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发掘的意义_王子今
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

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一、为西汉列侯葬制研究提供了典型标本长期以来,西汉列侯丧葬制度一直是一个难解的学术课题。
自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即西汉軑侯夫人辛追墓发掘后,一些学者也曾对这一学术课题进行过探索和研究①,但诸多问题依然语焉不详。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三个。
首先是文献资料的阙如。
相关的文献记载极其零散,大多散见于《史记》、《汉书》各篇及后人的注释中,而且不成系统。
二是历史情况的复杂。
“汉承秦制”,西汉承袭了秦国商鞅所创设的二十等爵制,彻侯是二十等爵中的最高等爵,为避汉武帝刘彻名讳,改称列侯,其地位仅次于诸侯王。
但列侯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封爵,封户的差距极大。
小侯封户只有五六百户,如軑侯利苍封户只有七百户,而大侯封户往往超万户,如权臣博陆侯霍光的封户就高达二万户。
当然,他们的墓葬也就必然存在着很大差别。
特别是担任朝廷重臣的列侯,大多由皇帝赐茔地陪葬皇陵,由于皇帝的恩宠,其葬制也往往超过律令规定,霍光的葬制就是一个典型。
据《汉书·霍光传》记载:“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
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
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
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
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
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左纛,发财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丧。
”也就是说,霍光是按照皇帝葬制埋葬的。
此外,在西汉王朝二百年的时间里,墓葬形制的变化也很大。
据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研究,西汉的墓葬形制发生过两次大的变化。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依靠严酷的法制,强行将秦的葬制推行到全国,六国原有葬制迅速消失。
西汉王朝建立后,原关东六国地域马上恢复原有战国葬制。
马王堆一号墓就是用楚制埋葬的。
直到武帝时期,汉家葬制才推行全国,各等级的墓葬形制也基本确定下来,其最大特征就是墓室高度居室化和宅院化。
其后不久,又发生了砖石结构墓葬取代木椁墓的巨大变化。
海昏侯社会实践报告

一、前言海昏侯,作为西汉时期一位重要的诸侯王,其墓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重要资料。
为了深入了解海昏侯的历史背景及其墓地的文化内涵,我们组织了一次海昏侯社会实践调查活动。
本次报告将详细记录我们的实践过程、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感。
二、实践背景与目的1. 实践背景海昏侯刘贺,西汉时期的一位诸侯王,因“昌邑海昏”而得名。
其墓地在2011年被考古学家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墓中出土的文物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为我们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2. 实践目的(1)了解海昏侯的历史背景,包括其生平、政治地位、家族关系等。
(2)考察海昏侯墓地的考古发掘情况,了解墓地的结构、布局以及出土文物。
(3)探讨海昏侯墓地的文化内涵,分析其反映的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三、实践过程1. 调研准备(1)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海昏侯及其墓地的历史背景。
(2)联系考古专家,了解海昏侯墓地的考古发掘情况。
(3)制定实践计划,包括实践时间、地点、内容等。
2. 实践实施(1)参观海昏侯博物馆我们首先参观了海昏侯博物馆,馆内陈列着大量出土文物,包括金银器、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等。
通过参观,我们了解了海昏侯的生活用品、丧葬习俗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
(2)实地考察海昏侯墓地在考古专家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海昏侯墓地。
墓地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由墓室、墓道、陪葬坑等组成。
墓室内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如玉器、金银器、铜器等。
通过对墓地的实地考察,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了汉代诸侯王的丧葬制度。
(3)访谈考古专家我们访谈了多位考古专家,了解海昏侯墓地的考古发掘过程、出土文物的研究进展以及相关学术观点。
专家们详细解答了我们的疑问,使我们受益匪浅。
3. 实践总结通过本次社会实践,我们不仅了解了海昏侯的历史背景和墓地文化内涵,还学习了考古发掘的基本方法。
以下是我们对本次实践的总结:(1)海昏侯墓地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海昏侯墓中国历史上最豪华的古墓之一

海昏侯墓中国历史上最豪华的古墓之一海昏侯墓——中国历史上最豪华的古墓之一中国历史悠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其中,古墓作为古代贵族或皇室的陵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而在中国历史上,海昏侯墓被誉为最豪华的古墓之一,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文物收藏令人叹为观止。
