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中国连一个学术文化名词都没喊出来
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226-校园英语 / 语言文化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西南科技大学/张伟福【摘要】新历史主义于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对传统历史主义以及统领西方学术界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的挑战与颠覆。
新历史主义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对于把握事物本质,看清历史发展有所裨益。
本文首先简述了新历史主义的起源、代表人物及其观点,而后阐述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影响。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文化诗学 元历史概述历史究竟为何物?历史作为客观存在,是否就犹如历史书上所描述的那样?是否应该与“大历史(History)”作为中心研究历史?是否应该与文学作品相对立?针对这三个问题,新历史主义给予了全盘否定。
新历史主义批评观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了解新历史主义的发展起源,对全面深入理解新历史主义所发挥的作用。
一、新历史主义的起源新历史主义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文化界和文学界,先后经历了历史主义的衰落与形式主义的落没才得以发展起来。
1.历史主义的衰落。
历史主义(Historicism),又名历史决定论,是研究历史(包括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哲学方法。
用历史主义在解释文学和它所依据的历史条件的时候,既不突出其本身为文学,也否定了此时此地的研究者对以前的历史现象、文学作品的表现之间的不断生发的期待视野的存在。
历史主义割裂了文学作品与历史的联系因而遭到形式主义的抨击。
2.形式主义的落没。
在二十世纪初的形式主义(formalism)影响范围非常大,其研究以形式为本体,在研究中把历史主义所坚持的作品与作品之外历史联系,极力地予以消解和抛弃(王向峰,2010)。
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挖掘文本的文学性(Literariness);读者反应批评(Reader-response criticism)青睐读者阅读活动;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阶段,甚至提出“作者已死”……就是在这些“奇说竞技”背景之下,新历史主义得以从中焕发生机。
王东岳说:中国近1000年来给人类没有什么重大思想贡献?你怎么看?

王东岳说:中国近1000年来给人类没有什么重大思想贡献?你怎么看?首先我们要了解王东岳其人是谁,王东岳的火离不开有道的罗振宇。
当罗胖在有道读书对这个人大加赞赏之后,一夜间关于王东岳讲学的视频火遍了全网。
王东岳其人王东岳这个人挺神奇的,他是西安交通大学医学硕士毕业,但之后却没有当医生,而是将毕生的精力和财富都投入到了对哲学的研究。
笔名子非鱼,无门无派。
仅这一点,我们攻击他是民科的理由便显得不足。
当我们看了一定的他的讲课之后,很容易发现这个人无所不知,不仅仅是哲学,甚至物理学、生物学、文学等等他都十分清楚。
并且他不是百度的搬运工,从他讲课的逻辑表述、他对某些事物的理解,那些东西他肯定是花时间研究透了形成自己的理解之后才讲的。
事实上谁是真讲课,谁在背书,学了十几年习的我们大多一眼就能看出。
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非常有才气,但当我们看多了之后却发现这个人讲的东西有点类似于科普的感觉。
他讲的内容大多不深,而且基本都是在将别人的理论。
一本《物演通论》便是如此,更像是人类思想文化史。
他一直强调的递弱代偿原理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也并不是稀奇,并且目前不具备很大的价值。
从这一点来说,他的哲学家的帽子似乎有些端不住,这也是他最为人诟病的一个地方。
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是个骗子、民科,与其是哲学家更多的应该是个博物学家。
他对哲学的研究和理解异于他人,并不是因为他为人浅薄,而是他研究的方法不同。
也许是其之前的医学的教育背景,我们可以看出王东岳对哲学的研究带有很明显的自然科学的特征。
他是以自然为基础去研究哲学的,也就是说他从开始便承认了无神论这一观点,是典型的唯物主义。
可以说,他是真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运用到了思想研究领域。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他说的这句话了。
思想是实践的先导,他说中国近一千年来没有给人类什么重大思想贡献,是因为近一千年来以儒家代表的文化没有真正的推动社会的进步。
虽然我们有诗词、有歌赋,其灿若星河不亚于西方的文艺复兴。
后殖民理论与中国文化身份认同

后殖民理论与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后殖民理论与中国文化身份认同 298世界文学评论的"历史感"和"纵深度".对作用于文学体制生成的各种力量,关系的揭示与把握,对生成过程内在线索,逻辑的分析与梳理,对第一次文代会资料的挖掘与研读,以及对"十七年''文学体制生成过程中某些经验性成分的发现与提炼等,这些既是本论文着力突破的难题,也是体现本次研究活动价值的重要方面.(斯炎伟: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指导教师:吴秀明教授)(责任编辑:周兰美)后殖民理论与中国文化身份认同1978年,被称为"当今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的萨义德,其《东方学》的出版,标志着后殖民理论的体系化和理论化.以种族,帝国,族性为主要内容,后殖民理论开启了对"当代欧洲大陆的文化理论的方法范式"进行分析的模式,揭示了"隐伏"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殖民现象,图绘了其中世代传承的意识形态基因,点破了虚构,歪曲东方的种种符号操演,从而为东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认识他者和自我,建构自我的主体和文化身份提供了新的理论"透镜".