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研究综述

新时期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研究综述作者：陈宏雷石宏伟来源：《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年第15期[摘要] 党的十七大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八大又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着力点，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对国外关于财产性收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对国内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意义、现状、制约因素、措施策略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综述，以期能为之后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打下基础。

[关键词]农民;财产性收入;制约因素;综述[中图分类号] F323.8 ; ; ; ; ; ; ;[文献标识码] A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党和政府首次在国家政策层面提出要让广大群众获取财产性收入。

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其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报告中皆重点提及。

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构成中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财产性收入也将会成为居民收入一个重要来源。

新时期，我国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任，而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三农”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一个关键着力点在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1 ; ;国外研究综述由于西方早在两三百年前就开始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因此西方国家当代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经济发达、市场交易活跃，西方社会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也都进行的比较早，比较深入。

西方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对我国研究财产性收入理论、构建财产性收入制度、制定财产性收入政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参考作用。

由于国外专门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很少，故论述的重点将集中于有关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

西方学者并没有精确地总结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定义，更多地是将财产性收入理解为投资性收入。

Martin Bernstein、Daniel Creamer（1956）认为财产性收入就是居民个人净租金、存款利息以及股息收入这三者之和，同时两位学者也对周期性财产性收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德国学者Anna Fräßdorf、Johannes Schwarze、Markus M. Grabka（2011）认为财产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内涵相同，即为居民个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收益。

其主要包括出让土地收益、股权收益、版税以及稿酬收益等。

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方面，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Bourguignon、Da Silva（2003）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其对该国贫困状况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时发现包括税收政策（改变税基、税率等）、对公共保险和养老金的管理等公共财政，对土地、财政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以及关于财政、货币、汇率等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三大因素均会对居民财产性收入产生影响。

人力资本影响居民的财富运营能力，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一个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多少。

一般说来，个人初始人力资本和家庭对其投资大小有着莫大的关系。

Becker、Tomes （1979）在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时发现父辈与子辈收入之间存在着两种必然联系：第一，父辈对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孩子从父母继承来的先天特性。

这两种必然联系深深地影响着子代的收入能力，亦即孩子的能力越大，获得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财产的能力也越大、机会也越多。

Grogger Jeff和Eric Eide（1995）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来提升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子女的教育水平高低决定了他们起点收入水平和财富营运能力大小。

关于财产性收入对经济、社会影响方面，Banerjee和Newman（1993）研究了个人初始财富不平等带来的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发现在资本市场还没有发展完善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借贷额度会受到个人现有财富的制约。

初始财富积累程度高的人可以从银行大量借贷资金开办工厂、企业，穷人无融资能力，只能选择为企业主工作。

由此可见，初始财富的积累程度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职业选择，而职业选择的差异导致了收入差异。

此外，有部分学者还认为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将损害经济的稳定性。

Todaro（1997）研究发现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将造成大量的财富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而富人倾向于消费非生产性产品因而会不利于生产性投资的增长，而投资收缩会对经济的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

但Partridge（1997）、Barro（2000）认为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与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不存在完全的、直接的关联性。

2 ; ; 国内研究综述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在党的十七大之前，研究并不多，十七大之后，国内学者形成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方面研究的热潮，研究的成果对国家制定相关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促进了国家经济平稳、健康增长。

2.1 ;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意义金丽馥（2013）阐述了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地位及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对于经济、社会的意义。

金丽馥认为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发展状况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在国家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今天，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对农民增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有重要的作用。

郭旭红（2014）是在我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农民财产性收入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的。

他认为“三农”问题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建设，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增收”。

而农民增收的关键在于提高其财产性收入。

同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也是促进城乡居民财产权利平等一个必要条件，通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农民收入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重要的影响。

宜梦婕（2015）研究发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可以使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制度公平和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从而使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2 ; ;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由于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状况各不相同。

有的学者从整体宏观层面分析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以及东中西部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别，对国家整体状况进行总括，有利于抓住整体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的专家学者是对各个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状况进行总结，从微观层面抓住国家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针对该部分进行精准研究以期能得到的较为准确客观的数据来如实反映问题、提出对策。

农业部经管司、经管总站课题组（2012）研究发现：首先，虽然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但和城镇居民比起来，两者在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差距却在逐渐加大。

2005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为88.5元，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192.9元;到2010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为202元，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520元。

虽然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了增长，但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却由2005年的2.2：1提高到2010年的2.6：1，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其次，地区之间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再次，在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中，租金收入比重有所下降，利息、股息、红利收入有较快增长。

针对上述提到的宏观方面的三个现象，很多学者都曾进行过详细研究。

徐汉明，刘春伟（2012）在对武汉市各区农村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进行研究时发现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总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1997～2009年的12年间，由10.3元增长到201.96元，增长了近20倍。

但该研究也同样发现，由于种种因素，城乡居民在财产性收入这一块差距过大，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陈晓东（2008）在对江苏省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进行研究时，通过对苏南、苏中、苏北进行比较，发现以下几个规律：首先，三地农民财产性收入差异较大，三地农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区间幅度逐年上升，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其次，苏北五市等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较低，人均可支配财产较少，农民投资渠道狭窄;最后，受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农民小富即安的心态严重，缺乏投资冒险精神，苏北地区农民有钱存银行的观念还是占主导地位。

房琪（2013）在研究江苏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现状与影响因素时指出江苏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有五个重要特点：第一，农民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比例较小。

但江苏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逐年有增加的趋势。

第二，农民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但增幅较小。

第三，农民财产性收入比纯收入增长幅度要大。

第四，在四大收入构成部分中，财产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远远落后于农民工资性收入（贡献率55.32%）和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率30%），最高的时候贡献率页仅仅为7.91%。

第五，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农民财产性收入发展不平衡，苏南农民财产性收入较为高，依次是苏中、苏北。

曹淑华，宫能泉，马卫鹏（2011）对安徽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不同于东部发达省份，安徽省由于经济状况较为落后，农民财产性收入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首先，虽然安徽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但相比之下，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总量低、增长不稳定;其次，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比由2002年的3.40：1，下降到2009年的2.33：1;再次，和邻近的江苏类似，安徽省各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异也很大，2009年收入最高的地区为207.52元，最低地区仅为14.07元，前者是后者的近15倍。

此外，陈益芳，王志章，谭银清（2012）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中还包括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财产性收入与拥有财富的多寡有很大关系，所以容易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

在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方面，专家学者们也进行了很多研究。

财产性收入一般地说主要是依靠家庭所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等所获得的收入，它的来源主要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和财产营运等所产生的利息、股息、租金、红利、财产增值收益等。

郭宏升（2008）指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依靠利息收入、股息收入、土地补偿收入、租金收入、集体财产收入而获得。

还有一些学者们（王巍，2014;刘国利，2015）认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资金、房屋和土地三方面。

2.3 ; ;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制约因素现有的大量研究对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制约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归纳，主要有三方面因素：2.3.1 ; ;资源禀赋因素。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因此它产生的前提是必须拥有财富，即“有资可投、有财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