传》散文最突出的成就就是长于叙事，“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以降，景慕者多。”（《史通·模拟》），《左传》的叙事艺术是其文学价值的主要体现。

《左传》叙事生动形象。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不少出色的艺术手法，使其叙事达到微而显、简而奥的辩证统一。如《齐晋鞌之战》中，卻克“伤于矢，血流及履，未绝鼓音”。张侯“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等等。作者把卻克、解张、郑丘缓三人齐心协力抗击敌人，以及他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其他如《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

其次，叙事严整而清晰。春秋时期大约发生过近500次战争，进行过近450次朝聘会盟之事。这些史事，头绪繁多，主次交错，虚实间杂，难于梳理。但是《左传》的作者在记述这些事件时，无论事大事小，皆能抓住重点，理出主线，弄清条理，将每件事都写得有头有尾，脉络井然贯通，结构严谨而有章法，逻辑清晰而有序。如《鲁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晋崤之战”记载秦穆公越国远袭郑国，终被晋国打败的史实。全文内容也较复杂，但主要是写秦军失败之由。为此，作者着重抓住晋国和秦国的矛盾，以写他们的战前准备为主，并且以“秦违蹇叔”为主线，贯穿全文。战前秦穆公询问蹇叔对此战之意见，蹇叔明确指出秦军“劳师袭远”的严重后果，反对此次战争。穆公拒谏出师，蹇叔哭送其子，又明确指出晋军伏击秦军于崤这一地点。其问穿插郑商人弦高智稳秦军，把情报送回郑国等事实，使故事的发展按蹇叔的分析渐渐趋向高潮。紧接下去，秦军果然在崤山被晋军打败，蹇叔之言终于应验，晋军取胜。最后秦穆公素服郊迎，自言“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结束全文，史事脉络异常分明，委曲而简洁。

2、写人

其主要的写人方法有：

第一，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如“僖公二十三、四年”写晋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国的经过，时间跨度较大，故事情节复杂，为了突出主人公重耳的形象，作者精选了富于戏剧意味的别隗、过卫、醉遣、窥浴等片断，从正面和侧面加以描写，从而勾勒出前后迥异的重耳形象。

第二，运用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丰富人物形象。桓公元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这个细节，将华督父好色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注重心理描写，深层次揭示人物性格。《左传》把笔触直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梦境表现人物心

理。如“晋侯梦大厉”就是晋景公为人尽作亏心事，就怕半夜鬼叫门心理活动的形象再现，揭示了他残暴行为后面的虚弱灵魂。

3、语言

《左传》叙述语言的特点是简洁而含蓄。如《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萧，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士皆如挟纩”，是说楚军士兵心里暖融融的，好像穿上了丝棉，以此见楚庄王之德政。

《左传》的人物语言同样富有文学特色。《左传》所记之“言”，主要为人物对话、外交辞令。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作者常常通过记录一两句性格化的语言，以突出人物的形象。例如郑庄公在制胜公叔段的过程中，说了三句有典型特征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无庸，将自及”；“可矣”。在作者笔下，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在整个事件中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亦昭然可辩。

《左传》尤擅写外交辞令。出色的外交辞令，可以使敌国退兵，国家转危为安，最著名的要数《僖公三十年》的“烛之武退秦师”。

在《左传》一书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于修辞方面都大量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并采用生动的俗语、谚语和民谣。其中许多语言具有警句的性质，后世演化为成语。现代语言中的“唇亡齿寒”、“贪天之功传”、“数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门”、“一鼓作气”、“上下其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风马牛不相及”等皆源于《左传》。

4、战争

《左传》在叙事、写人、语言三方面的文学特点，综合起来看，全书中表现得最集中、最充分的部分即是有关战争的描写。

春秋时期有数百次军事行动，《左传》详细地描述了其中十三次比较重要的战争。如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殽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等。以“城濮之战”为例：

第一，作者描写战争，把双方的政治、外交活动结合起来，从而展示战争发展的因果关系和胜寻负原因。

第二、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使得内容丰富而曲折多变，人物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第三、重视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大量笔墨描写战争中的人，而且借人物之口表现了一些发人深思的军事思想。

四、《国语》的文学成就

“语”是古代以记言形式编成的一种书，内容为取其有教育者而记之，集合各国之《语》以成一书，即成《国语》。

《国语》记史时间始于西周穆王伐犬戎，终于智伯灭亡（约前967－前453年），在时间上与《左传》大体吻合，而且许多历史事件与《左传》相同。

《国语》首创分国记史的体例，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

《国语》虽以记言为主，但也注意写人，刻画了一些性格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晋语》中的重耳、骊姬、子犯，《吴语》中的夫差，《越语》中的勾践。

《国语》全书由二百四十多个大小故事组成，很少单纯的议论文。有些故事，在叙述技巧和情节构思上比前人有不少新创造。

《国语》已能够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例如《晋语一》记，骊姬半夜对献公哭诉申生如何如何不好，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国语》有些故事，运用幽默或滑稽的手法，达到批评讽刺的目的，写得活泼有趣。例如《晋语九》记：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繋援焉。”他日，董祁（即范氏女）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董叔）而縛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求情）乎？”叔向曰：“求繋，既繫矣；求援，

亦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董叔不听劝告，高攀豪门，结果得罪娇妻，被大舅子吊在树上。叔向利用“系援”既指拉关系又指吊绑的一词多义的特点，妙语双关地嘲笑他自作自受。整个故事仅仅几十个字，写得妙趣横生，讽刺人情世态，已是入木三分。

