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
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团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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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电视剧 中的成人化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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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
试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作者简介：高敏（1988.6-），男，籍贯：内蒙古赤峰市，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摘要：在中国的古典戏剧中，“团圆结局”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尤其是在中国的悲剧作品中，“团圆结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喜剧的“败笔”，认为它削弱了悲剧的氛围，故有的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没有悲剧作品的。
因此，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从悲剧冲突、悲剧人物以及悲剧氛围这三个方面来对其进行具体阐释，以求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
关键词：古典悲剧；团圆结局；悲剧冲突；悲剧人物；悲剧氛围中图分类号：1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引言“悲剧”一词本源于西方，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人。
他在《诗学》一书中将悲剧定义为“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能够“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情感得以陶冶”[1]。
他认为悲剧应该是“一悲到底”的，悲剧的结局也应是悲惨的，从而能使作品表现出一种“严肃的主题”。
因而，他反对在悲剧中表现出那种善恶有报的情节。
如果我们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来审视中国的古典戏剧，那么符合悲剧标准的作品则寥寥无几。
尤其是中国的戏剧在受传统儒、释、道三教的影响下，往往喜欢在喜剧的结尾处以“团圆”结局，以取得一种“果报”的效果。
这显然是与西方的悲剧理论相悖的。
故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关于中国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
胡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书中认为“团圆”结局的出现，其根源在于“中国人思想上的薄弱”。
鲁迅则将其归因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2]，认为，现实中的不团圆、没有报应的情形，而悲剧作品中往往给他团圆，给他报应，这正是“国民性”在作怪。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也论述了戏剧中的“团圆效果”。
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的悲剧性精神内涵(1)
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的悲剧性精神内涵语文教育专业2009级2班作者：陈燕微摘要：中国古典悲剧富有团圆之趣，始终表现为对社会实践中善与恶的伦理评判，寻求对现实缺憾的弥补。
对于中国古典悲剧的观察，我们不能单凭大团圆结局的结构来抹杀中国悲剧的悲剧性精神内涵。
只能说中国古典悲剧的创作深受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中和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这样中国悲剧呈现出美满的大团圆局势，大团圆结局就是调和矛盾、获得虚幻的精神满足的最佳方式。
关键词：悲剧；团圆结局；心理补偿；实现正义中国古典悲剧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悲剧极力追求善恶有报的圆满结局，几乎没有西方所崇尚的大悲大痛的“单一结构”，也没有把悲剧的答案留给观众去完成的无结束性结局，而是“一线到底”，转逆境为顺境，把剧情的底彻底留给观众，不让观众走出剧场还为剧中人物而揪心，而是带着一种轻松心情回家。
如果用西方悲剧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悲剧，那么，中国悲剧常常不是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悲剧，即在巨大的毁灭中揭示出社会实践中某些无法逆转的必然性，显示出人性的尊严和力量可能达到的高度，追求人性的超越。
中国古典悲剧体现的是对正统道德的肯定和宣扬，始终表现为对社会实践中善恶的伦理批评，寻求的是对现实的缺憾的弥补。
它的价值存在于对现实人生的慰藉中，从而形成悲剧品味的世俗性、悲剧情感的中和性、悲剧结局的圆满性。
一、悲剧的团圆是不真实的西方戏剧学者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不可能实现或者是心灵的纯真愿望最终破灭，只有毁灭或是牺牲才是悲剧，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艺术。
”对于中国的大团圆现象，鲁迅又用他犀利的文字指出，“大团圆”模式的本质是瞒和骗是中国国名性弱点在艺术上的反映[1]。
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以为大团圆结构是中国国民不敢正视缺陷，自欺欺人，盲目乐观的结果，起了瞒和骗的消极作用，是一种虚假的行为。
但是，又有学者认为，善恶有报的悲剧以顽强的抗争精神催人奋进，通过圆满的结局让人看到光明前途和胜利的希望，它体现了“中和之美”，是中华名族坚忍不拔、善良乐观、不愿屈服的优良品质的艺术体现。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2019年精选文档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2019年精选文档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作者介绍]张爱凤，扬州大学文艺学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大众传媒与当代审美文化研究。
西方戏剧自诞生之日起就分成悲剧和喜剧两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而在中国的古典戏曲中，悲剧和喜剧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两种成分是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的。
古希腊以来，西方就日益形成颇为发达的悲剧理论体系，而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关于“悲剧”的完整而明确的概念。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随之反思祖国的传统文化。
在戏剧理论界曾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中国的古典悲剧大都违背了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悲剧的结局“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的论述，相反采用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的大团圆结局。
悲剧作为一种极富民族化的戏剧样式，在中国戏剧史上显然不是空白的。
但“中国悲剧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能拿欧洲的悲剧理论来衡量。
”“大团圆”的中国式结尾是在民族审美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发育起来的，是符合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的，是中国古典悲剧民族性的体现。
