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东向发展战略.doc

安徽东向发展战略

作者：程必定（安徽省社科联出处：中国大学生在线中部崛起网（编辑：唐苏峰）日期：2005-05-18 01:41:51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区域战略体系，充分体现了区域协调的科学发展观。中部的崛起，意味着中国龙的“脊梁”的挺起，不仅仅是对中部，更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安徽作为中部省份，是中国龙的“脊梁”的前沿，中部崛起会给我省带来诸多新的机遇。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已积蓄了相当的崛起能量，当前已处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不仅越来越强劲，而且大面积地向县域深进；农业的基础性作用逐渐增强，基础设施条件和经济发展环境都有显著改善，正在实施的“861”行动计划已初见成效，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将会给安徽经济发展最有力的推动；另一方面，基于中部地区在农业、能源、原材料工业等方面的特殊地位，以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因素，国家对中部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的支持力度将会不断加大，从政策层面到市场层面，安徽奋力崛起的因素将会增多、增大，奋力崛起的条件也越来越充分，从而会给全省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新机遇。我省应抢抓这些机遇，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在中部崛起中乘势而上，加快全省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中部崛起战略是中部地区各省加快发展的战略，安徽东向发展战略是融入“长三角”的战略。由于安徽的区位、资源、产业和人文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在开放的区域发展格局下，安徽只有东向融入“长三角”，才可能更有效地实现加快发展、奋力崛起的战略意图。中部崛起战略在安徽的空间实现，应该是加速融入“长三角”的东向发展战略。

首先，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宏观格局看，安徽经济发展的空间走向应该是东向，在中部崛起中应东向融入“长三角”。改革开放初期实现的东部大开放战略，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是让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再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共同发展。经过20多年的努力，这个战略意图已经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已形成了沿海带动型的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与安徽紧邻的“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1%的面积、6%的人口，创造了约占全国五分之一的GDP，是沿海地区经济最发达、开放度最高、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成为拉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安徽经济发展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越来越大。安徽推行东向发展战略，加速融入“长三角”，正是适应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新变化的规律，在中部崛起中发挥区位优势的必然选择。

其次，从区域类型的经济发展关系看，安徽必须东向发展，在中部崛起中加速融入“长三角”。区域有三种类型，即行政区、经济区、规划区，其中，规划区介之于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是政府为了实现某种战略意图而划定的一种区域类型，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规划区的最终走向是经济区。中部地区是规范区，不是经济区，中部六省作为行政区也分别属于不同的经济区。从规划区意义上讲，安徽属于中部地区，但从经济区意义上讲，安徽又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区的辐射范围。经济发展的这种区域指出是历史形成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安徽省际之间的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70%以上是指向“长三角”及江浙地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调节作用更为增强，安徽与“长三角”之间的经济联系已更为密切。因此，安徽推行东向战略，加速融入“长三角”，正是适应按经济区规律优化资源配置与生产力布局的客观要求，在中部崛起中选准自己空间定位的科学决策。

第三，从区域分工体系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看，安徽加速融入“长三角”可以更好地发挥两地的不同优势，在中部崛起过程中充分体现安徽的区域功能。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推动下，我国产业结构将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产业发展的区域分工体系将会发生新

的变化。作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同样最为活跃，一些产业会提升、扩展，另一些产业、特别是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将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安徽与“长三角”地区相比，资源相对丰富，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安徽与中西部地区的其他省区相比，区位、交通、市场又具有相对优势，这样，安徽便成为“长三角”等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特别是加工制造业转移的最为有利的承接区之一。安徽在中部崛起中积极东向发展，加速融入“长三角”，对安徽有利，对“长三角”也有利，双方因互利而互动，前途非常广阔。这样，安徽在全国区域分工体系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将能更好地发挥区域功能作用，从而会加快奋力崛起的进程。

第四，从区域间人文联系的历史渊源和现状看，安徽积极东向发展，加速融入“长三角”，也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基础。安徽号称“吴头楚尾”，连江淮之间的语言也属于中国地方的“吴语”体系；330多年前，安徽与江苏同属江南省，明清时期皖南地区的徽州商人也主要活动于江浙一带，苏南的洞庭商帮和浙江的宁波商帮、龙游商帮，都与徽商有密切的联系，有的还传承着徽商亦儒亦贾的风尚，“长三角”地区一些城市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徽商的经营。进入现代、特别是当代，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人际交往就更为密切。可以说，安徽与“长三角”不仅地相连、水相通，更是人相亲、习相近，安徽在中部崛起中积极东向发展、加速融入“长三角”，也顺应历史的延承，符合人民的意愿。