《国语》的语言平实自然，明白流畅，既与《尚书》的“佶屈聱牙”大不相同，也有别于《春秋》的凝练含蓄和《左传》的委婉典美。其用词并不生涩，句式比较接近口语。特别是虚词的大量出现，显得通俗自然，富于生活气息。如“美矣乎！”“乐乎哉！”“然则何为？”。

五、《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纵横家言行的史料集。其最初作者，可能是各国策士。东汉末年，高诱曾为之作注，后来渐有散佚，到了北宋，曾巩重新加以整理，遂流传至今。《战国策》体例与《国语》大致相近，基本上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所涉史实，上自三家分智氏，下至秦灭六国（约前454－前209），凡二百四十馀年。

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尊奉机巧权变；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对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描写，尤其是对一系列“士”的形象的刻画。

从刻画人物的技巧上，不仅象《左传》那样注意故事情节的戏剧性、人物言行的个性化，还采用了心理活动和外貌形态的展现。

发展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做法，在一篇文章中集中刻画一个人物，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形成开创了先河，如《冯谖客孟尝君》中，写冯谖弹铗而歌，焚券市义、营造三窟的事迹。

把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表现性格，如围绕荆轲刺秦王，鞠武的老谋深算，太子丹的心急浮躁，田光的重义轻生，樊于期的慷慨献首，秦武阳的怯弱失态，秦王的贪婪惊惧、荆轲的勇毅镇定从容死节等，都表现得非常充分。

《战国策》最显著的文学特征是在语言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下面四点：

其一，感情充沛，气势宏大。

其二，夸大其词，危言耸听。

其三，以小见大，生动形象。

其四，引譬设喻，善用寓言。

第四章先秦说理散文

先秦说理散文，指的是春秋战国之际各个学术派别的文章。

春秋末至战国初，先后有《老子》、《论语》、《墨子》。《老子》简篇短幅，《论语》也多为简短的语录，但都辞约义丰，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墨子》始渐有论说文的基本规模，但质朴无文，同时也还有语录体的篇章。战国中期，有《孟子》、《庄子》，开始摆脱语录体，往往是长篇大论，比喻、寓言叠出，文学色彩较浓厚。战国后期，有《荀子》、《韩非子》，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是先秦说理文的高峰。

一、《论语》的文学价值

《论语》之名，乃编纂者所加，一般认为，“论”即论次编纂，“语”指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语经编纂，故称《论语》。《论语》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但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1、语言艺术：

第一，善于把深邃的哲理凝聚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抽象的说理文字具有某种诗意。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通过赞扬耐寒的树木，来歌颂坚贞不屈的人格，形象鲜明，意境高远。

第二，语言含义丰富，概括性强。

第三，灵活多变的修辞手法。《论语》中所运用的修辞手法是相当广泛的，象比喻，对比、衬托、借代、比拟、

夸张、引用、双关、反复、对偶、摹状等等，在《论语》中都可找到相应的例子来说明。“对比”：“君子坦荡荡（平坦宽广），小人长戚戚（局促忧虑）”（《述而》）“君子求诸己（要求自己），小人求诸人（要求别人）。”（《卫灵公》）“比喻”：“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阳货》）

2、人物个性描绘：

《先进》篇中的《侍坐章》，记孔子和他的门徒一次较长的谈话。这章虽仅约三百字，描写人物则很精细、传神。孔子与学生们在一起时是位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形象，子路的率直而自负，冉有、公西华的谦逊，曾晳志趣高远、性情洒脱，都勾勒得十分清晰生动。如同《论语》其他篇章一样，本篇写人偏重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偏重于人物人格的展现。

《论语》里一些小故事，不仅写了孔子和他的门徒，还写了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物——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以此来衬托出孔子的思想和形象。

二、《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孟子生活在群雄角逐、学派蜂起、游说成风的战国中期，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必然与不同思想、不同学派相交锋，展开论辩。孟子自己曾说：“岂余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的“好辩”首先表现在论辩中具有喷薄有力的气势。文如其人，他的思想观点，博大胸襟和刚正性格，是使他文章具有凌人盛气的重要因素。孟子正是仰仗这种“浩然之气”使他在论辩中理直气壮、锐气逼人。例如他在名篇《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章中提出的“舍生取义”的论断，就是以他的“性善”论为依据，对于有关生死、节操问题展开论述的。

孟子在论辩中极为引人注目的方法是善设机巧、欲擒故纵，其表现是通过诱导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就范。例如孟子第二次游齐国。劝说齐宣王放弃霸道而行王道的经过，孟子首先用以羊易牛的故事使对方承认有“不忍之心”，具有施仁政的条件。进而质问齐王的王道主张。

孟子论辩时不仅善以层层追问、步步进逼的辞锋使对方无可躲避，而且善用生动的比喻把抽象复杂的道理阐发得深刻透辟，以理服人。《孟子》一书二百六十一章，有九十三章共使用了一百五十九种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中说：“孟子长于譬喻。”《离娄下》中“齐人有一妻一妾”说，有一齐人，家有一妻一妾。丈夫每次外出归来总是吃饱喝醉，告诉妻是有钱有势人所请，但总不见贵人来。一次，尾随丈夫后，方知丈夫在郊外坟地，吃供食祭酒。妻归告妾，二人哭泣。丈夫归仍摆威风吹牛。二人咒骂：“丈夫，是我们终身倚靠，竟如此。”以此故事喻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其卑鄙无耻之举。