回顾后殖民研究方面筚路蓝缕的历程,2001年,萨义德自谓:"……毋庸置疑,《东方学》对当代思想的影响,大于过去3O年出版的任何一本书.它改变了我们思考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维方式"().英国学者巴特.穆尔?吉尔伯特认为,"后殖民批评不是简单地扩大英语研究的传统领域,或是重新关注这一领域内被忽视的方面和范围,而是与近来出现的其他批评话语(诸如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一起大大地改变了从1945至1980年这段时期在这一学科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分析模式.…'开创的是……当代欧洲大陆的文化理论的方法范式"(巴特'穆尔.吉尔特:《后殖民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l5页).虽然后殖民理论的话语结论提出的文化身份建构策略,推崇的非抵抗性对话,协商交流原则等,是"纯粹"文化研究的结果,但其批判性的致思方向和鲜明的针对性,强烈的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意味和貌似"反西方"的非学术诉求,在学术研究和政治领域引发了极大震撼.在前殖民地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部分学者眼中,后殖民理论是在为东方张目,是为东方文明辩护的发声,是民族国家文化身份定位和民族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而在部分西方学者的眼里,萨义德是激进的反西方论者,认为他将东方学现象作为整个西方的隐喻或缩影,实际上是用来指代整个西方.在英国,乃至在欧美,后殖民理论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尚未被欧美学术机构充分肯定为一种重要的甚至是独特的文化批评模式"(巴特11).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萨义德是误入学术界,不适于文学研究.约翰?麦肯齐武断地认定后殖民理论研究"很有趣但在学理上没有价值","没有人比他们更能表现出左派文学批评家的幼稚和考虑不周"(巴特13).斯皮瓦克将这一现象称为"制裁性藐视","是英语研究领域内一些传统派的公开敌视"(巴特11).与这两种态度共存的,是被巴特称为后殖民理论"内部"的争论.它主要是指以印度裔学者艾贾兹?阿赫默德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以文化研究为主要对象的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的激烈批评.这种批评开启和预示了后殖民理论复杂的批评景观.虽然在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看来,艾贾兹?阿赫默德为首的批评学派不同于西方权威学者的批评和敌视.巴特指出,这种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站在后殖民理论的立场上反后殖民理论,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和误读.艾贾兹?阿赫默德批评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是"认可了西方标准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特权".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到了8O年代末,后殖民"变成了对全球状况的叙述,也就是说,这种描述在文化批评和学术研究项目中取代了作为新正统观念的地位"(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的辉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国外文学》,1997年第1期,第3页)."旅行"到中国之后,后殖民理论也是受到了异常的青睐.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理论界追新逐异的热望使其大受热捧;另一方面,后殖民理论外表上的"反西方"和替第三世界国家,边缘化国家,民族,群体张目的样貌吸引了中国理论界表达民族文化的彷徨,焦虑的注意力;同时,解释或宣泄参与全球化中的愤懑情绪使其成了部分人便捷取用的"武器"."在消解中心性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崛起,并以其权力话语和文化政治批评拓展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域,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王岳川:《后现代殖民主义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王岳川先生的这个认识,实际上正是大部分热衷于后殖民理论学者的想法.这是对后殖民理论的严重误读,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萨义德在《东方学》结尾处的担心,即东方的西方主义不期然地成了人们的一种优先选择.论文还对后殖民理论的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渊源进行梳理.对所借鉴理论的误读和创造性运用等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以萨义德为主的后殖民理论的贡献和不足做了深入评析,为整篇论文的写作和研究奠定了基础.通过对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简史的勾勒,实证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层面及其内部的复杂性,指出了萨义德对福柯意博士论文提要299识形态理论的误读,揭示了萨义德只看到了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建构作用,忽视或不愿承认主体在意识形态构成中的质疑,选择作用,从而将意识形态看作是外在于主体的,铁板一块的,内部绝对一致的,具有内在本质统一的不变的实体.