近年来，我省的一些市、县已注重东向发展，积极融入“长三角”，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现在，应从全省战略的高度自觉认识和主动把握，从局部的东向发展上升为全面的东向发展。全面推进东向发展，首先应该是全省范围的东向发展，而不仅仅是局部地区的东向发展。我省与浙江、江苏、山东三个东部沿海省份接壤线长达2000多公里，公、铁、水、空等交通网络纵横交错，与上海的交通联系也十分便捷，各市、县都有东向发展的可能。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地区与沿海地区不仅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而且通江达海，与“长三角”地区一水相连，应该加速融入“长三角”，率先东向发展，率先在中部崛起，带动和促进全省经济发展；淮河流域和皖北地区的区域特色明显，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技术联系也比较密切，应努力培育和发挥相对比较优势，开拓具有区域特色的东向发展道路；皖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应积极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后花园”，以旅游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全面推进东向发展，应该是积极呼应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广泛参与区域分工体系的东向发展，而不是个别产业门类、少数产品市场的东向发展。东部地区正处于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期，我省应树立大开放的意识，充分发挥相对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积极主动地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资本的转移，特别是加工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转移，既为东部经济发展由“速度优先”向“效益优先”的转变提供重要支持，又为调整和提升我省的产业结构寻找机遇。同时，要瞄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形成的巨大市场需求，积极培育我省的强势企业和产品开拓东部市场的能力，通过融入东部市场进而走向国际市场，有效拉动我省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从产业在区域间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两个方面，广泛发展与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的生产联系、技术联系、资本联系、市场联系和服务联系，全方位、多层次地融入“长三角”，加快我省奋力崛起。

全面推进东向发展，应该是科学运用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充分发挥企业和政府两个方面作用。东向发展战略虽然是政府提出的战略，但东向发展和融入“长三角”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功能，注重分析市场、研究市场，积极主动地探索东向发展和融入“长三角”的市场途径，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努力把企业做强，把产业做优。政府虽然不可替代企业，但政府应通过制定战略和长期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等，为企业东向发展创造条件，特别要注重培育企业东向发展和融入“长三角”的机制、能力，组织和帮助企业招商引资、开拓市场。同时，各级政府为适应东向发展的需要，更要认识东部、学习东部，特别是要认真学习东部地区政府发展经济的经验，深化改革，更新观念，开拓思

路，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全方位地为企业服务。

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

作者：梁玉红/蓝光喜出处：日期：2007-10-05 14:13:19

【原文出处】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20065

【原刊页号】37～40

【分类号】F107

【分类名】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复印期号】200704

【英文标题】Urbanization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Urbaniza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Region

【作者】梁玉红/蓝光喜

【作者简介】梁玉红，蓝光喜，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南昌330003

梁玉红（1969—），女，江西瑞金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蓝光喜（1949—），男，畲族，江西信丰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求实》、《江西行政学院学报》副主编。

【内容提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一种双向的相互促进关系。中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对于区域经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欲使中部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应当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使国民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摘要题】中部崛起

【英文摘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contribute to each other. Urbanization in the central region greatly promotes the regional economy, but it also produces some negative influence. We should develop middle-sized and small cities in a rational way, further adjus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so that urbaniz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region may develop coordinatedly, and citizens and peasants may benefit from urbanization.

【关键词】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经济绩效

central region/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economic achievements

【责任编辑】冯耀明

【参考文献】

[1] 袁晓勐，王宝平．城市化对区域发展的经济绩效研究[J]. 人文地理，2006,(2).

[2] 高强，董启锦．巴西农村城市化的进程、特点和经验及其启示[J].世界农业，2006,(4).

[3] 冯耀明．山西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选择[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5,(4).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 （2006）05—0037—04

一、中部地区经济及城市化发展现状

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相互毗邻，土地面积102.7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8.1％；2005年，中部六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3％。中部六省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有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在全国板块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5年中部地区经济与城市化发展情况略见表1所示。

从经济发展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GDP增长率以年均10 ％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底，河南省GDP增长率达到14.1％，超过全国平均GDP增长率4.2个百分点。江西、山西两省的GDP增长率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总体状况良好。虽然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还较大，但中部地区GDP与全国GDP的相关系数正逐渐增大，这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会逐渐缩小。

从城市化进程看，近年来，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有了快速的提高。在“十五”期间，中部地区城市化率以2％～3％的速度逐年增长，其中湖北省城市化率超过40％，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成为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领头羊。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无疑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日益走向多元化，伴随城市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也不断出现。通过对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表明城市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有弊，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即适合经济发展的城市化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不当的城市化则会抑制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城市化对中部地区经济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城市规模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湖北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种城市化水平只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的，数据比较单一。城市化应该是一个综合概念，应该考虑多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素，这样才能比较合理和准确地衡量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在此笔者选用了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建成区面积、道路面积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四个指标，采用中部地区各省会城市“十五”期间的数据，分析不同城市化因素对中部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而后比较科学地提出各城市发展规模的选择。

