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_中等收入陷阱_的转型社会学视角_何雨
发展中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中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中,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增长往往会陷入停滞,难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这一现象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关乎着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稳定。
那么,在发展中究竟该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呢?要理解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明白其产生的原因。
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一些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仍然过度依赖低附加值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未能及时实现产业升级,向技术密集型和创新驱动型产业转变。
这导致在国际竞争中缺乏核心竞争力,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从社会层面分析,教育水平的不均衡和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也是重要因素。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
如果教育体系无法提供足够的创新型和技能型人才,就会制约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从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制度环境也是关键。
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低效的政府治理等,都可能导致企业创新活力不足、市场竞争不充分,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那么,要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其一,推动产业升级是核心任务。
政府应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产业升级的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
同时,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韩国为例,通过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制造业,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其二,加强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各类人才。
不仅要普及基础教育,更要注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并且,要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其三,优化制度环境至关重要。
政府要深化改革,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同时,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减少行政干预,增强服务意识,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点思考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点思考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停滞或增速缓慢,无法实现进一步的收入提升和经济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往往无法跳出低收入陷阱,进而无法迈向高收入水平。
以下几点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首先,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低技术创新和低劳动生产率。
这些国家在早期阶段可能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大量的低技术产业,但一旦人力资本或技术创新水平没有得到提升,经济增长便会受到限制。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克服之道是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力。
这可以通过建设创新生态系统和加大高等教育投资来实现,促使企业和个人在技术和知识方面不断进步。
其次,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源配置不当和经济结构问题。
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可能过于依赖一些特定的产业或资源,比如石油或农业。
这样一来,一旦该产业遇到困境或价格波动,整个经济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国家应该推动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培育不同产业的发展,并在政策层面上加强对经济的监管和调控,以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
再次,中等收入陷阱的克服也需要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贫富分化,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远远超过底层人民。
这种不平等不仅是道德问题,也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措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比如建立透明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多教育和培训机会,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确保收入增长和机会的均等分配。
此外,改善政府治理和推进产业升级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不仅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还应扮演好监管和推动者的角色。
政府应该加强机制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提高政府效能和廉洁度,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在促进产业升级和销售市场多样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国际合作与对外开放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中等收入国家应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制定合适的政策框架。
“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规避

是能不能拿出收入的至少三分之一进行自由支配消费。
三、关键:金字塔到橄榄球
三、关键:金字塔到橄榄球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等于居民消费能 力的提高,更不等于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的扩大。
三、关键:金字塔到橄榄球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在2011年8月3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 4———聚焦民生》报告中称:到2009年我国城市 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 %左右。中国城市中低收入阶层比重仍然偏大,所 期望的“橄榄型”结构并未出现。
二、迷途:中等收入陷阱
韩国:“三大法宝”增加经济活力
法宝一:彻底调整经济结构。 法宝二:大力发展知识经济。 法宝三:重视普及义务教育。
二、迷途:中等收入陷阱
新加坡:政府主导推动转型改革
措施一:政府主动进行经济调整。
措施二:两项制度提供社会保障。 一个是组屋政策,另一个是中央公积金。
关键:金字塔到橄榄球
点,
当时的经济增长率是6.6%。 随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十个季度出现 趋势 性回落,而与此同时通胀却是呈上升趋势。
从2012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
度逐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 步回升,但是回升缓慢。
一、背景:十字路口的中国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 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 退。
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
四、规避:转型与突破方向
(二)对策二:调整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变化情况
% 44.6 43.4
转型期风险防范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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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入 中等收入 陷阱是 “起 飞” 的负 向映射 ,是经 济社 会系统发 展 状态 的严重 倒退 。落 人 中等收入 陷 阱是追赶进程 的中断 ,是 与 “起 飞” 相 对 应 的 另 一 种 经 济 社 会 组 织 状 态 。它 既不 同于一般 意义 上的经 济 周期 ,也不 同于普通 的需求 或供 给 冲击 ,它是 “持 续高 增长 阶段 ” 的 非正 常结束 。如果从 经济增 长持续 低 迷 的意义 上看 ,除 “中等 收入 陷 阱 ”外 ,还存 在 “低 收入 陷阱” 和 “高 收入陷 阱”,但 这三者具 有不 同 特点和经济社会危害 。
不折腾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十个关键词描绘“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当时被称之为“进步时代”,同时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
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
胡鞍钢资料图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例如,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十年来,他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
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
由于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
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
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产品高附加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国从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
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我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
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
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
对中国来说,目前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
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
为此,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为您编辑了“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10月27日,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第31次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发布了双方合作的报告《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介绍了该报告的主要观点,并就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没有一个严格定义,通常指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一般把它与拉美和某些东南亚国家联系在一起。
中等收入陷阱有许多典型的例子。
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
这些国家六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
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则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反例。
虽然各个国家陷入陷阱的原因不同,一个共同特征是当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产业不能实现升级,导致一国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以低成本优势竞争,又不能和高收入国家在高价值产品上竞争。
而跨越陷阱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恰恰是它们能够通过创新促使产业升级,从而加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一国如何通过不断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对此有共识也有争议。
共识主要有两点:一是产业升级需要大量勇于创新的企业,因为企业是创新主体。
二是政府应提供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其中包括政治与经济的稳定、良好的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健全的金融体系、社会的包容、健全的法制、产权保护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
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实施产业政策。
每个国家国情各异,政策的着力点也应不同。
二、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可归结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改革开放。
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能源。
三是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经常碰到的市场“失灵”问题,如信息不对称、协调不完善等。
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李德伟
【期刊名称】《中国科技投资》
【年(卷),期】2012(000)001
【摘要】现在有一些人做研究就是满足一些描述性的,浮光掠影,举出几点现象,就按个名词,至于为什么,不知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例.看看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史,他们从传统农业社会,经过中等收入水平,最后转型成为高收入的现代化国家,就没有出现过"中等收入陷阱".
