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组织和运行机制初探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2010年第6期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总第197期）

世界历史研究

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组织和运行机制初探

姜鹏飞

摘要：英国的18世纪由于慈善活动活跃而被誉为“慈善时代”

。开展慈善活动的各种社团、协会、机构有着大体一致的组织方式，在运行机制方面基本遵循民主决策、多渠道筹资、

针对性救助和严格约束原则。这种组织化活动方式便于人们生前的慈善参与，便于推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也较分散施舍更见成效，这样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对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关键词：

18世纪；英国；慈善；组织方式；运行机制；组织化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6－0023－07

收稿日期：2010-05-05作者简介：姜鹏飞，女，内蒙古赤峰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89）

18世纪的英国人自诩仁慈，常常称其生活的时代为“慈善时代”

（Benevolence Age ）［1］，认为“没有哪个时代和国家，比（当前的）我们更能理解穷人的权利、

更富有怜悯和同情心”，同时相信在所有文明国度中，唯有英国把维持穷人生计当

作富人义不容辞的责任［2］（pp.iv v ）。确实，在

18世纪的英国，有着种类繁多、数目惊人的慈善机构和慈善组织

，“benevolence ”（仁慈）、“sensibility ”（敏感性）、“sentiment ”（感伤）之类词汇频繁出现在报刊上［

3］。据估计，18世纪中期，

国家收入的5 6%被用于慈善事业［4］。当时的英国人经常有选择地参加诊疗所、医院、妇产慈善团体、

宗教协会以及各种改革、教化穷人的组织，参加慈善团体周年服务，周日则带着门票、祈

祷书等参加慈善机构的礼拜堂活动，或者听取募捐演说、

探望慈善学校的孩子。这些活动在18世纪相当时尚，甚至从教会扩展到剧院，与商业、艺

术和政治产生了联系［

5］（pp.23 57）。文学领域也紧跟潮流，整个18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温厚、善良的人必定也仁慈、博爱。劝善文学作家理查德·斯蒂尔和剧作家乔治·李洛都描写过父亲般的商人，

以示范仁慈与善心。《汤姆·琼斯》中的乡绅奥华斯、塞缪尔·理查逊笔下的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都有

“行善的光荣欲望”。直到世纪末的《傲慢与偏见》

，简·奥斯汀仍钟情“对穷人友善”的达西先生。人们仿佛都相信，“如果通过同情、仁慈和人道来减轻普遍的苦难，

就能消除人类生活中的一半痛苦”

［6］。1752年著名慈善家亨利·菲3

2

尔丁宣称：“慈善事实上是这个国家这段时期的特征———我相信，我国最近涌现出来的体现明智、高贵、基督品德的事例，在世界范围内也无可匹敌。”［7］英国卫理公会的领军人物约翰·卫斯理颇有同感。生于1703年、终年88岁的卫斯理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布道中说，他欣慰地看到，在他有生之年，人们“对各种形式的痛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仁慈和同情”［6］。作为一个对人类苦难格外敏感的传教士，卫斯理以他的长寿见证了英国民众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慈善热情。

这种慈善热情通过各种慈善团体、组织、机构表现出来。虽然各种慈善团体或机构采用不同的名称（society，association，institution，corporation，charity）来命名自己的组织机构，但是基本组织和运行机制大同小异。大都包括以认捐为前提的组织方式、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以罚款和开除为主要形式的约束机制。相比以前的俱乐部和聚会，这种组织和运行机制显然更为正式、正规，这也是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最鲜明的特征。

一、日益正规的组织方式

一个社团如何组织并最终建立，是为组织方式或曰组织机制。组织方式是社团运行、行使职权、发挥作用的前提。18世纪英国慈善社团或机构的组织方式有如下几个层面：

首先，以会员会费制为基础。对某项慈善事业感兴趣的人，若想成立相关社团，或想成为相关社团或机构的会员或成员，须在组建社团或加入社团时交纳会费，并且每年认捐一定数额的会费。这是会员的义务，也是慈善社团或机构得以组织、运行的基石。依认捐或捐款数额不同，有终身会长（或院长）、会长（或院长）和普通会员的差别。如霍克斯顿孤儿贫儿慈善团体规定：“认捐以后，两年内向财务主管一次性或分几次交纳30几尼①及以上（不包括已交年费）的，遗赠或一次性捐赠50镑及以上的，都可成为终身会长。其他向财务主管交纳5几尼且每年另交纳2几尼及以上的，只要持续认捐，也是会长。所有的会长地位平等。”［8］（p.11）洛克医院规定：“每年认捐5几尼及以上的绅士可以成为医院院长。一次性捐献50镑的人可成为终身院长。”［9］（p.8）