分析了萨义德在应用葛兰西,福柯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中创造性的一面,即萨义德在剖析殖民主义者思想,行为,甚至政策时,将对意识形态的考察分析应用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这是萨义德的贡献.文化交流中意识形态的规训作用及其可变通性,证明了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对自我和他者的影响. 后殖民理论把批判视角聚焦在意识形态上,忽视了西方建构东方中的物质利益方面的因素,所以,后殖民理论理论武器的钝化可想而知,同时也无法很好地解释后殖民国家参与,推动现代化的所谓"共谋"心理和行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建构和认同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依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物质层面的不平等,意识形态影响下主体对自我和他者的文化建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必然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文化建构和文化交流产生着相当巨大的作用.据此本论文提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认同原则和主要任务:"超越选择".超越选择,不仅是超越他者的意识形态构拟,超越他者维护假想利益的现实选择,超越他者文化设定的道路和模式限制;更重要和更困难的是超越自我的意识形态认同,超越自我的地域政治想象,审视自我对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及文化心理"传统"的建构;放弃回到自身,回到传统纯正身份的梦想;超越单纯模仿,依照他者形成的经验模式规范自己丰富多彩实践的空想,超越单一理性或非理性的建构态度,兼顾两者,从自己的现实出发,在与他者的碰撞,对话,交流中建构一个可以把握自己的主体,坚定而自信地抒写,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把自己写在这个共同的架构中.但这只是一个认知,建构的开始,绝不能代替主体繁重而艰难的建构过程和要付出的艰辛劳动,绝不能忽视来自他者和自我所设阀限带来的风险和艰难.在提出"超越选择"的基础上,论文还提出了一个"双重穿越"的问题,即穿越自我和他者在文化身份建构中对他者的偏见和矮化后面的意识形态因素,穿越自我和他者在文化交流交往中人为设置的网,墙,面具,真正了解他者.同时,要主动了解自我和他者中主流之外的东西,也让他者了解自我内部主流之外的东西,达到全面,客观,深入了解他者的目的,为建构双方合理合法的文化身份打下基础.这是文化身份建构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而困难恰恰就在于此.(李新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指导老师:何永康教授)(责任编辑:周兰美)2O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研究20世纪初,伴随着"人"的解放,陈衡哲,庐隐,凌叔华,冯沅君(淦女士)等女作家第一次以群体规模出现在历史舞台,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女性创作高潮.随后的丁玲,萧红,张爱玲,苏青等女作家,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高度.9o年代,女性创作又一次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女性写作"的命名成为9o年代中国文坛上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徐坤:"绪论",《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以女性写作为研究论题,基于如下考虑:首先,社会一历史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以往的文学批评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单一的批评标准对女性写作中展露的女性意识造成"屏蔽",女性独特的生活经验,她们的潜意识世界及女性写作独特的审美风格受到压抑和忽视.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引入,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视界.例如,文学史对萧红的《生死场》的解读主要集中在民族兴亡,抗日救国的层面上,而未曾考虑《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是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民族兴亡的眼镜造成了阅读盲点,作品丰富的女性生命体验与女性话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长期以来,《呼兰河传》被认为是作者创作上的倒退,尺度是当时的抗日文学.直到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萧红作品中的性别话语才浮现出来.文学史对张爱玲,苏青,梅娘的长时间忽略固然有政治的原因,但对其文学价值的重新评价依然与女性主义所强调的性别立场有关.同样,只有当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种批评方法,残雪,陈染,林白的创作才能获得某种意义.对张洁,铁凝,王安忆的解读才会突破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批评,增加另一种意义.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价值观念多元化形成了"众声喧哗"(hereroglossia)的社会文化景象.西方女性主义进入现代与传统,先锋与保守"共存"一室的中国后,杂芜局面中隐含着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的声音.加之中国没有发生西方那样自下而上的女权主义运动,妇女解放一直是在国家政府保护下开展的,自我主体意识并没有在所有妇女阶层养成.