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所理解的“科学的精神气质”

浅谈我所理解的“科学的精神气质”

【摘要】在科学社会领域，默顿的科学精神气质是科学共同体的习俗、惯例等不成文规范形成的基础；也是科研规章制度、律令等成文规范制定的指导原则。对这一基本概念的解读，有助于对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一个整体框架性的把握。

【关键词】默顿科学的精神气质中国传统文化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精神

1942年的论文《科学规范结构》中，默顿系统的提出了“科学精神气质”（the ethos of science），亦称默顿规范（Mertomian norms）。他是这样界定这一概念的：“科学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建制性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称许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他的科学良心，或者用现在人们喜欢的术语来说，形成他的超我。虽然科学精神气质未被明文规定，但是从科学家在习惯中，在无数论述科学精神的著作中，在由于触犯精神气质而激起的道德义愤所表现出来的道义上的意见一致方面，可以推断出科学精神气质。”在默顿看来，科学精神气质包括普遍性、公有性、非牟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规范。这是一个没有主次和逻辑结构的规范集合。默顿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一文中对前述的四类科学精神气质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普遍主义，即科学是客观的，非个人的。其含义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是评价科学知识的唯一标准是其与观察和早已被证实了的知识相一致的客观原理，而与知识发现者或创造人的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无关；第二是科学向一切有才之人开放，即任何人都等同的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科学职业选择和评价的唯一标准是从业者的表现及其研究成果质量。所谓公有主义，即科学发现是全社会协作的产物，它们是科学共同体和全社会的公有财产，不属于任何个人；发现者对知识“财产”的要求仅限于获得“承认”和“尊重”，而没有任何特权，不能随意使用和处置它们。也就是说，科学界对科学创造的“产权”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界所主张的“产权”含义大相径庭。所谓无私利性，即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目的是发展科学知识而不是任何个人利益。所谓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即科学家对于自己和别人的工作都不要轻信，而应该持一种有根据的怀疑和批判态度。默顿认为，这一条既是科学方法论的要求，也是科学体制的要求。这也与我们科学研究活动中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怀疑探索精神一脉相承。

尽管默顿及巴伯、斯托勒、米特罗夫、齐曼等后人又分别对科学规范进行了补充，增加了比如创新性、谦虚、理性精神、情感中立性、客观性、概括性和无偏见性等条目。但是总体来说，默顿最初搭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的框架及其内涵并没有改变。即“普遍主义”规范规定科学及科学人适用普适的普遍标准；“公有主义”规范防范个人及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对科学的干扰；“非谋利性”规范调控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规范告诫科学者要始终一种批判的精神来对待自己及他们的科学成果。

世界观是人们关于宇宙的本质、人性、人类与宇宙的关系及其他哲学问题的总的看法和取向，它们有助于人们对宇宙加以界定，并确立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些观念是跟某种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的和宗教的层面紧密联系的。世界观使人类和宇宙的关系具体化起来。西方人看世界是二元对立的，在宗教上有“天国”和“人世”的对立；中国人不看中也不相信有另外一个天国，中国人只想把他的德行、事业、教训永远留在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上，而中国古代所传诵的立德、立功、立言便是从这种观念中产生的。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在一个广大和谐的环境下产生、成长，中国人的兴趣对于绝对的、抽象的、逻辑的和一般的更改方面比较淡，而对于活的、直接而具体的、经验的个别情感方面却比较浓②。中国的农业文化是自己自足的，农业文化不求富强但求安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并非没有科学，中国已往历史上也不断有科学思想与机械创作的表现，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都是科学发明，而科学发明却不不等于科学精神。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领跑者无疑是儒家文化。因而我们的人文精神，从古便被打上了儒家道德的烙印。笃信“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在国人眼中，科学乃器者、术者、艺者。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的文化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却罕有科学精神。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局限性，相比于西方近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最大局限性就是科学精神的缺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特质是比较缺乏的，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人”——知我即知天。诚然，中国古代的某些科技成就，特别是在工程技术方面达到世界领先的高度，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来说是一种以规训和制约为核心的人治文化。这也是导致科学精神无法从传统文化中孕育的原因之一，甚至至今阻碍着科学精神在中国学术界的建构。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科学精神的提倡与传承，将会不断革新我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迫使研究者的观念与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发生断裂，从而获得新的文化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会越来越大，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依靠科学精神的力量，在传统文化中诱导并重建某些新的文化价值观。科技革命缩小了时空距离，加速了文化交流。随着科技全球化的推进，科学和技术在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过程中传播着自身的精神气质。科技全球化带来的科学的精神气质，从基本上对中国传统世界观形成了挑战。按照默顿的看法，科学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都会发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有可能为科学精神的充分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民主制度与科学精神有最高度的吻合，因而是科学精神的最佳拍档。

20世纪被称作科学世纪，“这不仅因为二十世纪有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成就，而且因为科学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给人类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科学渗入人类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成为‘真理’的代名词”③。然而，科学权威的基础是什么，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精神是什么等问题，却是人们始终争论不休的问题。进入20世纪，我们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走向科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科教兴国”的过程中，传统的世界观不可避免要遭遇这种科学的精神气质。我们接受现代技术、设备、生产线，却没有来得及在我们的文化中，适时接受乃至培育出科学精神。在中国，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价值取向，强化了科学研究中的民主和自由探索精神；“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价值取向，强化了科学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