与义务相对应，会员也享有若干权利。最基本的是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行业自助性质的慈善社团，成员在年老、患病、遭难时享有获得救助的权利。1787年成立的肯特慈善医疗协会会员如果去世，在具备资格的条件下，其遗孀和子女有获得救助的权利［10］（p.7）。获得救助是会员在基本权利之外享有的主要权利。

其次，管理层基本上由行政职员、财政职员以及医生、牧师等专业人士构成。但是具体而言，各个慈善社团管理层的构成又不尽相同。根据管理结构的健全程度，可分为两类：

（一）行政职员由所有认捐者和赞助者组成，财政职员由其中一名认捐者担任。以1719年组成的威斯敏斯特救济病人和穷人慈善协会为例，该社团所有认捐者都是董事，任命其中一人负责记录协会收支情况。任何必要花费都须经董事多数同意［11］（pp.2 3）。这种管理结构因决策权门槛较低，缺乏核心决策层，管理效率往往较低。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会址搬迁问题上的争议和拖沓最终导致协会分裂。分裂后一部分人另组慈善机构，虽然对于整个慈善事业来说不失为好事，但暴露了18世纪初社团管理还不够健全，组织上比较松散，一定程度上仍带有俱乐部或非正式团体那种随意、灵活的特征。

（二）建置较完善的社团，管理层一般由会长为首的行政职员和财务主管为首的财政职员组成。行政职员除会长外还包括副会长、干事、秘书。财政职员除财务主管外，还设有收款员和审计员。如1787年成立的肯特郡医疗慈善协会就明确规定，从成员中选出审计员［10］，显示出社团在组织管理方面趋于完善，财务制度也走向成熟。行政职员一般都由社团定期会议选举，有任职期限。妓女收容所等很多慈善社团或机构中，行政职员均在社团会议上从会员中选出。

慈善社团或机构一般会聘请牧师参与宗教指导工作。在医院、诊所等机构里，医生（包括内、外科医生）、药剂师、护士等专业人士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慈善社团或机构中，这些专业人士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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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几尼是英国当时的一种货币单位，1几尼=1.05英镑=21先令。

发挥他们的专业专长，就信仰、医疗和护理等提出建议，还经常参与组织管理工作。很多教士、医生、律师是一些慈善社团的管理人员，负责慈善社团的日常管理工作。

再次，权力机构由年度大会和一般例会（或委员会）组成，成员基本上是会长或院长。当然，这种体制也有其发展过程。18世纪初，权力机构的构成还不清晰，通常由所有创办人定期聚会处理社团事务，通过例会来行使权力。仍以威斯敏斯特慈善协会为例，所有认捐者一致同意周三傍晚聚会，陈述和调整社团收支，做详细记录，接收、遣散病人等［11］（p.2）；后来逐渐发展出年会辅以例会或委员会的权力结构。慈善社团或机构一般规定一个具体时间，至少每年举行一次年度大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空缺职员、审查去年财政记录和有关社团情况的记录、投票表决某些问题等。妓女收容所每年6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召开年度大会，选举官员并考察“医院的概况，检查当年收支和节余，检查自上次年会后接收的妇女数量、去年供养的人数，以及入住者留在收容所的方式和时间。院长们也会考虑通过令人满意的方式，出版机构记录的摘要”［12］（p.10）。例会或委员会处理社团具体事务，并在年会召开前做好准备工作。例会时间各社团不同。妓女收容所和洛克医院等均召开季度例会。霍克斯顿孤儿贫儿慈善团体则是由总会上选出的24人总委员会在每月第二个星期四开会［8］（pp.12 13）。