这使得中国女性生活和思想实况以及女性写作理念,女性写作研究等方面都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貌.与此相应,反映在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也往往层面多样.因而,以女性主义为理论工具视察20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通过检视文本中的女性生活,梳理其中渐次推进的女性意识,清理内化于女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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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根与价值关怀] 关怀生命价值包含哪些方面一、“文化书法”提出的时代语境仰望中国文化艺术的星空,可谓群星璀璨。
其中,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并占据核心位置的一个星座便是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凝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智慧和文化基因,“是一种体验生命本体的审美符号。
它浸淫于中国古老的哲学美学之中,在笔飞墨舞的音乐律动中,完成一种时空的审美形式”,[1]它的点线变化、结体取势、章法布局以及笔墨情趣等,蕴含着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从商周以降,书法艺术的风格因时代而嬗变:商周的朴拙,秦汉的气势,魏晋的风骨,盛唐的法度,以及宋元的“尚意”和明清的“尚趣”,书法艺术承载着中华文明发展的足迹,历经数千年沧桑总以不同的风貌反映出时代精神,传递出历史文化的审美魅力。
时至今日,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中国的文化主流经历了大众化转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新的特征:“在功能上,它成为了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成为了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
”[2]在文化的大众化转型的语境下,中国的影视、文学,包括艺术品都成为了供大众消遣的手段,渗透着商业策划的痕迹。
大众文化所具备的商品性、时尚性和媚俗性在当下消费型社会里得以充分展现,而作为中国国粹的书法艺术则日渐式微,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些从事书法创作的人以功利的目的和游戏的心态对待书法艺术,一味将书法艺术大众化、世俗化,甚至按照西方的理念趣味消解中国书法传统,营造出所谓的“西化书法”和后现代的书法行为艺术。
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与文化主流的大众化转型形成参照,那就是“国学热”的出现。
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学的行情一路飙升:国学班开办、国学大师开坛、国学博客圈开放、孔子学院、孟母堂等纷纷成立……真可谓“千年礼乐归华夏”。
追溯起来,悄然兴起的“国学热”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的一种折射。
中国语境中的文艺美学

中国语境中的文艺美学鞍山师范院铁岭函授班2013年中文本科毕业班王蒙2013.1.10中国语境中的文艺美学提要:本文认为文艺美学在中国是一种理论话语,一种学术建构,一种文化现象话语形式受到学科逻辑和文化逻辑相互纠缠的结果,二者的矛盾造成文艺美学从产生到现在的话语现象。
从而可以理解文艺美学虽然在逻辑上矛盾重重而在学术上仍然十分活跃。
关键词:文艺美学理论话语学科逻辑文化现象1980年全国首届美学会议上胡经之提出“文艺美学”,2001年国家教育部在山东大学设重点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多年来,文艺美学己成为中国90年代以来文化演进中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话语、一种“认真”的学术建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
对文艺美学,应怎样看待和定位,论说甚多,公案末了,但以上三个方面不由让我想起了三个——也许不很恰当的词——绝、怪、玄。
一、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文艺美学文艺美学表现为一种理论话语,是一绝。
理论是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种西方正统的学术把握方式。
话语则是西方后现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学术把握方式对西方正统学术来说,要称得上理论,必须要符合二个条件:有一批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定义是明确的,逻辑是一贯的;这些概念按照逻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理论是与非理论相区别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
而话语则不管言说形式上的严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见,可以是以理论的逻辑的学术的形式,也可以为闲谈的零散的悖论的形式文艺美学在中国虽然是在谈论一种理论,但山于文艺美学的言说,从形式严格性上说有一定问题,但又正因为成问题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这是“绝’之一,这一点将山后而两节来细说)因此,最好将之看成一种话语当然它不是一种一般的话语,而是一种理论话语。