此外，孟子散文中的严密推理和排偶、反复等语言技巧，也是增强文章感染力的重要手段。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以上几个方面，展现了孟子“好辩”的特点，也构成了孟子散文感情充沛、气势磅礴的独特风格。《孟子》这部散文不仅成为唐、宋古文家学习的典范而且对后世中国后代散文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三、《庄子》的散文艺术

1、寓言为主，“三言”并用的创作方法。

庄子散文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他的寓言创作上。庄子的寓言在先秦诸子中，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性强。《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全书有近二百则大大小小的寓言，而且都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写成的。庄子往往不是用一种正面阐述或写实的方法来表述他的思想，而是以超现实的虚构、神奇怪异的想象、荒唐无稽的言辞编造虚妄荒诞的寓言故事，将他的真实思想，寄寓在这些虚妄的寓言故事之中。

秦国，得到秦王的欢心，赏给他百乘车，回到宋国便得意洋洋地跑到庄子面前炫耀，并且以自己的富贵奚落、挖苦庄子的贫困。庄子则以“舐痔得车”作比喻，辛辣地揭露那些获得荣华富贵的无耻之徒，不过是靠着不择手段的行径才达到目的的。

2、汪洋恣肆、恢诡谲怪的散文风格。

第一，构思上的诡奇怪诞。庄子往往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艺术构思，去表现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哲学精神。在庄子的想象世界，人类社会中一切最常见、最可理解的人情事理都消失了，代之以一系列奇特、新鲜、怪诞的观念和形象。如《人间世》中的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脾为胁”。

第二，意境雄奇开阔。庄子善于把自己对自由无限的追求精神灌注于笔端，以挥洒自如之笔，创造出雄奇开阔的境界，表现自己对广阔天地、绝对自由的向往。如《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又如《秋水》描写秋水浩荡奔腾气象万千的景象，也很有意境：“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已。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只此淡淡几笔，就把秋日浩荡无崖的大水汹涌、苍茫磅礴的气势和水天相接的开阔境界写得酣畅浓烈。

第三、章法神奇变幻。庄子散文的笔法不拘一格，变化无究。

四、荀子的议论散文（略）

五、《韩非子》的政论散文（略）

六、先秦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先秦散文对后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思想方面。中国古代各种思想学说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先秦，而这些思想又突出地体现在先秦散文中。从《尚书》中敬天保民的思想，到《左传》、《国语》中的民本思想，再到儒家散文中的“王道”、“仁政”以及大同社会的理想，先秦散文中这些古代进步思想的精华，为后代追求美好理想，渴望改变现实的的人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材料。

先秦散文对后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更是深远。

先秦散文的体裁、题材直接影响了后代的各体文学创作。

先秦散文对后代散文创作方法和技巧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作家都注意借鉴先秦散文的创作经验和文章风格。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一、楚辞文体的形成、名称

1、楚辞的形成

第一，从楚辞体的艺术形式特色来看，它与楚地的原始神话和巫觋的有关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现存的屈原作品看，他的诗歌创作除《九章》以外，其他如《九歌》、《招魂》、《离骚》、《天问》等，无不在这方面有着鲜明的烙印。

第二，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乐曲和民歌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楚辞的形成多方面接受了北方文学的影响。

楚辞的形成不仅深受《诗经》的影响，还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

以上三点讲的是楚辞产生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但楚辞作为一种新诗体在战国时代的楚地产生，关键还在屈原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2、“楚辞”其名

“楚辞”这一名称，按其本义来说，是楚人或楚地的歌辞的意思，表明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楚辞”一词，始见《史记·酷吏列传》：“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

“楚辞”在汉代一般又被称为“赋”，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

因此，“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事物而创作的诗赋，屈原及其宋玉等人学习继承、发展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和风格特征，创制一种新的诗体，创作了一些作品

二、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1、屈原的时代及其生平

屈原的时代，正值战国七雄纷争之际。

屈原正是在这样一个令人焦灼、忧虑的时代，以一个楚国朝臣的身份，为楚国国运和楚国人民的命运奋斗、奔波，而终因无力挽回颓势，悲愤至极，自绝于世的。

屈原的生平，所能依据的资料主要有《史记?楚世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新序·节士》。

2、屈原的作品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著录25篇，但具体篇名未列。东汉王逸据刘向辑本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共24篇。至于《渔父》、《大招》，王逸“疑不能明”，持两可态度；此外，还有《招魂》一篇，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明确说为屈原所作，却被王逸归在宋玉名下。故屈原作品或可能是屈原的作品共有27篇。

三、惊世骇俗的《离骚》

1、题解

“离骚”二字，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离，别也；骚，愁也。”认为离骚即离别忧愁的意思。不过，古、今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认为“离骚”二字用的是楚语，宋代项安世说：“《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韦昭注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项氏家说》卷八）游国恩先生认为“离骚”是楚曲名，即“劳商”，其意义与“牢骚”二字相同。（《楚辞论文集?离骚纂义》）。

屈原生当怀王之世，那时楚国已是内忧外困，日益衰落.“明于治乱”的屈原，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虽遭谗被疏，仍系心怀王，念念不忘振兴楚国。然而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使他壮志难酬，只好把自己未能实现的“美政”理想寄咏于诗。其具体内容是：

