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道雄的中国史研究之路

第３８卷第３期 许昌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Ｖｏｌ．３８Ｎｏ．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ＵＣＨ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３，２０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４作者简介：李磊（１９７７—），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①谷川道雄先生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至１０月３０日，应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牟发松教授之邀，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讲学，其间参加了２２日至２４日在华东师大召开的《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席了２３日举行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译本的首发式。谷川先生１０月２８日下午在华东师大学术交流中心咖啡厅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采访暨与研究生座谈时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顾成为本文写作主要依据之一。

谷川道雄的中国史研究之路①李　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谷川道雄是世界著名汉学家，日本“京都学派”历史学领域当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青年时代，为寻找国家与个人命运的方向踏上中国史研究之路，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一生同情中国民众的立场成为他史学的情感起点与道德关怀。独立思考、重视史料的治学原则使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谷川史学，其“豪族共同体论”和“非封建的中世论”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完成了从世界史的普遍性到中国史的特殊性，又由中国史的特殊性到世界史的普遍性，对战后日本中国史学模式的两次超越。晚年的谷川道雄致力于中日学术交流，培育人才，并勾勒出未来中国史研究的方向。关键词：谷川道雄；中国史研究；京都学派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９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２７－０６

谷川道雄先生是世界著名汉学家，日本“京都学派”历史学领域当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京都学派六朝隋唐社会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豪族共同体论”和“非封建的中世论”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完成了从世界史的普遍性到中国史的特殊性，又由中国史的特殊性到世界史的普遍性，对战后日本中国史学模式的两次超越。本文将略述谷川先生的中国史研究历程。 一、寻找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踏上中国史研究之路 １９２５年对于日本熊本县芦北郡水俣町（今水俣市）的谷川家来说，是充满期待的一年，他们原本希望在这一年里得到一个女婴，然而他们的愿望落空了，降生于岁末的又是一个男孩，这已经是家里的第三个男孩。尽管有些失望，他们还是为这个男孩取了个富有哲理而又充满阳刚之气的名字———谷川道雄。也许他们当时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与中国史研究发生了如此密不可分的联系，使这个家庭再一次延续着与中国的缘分———谷川道雄外祖父所指导的学生宫崎滔天，曾支持过中国孙中山的革命。１９３２年，７岁的谷川在当地上小学，１９３８年升入熊本中学，后入读大阪府立浪速高等学校文科。１９４５年４月升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７月被征召入伍，所幸８月战争就结束了，这使他很快返回学校，继续他的专业学习。最初谷川道雄对东洋史学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后来他听说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宇都宫清吉在学生时代也曾想转专业，后来却成为秦汉六朝史权威，宇都宫的事迹显然鼓舞了年轻的谷川，使他终于安下心来。激起他对历史研究发生兴趣的，是石母田正的《中世世界的形成》和藤间生大的《日本古代国家》。这两本书与当时流行的注重理论的历史著作不同，而是以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让人耳目一新，在追捧他们著作的广大史学科学生中，便有谷川道雄的身影。

·７２·真正打下谷川道雄史学研究根基的则是他所在的京都大学。京都大学是日本中国史研究最活跃的中心之一，是著名的京都学派的大本营。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虽早已过世，其学说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当时一大批著名的史学家，如冈崎文夫、那波利贞、宫崎市定、宫川尚志、宇都宫清吉，都出自京都大学，他们都是在内藤湖南学说的影响下展开研究。大家辈出的京都大学给谷川道雄提供了最好的东洋史教育，学生时代的谷川道雄也的确对祖师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论抱有浓厚的兴趣。战后的日本面临着清除军国主义阴影、重新摸索国家建设方向的重大问题。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课题。谷川道雄当时虽然才二十岁，却也同样面临着这一课题。对他而言，立志做什么样的学问是与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思考密不可分的。他常常叩问自己，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学习中国史？［１］中文版自序，１战后的日本史学界开始清算军国主义的影响，反对军国主义，反省侵华战争，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在战时成为侵华借口的“中国停滞论”被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被日本军国主义压制和歪曲的中国史研究也由此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在当时日本的思想领域，正如谷川道雄所说的那样，“思想的自由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盛行”，曾被列为禁书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也在一夜之间充满了大街小巷。社会思潮的涌动进一步推进着谷川道雄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求索。谷川道雄成为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一位孜孜以求的读者。他最感兴趣的是当时在日本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手稿《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态》一书。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个人与共同体的结合关系，划分为几种类型，并给予了逻辑分析。谷川道雄尝试着将这一理路引入中国史，可以说这本书对谷川道雄的影响是终身性的，他说：“从那时起，直至十几年后我对共同体论的提倡，都受到这部文献的潜在影响。”［２］中文版自序，３谷川道雄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也是当时日本史学界的主流选择。１９４６年，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重建了历史学研究会，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力图克服亚洲停滞论，把中国历史看作世界史的一环。历史学研究会的影响迅速扩大到整个日本，谷川道雄也参加了这个后来被称作东京学派的历史学研究会。显然，把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发展阶段看作是世界史的基本规律，同时从世界史的共同立场来理解中国、日本和欧洲这些本来互不相同的历史，极大地迎合了谷川道雄此时的精神需求———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史的发展，如何找到日本建设的新方向。谷川道雄似乎从中找到了自己的指针。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谷川道雄为此激动，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路，他觉得他似乎看到了中国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①。大学时代对谷川道雄的另一个毕生影响是研究方向的确立。隋唐是日本律令国家的原型，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日本，是绕不开隋唐史研究的，特别是对于谷川道雄这么一个立志探索国家与个人命运的有为青年来说，隋唐史研究是联结专业与现实关怀的桥梁。谷川道雄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是府兵制度，但他的目的并非描述制度，而是想弄清制度背后的社会因素，这种问题意识成为谷川史学的重要特色。到１９４８年９月大学毕业时，谷川道雄已经把学问作为自己终生志向了。他已经正式踏在了中国史研究的学术之路上了。