中国文艺学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室,老资格的学术带头人钱中文和杜书瀛,都是文艺美学的支持者和论述者,前者的《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后者的《文艺美学原理》集中地表达了对文艺美学的理论思考中国文艺学的另一重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室占据了文艺理论的教学主流,以童庆炳为首的理论团队编写的种种文艺理论,认为文学首先是审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文艺美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核心山东大学拿下了文艺美学基地,其学术带头人曾繁仁和谭好哲当然以文艺美学为已任,前者写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后者著有《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义性与综合性》。
马子恺 汲古出新

马子恺汲古出新马子恺内敛缓慢,如同他备受推崇的古篆,沉甸甸的,却又古奥难辨,一时间难为人所识。
因为在世界各地推广古篆艺术,他告别了蛰居书斋的日子,希望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以艺术的方式传播出去。
那是一个极重的雾霾天,北京的冬天比往年显得阴冷一些。
生于1969年的艺术家马子恺侧坐在窗边,眼镜边框折射着微光。
他说在报告文学兴盛的年代里信息匮乏,读一张报纸是连中缝里的字都不会放过;说自己早先在国家画院任职时,接待全国各地来的“诸侯画家”,“诸侯”们学了一年,艺术上的“我”不见了,是好事还是坏事;说美国艺术家波洛克的放任不羁和中国画的文不对题,又拉拉扯扯地谈到打车软件、物质上的盛世和时代的漩涡总之话头跳跃得很,但又始终指向那个隐隐的“我”,就像递给你一台相机,明里让看的是他拍的照片,暗地里却是希望你认识镜头后面按快门的那个人。
单看简历,他的籍贯、别署、号,问学之旅,数不过来的头衔、荣誉和展览,还有“以书印称名艺林,擅诗画鉴赏之美誉”的评语,固然都清晰明确,然而也都面目模糊。
你当然也可以查到他在今年的米兰世博会上被授予艺术金奖的新闻,甚至可以查到他在卢浮宫举办的一次略有争议的展览,但这些都无助于说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马子恺太内敛,太缓慢,又或者,他的艺术、人生与现实之联系太过“隐”,就像他备受推崇的古篆,沉甸甸的,却又古奥难辨,一时间难为人所识。
所以他只能迂回,不必直抒胸襟,倒是先讲见闻、轶事,然后暗陈心迹,例如讲佛教,本是“无相”之学,就算有“神”,那也得是像孔老夫子说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结果东渡之后,佛忽然就成偶像了,被塑成金身,藏在山里,供在庙里,人们求佛不在心中求,反而跑到庙里磕头去了,“这样的人心就没有寄托,是功利化的,世俗化的,影射到艺术创作,”他话锋一转,“就像现在的艺术家,画一笔一只大虾,再画一笔两条海参―两口子拿着尺子量能卖多少钱。
”可是―他依然是平和而缓慢地,“我也未能幸免这场浩劫,算是被卷进来了,所以才来做这些什么访谈,想想很滑稽,但也算是借一个渠道来讲讲自己的内心吧。
长城历史

人类历史的奇迹长城连续修筑时间之长,工程量之大,施工之艰巨,历史文化内涵之丰富,确是世界其他古代工程所难以相比的。
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评论长城时说:“中国最有名之工程者,万里长城也。
……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
”美国前总统尼 克松在参观丁长城后说:“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得出这样一座伟大的长城”。
所以说,长城作为人类历史的奇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之无愧。
文文化化宝宝藏藏,,历历史史丰丰碑碑万里长城从春秋战国开始,伴随着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 建社会行进。
众所周知,一部悠久的古代中国文明史,封建社会是最丰富最辉焊的篇章, 举凡封建社会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事件,在长城身上都打下了烙印。
金戈 铁马、逐鹿强场、改朝换代、民族争和等在长城身上都有所反映。
长城作为一座历史的实 物丰碑,将水文在中华大地。
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十分丰 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 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 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
如李白 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
孟姜女送寒衣的歌词至今还广泛传唱着。
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旅游观光的胜地 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的体魄,象征着中 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
这种精神激励我们永远前进。
旅游观光不仅是 游山玩水,而且还兼有强健身体、增加知识、联系友谊以及进行经贸等活动的综合功能。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旅游事 业更是作为政府重点工作之一,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物古迹和多民族丰富多采的 文化艺术,是有中国特色旅游的强大支柱。
为什么中国人读不懂中国文论

• 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多年, • 不仅一般中国人读不懂中国文化,就连学者也读不懂中国 文论, • 是当前中国学术文化最大的症结。 • 兹举例说明之: • 1,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论争: • 白居易《与元九书》:“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现实主义; • “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意。”浪漫主义!