一是盼望君王圣明。如：“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二是关注民众生活。“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三是渴求举贤授能。“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四是希望修明法度。“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2、内容解析

从全诗的结构上看，可以分为两大层次，即从开篇到“岂余心之可惩”是诗篇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写诗人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从女媭的责难，即“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到篇末，则主要写诗人遇谗被疏以后，继续求索的精神和所引动的内心冲突，以及最后的抉择。从创作手法来说，前半部分虽然也有艺术夸张，并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但基本上是诗人现实生活的经历，是实写；后半部分，则主要把炽烈的感情化为超现实的想象，表现了诗人内心世界的冲突，和一个苦闷的灵魂，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

首先看《离骚》的前半部分。“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诗人首先以十分庄重而自矜的口吻，追述了自己高贵的出身，以及自己奇异的生辰和美名。“高阳”，是古颛顼帝的称号，在传说中楚国的先祖是五帝中的颛顼。屈原上溯先世，乃与楚王同宗，其意在说明，他对于楚国的存亡，对于存君兴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接着他又叙写了自己生辰的奇异，以及父亲加予他的美名。前者与写他的家世一样，表现他的尊贵不凡，继而又借用美名来写他的性格、理想。总之，这起始的八句，感情是肃穆的，含蕴是深邃的，为他一生的自尊自爱自重定下了基调，也为全诗的体制结构了框架。

3、艺术造诣

《离骚》艺术造诣极高，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形式、语言诸方面，都有开拓创新。

（1）、《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形象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忠君爱国的强烈情感、放言无畏的批判精神；奋发自励的高尚襟怀、苏世独立的高洁人格。

（2）、比兴手法的拓展

屈原继承并发扬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的艺术成果，在《离骚》的创作中，对比兴手法作出重大开拓。王逸《楚辞章句》：“《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嫓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诗人寄情于物，使主观之情与客观物融而为一，创造出富有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就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色的比兴手法的局限。

（3）、诗歌语言。

《离骚》的形式是吸取和借鉴南方楚地的民间歌曲而成，但他吸收了当时蓬勃发展着的新体散文的笔法，打中了《诗经》的四言形式，把诗句加长，结构扩大，既增加了内容容量，又增强了表现力。

《离骚》采用了大量的方言口语入诗，用得最为普遍的是“兮”字，便是在当时民间诗歌，特别是楚地民歌中经常出现的口语，这一语词既增强了诗中咏叹的抒情气氛，又极大地增强了诗句的节奏性和音乐美。

（4）、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

《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史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古代神话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屈原继承、发展了《诗

经》、神话的优良传统，其《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

四、《九歌》

《九歌》是屈原吸取楚地民间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形式写成的一组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诗。

《九歌》共包括十一篇作品，其篇目和次第为：《东皇太一》（天神）、《云中君》（云神丰隆）、《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大司命》、《少司命》（司命之神）、《东君》（太阳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国殤》（为国阵亡之神）、《礼魂》（送神曲）。

1、思想内容

《九歌》作品的思想内容，有一部分是写人们对天神的热烈礼赞的，如《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等。从性质讲，这类诗与《诗经》中的《颂》诗相近，但蕴含的思想和艺术风格却迥然不同。《九歌》中除了这样一些礼赞神明的作品外，更多的是一些描写神与神、人与神相恋爱的作品。

《湘君》、《湘夫人》，是《九歌》中写得非常优美而富于故事情节的诗篇。旧标为两篇，认为各写一神。但从作品的内容和结构看，实为一诗的两章。

2、艺术特色

第一、《九歌》中除《国殇》一篇外，都是神话题材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诗中所描写的各类云、日、山、川之神，其生活环境，容貌体态，无不符合它们作为各类神格的身份特点，如写日神：“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以云为衣，霓为裳，耀武长空，完全是一副潇洒而又威严的日神气概。写山中女神：“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乘赤豹驾的车子，后有文貍做随从。又以辛夷香木为车，编桂枝为锦旗。披香带翠，折花山间，正是山中自然风貌的拟人化。

第二、作者善于把周围的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融合起来写，构成情景交融的意境。如《山鬼》一诗，则用深山中的雷雨交加、猿声啾啾的夜景，来渲染山林女神因失恋而激起的愁苦悲愤感情，更是名文妙笔，极为生动感人。

第三、《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如《九歌》各篇都有许多名句，《东皇太一》中”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写祭神典礼上神巫起舞，香气四溢的场景，宛若目睹。“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

第四、《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质。

五、《九章》与《天问》

1、《九章》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依《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

《九章》的思想内容与《离骚》大体相似。

《九章》的艺术风貌与《离骚》大体相类，只是《离骚》富于浪漫主义，《九章》主要显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它不以飞腾的想象和奇幻的意境取胜，而以具体的写实和直接的抒情见长。如《哀郢》诗人开篇即描写了亲眼所见的一片国破家亡、人民离散逃奔的惨状：“皇天这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其描述有如“实录”。

在写景寄情方面，《九章》有其独到之处。诗人往往情寓于景，景以寄情，无论写山水，言节候，大都情共景生，感人肺腑。如《涉江》：“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凄寂幽晦的环境与孤独无乐的心境相互映衬，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融而为一。

2、《天问》

《天问》是一篇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诗357句，1500多字，172个问题，全采用问句体写成。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

六、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他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