海昏侯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马王堆,是西汉时期的一座古墓。
该墓葬于公元前168年至公元前144年之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墓主人是西汉时期的一位王侯,因其墓葬地点位于湖泊旁边,故得名“海昏侯墓”。
海昏侯墓的规模庞大,占地面积达到了约1200平方米。
墓葬主体由墓室、陪葬坑和墓道组成,其中墓室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墓室采用了“三室一厅”的布局,即前室、中室、后室和中央厅。
墓室的墙壁上绘有精美的壁画,描绘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场景,如宴会、狩猎、舞蹈等,为研究西汉时期社会风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除了墓室,海昏侯墓还有大量的陪葬品。
陪葬品的种类繁多,包括金银器、玉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金银饰品——“海昏侯金冠”。
这是一顶由金银丝制成的华丽头饰,上面镶嵌着珍贵的宝石和珠子。
金冠的制作工艺精湛,展示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此外,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如玉璧、玉琮、玉佩等,这些玉器不仅造型精美,而且雕刻工艺精细,展示了古代玉器文化的独特魅力。
海昏侯墓的发现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墓中出土的文物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西汉时期社会生活的了解,还为研究古代艺术、制度、经济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墓中的壁画和陪葬品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富裕,也反映了西汉时期的文化特点和审美观念。
然而,海昏侯墓的发现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和问题。
首先,墓主人的身份至今仍然没有确切的定论,有人认为他是西汉时期的一位王侯,也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个富商。
其次,墓中的陪葬品数量之多和豪华程度之高,引发了人们对于当时社会财富分配和阶级差距的思考。
最后,墓中的壁画和陪葬品的保存状况也成为了一个难题,如何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它们的美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出土的文物

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出土的文物海昏侯国遗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橘子洲头,是我国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古代遗址。
这里曾是汉代时期海昏侯的墓地,被誉为“楚地第一墓”。
在对海昏侯国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汉代社会、文化的认识,也展示了海昏侯国的繁荣与辉煌。
海昏侯国遗址的发掘工作始于1972年,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家们陆续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的一批玉器。
这些玉器包括玉璧、玉环、玉佩等,制作精美,工艺精湛。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一件被称为“海昏侯玉”的玉璧,它的形状独特,上面雕刻着精致的纹饰,被认为是古代玉器中的瑰宝之一。
除了玉器,海昏侯国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
这些金银器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展现出汉代贵族的奢华生活。
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件被称为“海昏侯金”的金饰品,它的造型独特,镶嵌着宝石和珍珠,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被誉为中国古代金饰的瑰宝之一。
海昏侯国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瓷器。
这些陶器和瓷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繁多,包括陶罐、陶盘、陶俑等。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一批被称为“海昏侯陶”的陶俑,它们的形象栩栩如生,根据考古学家的分析,这些陶俑可能是古代的仆人、士兵或武器装备的模型,为我们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除了上述文物,海昏侯国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钱币、玛瑙等,这些文物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对于研究汉代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学家们通过对这些文物的研究,揭示了汉代社会的发展轨迹,丰富了我们对于汉代社会的认识。
海昏侯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社会的重要资料,也展示了海昏侯国的繁荣与辉煌。
这些文物的发现,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古代文明的辉煌,也让我们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海昏侯国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无疑对于我们认识和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昏侯墓对历史研究的意义