【总页数】1页(P42)
【作者】李德伟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许多国家未能打破这一魔咒,公众意见调查与十余位顶级专家锐思激辩——“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 [J], 胡鞍钢
2.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J], 谢泽锋;
3.我国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J], 吴丹丹;董丽蒙
4.中国可以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J], 姚树洁
5.长广东视点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须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 [J], 张长生;刘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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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13)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转型社会学视角收稿日期:2011-11-21作者简介: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博士,助理研究员。
摘要:当前,能否避免大多数后发国家深陷其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发展瓶颈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我们借助于转型社会学的理论,从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联动关系出发,指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无法为经济转型提供坚实可靠的社会基础,提出要以社会转型助推经济转型,进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社会平衡协调发展。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转型社会学;应对策略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83(2012)01-0039-04对1970~2003年期间各国经济数据的研究表明,当时,人均GDP 在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30年后或者依然处于低收入水平之上(“贫困陷阱”),或者又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当时人均GDP 在1000~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也只有极少部分能够成功跨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大部分依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1]。
显然,“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阻碍诸多后发国家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跃迁的一个魔咒。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已经从1978年人均GDP 只有300多美元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跨入了2008年人均GDP达到3266美元的低中等收入国家,开始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
但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我国能否避免大多数后发国家深陷其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发展瓶颈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明确指出:“‘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2]。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潜在的国家发展阶段的陷阱,如果应对得当,那么就可能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反之,如果应对不当,那么,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一、来自“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 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
在此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3]。
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根据经济发展速度和成熟程度把世界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次序递进的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成第28卷第1期2012年1月大连干部学刊Journal of Dalian Official39第28卷大连干部学刊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由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过渡历程中,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顺利地完成由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转型。
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经验,在突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新兴经济体将会进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
但是,相对于起飞阶段,进入“后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的新兴经济体,其继续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与困难。
在此关键性转型阶段,不仅起飞阶段快速发展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而且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
大量后发展中国家就是在这一阶段由于难以克服自身矛盾、制度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无法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进而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历或者正面临的阶段性发展瓶颈,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中等收入陷阱”发展困境的典型代表,如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却依然挣扎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5000美元的徘徊发展阶段。
就国际上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轻松地驾驭这一关键性转型阶段出现的复杂的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
作为转型经济体的我国,在过去的30年,国民经济以超常速度发展,到了2010年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体。
但是,与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相比,当前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极其严峻挑战,在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如果不能有效地处理好这些矛盾,那么,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匹配经济转型的社会转型向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世界背景下推进的,主要表现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型。
借助于这一制度性框架的深刻剧变,无论是在成长速度还是在总量规模上,我国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并吸引了世界目光,实现这一经济成就的“中国模式”也成为人们关注、议论甚至模仿的热点。
但是,转型社会学认为,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变迁不仅改造了我国经济面貌,而且也从根本上重塑了我国的社会结构。
这种全新的经济社会格局并非达到了和谐良性的发展状态,相反,正如“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那样:“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基于此,规划也明确提出,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事实上,早在“九五”计划时期,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五”计划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作为此阶段经济发展的“主线”;“十一五”规划更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这一时期的战略重点。
但是,从“九五”到“十一五”历经15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所取得的效果依然有限,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要依赖于投资、依赖于出口、依赖于国外需求,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需求疲弱、环境资源压力不断加大、粗放式增长模式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我国经济转型的实践困境告诉我们,必须超越“以经济来解决经济问题”的传统思维,那些所谓的“结构调整”、“创新驱动”、“集约型发展”等美好设想必须借助于非经济因素才能有实现的可能。
在转型社会学的视野中,经济并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运作,经济与社会之间存在功能性互补,只有在两者共同协调的前提下才能彼此促进。
观之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就经济发展而言,较之于30年前,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产出,我国都有了飞跃式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就社会发展而言,当下却40第1期何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转型社会学视角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高发期、频发期。
之所以出现经济建设成就与社会良性发展相悖离的情况,原因固然众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我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转型、经济建设。
由此导致了经济发展已经不能承受社会冲突之重,如收入分配悬殊、官员腐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环境成本高涨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发展失衡不仅影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质量和速度,甚至会使发展脱离既定轨道,而且关系到我国能否成功地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在现代世界工业化经济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为什么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为什么起步阶段发展势头良好的后发国家无法向更高层次跃迁,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为什么大量亚非拉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原因在于从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是后发经济体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里,转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出现严重的脱节、滞后。
以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转型失败的拉美国家为例,主导性的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不仅导致财富过度集中,而且导致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特别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拉美国家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严重的社会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这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向更高层次的转型升级,跌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对于我国来说,要想真正地实现经济转型,必须切实地做好社会转型,因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是一种关联性转型[4]。
社会转型离不开经济转型提供的物质基础,同样,经济转型也离不开社会转型的结构性支撑。
以内需不足为例,人们往往将其视为一个经济问题,但是,内需不足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不仅理想社会结构中的中产阶级基础不牢,而且支持人们消费信心的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同样存在重大缺陷。
如果无法从社会结构上解决中产阶级的生成问题,无法建立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那么启动内需、促进经济转型依然遥不可及。
其实,以社会转型助推经济转型,邻国日本和韩国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1972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1987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其秘密就在于两者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极为注重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
前者1960年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6.9%,导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亿中流”的强大的中产阶级,奠定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后者从1970年开始推行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新社区运动”,连续5年把约一半的政府投资分配到农村地区,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建设,致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从而,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阶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