• • • •
例: 一、伪《古文尚书》 二、马宏山:《文心雕龙》“以佛统儒”, “爰自风姓,既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 述训。” • 三、钱钟书《谈艺录》:严羽“沧浪独以 神韵许李杜。” 学界以讹传讹!
• 我们有些青年学者、学生,常常以批判传 统文化相标榜,但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 他们却并不真正懂,这是很糟的事情。 • 研究生面试: • 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但你要首先了解 它,知晓它, • 在根本不读,或者读不懂的情况下,你从 何批判呢?
为什么中国人读不懂 中国文论?
• 二、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
• 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 了。 • 这个问题是法国著名学者佛朗索瓦· 于连提出来的。 • 是一个要害问题”! • 佛朗索瓦· 于连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 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 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 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视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 华就丢掉了。” •
三、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落
• • • • 1,科学主义问题-----唯科学主义 德先生与赛先生 中国文论的西方化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三、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落
• 2,异质话语问题: • 迂回与进入: • 春秋话语;志而晦,婉而成章; • “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 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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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中国连一个文化学术名词都没喊出来2010-12-13羊城晚报点击: 2014今天,中国孩子容易把李泽厚当成李泽楷今天,经济崛起并不意味着文化崛起一百年来,中国翻译西方书籍有十万六千八百册,而西方翻译中国的仅仅是其零头一百年来,中国从没创造出一个自己的文化学术名词——日前,应暨南大学宣传部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为该校师生进行了一次题为“大国形象与中国文化创新”的讲座。
王岳川立足于全球化的特殊背景从“大国形象”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化亟待创新的方方面面。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美学会高校委员会秘书长,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长期从事文艺美学、文学理论、西方文艺理论、当代文化研究和批评的教学和研究。
代表作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艺术本体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等。
中国人尊重自己的文化吗?今年4月份我去美国作讲演,在台上放了张我临的《兰亭序》的PPT,在讲的过程中居然有很多的学生来听,超过了原来人数的三倍。
最有意思的是,在斯坦福大学,校长还专门请我参观他们学校正在举办的一次外国人写的中国书法展。
我逐渐感到,我的讲演还不如我带去的文房四宝有吸引力。
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就是军事崛起,就是经济崛起,他们一直不觉得中国文化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我每次讲完了以后,一定要展开宣纸,现场写书法。
因为我们如果不从技术上加以说明,仅靠一点理论阐述是不行的。
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化,正在让西方产生兴趣。
我就在想,在远隔万里之外,当人家对中国文化、对琴棋书画情有独钟时,我们的孩子在忙什么呢?现在很多同学早就把著名学者李泽厚忘记了,当成李泽楷了。
我的一个博士现在在美国教学,教了四年,前不久给我打了个越洋电话,问我:“老师,您赶紧告诉我,什么是床?”他说今天他们这个博士班讨论的话题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床”。
抬头直接往正上方看,就看见明月了,很奇怪呀,床是露天的?因此,问我什么是床。
”我说,“床”就是李白所处的唐朝的一种家具,说白了,就是一个小板凳加小靠背,所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里的“床”也就是指这个。