海昏侯墓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前言随着历史的长河不断推进,人类社会逐渐走向现代文明。
历史研究成为人们了解过去、理解现在、展望未来的重要途径之一。
考古学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分支,通过发掘各类文物古迹,可以揭示出不为普通人所了解的许多历史真相。
其中,海昏侯墓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考古发现,对于深入研究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海昏侯墓的背景海昏侯墓是指中国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西南的一处墓葬,被认为是西汉时期的贵族墓葬。
其名称来源于墓中出土的大量玉石制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这座墓葬被誉为中国考古史上的“大王堆之宝”,也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源。
海昏侯墓的重要性1. 揭示汉代贵族墓葬风貌海昏侯墓作为西汉时期的贵族墓葬,展现了当时贵族阶层的生活和文化。
墓葬中出土的各种文物,如陶瓷器、漆器、金银器等,不仅代表了汉代的工艺水平,还反映了贵族面貌和社会风貌。
2. 辅助研究汉代玉石工艺海昏侯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石制品,这些玉器不仅在数量上规模宏大,而且精美绝伦,因而对研究汉代玉石工艺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这些玉器的研究,可以了解到汉代玉器的工艺特点、制作技术和审美观念,进一步揭示汉代社会的文化面貌。
3. 重构汉代社会结构海昏侯墓作为一个贵族墓葬,可以为研究汉代社会结构提供线索。
从墓葬规模、陪葬品的质量和种类等方面,可以推断出当时贵族阶层的地位和权力。
通过对墓葬的分析,可以了解到汉代社会的等级制度、阶层分化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等重要信息。
4. 探寻海昏侯的身份海昏侯墓是一座未知主人的墓葬,对于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墓葬中的文字材料、陪葬品的款识和风格特点进行分析,可以逐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这有助于研究当时的历史背景,推测海昏侯与其他历史人物的关系,进一步深入了解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海昏侯墓的研究成果海昏侯墓的发现和研究,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学术研究对象。
多年来的考古工作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西汉时期的社会风貌、文化水平和政治格局。
海昏侯的考古价值与历史意义

海昏侯的考古价值与历史意义海昏侯墓是中国古代墓葬中一处极具历史价值的重要考古遗址。
一直以来,海昏侯墓都备受各个领域学者们的关注,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处普通的墓葬,而且其发掘所揭示出来的历史事实和文化内涵,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海昏侯墓在历史上曾是琅琊王朝的一个分支王国,它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在现代文献和史书中很少提及,甚至一度被人们遗忘,直到1951年,考古学家在南京东郊新厂考古遗址中,意外的发现了这座墓葬。
当时的发掘工作历时3个月之久,出土的文物包括了6500多件金银器、玉器、瓷器、器皿和石雕等,规模之大,品质之优,令人惊叹。
由此,海昏侯墓成为了整个中国古代考古和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多年来,历代学者进行了多轮的研究和探索,对于这个王朝的历史、文化、政治、地理等重要方面都有着深刻的认识。
其中,海昏侯墓发掘出的金船模型、银壶、青瓷器、玉龙等文物,更是成为了当今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珍贵物品,不仅展现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成就,还帮助人们理解了古代商业贸易和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技术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当然,海昏侯墓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考古遗址,它更是一段历史记载。
通过对这个墓葬的研究和探讨,学者们能够了解到中国古代南方各个地域之间的关系、文化和经济节点,还能够揭示出更多古代浙江沿海、江苏沿海等地域的文化特征,丰富着中国古代历史的长度和深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海昏侯墓的考古价值和历史意义,不仅仅是保护、发掘和研究这个遗址本身,更包括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海昏侯墓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
首先,它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过程,为当今世界所未曾看过的古代人类的特有文化和探索古代世界提供了全新的价值观;其次,它也把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警惕我们要注重自己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自尊心,不要让时光流逝,而遗忘了自己的困苦历程。
名人对海昏侯墓的评价

名人对海昏侯墓的评价
海昏侯墓是中国历史上被誉为“东方帝陵”的宏伟古墓,自
其发掘以来,吸引了无数名人学者的瞩目。