最后，以社团章程与规定作为守则，保证组织规范、运行有序。每个慈善社团或机构在成立之初都明确其基本要求和守则，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以保证其成立和运行有章可循。这使18世纪的英国慈善组织明显区别于此前很多缺乏规范和限制的非正式聚会活动或团体。

二、有条不紊的运行机制

慈善社团或机构组织起来之后，运行机制便分外重要。如果制度健全、运行有序、决策合理，社团或机构的生命力就持久，反之便会陷入停滞甚至解散。18世纪英国慈善社团或机构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机制、筹资机制和约束机制，几种机制协调作用，方能保证社团稳健运行。

（一）民主的决策机制。18世纪英国慈善团体的决策过程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为投票表决，一为少数服从多数。这两个原则集中体现了决策机制的民主特征。

（二）多渠道的筹资机制。慈善社团的基本筹资方式是年费认捐、一次性捐助和遗产捐赠。为确保捐赠事宜确定无疑、准确无误地执行，18世纪慈善社团已经确定了捐赠程序，以书面形式保证捐赠在法律上的有效性。基督教知识促进会规定的捐赠书面形式如下：

“我A. B.特此给予并遗赠C. D.____（赠额）和E. F.____（赠额）……希望他们

或他们中的任何人，将同等数额资金交给通

常所说的志愿社团、或以基督教知识促进会

之名著称的志愿社团（此社团最初于1698年

末创立，现在或最近都在赫尔本的巴特利

楼———他们的办公间———举行周会）的财务

主管，这笔资金____（赠额）我希望用于开展

该社团的慈善计划。”［13］（p.11）

此类书面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捐赠额和捐赠对象，清楚地交代了捐赠人对资金使用的意向，是捐赠行为实现的重要依据。它的签署和保管是18世纪慈善社团体制渐趋完备的重要表现。

除上述最基本形式，慈善社团或机构通常采取的筹资办法还包括投资收益、布道募捐、公共场合募捐、慈善演出等。

慈善社团或机构成立后，一般会用部分创建基金购买股票、彩票或公债，此后或许会有追加，从而获得投资收益。从成立到1759年，妓女收容所彩票收益有500镑［12］（p.33）。洛克医院1796年也有90镑投资收益［14］（p.10）。此类收益在慈善团体或机构的年收入中比例不大，却体现出经济生活对慈善事业的影响，以及慈善社团或机构紧随社会潮流的理财理念。另一方面，慈善与活跃的经济手段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慈善在社会上的流行程度。

慈善团体的年会一般都会举行周年庆祝活动，包括游行和宴请，还聘请教士或牧师布道，目的在于宣传该团体的善举，吸引更多捐助。洛克医院有93镑布道所得资金。洛克收容所从1795年3月到次年3月有63镑收入是布道筹得的［14］（p.10）。但是也有慈善团体特别规定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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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的布道不进行筹款活动，如霍克斯顿孤儿贫儿慈善团体［8］（p.16）。不过此举有“以退为进”之嫌，强调布道的严肃性无疑会增加该慈善团体的信誉，反而有可能吸引数额更大的捐赠。

在公共场合进行募捐也是慈善社团或机构经常采用的方式。1769年，去过圣詹姆斯大街、皮卡迪利大街和伦敦酒馆的人很可能会遇到妇产医院的募捐，因为当年妇产医院的收入记录中，在上述三处共筹得174镑12先令善款［15］（p.22）。有时，慈善社团或机构还会以销售宣传性小册子等物品来筹集资金。1796年，洛克医院通过在礼拜堂销售赞美诗和音乐书筹得10镑8先令［14］（p.10）。弃婴医院出版的赞美诗和圣乐篇章也标明“为慈善利益而出售”［16］（p.i）。尽管筹得的资金微不足道，但也是善款的有益补充。

18世纪丰富的文化生活也为慈善团体筹集善款提供了机会。复辟以来，在查理二世的鼓励支持下，一度沉寂的戏剧和音乐会等娱乐活动再次兴盛起来。观众和听众自然成为慈善筹募的最佳对象。虽然筹办戏剧或音乐会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有时花费不菲，但是收益也非常可观。1773年威尔士慈善学校为一次戏剧演出花了90多英镑，但获得约177镑回报［5］。