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自己的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黑暗现实作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司马迁对屈原敬佩之至。他曾亲访屈原的遗迹，搜罗诗人的史料，在《史记》中为诗人立传。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他不仅记载了诗人的事迹，而且对诗人“正道直行”的品德和不与黑暗妥协的斗争精神加以热情的歌颂，正确地评价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在遭冤受刑之后，就是在“屈原放逐，乃著《离骚》”（《报任安书》）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

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景慕屈原的为人。李白蔑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特别是他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乃是屈原创作的精神和发展。如《梁甫吟诵》：“我欲攀龙见

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用攀龙游天，叩阍不开，表现自己的被冷遇，表现自己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明显地呈现出学习《离骚》的痕迹。伟大诗人杜甫的爱国忧民精神，也与屈原有着继承关系。又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可以说是受到最普遍敬爱、纪念的诗人。他甚至影响到中国的民俗，据传屈原是在农历五月初五日投江自沉的，在他逝世不久，民间就开始以独特的民族形式来纪念他，那就是每年在端午节包粽子、划龙舟。这一风俗，二千多年来至今未衰。这足以说明屈原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和不朽影响。

屈原作品的伟大艺术成就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离骚》、《九歌》、《招魂》中都有不少神话或神话形象，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所学习和继承。

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

秦汉文学是指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到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

第一章秦及西汉散文

从秦到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秦代由于时间短暂，在文学上的建树很少，可以称述者，只在在统一六国前由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编成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前者文风畅达，后者辞采华美。汉兴以后，陆贾、贾谊、刘安诸人总结前代历史教训和诸子百家之说，其文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国遗风。

一、《吕氏春秋》（《吕览》）

1、概述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即《汉书?艺文志》所称“智略士”）集体编写而成的一部哲理散文著作。

《吕氏春秋》历来被视为“杂家”蓍作，《汉书?艺文志》列入“诸子略”的“杂家”一类。高诱《吕氏春秋序》：“此书所沿，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即认为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倾向。综合以上观点，此书虽以“杂”为基本特征，但采择了诸子之说，且以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多一些。

从吕不韦的主观愿望来讲，其编撰《吕氏春秋》有其个人政治动机。吕不韦不满意秦国独尊法家的政策，企图在始皇亲政前夕系统宣传自己新的治国方针，从而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势力。

2、文学价值

第一、多彩的寓言故事。《吕氏春秋》的寓言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有选自历史传说，有采撷于诸子文章，有来源于民间生活，有出自想象虚构……且多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它们或庄或谐，或实或虚，或生动形象，或妙趣横生，或幽默诙谐、深刻警拔，或冷嘲热讽、喜笑怒骂……用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寓言故事议论说理，往往使文章带有较为浓郁的文学格调，启发性、趣味性强。如《察今》“荆人涉澭”、“刻舟求剑”、“引婴儿投江”。

第二、异彩纷呈的词句。《吕氏春秋》中有大量的名言警句、典故成语，这些辞句争奇斗妍，使议论大为增色，文学因素可观，较其他诸子并不逊色。“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务大》）“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博志》）

成语典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尽数》）“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明理》）、因噎废食（《荡兵》）、一唱三叹（《适音》）、伐性之斧（《本生》）、劳而无功（《本味》）、掩耳盗钟（《自知》）、竭泽而渔（《义赏》）、刻舟求剑（《察今》）等等。

二、李斯的散文

秦一统天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只因时间太短，百业待兴，无时间顾及于学术，又因继承了以刑名法术治国的传统，和鉴于先秦的列国纷争而走向专制主义的极端，更由于雄踞天下而滋生出尊已卑人的褊狭心理，致使秦的学术十分荒芜；秦的文学亦因只注重应用文字和颂扬文字而跌入低谷。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

１、刻石之文

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的第三年（前219）开始，连续近十年时间，或封禅，或巡狩，足迹到达邹峄山、泰山、琅邪，碣石等等。所到之处，皆刻石称颂功德。据《史记》，秦刻石共八篇，其中六篇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刻石之文，大都出自李斯。

刻石之文，源自铭颂。刻石文短而用韵，因受每行字数的限制，大都三句一转韵，颇不同于前此的铭颂。后汉以降，碑碣云起，秦之刻石，是有开创之功的。

２、《谏逐客书》

三、贾谊、晁错的政论文

汉代初年，国家凋蔽，百业待兴。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崇尚黄老无为之治，文化思想有了相对的自由。兼之楚汉之际，百家之学再兴，游学之风复起。延及汉初，余风未息，学者之文，较能畅所欲言，文章具有铺陈壮大的风格。但这时的文章也有不同战国之处。

首先，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文人从政机遇增加，有条件对现实问题作具体的研究。故其为文，大抵论证充分，逻辑严密，文章的结构和语言，自然趋于严谨，少有策士之辞的浮靡和诡辩。其次，汉初文人抚今追昔，对汉代社会的统一与安定倍感珍惜。他们以强烈的责任感总结前代兴亡教训，为统治者提供经验、借鉴，史论而兼政论；冷静客观而兼热情洋溢，是这一时期文章的特点。而最能代表汉初文章风格的是贾谊和晁错。

1、贾谊的散文

《汉书?贾谊传》载，贾谊散文五十八篇（今存五十六篇），刘向辑为《新书》，其主要内容是陈述如何使汉王朝长治久安。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贾谊议论时事、阐发政治思想见解，主要见于《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论积贮疏》是另一篇疏牍文，主旨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