下面就是一些著名名人对海昏侯墓的评价:
1. 钱钟书:钱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他对海昏侯墓的
评价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
他认为海昏侯墓不仅代表了汉代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在墓葬结构和文物的保存上也体现了汉代独特的技术和艺术成就。
2. 梵高:梵高是一位伟大的荷兰画家,他曾笔下海昏侯墓
的壁画作品。
他对此墓的评价是“历史的宝藏,艺术的瑰宝”。
梵高认为壁画的细致构图和精湛技艺显示出汉代文化的丰富与繁荣。
3. 罗马罗兰:罗马罗兰是一位法国作家和哲学家,他对海
昏侯墓的评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现”。
他认为墓中所发现的器物、陶俑等文物,反映了汉代的社会制度、日常生活和审美观念,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
4. 约翰·F·肯尼迪: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总统,他对海昏侯墓的评价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杰作”。
他表示,海昏侯墓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人们对汉代文化的认识,同时也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窗口。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名人学者,对海昏侯墓都给予了高
度的评价。
他们认为这座古墓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昏侯墓对历史研究的意义

海昏侯墓对历史研究的意义海昏侯墓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它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也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本文将从海昏侯墓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展开,探讨其主要内容。
一、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特点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关于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例如,出土的《海昏侯墓竹书》中记载了当时封建王朝中各级官僚职位和职责,并详细描述了官员们在日常工作中应该遵循哪些规定和礼仪。
这些资料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封建王朝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关系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二、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生活和文化艺术水平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都是罕见的。
这些文物中包括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玉器、金器等,以及大量的丝绸制品和漆木制品。
这些文物反映了当时中国古代经济生活和文化艺术水平的高度发展,也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海昏侯墓作为中国古代墓葬制度中一种典型形式,其出土的各种珍贵文物和遗址布局都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
例如,海昏侯墓出土的各种陪葬品和遗址布局都反映了当时封建王朝中不同阶层之间在墓葬方面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综上所述,海昏侯墓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揭示了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艺术水平等多方面信息,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因此,海昏侯墓的发现和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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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6日/第014版理论周刊・史学海昏侯墓发掘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王子今海昏侯墓虽然发掘工作尚未完成,但已出土的珍贵文物品级之高已经令人们震惊,相关发现或可为我们考察当时历史开启一扇新的视窗。
江西海昏侯墓的发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也形成了社会影响。
有评价以为其价值已经超过了马王堆汉墓。
这可能是从出土文物数量和部分文物品质得出的判断。
其实,发现文物数量从来不是考古工作判定古代遗存价值的主要标准。
不过,发掘工作尚在进行,特别是已经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简牍,经清理、保护后进入释读研究程序,我们期待会有惊人的发现。
如果简牍资料内容充实,保存良好,或许可以获得信息量超过以往各处秦汉墓葬出土随葬文书的新的丰收。
现在已经基本确定,墓主身份与海昏侯家族有关,很可能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因刘贺曾经卷入上层政治斗争,有短暂践帝位的经历,相关发现或可为我们考察当时历史开启一扇新的视窗。
海昏侯封国南昌,考古收获也有益于深化区域文化研究。
该墓的保护与发掘实践,将为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的进步提供可贵的经验和多方面的积极启示。