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利用城市与区域规划模型系统（UMS）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多元回归模型构造为：

2.中部地区城市化绩效相关系数分析。按上述方法计算与分析的结果见表2、表3所示。

（1）非农人口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六个省会城市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5个省会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的人均GDP与非农人口比重呈正相关。从表2可知，长沙的正相关系数最大，达到45450.17，但与位于全国正相关之首的兰州（相关系数为326757.7）相比，显然只是弱的正相关。合肥的正相关系数最小，达到2901.82，居全国弱正相关之尾。合肥与长沙的相关系数相比，相差甚远。在中部地区只有一个省会城市（武汉）的人均GDP与非农人口比重呈负相关，达到负97375.2，与位于全国负相关之首的厦门（相关系数为负246722）相差非常大，属于弱负相关，但明显高于位于全国负相关之尾的上海（相关系数为负1596.47）。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不仅不能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而且给区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建成区面积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来说，城市面积扩大可以使城市的发展不受旧城区的限制，有利于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发挥城市集聚效益。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六个省会城市的分析结果，其中5个省会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的人均GDP与建成区面积呈负相关。南昌的负相关系数最大，达到负266.2，但与位于全国负相关之首的海口（相关系数为负3582.28）相比，显然只是弱的负相关。合肥的负相关系数最小达到负16.78，与位于全国负相关之尾的呼和浩特（相关系数为负3.22）相差不大。在中部地区只有一个省会城市（武汉）的人均GDP与建成区面积呈正相关，达到274.58，与位于全国正相关之首的厦门（相关系数为3980.27）相差较大，属于弱正相关。也就是说，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等城市随着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没有促进其经济的不断增长，造成城市面积超前扩大的不经济性。但从武汉的情况来看，其建成区面积与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性，说明武汉市在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展与城市用地结构的变化方面，发挥了城市竞争力和城市集聚效益，使得建成区面积在扩大的同时，GDP也随之增长。

（3）道路面积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的所有省会城市的道路面积与其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性。由表2可知，南昌的正相关系数最大，达到24.49，但与位于全国正相关之首的贵阳（相关系数为67.26）有部分差距。道路交通设施的改善和交通体系的完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要想富先修路，良好的基础设施能为

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活力和集聚优势。

（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大部分城市（太原、郑州、合肥、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其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性。只有南昌、长沙两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其区域经济发展呈负相关性。其原因是南昌、长沙两城市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具有先瞻性，功效不能立即显现出来，但可产生较好的“滞后效应”。而太原、郑州、武汉、合肥地区的投资大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投资周期比较短，能立即对区域经济起到推动作用。

通过对中部地区6个省会城市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城市化因素对区域城市化绩效有着明显的差异。笔者认为由于不同城市化因素对区域城市化绩效的差异，不同城市的城市化发展应有各自的侧重点。武汉市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应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增长，防止因城市人口规模膨胀而致使“大城市病”进一步恶化。对于其他5个城市，应在现有城市规模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城市用地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充分挖掘现有土地资源的潜力，努力发展经济，力争在短期内使城市总的经济水平得到质的飞跃。

（二）非农产业集中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城市化的实质是非农产业的集中。从产业结构看，其表现为该城市的第一产业逐步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增加；从人口就业结构看，其表现为农民从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其工作也从务农转化为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并从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逐渐融入城市。

1、产业结构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

从表4可知，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正在逐步减小，其比例由1999年的21.6 ％降到2004年的17.8％，但仍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农业GDP占三次产业的20 ％左右，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大低于第二、第三产业，也就是说中部地区的农业比重较大而增加值较低。只有山西省农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连续 5 年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第二产业小幅度增加，由1999年的44.4％增加到2004年的47.7％，但低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工业GDP占三次产业的比重平均在40％以上。从工业的贡献率来看，中部地区绝大部分的贡献是由工业产生的；第三产业逐年增加，由1999年的34.0％增加到2003年36.4％，普遍略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服务业GDP占三次产业的比重在30％以上。从贡献率来看，服务业占到30％，贡献较大。

2、人口就业结构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

从表5可知，中部地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正在逐步减少，从1999年的58％降为2004年的52.3％，特别是山西省至2004年已降为43.8％。但中部地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比重仍然非常大，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结合表4，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5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但是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20％左右，贡献率更低（10％以下），劳动力效率或效益都极其低下。