《过秦论》是贾谊的一篇最有文学色彩、政论而兼史论的散文。

贾谊的散文思想内容精深，能抓住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以激切的语气，咄咄逼人的笔力，点出事理的精髓。为了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贾谊在行文中大量地使用排比对偶句，并反复运用对比映衬来增强气势。贾谊的政论文，一直被后人看做是文章的楷模，如左思在《咏思》一诗中写道“著论准《过秦》”。后来的唐宋古文运动，都以汉文相标榜，贾谊的散文是他们推崇的对象之一。

2、晁错的散文

《汉书?艺文志》著录三十一篇。《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贤良对策》和《削藩策》是政论文的代表作。

《论贵粟疏》是晁错写给汉文帝的一篇奏议，是一篇重视农业生产，强调粮食问题的重要作品。原文无标题，此题是后人加的。

四、《淮南子》及其他散文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今存二十一篇，即《汉书》记载的《内书》。本称《鸿烈》（“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经刘向增订后称为《淮南内》，《隋书?经籍志》始称为《淮南子》。

《淮南子》杂取诸家之说而归本于黄老之言。

《淮南子》的散文具有超凡的气势和浪漫风格。它善于运用古代传说和神话故事来阐发道理，“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史通》），为后人保存了一些珍贵的神话传说，如《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其次，多用铺排的手法。

枚乘的《谏吴王书》，意在劝说吴王刘濞放弃反判之心，认为父子之道是天性所定，为子者不能反父，为臣者不能判君。说理透僻，引譬设喻，情感浓郁。

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这是邹阳在狱中给梁孝王的书信，是向其诉说自己忠而受谗、贤而被谤的愤激心情。文章博引古事，引用了大量君臣际遇的事例；语言上多用排比句、对偶句。

桓宽的《盐铁论》，主要是讨论盐铁官营的问题，以论辨形式表述。

刘向的《列女传》、《新序》、《说苑》，这三部书每一卷都由若干个主旨、风格相近的故事组成，故事短小。主要是寄托情志，以谕世事。

扬雄的《法言》，仿《论语》而作，以设问自答构成典型的语录体，是为捍卫孔子之道之作。

第二章两汉辞赋

一、汉赋概说

1、“赋”的涵义与来源

赋是汉代新兴的独特的文体，是诗歌和散文结合的文学形式，是诗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诗化。内容侧重于叙事，多用陈述性和描绘手法。

赋的本意是铺陈直叙，原指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ch ī）文，体物写志也。”《汉书·艺文志》引刘向语云：“不歌而诵谓之赋”，意思是赋为一种脱离音乐的诵读方式。

大体说来，赋源于古诗，奠基于楚辞，形成和兴盛于两汉。

2、汉赋的流变

汉赋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形成、兴盛、衰微三个阶段。从汉初到武帝即位初年的七十余年间，是汉赋的形成期，这个时期主要是骚体赋，代表赋作家是贾谊。从武帝到东汉中叶的二百多年间，是汉赋的兴盛期，这个时期主要是新体大赋。从东汉中叶到汉末的一百多年间，是汉赋的转变、衰落期，由大赋转变为抒情小赋。

骚赋指的是模仿“楚辞”写成的赋，内容侧重抒情，篇幅短小，多用“兮”字语句。这种赋从汉初到汉末都有人创作，以汉初较有代表性。汉初的骚赋，内容继承“楚辞”的“怨刺”传统，抒写朝廷忠奸不分、贤人失志；句式大抵也保持“楚辞”整饬中见变化、情辞婉转的特点，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是其代表。西汉中期以后的绝大多数骚赋，在内容和形式上大抵都走上了祖述屈原的规范化道路，只是这些作家，大都失去了屈原九死不悔的抗争精神。骚赋不是汉赋的主流。

大赋又叫体物大赋，或散体大赋。它篇幅较长，结构宏大，一般都在千字以上。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富丽的辞藻，侧重铺写宫苑、京都、宫殿、山川等壮丽事物，帝王的政治、军事、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帝王贵族声色犬马、畋猎驰逐等生活。其主旨则既美且刺，一方面大力宣扬大汉帝国的声威与气魄，歌颂帝王功德；一方面又对帝王政治上的缺失和生活的奢淫进行讽谏。其效果往往是“劝百讽一”，即鼓励、提倡的成分淹没讽谏的成分，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在结构上，大赋多采用主客问答式。

汉大赋的发展，一般分为三期。汉初为形成期，枚乘的《七发》是其奠基之作。武帝到东汉中叶，是其鼎盛期，作家辈出，名作荟萃。著名的汉赋四大家，即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皆出于此期。此外，枚皋、东方朔、王褒、刘向、刘歆、班婕妤、班彪、冯衍、杜笃、傅毅、崔骃等，也都是此时的重要赋家。东汉中期以后，大赋创作衰微，只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较著名。

小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和抒情，篇幅短小精悍，不用问答体，句式多样，文辞清丽，多用韵语。东汉中期以后，汉帝国衰微，政治黑暗，社会危机严重，大赋失去创作的现实基础，创作稀少，抒情小赋应运而生。张衡的《归田赋》标志着这一转变。其后，蔡邕、赵壹是其代表作家。

二、贾谊的赋

1、《吊屈原赋》（《史记》作《吊屈原文》）

2、《鵩鸟赋》

三、枚乘与《七发》

1、《七发》的内容

“七发”的意义，刘勰以为“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文心雕龙·杂文》）。李善以为“说七事以起发太子”，后一种解释比较符合作者的原意。