1.刘贺际遇:霍光时代政治史的写真汉武帝晚年曾有被班固称作“仁圣之所悔”的政策转变,即所谓“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深陈既往之悔”。
史称《轮台诏》者,明确表态“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诏文内容显然并非仅仅限于对西域局部地方军事规划的调整,而具有全面转换政策导向的意义。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载录此诏文之后,言“由是不复出军”,随即写道:“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一个“明”字,告知我们“富民”二字是指义明朗的政治信号。
《新序・善谋下》曾写道:“孝武皇帝后悔之”,下诏拒绝桑弘羊轮台军屯建议,以为“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宣布“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于是“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
可见,《轮台诏》所宣示的政策转变,很早就为史家和政论家所认识。
司马光说,汉武帝具有的政治才智和政治表现,包括“晩而改过,顾托得人”,使得汉王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
此“顾托得人”,主要肯定的是霍光的作用。
汉武帝晚年“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政策原则,在霍光执政时代得到了切实推行。
霍光在汉武帝身边服务20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武帝临终,“受遗诏辅少主”。
汉昭帝即位时年仅8岁,政事全由霍光主宰。
霍光虽“政自己出”,但“资性端正”,沉静稳重,据说言行“不失尺寸”。
他多次支持汉昭帝下诏削减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免田租和赋税,对于贫民开放禁苑加以救济,并赈种子贷和口粮。
昭帝时代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进步,霍光起到了积极作用。
汉昭帝执政13年去世,由于没有后嗣,执政集团面临确定帝位继承人的问题。
霍光否定群臣所议广陵王刘胥,借“承皇太后诏”的名义,迎昌邑王刘贺入长安。
刘贺“既至,即位,行淫乱”,霍光召集群臣相议未央宫:“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朝会中使用“昌邑王”称谓,实际已经不承认刘贺“帝”的身份。
霍光的决定得到了“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的强力支持,议者都表示“唯大将军令”。
霍光安排拘捕刘贺从昌邑带来的“故群臣从官”,在武士执兵器陈列殿下的情况下,宣布刘贺罪责,以其“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确定“当废”。
“皇太后诏曰:‘可。
’”刘贺就车,“涕泣而去”。
严格说来,霍光是以政变的方式变更了最高执政者的人选的。
事后“昌邑群臣”被诛杀200余人。
丞相张敞等向皇太后的报告中说:“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
”仍称刘贺为“陛下”。
而皇太后斥责之辞,言“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已经明指为“人臣子”。
刘贺被指控的罪行主要在于生活和娱乐方面,如“鼓吹歌舞”“弄彘斗虎”“湛沔于酒”“敖戏”“淫乱”等(《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并不涉及执政倾向。
《汉书》卷二六《天文志》则说他被废的缘由是“行淫辟”。
有人说,刘贺在当皇帝的27天里据说做了1127件荒唐失礼的事情。
此说应当依据《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的记载。
这句话原本意思是,刘贺在位27天,频繁派遣使者以皇帝名义向朝廷各部门调发物资或要求服务,共计1127起。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献帝纪》载卢植的说法,也可见“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过千余”。
其实刘贺的“罪过”,具体说来,应当不仅仅是“千一百二十七事”,而主要的问题,是“行淫乱”“行淫辟”。
随后霍光等选定即位的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曾经因巫蛊之祸在襁褓中即系身狱中的刘询。
这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有儒学修养,“亦喜游侠”,由于曾经有平民生活经历,“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汉书》卷八《宣帝纪》),因此具有一般“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汉书・景十三王传》赞引《荀子》)的皇族子弟皆不可及的政治素质。
汉宣帝的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卷九《元帝纪》),就体现出相当高明的执政理念。
汉宣帝在位25年,对西汉后期的历史进步贡献很大。
《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赞扬他“丕显祖烈,尚于有成”。
或许可以说,刘贺遭遇了人生悲剧,但是历史因此发生的走向变化,提供了成就昭宣中兴的重要条件。
冷静有为的汉宣帝与权势空前的霍光之间有着或明或暗的博弈。
秉政前后20年,可以“立帝废王,权定社稷”的霍光死后不过4年,其家族因罪被处置,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时在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
5年之后,即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刘贺去世。
也就是说,刘贺看到了霍光的去世,也看到了霍氏家族的败亡。
不过,这时他已经被安置在距离政治中心非常遥远的地方。