另外还有两种收入形式。一种是政府资助，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例如，弃婴医院在1756年接受了议会10，000镑补贴。另一种是院内救助对象的劳动收入，这种收入并不普遍而且通常数额较少。从创立到1759年，妓女收容所的妇女通过纺织、制作衬衫、缫丝、手套刺绣等工作，为医院带来168镑进项［12］（p.33）。从1795年3月到1796年3月，洛克收容所的妇女通过劳动为该所赚得84镑［17］（p.9）。

（三）严格的约束机制。18世纪英国慈善社团的约束机制主要包括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监督机制既体现在行政监督中，也体现在财务监督方面。行政监督包括年会、会长或委员会对社团记录的审查、会长对慈善机构的视察等。如霍克斯顿收养、教育和雇佣孤儿贫儿的慈善团体，其有关日常管理的规定中就包括：

第五，由24人组成的常委会……每月第二个星期四开会……对进展情况做记录，在

全体会议上交由会长们检查，并向全体会议

报告慈善事业的状况……

第二十一，在11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举行全体会议，选出五名会长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审查所有相关记录，持续到12月底……

第二十三，会长们可以自由地参观机构的房舍，发现不尽人意之处，有知会委员会的

责任。［8］（pp.12 16）

由于善款对慈善社团或机构能否正常运转、能否发挥作用非常重要，因此对社团财务进行有效监督就十分重要。一般情况下，慈善社团或机构的年会或特别委员会都可能对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查或审计，一则为总结节余，再则为检查可能的疏忽、纰漏。上述霍克斯顿慈善团体的特别委员会就有财务审查职责，审查内容包括收支帐目。这种审查并不少见。1700年布利斯托尔一个救助当地穷人的团体便成立专门委员会每年审查财务记录，每三个月对穷人监护人的记录进行审查，而每个济贫院的记录也要每月审查［18］（p.18）。更具现代意义的财政监督方式是设立审计员，如肯特医疗慈善协会便有专门的审计员，说明慈善事业的财政监督机制走向完善。在某些慈善社团中，还通过几人共管钱柜的办法来避免资金流失。慈善妇女协会便规定，“钱柜配有三把锁、三把钥匙，两把由高级管家（保管），第三把由保管钱柜的人（保管）”［19］（p.2）。纽卡斯尔慈善协会的规定与此如出一辙：由多数成员提名三人，分别掌管钱柜的三把不同的钥匙［20］（p.9）。作为监督机制的补充，某些社团或机构的章程中对惩罚办法作出详细规定，以罚款和开除为基本形式。一般来说，在自助性质的行业性慈善团体中，因为组织利益互惠共赢的特性，违反“游戏规则”就会损害慈善团体的救助功能，所以惩罚会较为严厉。如纽卡斯尔慈善协会规定：

第十四，会议上攻击其他会员罚5先令，互相攻击各罚5先令，肆无忌惮谈话……每

人罚6便士……如果向协会拒绝（接收）的

人泄露其遭拒原因……立即罚款1几尼；

第十五，责骂训斥某成员交纳的资金没有自己或其他人多，每犯一次罚款5先令；

第十六，某会员去世，国内其他会员应参加其葬礼，否则罚1先令。［20］（pp.14 15）

与纽卡斯尔慈善协会相比，慈善妇女协会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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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似乎更为严厉：

每半年选出四位干事，以确保各项条款得以遵守，（失职）则罚1先令或开除 (5)

月和11月选举新干事……拒绝服务罚2先

令。当选干事要在半年服务期内对资金收支

做公正记录，否则罚款2先令6便士。如因

欺骗或挪用而出现资金缺口，应予以弥补，否

则开除……

如在宴会之日引发争吵或骚动，将罚1先令或开除……

登记簿将成员姓名、年龄、丈夫职业、住址等登记在册，如果成员迁居，需在下次聚会

时知会职员，否则罚款6便士……

干事和职员要参加每月聚会……处理协会事务时要求肃静，凡不肯保持沉默、不肯退

回座位、表现不礼貌或冒犯干事或职员的

（成员），每次罚6便士。在干事和职员处理

协会事务时在桌前拥挤的罚6便士。干事与

职员7点到达聚会地点，如因生病或忘记在

7点送去她们的钥匙，罚6便士……

每月往捐款箱中交纳1先令，为协会花销交纳2便士，三个月一交，四个月不交即开

除……

责骂有资格享受协会福利的成员的，罚5先令或开除。［19］（pp.3 10）

慈善社团或机构的规定大多数都包括惩处办法，详细又严格。但是惩罚并不是目的，要求成员在处理会务时保持肃静、规定必须交纳会务费以及保障有资格享受福利的会员利益不受侵犯等，都是为了社团能更好地运行，发挥应有的作用，达到预期目的。