2、《七发》与先秦文学

《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

3、《七发》在汉赋发展史上的地位

其一，《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确立。

其二，《七发》至少从下面向个方面体现了大赋文体的基本形成：第一，铺叙描摹，夸饰渲染。例如“曲江观涛”摹写江涛的汹涌澎湃，铺排夸饰，排比譬喻，富丽细致。第二，《七发》完全摒弃了作者自我的真情实感。整篇作品不见抒情的语句，没有作者喜怒哀乐的表现。第三，遣词造句走繁难和华丽。第四，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构全篇。

七体：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拟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典型作品如《七发》，它引起了后代许多作者的模仿，在赋中形成了一种定型文体，号为“七林”。例如傅毅张衡《七辩》、曹植《七启》等。

四、司马相如及其赋作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折点。它掀开了汉代盛世的帷幔，同时，也开始了汉代文坛的新纪元。武帝少时即好文学，即位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

司马相如则是这个时期最大的代表作家。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

五、扬雄及其赋作

扬雄是学者而兼赋家的代表，也是继王褒之后在西汉后期文坛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

扬雄创作的赋，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最著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扬雄赋尤其是大赋，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司马相如赋的写作范式和表现手法。但在题材和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扩大了赋的题材。其次，开创了蕴藉迂徐的赋风。再次，炼字遣词奇崛诡丽，铺陈有度。此外，扬雄大赋篇幅较其他诸家精短。

六、班固、张衡与京都赋

东汉初期赋家继承前汉司马相如、扬雄的赋风，以京都为题材，创作铺张扬厉的大赋，如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是其代表。到东汉中期以后，以张衡《归田赋》为发端，赋体创作向着贴近现实人生、篇幅短小和抒情言志的方向发展，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就是这类抒情小赋的代表。

1、京都赋的崛起

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辞赋中出现了一种新题材，即京都赋。早些时候扬雄写作了《蜀都赋》，但因成都只是地方性城市，故影响不大。

杜笃在东汉初年写出了第一篇描绘京都的作品《论都赋》，描绘了京都的繁华宏丽，既题材新鲜又适宜于发挥辞赋的特点（传统的铺陈手法和讽谕的宗旨都体现于对新的题材、新的对象的描摹中。），所以引起了当时及后代文人的普遍兴起，成为辞赋的一种重要题材。如傅毅《洛都赋》、《反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等。2、《两都赋》

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的，当推班固的《两都赋》，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3、《二京赋》

七、抒情赋的勃兴

1、纪行赋

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

2、述志赋

述志赋是东汉赋向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

张衡的《归田赋》则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和艺术才能，使其成为文坛上独领风骚的作家。

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在赋中他把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化为激切的言词，公诸世人。他用简练的笔把那个污浊的社会现实勾勒出来。“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他竟然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他由刺世竟至于发展到同世道绝决的程度。

第三章司马迁与《史记》

一、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司马迁的家世，与史官有极深的渊源。其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早从传说中的颛顼时代起，他家就世代为史官，这就为司马迁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知识和经验，培养了他的史学品德。第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长期担任太史，学识广博，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第三，司马迁的祖辈中出现过司马错、司马靳这类杰出的军事家，从而形成了司马迁兵学思想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是在故乡渡过的，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从10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后来，曾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又向著名学者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

司马迁二十岁以后，他离开了家乡到各地考察游历，前后十余年间，向南到过今天湖南、浙江；向东到过曲阜和安徽、河南的许多地方。回到长安后不久，司马迁便入仕途作了郎中。接着便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这两次游历使司马迁最大限度地接触自然和社会，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培养了自己丰富的写作感情。

司马迁的一生，大致与汉武帝相始终，据存在资料，无法确切判定其卒年。

“史记”本是史书的泛称。司马迁著史，自名《太史公书》，汉世习称之，又有称《太史公记》、《太史公百三十篇》者。

（史记“三家注”）：（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集解主要汇聚他人的解释；索引解释原文时，除了个人的意见外，也引述他人的解释；正义除了解释原文、说明地理之外，还对一些字加了音注。

二、《史记》的叙事结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本纪”就是一个时间段里的大事记。以当时社会上最有权威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生平年代为顺序，提纲挈领的记述国家大事。《史记》十二本纪分别是：《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

“表”，《太史公自序》云：“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意思是说，“本纪”“世家”“列传”里所记述的事情，纷纭复杂，或同时，或异世，单就各篇观之，不易明了其前因后果，以及与其相关的种种情况，因此作十表，

经成纬立，使千头万绪，纷纭复杂的种种人物事件，一目了然。

《史记》十表“起始时间”与内容

表目开始时间终止时间时代内容

三代世表黄帝共和远古社会

十二诸侯年表共和孔子去世周王权渐落霸权起

六国年表周元王秦二世败诸侯纷争社会剧变

秦楚之际月表陈胜起义刘邦建汉秦亡汉兴，社会剧变

汉代六表汉朝建立武帝太初国家统一空前鼎盛“书”，《太史公自序》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司马迁从具体的社会制度本身探讨社会发展变化，选取了八个方面，分别是：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