二、民众———谷川道雄中国史研究的情感起点和道德关怀

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５１年，谷川道雄在京都府高中担任教员，他原本以为学校的生活环境有利于他的研究，然而繁重的教学压力使他无暇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决定改变这种生活方式。１９５１年注定是谷川道雄的幸运年。在这一年，他的毕业论文得以发表，同年１１月，又接到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的聘书，被聘为大名鼎鼎的宇都宫清吉先生的助手。这个研究室虽然成立于战后，却在日本史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从此，谷川道雄站在了日本史学研究的最前沿。从２７岁到５２岁，在谷川道雄做出重大学术成就的这些年里，他一直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从助手、讲师、副教授一直到教授。宇都宫清吉的研究室充满了自由思考和学术至上的学术氛围，这种良好的氛围使得谷川道雄专注于学问，几乎每年都有重要论文发表。１９５３年发表《唐代の职田制とその克服》，１９５４年发表《“安史の乱”の性格について》，１９５５年发表《庞勋の乱について》，１９５６年发表《武后朝末年ょり玄宗朝初年に至る政争について》。这一系列的研究都围绕着民众对唐朝权力的抵抗斗争这个问题展开，谷川道雄希望从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个视角考察唐代民众地位的变化。他认为从内藤湖南的学说出发，唐宋变革的重要内容是民众地位的变化，唐朝三百年的政治史就是一个民众地位上升的变迁史。而这一看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这一过程也可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展开。

·８２·①参见谷川道雄２００２年秋在武汉大学的讲座１《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及其特点》讲义。出于这样的考虑，谷川道雄考察了武周革命、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庞勋之乱诸事件背后民众的动态，认为在唐前期，在统治层内部政争背后的民众，由于安史之乱的契机，跃到历史前台，在藩镇时期民众意志仅仅表现为士兵对军饷的要求，但在庞勋之乱中则显示出藩镇时代向反乱时代发展的趋势。最后，黄巢起义置唐朝于死地，民众推翻了贵族政权。从这一时期的论文，我们清楚地看到谷川道雄的研究虽然受到内藤湖南学说的启发，但研究思路仍然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支配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为理论指导，其研究方法是将国家权力与民众从本质上划分为一项对立物，然后再从政治的层面考察二者之间对抗关系的推移。与其他信奉唯物史观的学者不同，谷川道雄并没有特意从生产方式考察经济关系，他最为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他认为自己的这一研究倾向是出于对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史研究倾向的不满和纠偏。那些观点仅仅把民众看作是社会结构中阶级统治的对象，而从不关心民众那种作为人的活生生形象。事实上，民众才是阶级斗争的主体，研究阐明中国民众主体性的历史真相，在谷川道雄看来，才是中国史研究的责任和义务［２］中文版自序，６。可以说，谷川道雄用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来承担这个责任和义务。“如果说我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从十六国北朝寻觅隋唐帝国的原始形态，又从这一原初形态中再现活生生的民众形象。国家与民众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就没有隋唐帝国。对民众的关注，成为谷川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之一。那么，是什么使谷川道雄的研究视线定格在了民众身上呢？谷川先生自己说，是史料。在阅读史籍时，他感受到民众那种生气勃勃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如何是难以将其硬塞入奴隶或农奴这些冰冷的范畴之中的。其实，形成谷川民众史观的不是史料，而是谷川先生的情感立场和道德关怀。谷川先生还说，在研读中国史时，他往往为历史记载感动得痛哭流涕。唐末庞勋之乱中，父母鼓励子女，妻儿勉励丈夫、父亲，舍生取义，让他看到了蕴藏在普通民众之中的崇高人格。正是这种同情民众的情感立场和追求崇高的道德关怀，使他关注民众，把民众看作是历史的主体，更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正是对中国民众的感情，他才声称“中国历史是我的情人”。谷川民众史观的形成，见证了他的良善之心，也与他对日本社会的体察相关。１９５１年联合国对日和约旧金山体制刚开始时，“国民总抵抗”一词非常流行，谷川道雄处于这种政治气氛下，也将研究方向倾向了唐代的民众反乱［２］１０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