一个美国的博士班讨论中国唐代的诗,能这么细微,可见,他们对我们的文化既有兴趣又尊重。
反过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尊重吗?举个例子来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做了很多好事,但又不是全部都正确。
北大首先要反省的是一个四川人提出打倒孔家店,在北京大学集体抗议,然后,三十年代出现了疑古派,从此对中国先秦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些人认为先秦的孔子撒谎,老子是不存在,认为很多的先秦古籍都是伪作。
然后,到了“文革”时期,打倒孔家店,变成了打倒孔老二,这些大家都知道。
但我提两点,大家可能不知道,北大的红卫兵在1966年底、1967年初,听了江青及其他一些人的教唆,拿着锄头赶赴山东曲阜,居然把孔子的坟给挖了。
挖了以后,本地孔子的后世人敢怒不敢言。
最近香港想拍一部有关孔子的片,请我做他们的顾问,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孔墓里边还有没有孔子?”我说:“当然没有。
”我们旁边有一个小国,四千八百万人,听说这个消息以后,他们发话说你们不要我们要,于是他们喊出了“孔子是我们韩国人!”接着,中国人不干了。
韩国人说,你都掘了祖坟了,都打倒孔家店了,还把人家祖祖孙孙的七十多代孙子都挖了,我们难道不可以把他们的孤魂野鬼收回来?到后来甚至是“姜太公钓鱼”的姜太公也变成了他们的了,中秋节、端午节,他们都要。
我相信这些文化不是中国的孩子不要,而是我们不够重视,因此,我呼吁我们的学校,不要光顾着过圣诞节、复活节,也要过下咱们的几大节日吧。
中国需要“半盘西化”胡适提出的“全盘西化”,我认为有问题,应该是“半盘西化”。
比如说,科技一体化的问题。
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一体化,会出现大规模的杀伤武器。
在海外翻译“诺贝尔奖”,一般译为“炸药奖”,因为诺贝尔造的炸药使“一战”、“二战”死了二千多万人。
诺贝尔满屋的黄金、钞票,敢用吗?他跟一个挚亲好友说,他每天晚上一闭上眼睛,都会发现有两千多万双眼睛盯着他,两千多万个孤魂野鬼在他上头飘呀飘,所以他决定捐出全部的钱,设立诺贝尔奖。
我们今天中国人朝思暮想获得诺贝尔奖,却忘了它是个反省自己的结果。
还有,关于制度的并轨问题。
教育制度、人权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并轨,我认为不能完全照搬。
起码人权制度中西就有差异。
美国著名的思想家萨缪尔·亨廷顿说了两句话,中国人听懂了第一句,忘掉了第二句。
第一句是:20世纪末期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
说得很准,打完了伊拉克,现在马上就要收拾伊朗了。
但是他的第二句话中国人没听懂,就是:21世纪上半纪前五十年,整个世界是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冲突。
中国过去号称是朋友满世界,可今天坦桑尼亚何在?罗马尼亚何在?又比如说,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提出来之后影响的第一个人就是鲁迅。
在接受废除汉字思想之前,鲁迅说中国的文字有三美“形美、意美、音美”,所以鲁迅的书法写得非常好,但接受了这个思想之后,他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中国的汉字是中国文化中最后一个毒瘤,欲除之而后快。
废除汉字的最终目的是汉字的拼音化、拉丁化。
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开始实行。
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组织三次汉字简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废除汉字。
后来,幸亏出现了王选,如果没有他发明了汉字输入法,我们今天也许处在这样的情景中:远看是英文,近看是法文,拿到手上是拼音!这绝非戏谈。
“全盘西化”不可取。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没有被西方真正了解,以致于他们一直认为中国很可怕。
中西的翻译“逆差”为一百比一我曾经做了个社会调查:鲁迅提出文化拿来以后,“五四”到现在九十年,我们拿来了多少?1900年到2000年,英法德意西班牙俄文六种文字,我去北大图书馆查了几个月,最后查出,一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翻译了十万六千八百册西方书籍。
后来,我又反过来去做另一个社会调查:我们中国二十世纪的书包括古代的书被西方翻译了多少?1900年到2000年只有八百多套。
这数字是否准确?新闻出版署做了个调查,结果是:100比1,正好和我的数字相同的。
我去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去了他们的书店和图书馆,发现中国在海外的书主要是关于八卦、算命,还有一些看风水的、烹调的等,给老外的感觉就是中国没有经史子集,没有哲学,没有思想,也没有琴棋书画。
我们曾经请过一个德国学者,一个美学家来讲课。
他发现中国的学生很了不起,他说起哈贝马斯很多人都了解,又说起康德、席勒、黑格尔、海德格尔甚至贝多芬大家都如数家珍。
还有很多德语系的用德文在和他们交谈,他觉得很好,很爽。