中部地区从事工业的劳动力人口略有增加，从1999年的17.1％增加到2004年的19.7％，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结合表4，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17.8 ％的人口从事工业，但是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却达到45％，贡献率高达60％，工业劳动力效率或效益均很高。

中部地区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从1999年的24.9％增加到2004年的28％，但还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西省、山西省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人口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30％以上。结合表4，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25 ％以上的人口从事服务业，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却达到35％，贡献率为30％，劳动力效率或效益较高。由于服务业投入少，且直接关系到国民的生活质量，发展潜力很大。

从表6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在城镇从业的人口自2000年开始持续上升，由2000年的18.75％升至2004年的19.52％，但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以上）。只有山西省、湖北省超过了25％。这说明中部地区绝大部分从业人员主要聚集在乡村工作，非农产业的集中度极低，这对提高城市化水平是极为不利的。

三、中部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考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化的前提和保证。反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能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部地区以年均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为城市化提供了保证。但从上述分析来看，中部地区非农人口的比重还不到其总人口的40％，农业占主导地位，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农村，生产出的产品贡献率极低。如何使城市化水平提高，促进经济的增长呢？作者认为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规模和速度，应该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从低水平向高水平逐渐演化。

（一）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尽量减少人口过于集中的大城市。城市的规模大小直接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发展大城市可以集中一定的资金用于建设和发展，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

的城市群和城市带，以此推进城市化进程。发展小城镇可以转移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完善城乡经济体系，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中等城市既可减轻“大城市病”的危害，又可解决小城镇过于分散的问题，提高空间集聚效益。大中小城市各有所长。但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贫富不均、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的情况来看，由于中部地区农村人口众多，如果都急于转移到大城市去，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目前应该走“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这样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

（二）产业结构调整是中部地区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较佳选择。中部地区是农业主导地区，虽然符合城市化过程中第一产业产值逐步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不断增加、大量农民从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等城市化特征，但这种城市化水平很低。所以中部地区应该尽早地改变产业结构，以工业化为“引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城市建设起步阶段，优先选择投资少、见效快、具有资源优势、市场前景看好的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为城市发展积累资金。一是依托资源优势，发挥产业优势，实行外向型的产业发展战略，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产业基础。中部地区是一个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其中有一些资源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如江西的铜、稀土，山西的煤等储量在全球范围内都位居前列。湖北省拥有钢铁、汽车、光电子等优势产业。江西、安徽两省可以通过庐山、井冈山、滕王阁、黄山、九华山等名胜古迹来吸引游人，大力发展旅游业。依靠这些优势产业开发，在中部地区可以形成一个个特色产业中心区，这样的中心区可以吸纳更多的商家前来投资，从而安排更多的就业人口，就地实现农村人口的农转非，推进城市化进程。二是依靠不平衡的工业布局政策，实行集中分散的增长，推动城市化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如政府可迁移到相对落后的地区，对周边地区起到带动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心城市辐射的工业布局。三是政府应加大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从而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使其进入到附加值更高的工业或服务业，形成产业的良性循环。

（三）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城市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城乡协调发展可以多渠道多层次地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避免其盲目地向大城市集中。城市化不是简单地让农民到城里去居住或是让农村集中连片划入城市，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内在推动力。盲目推进城市化，最后将造成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由于城市化率是以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率来计算的，在一些地区，一些地方领导为了追求城市化政绩，人为地将城市周围的县市改为区，乡镇改为居委会，农业户籍改为城市户籍。从表面上看城市化速度加快了，实际上农民还是农民，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因为户籍的改变而有实质性的提高。相反，有些地方因城区扩建而占用耕地，导致当地的农民收入下降，甚至因失去土地而沦为城市贫民。所以，应建立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或农村人口回流机制，维护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四）城市化的过程应该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历史演化过程，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从英国的工业革命起至今，世界城市化进程经历了四个阶段，即集中城市化阶段、城市郊区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再城市化阶段。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基本是在集中城市化阶段成为城市国家。集中城市化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农业人口转移，农民生活空间转移，农民从事职业转移和农民意识的转移。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正在向这一阶段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几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现已高达80％以上，法、美、德已超过95％。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达43％，中部地区达到37％，而且只是城镇人口数量的比例，还不具备城市化的特点，属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由于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以不同城市应该分阶段、循序渐进地走城市化道路，遵循城市化规律，不能急于求快、求成。当然，对于任何国家，在城市化的起步和快速推动阶段，追求量的扩张都是不可避免的。中部地区在追求量的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努力提高城市化管理水平，建立良好的区域道路、交通、住房、环境、通讯、

供电等基础设施网络，为城市均衡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国民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这正是我国发展城市化的初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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