三、组织化活动方式对慈善事业

的重要意义

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这种民主与集中并重、权利与义务结合的组织及运行机制一直是英国慈善事业的主要活动方式，对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首先，组织化慈善活动更便于人们生前参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大多数学校和救济院还是捐赠者死后生效的慈善事业。18世纪情形则大不相同。虽然还有托马斯·盖伊遗产捐建的医院，慈善社团的资金来源中也有很多遗产捐赠，有时甚至数目惊人，如1728年基督教知识促进会接受了伊丽莎白·帕尔默夫人4000镑遗产［13］（pp.10 11）；但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临死善举不是真正的善举，而是无法继续掌握财产而被迫放弃，是生前吝于施舍、临死谋求与上帝和解的办法，因而是贪婪和虚荣的表现［25］。在很多社团的收入构成中，遗产捐赠所占份额开始明显少于生前捐赠。例如布利斯托尔医务室1744年收入中，170镑是遗产捐赠，不到生前捐赠额的五分之一。除对单个社团的生前投入在增长，还出现同时参与多个社团的情况。如威廉·威尔伯福斯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洛克医院、犯罪预防和犯人改造慈善协会的捐赠人名单中［26］。作家汉娜·莫尔也出现在洛克医院及洛克收容所的捐赠人名单中［14］，［17］。豪·亨利既是威斯敏斯特医院的开创者之一，也慷慨支持妓女收容所［12］（p.29）。索顿家族成员也是妓女收容所、妇产慈善团体、洛克医院及收容所、孤儿贫儿收养慈善团体、皇家人道协会、改善穷人生活条件协会等诸多社团或机构的赞助人或董事，其中既包括家族男性成员，也包括夫人、小姐等女性成员［8］，［14］，［15］，［27］。这些都充分证明了18世纪人们生前参与慈善事业的广泛性。

其次，通过认捐建立的社团财力更为雄厚。入会会费、每年会费、一次性捐赠、募捐以及社团投资收益，使慈善社团岁入动辄上千英镑，从而有实力出版文献、聘请牧师宣传其慈善工作，举办慈善宴会、音乐会等筹集更多善款，这些都是私人力量难以实现的。布利斯托尔医务室1744年收入超过1，500镑，除上年节余、零散的一次性捐赠和遗产捐赠，为数最多的就是277位认捐者的年费，共744镑9便士［28］（p.3）。为贫困已婚产妇在家中接生的妇产慈善社团，从1769年1月到1770年1月，一年现金收入超过1，492英镑，其中一般认捐和捐赠最多，超过787镑，威尔士王子独赠500镑，募捐188镑多，投资收益9镑［15］（p.22）。约克精神病院1772年刚成立，成员就认捐了2，500镑。弃婴医院1756年收入中，除去议会一万镑补贴，还有7，500多英镑［29］。这些收入基本能够满足慈善社团或机构的需要，像上述布利斯托尔医务室和妇产慈善社团，其年度统计中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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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上年节余。

第三，组织化方式不失为一种避免侵吞、贪污、挪用善款的尝试。以前死后大笔遗赠的慈善方式，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侵吞、贪污或挪用，而组织化方式则使慈善社团管理与资源之间建立起一种利害关系。捐赠者自然关心所赠资金的使用情况，通过社团、协会等组织形式将捐赠者纳入管理范围，可作为一种预防腐败的方法。如萨洛普医务室在章程中明确阐述：“为防止此项慈善事业的任何滥用，必须由主要捐赠者进行管理；他们当然对事业的成功最感兴趣，为使所有捐赠者满意，必须不时公开帐目。”［30］（p.157）一次不菲的捐赠能使捐赠者成为管理者或托管人，有资格加入管理委员会；即使赠额较少，捐赠者也能获得提名救济对象的权利；如果每年的赠额都维持在较高水平，还能获得视察医院等权利［31］。组织化方式将权利、特权、责任和慈善联系起来，慈善捐赠不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完成了所有责任，而是意味着捐赠者需要进一步投入时间、精力。