海昏侯墓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很可能会发现记录刘贺政治经历和政治体验的文字,或许有助于深化对这一阶段情节复杂的政治史的认识。
2.海昏侯墓发现反映的昭宣时代社会经济文化正如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所指出的,海昏侯墓园是中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
海昏侯墓是江西迄今发现的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的墓葬。
海昏侯墓现已发现的重要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闪光点。
如精致的组合乐器与伎乐俑,反映了当时贵族生活的艺术情调。
漆器文字或许有益于说明漆器制作工艺流程与原料配方。
偶乐车和实用安车、轺车,可以反映当时的出行方式和车舆制度。
虫草等物品的发现,可以增进我们对当时医药史和养生史的认识。
形制特异的被称作“蒸馏器”的青铜器,其真实用途值得考察。
有人称作“火锅”的炊具,也是可以深化饮食史研究的重要发现。
青铜器铭文中“昌邑食官”“籍田”“南昌”字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相关制度史和地方史。
精致的包金、鎏金银、错金银器具和华美的漆器,均体现出设计者的审美情趣和制作者的高超工艺。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研究员对有的出土器物“算得上是最顶级的工艺”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汉书》卷八《宣帝纪》这样赞美汉宣帝时代的成就:“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以“技巧工匠器械”即产业工艺全面的质量水准作为说明社会的“治”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是认同的。
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或许可以为“孝宣之治”提供相当充足的具体的实证。
海昏侯墓出土五铢钱数量甚多,据估计达200万枚。
麟趾金、马蹄金、金饼的发现,也体现直接随葬大量金钱的厚葬形式。
西汉其他高等级墓葬也有类似发现。
相关现象反映当时社会追逐富贵、讲究富贵、炫耀富贵的意识有广泛的影响。
而海昏侯墓的这种埋葬方式,也是以当时社会经济比较富足为背景的。
出土屏风与孔子故事有关的图像和文字,应当受到儒学史学者的重视。
同类性质的孔子画面,这是最早的发现。
图像史学、美术考古研究者也可以从中发现重要的信息。
从社会思想史、社会意识史的视角考察,这一资料可以看作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来儒学逐渐上升至意识形态正统地位历史进程中的非常重要的文物标志。
相信正在清理保护的简牍中,应当存在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说明的资料。
3.刘贺归宿:海昏侯国的区域文化分析据《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记载,在未央宫承明殿议定废刘贺时,“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
’”秦始皇时代,曾经将嫪毐、吕不韦的附从者徙房陵。
灭赵,俘获赵王后,也迁房陵。
汉武帝时代,因罪被废迁房陵的,有济川王刘明、常山王刘勃等。
汉宣帝执政后,废迁房陵的还有清河王刘年、广川王刘海阳。
然而太后否定了群臣的建议,让他回到昌邑。
不过,刘贺在回到昌邑11年后,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又被封为海昏侯。
《汉书》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在这一记载下明确说到这一侯国的所在地是“豫章”。
刘贺作为最高执政集团并不十分放心的“废放之人”,终于还是被“屏于远方”,迁徙到确实“不及以政”的地方。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江南”地方穷僻落后,开发程度很低。
如《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所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
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江南侯国封置数量有限。
我们知道汉文帝时贾谊任职长沙国时心情抑郁,主要原因是“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
而舂陵侯刘仁封地在零道之舂陵乡,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汉元帝时,徙封南阳之白水乡(《后汉书》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城阳恭王祉》)。
海昏侯国的环境,也不免“地势下湿,山林毒气”。
不过,我们比较《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提供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和《续汉书・郡国志》提供的汉顺帝永和五年两次户口统计数字,138年之间,豫章郡户数增长了502.56%,口数增长了374.17%。
两汉之际,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之间,全国户口数字则呈负增长的趋势。
当时,位于今湖南的零陵郡和位于今江西的豫章郡位于中原向江南大规模移民通道的要冲,都接纳了大量的南迁人口。
正是由于自两汉之际开始的由中原往江南的移民热潮,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可以推想,海昏侯刘贺家族也许对豫章地区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的环境开发和经济繁荣有所贡献,不排除海昏侯墓出土文献中存在反映这一历史变化的信息的可能。
据《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的记载,刘贺“就国豫章”时,“食邑四千户”,户数较昌邑汤沐邑二千户成倍增加。
“海昏”地名,王莽时改称“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