有一个中国的博士觉得不太舒服就举起了手,问这位教授:“你对鲁迅怎么看?”这个教授用清晰的语言问他旁边的翻译说:鲁迅是什么地方?不知道鲁迅是一个人、什么东西、什么地方?中国人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的“脊梁”都不被其他人认识,而我们却知道西方那么多东西?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英国的马丁·雅克出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据说奥巴马看过,所以很多人看了这本书以后感觉到中国起来了。
比如说中国的幸福指数为72%,美国的幸福指数为39%。
最新出版的2008年互联网十大使用语言,第一是英语,紧跟后面的是什么,汉语。
而你看看十年前网上的指数,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多。
还有外汇储备,中国第一,再看东亚国家对未来亚洲中心的预测,居然日本、韩国都预测是中国。
欧美强国一方面把握着文化,妖魔化中国。
另一方面开始攻击中国,CNN主持人卡弗蒂不断地咒骂中国,后来中国留学生开始游行———NO CNN!一位华裔的律师向法院提交诉讼,说侮辱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把那咒骂的录像全部剪辑好,诉讼法院,法院受理最后赔偿,达成了协议,说对中国人每一个人判赔偿一美元。
那个主持人回去一算是十三亿美元,吓坏了,第二天就赔礼道歉了认错了。
还有一件事:韩国出了一张巨型张贴画,把毛主席的像画成了一匹狼,中国的外交部提出了抗议。
后来我见到了韩国的一位教授,我说中国已经表达很和善了,他说,不对,你们表现出来的恰好是不和善。
我们韩国是四千八百万人,我们设想我们是一米七,你们十三亿人是我们三十倍,是五十米,我一米七每天回头看我这个邻居长了五十米高。
你说你踩我、踢我、砍我,我还能有所表示吗?日本曾经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入门》。
这是我两年待在日本看到日本骂中国最烂的一本书。
它为了通俗易懂家喻户晓做成了漫画,那种漫画之肮脏比“文革”的漫画还要下贱。
但是销售了两万册。
又比如说,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权利的,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播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售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她没说别的,就靠中国没有学说,判断中国不是超级大国。
她而且还攻击了中国的知识体系,中国的知识体系当然是古代的知识体系,就是儒道释,不能参与当今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太落后了,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
即使目前面临巨大的经济崛起,充其量只能是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上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小国。
因此,我们要慎言说我们有人口优势,我们有廉价劳动力。
中国连一个文化学术名词都没喊出来中国的崛起,创新非常重要。
我专门做过了一个调查,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一个外国人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统计从公元元年到公元一千年,中国的GDP占全人类的25%。
公元一千年到公元一千五百年占23%。
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 第一次输给欧洲,但大家知道吗?中国那时正好处在康乾盛世,正好是清朝。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把目光凝聚到中国身上,那么中国该何去何从?最近有消息报道,高盛公司预计在2027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的GDP,变成世界第一。
我想问的是,我们创造了什么?我在中外艺术协会主席团会议上,面对十七个主席和副主席,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请在座的专家的专家、博导的博导想一想中国在二十世纪在文学和美学上创造了怎样的新概念?大家说“话语”,我说对不起,那是福柯的。
后来终于有一位想起来,说,我们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有高大全,我说对不起那是俄西影响中国的。
一个十三亿人的民族,从业人员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不下于五万人。
我们一个世纪连一个名词概念都创造不出来,不觉得很可悲么?我认为中国的声音太微弱,中国的声音微弱的原因不仅是老一代、中年一代的声音过分的虚无化,问题在于我们的青年有没有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有没有一日三省吾身,好好反省前人的文化遗产,有没有像那些美国人的眼睛去发现了新的东西。
这样我们才可以把中国人的声音变成一种真正的新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