第四，组织化慈善形式也更符合推广中产阶级价值观的需要。汉诺威时代，个人出于爱好的慈善行为确实非常繁多，但是很多英国人也担心，不稳定的、冲动盲目的仁慈所产生的害处远远超过其益处。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曾说过，捐赠若是考虑不周，就算意图非常美好，也可能只是鼓励了无所事事、放荡和诈骗［31］（p.164）。报刊上经常告诫人们，要小心那些逍遥法外的诈骗乞丐。乞丐不再被看作神的使者或神在人间的化身而倍受同情，人们更加担心会被冒牌货欺骗，认为面对不幸的外表，“更需要格外严肃地警告：吵闹、贪求却不值得（救济）的人，不得吞食穷人的面包；懒汉和骗子也不得享受理应由穷人、病人享受的救济”。在中产阶级看来，勤劳、节俭、诚实的人才值得救济，有可能成为劳动者的人也值得救济，反之都不值得。慈善社团或机构刚好能够提供一种制度化的筛选程序，能有效确保慈善资源适配于“值得救济的”人，避免无原则的浪费。例如，为了尽可能把床位留给那些预期疗效明显的病人，萨洛普医务室的章程规定，“不得接收带孩子的妇女、七岁以下孩子、精神错乱者、传染病疑似病人”［31］（p.165）。如此规定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想到慈善机构的现实情况和追求疗效的心理，这样的规定便不难理解。又如，进入妓女收容所需提交正式申请，根据申请认定申请人确实真心悔过，而不是把收容所当作避难地，方可接收［24］。

第五，组织化慈善形式与零散的施舍捐助相比更见效率，至少在18世纪的英国人看来是如此。通过社团或机构开展慈善活动，特别是开办学校和医院，更能实现规模经营管理，从而显示出优于院外救济或一次性善行的效率。在医院里可以用较少费用为更多生病的穷人治疗。诺丁汉综合医院的管理者就谈过怎样在医院里比较经济地救济病人：“经验证明，痛苦的人在医院里接受照顾，只需在家中疗养所需花费的十分之一，同样的捐赠……以个别方式只够救济四五十人，而集中起来、深谋远虑地进行管理，就能应付三四百人。而且，如果捐款翻倍，则救济的人不只是两倍于、而是三倍于这个数字。总体上捐赠越多，每个病人的花费越少。”有人更简洁地说，为一百人分发救济品所需花费，在医院里至少能救济一千人［30］（p.164）。可以说，效率是很多人热衷于慈善社团或机构的原因之一。

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采用社团形式组织运行，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注入了相当大的活力，以社团、团体、机构等形式发展的慈善事业更为规范化、更为系统，和个人善举相比，更能利用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便利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使英国的慈善事业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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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Annual Report of Royal Humane Society，London，1799；The Reports of the Society for Bettering the Condition and Increasing

the Comforts of the Poor，London，1798.

［28］The Annual Account of the Bristol Infirmary…with a short account of that charit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is time，1744.［29］An Account of the Hospital for the Maintenace and Education of Exposed and Deserted Young Children，London，1759.

［30］Porter，R.，The Gift Relation：Philanthropy and Provincial Hospital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in Granshaw，L.and

Porter，R.（eds.），The Hospital in History，London，1989.［31］The Charter，Act of Parliament，By-laws，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pital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Education of Exposed and

Deserted Young Children，London，1796.

An Analysi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Philanthrop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IANG Peng-fei

（History Department，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048，China）

Abstract：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has been known as an Age of Benevolence because of its active charities.Various philanthropic societies，associations and establishments were organized in similar ways，and operated on almost the same principles.The tendency of organization，which resulted from England s expanding economy and deepening social division，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anthropy.

Key words：the eighteenth-century；philanthropy；organizational mode；operational mechanisms；organization（责任编辑：梁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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