“世家”，《太史公自序》云：“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肱股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是指有爵位俸禄时代相传的家族，他们的首封者都是帝王的左膀右臂，他们忠于国家，护卫帝室。“世家”中大致有二类人，一类是西周建国以来所分封的诸侯国（如齐鲁陈宋），当然也包括西周后期所封的（如郑国），以及战国初期瓜分与篡夺旧国自立，而被已经成为傀儡的周天子所不能不加封承认的一些国家（如韩、赵、魏）；另一类则是西汉建国以来历代皇帝所分封的刘姓宗室（如楚元王、荆燕、五宗等），以及协助刘邦开国创业的元勋老臣（如萧何、张良、周勃等）。此外，还有比较特殊的三篇，《外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

“列传”，《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所谓“扶义倜傥”是指讲义气，有节操，气度恢弘，不受缚于传统礼教，不斤斤计较繁文缛节的人，如鲁仲连、荆柯、李广等人。所谓“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这点突出表现了司马迁的人生观，价值观。司马迁赞美那些不失时机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的人，也赞美那些不怕挫折不怕困难百折不挠忍辱奋斗的人，如孙膑、伍子胥、韩信等。司马迁鄙视那些唯唯诺诺尸位素餐谨小慎微庸庸碌碌的人，因此，像叔孙通，石奋，石庆等便成为批判讽刺的对象。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游侠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

《史记》以前的历史散文，重点在于记事，人物几乎沦为事件的附庸。某个人物在书中是否出现，何时出现，完全取决于作者所要记载的事件，“以事取人”的倾向十分明显。与此相反，《史记》采取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史记》以前的历史散文或偏重叙事，或偏重记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们所注重的仍然是对客观现象的记录，而司马迁则透过历史的表象，看到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以人录事，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来反映历史的变化，来判断和说明历史，无疑表现出历史观的巨大进度。因为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人的活动的总和。浮在历史表面的，也许是一些具体的事件，但真正推动历史的却是人。整部《史记》，司马迁反复强调人对于国家兴亡、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三、《史记》的人物刻画

1、以小见大，用小故事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

描写人物生活中的小故事，是司马迁比较常用的艺术手法。他通过这些极为生动的小故事，揭示了人物的思恕性格，着墨不多，却能表现出人物特有的个性。

在《酷吏列传》里，司马迁描写张汤的时候，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他这样写道：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逐使书狱。

张汤是汉朝最著名的酷吏之一，司马迁落笔就用这个小故事来描写他，对于人物的思想性格，的确有极大的渲染作用。这样描写，可以突出张汤自幼就显露出来那种“如老狱吏”般的气质，也可以使人对这个臭名昭著的酷吏具有更深刻的印象。

2、大场面展示人物全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史记》许多精彩动人之处是描写战争和政治斗争的大场面。司马迁非但擅长描写生活中的小故事，而且善于描写大场面，他既能从小处突出人物的特性，又能从大处展示人物的全貌。

如在《项羽本纪》里，司马迁对于项羽杀宋义救赵，鸿门宴和东城决战等紧张激烈场面的表现就是非常出色的。在第一个场面里，司马迁既表现了项羽出众的才智胆略，又着重表现了他的蛮横；在第二个场面里，司马迁一方面描写项羽、刘邦之间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则以张良的机智和樊哙的勇猛、憨直来衬托出项羽不杀刘邦的豪爽胸怀；而在第三个场面里，司马迁才竭尽全力，以东城最后一战为背景，集中表现了项羽那种超越一世和莫能与抗的英雄本色，并最终指出了他至死还迷信武力的失败根源。以这三大场面为中心，穿插着诸如项羽在垓下被围，听见汉军四面楚歌，以为汉已尽得楚地，因而夜起与虞姬悲歌慷慨等动人的情节，司马迁巧妙地安排了各种事态的变化和发展呈现出一个叱咤风云人物的悲剧性历史。

3、对比烘托，使人物形象更为突出和丰满。

如《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描写“鸿门宴”这场特殊的斗争中，运用了对比、衬托的手法，突出表现了项羽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粗豪直率而缺乏政治头脑、刚愎自用而胸怀狭窄的性格特点。

4、互见法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是《史记》选择、安排材料以反映历史、表现人物的一种方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可分为有无互见和详略互见两种。

张良刺杀秦始皇据《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而《留侯世家》云：“秦始皇东游，良与客阻击秦始皇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始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本纪》称盗是正其名，《世家》云张良之所为是纪其实，这也是回护之法。这种运用互见法来迂回实录，表现了司马迁实录历史的卓越史识。

四、《史记》的风格特征

1、强烈的传奇色彩

《史记》是一部奇书，司马迁“爱奇”，扬雄云“子长多爱，爱奇也”，鲁迅“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

所谓“爱奇”即爱奇人，热切向往历史上“奇伟”、“非常之人”，其显著标志是为其立传。《史记》以百余篇人物传记涵盖三千年历史，其间人物众多，事件纷繁，选择哪些人物入传，最能见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审美标准。

司马迁之“爱奇”，即向往奇士、英雄奇特、悲壮的人生。

司马迁之“爱奇”，即爱好奇事。基于爱奇便更多地铺叙离奇复杂的故事情节，渲染惊心动魄的场面。首先注重人物经历中典型事例的叙写，在历史的基础上加以夸饰，寄爱奇于其中。其次，精心设计奇险的场面，荆轲逐秦王一段，本可整齐叙之，偏用极历乱之笔；亦本可简约叙之，偏用极详细之笔。其三，司马迁之“爱奇”还表现在对奇士、英雄生平经历中琐屑之事的描叙上，如对李广射石没镞、陈平为宰分肉、漂母饭信的琐事都作为修史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