一、团圆――中国哲学圆形思想的感性显现中国古典戏剧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剧目，都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故事，包括许多悲剧多以“大团圆”局面作结尾。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概括古典戏曲和小说的结构模式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也曾不止一次地抨击过古典小说、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此。
……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论中国古代“大团圆”叙述模式的文化心理蕴含
中国文学以“大团圆”为结局的特点“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述模式。
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总是有一个美满的团圆。
而且，叙事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在唐代已近成风气，再至宋元明清，繁荣空前。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地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的氛围。
“大团圆”是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佛家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相类，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小说、戏剧中充满了善恶报应的空头说教，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好人得善报，坏人得恶报，如才子佳人模式，惩恶除奸模式等等；又或者是指悲剧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如昭冤和解模式等等。
“大团圆”结局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为广大接受者喜闻乐见并长期流传，从而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
这种结局模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本文从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和中庸的接受补偿心理及尚圆传统的心理分析大团圆结局的叙述模式，揭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丰富而传统的文化心理蕴涵。
一、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对文化的控制自始自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大兴文字狱，都是为了闭塞文人之口，封建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绝对不允许有动摇统治阶级的文化出现。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文人不得不在自己的作品中谨言慎行，小心翼翼来保全自己。
文学作品也同样，即便是针砭时弊的作品，是悲剧，也多是托古喻今，借古人古事讽今之不平。
比如，关汉卿写《窦娥冤》正是因为元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有感于这样的黑暗现实才写出了《窦娥冤》这样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
但鉴于现实统治者政治心理，不得不让窦娥有一个平反昭雪的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贯主张是文以载道。
而文以载道要求文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宣传封建伦理道德，挺长封建教化。
明代戏剧家高则诚在《琵琶记》开头的话点明了中国戏曲的精神：“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文艺教化观在宋明之后愈演愈烈。
大团圆何以成为元结局
大团圆何以成为元结局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一名年轻的魔法师在森林中漫步，偶然遇到了一群神秘生物。
他们告诉魔法师，宇宙中存在一个被称为“大团圆”的元结局，它代表着所有故事的最完美的结束。
这个元结局不仅在文学、电影和戏剧中受到欢迎，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拥有着广泛的影响。
那么，大团圆为何会成为元结局呢？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在了解大团圆成为元结局的原因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大团圆。
简单来说，大团圆是指在故事结尾时，主人公经历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后，最终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实现了自我成长，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美好的生活。
这种结局往往伴随着冲突的解决、正义的实现以及美好的希望。
大团圆作为元结局，首先是因为它符合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渴望看到正义得到伸张，善良得到回报，而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种向往和追求在故事中得到了满足，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
此外，大团圆还鼓励人们相信善良和正义的力量，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当然，大团圆元结局并非完美无缺。
有时这种结局可能过于理想化，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要面对种种困难和挑战，很多时候正义可能无法得到伸张，有情人也可能无法终成眷属。
因此，我们在欣赏大团圆结局时，也要理性看待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有人可能会质疑，大团圆元结局是否只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逃避？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这样回应：虽然大团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逃避，但是它同时也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现实，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
在欣赏大团圆结局时，我们应该同时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努力使自己的理想成为现实。
大团圆之所以成为元结局，是因为它既满足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又鼓励了人们相信善良和正义的力量。
尽管这种结局有时过于理想化，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在现实生活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大团圆元结局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可能，使我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保持信心和勇气。
中国古典悲剧_大团圆_结局的价值
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团圆”，而恰恰是将 多少惊魂摄魄的悲剧体验和内在的“后悲剧冲
悲剧的意义推向了另一个层面。《娇红记》中，宦 突”，因为“心理活动的本身无限度地高于单纯的
门小姐娇娘，面对帅府的逼婚，父亲的威逼利诱， 肉体活动”，“悲剧的主要兴趣不在于我们所见到
以身殉情；申纯为了不负前约，也绝食而死，“历 的狡猾和忠诚之间的斗争，爱国、仇恨和骄傲刚
四、再生式 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写张倩 女与王文举系被指腹为婚，王文举长大后，应试 途经张家，欲叙旧约。倩女的母亲嫌文举功名未 就，不许二人成婚。文举无奈，只得独自上京应 试。倩女忧思成疾，卧病在床，而魂灵离体，追赶 文举，一同赴京，相伴多年。文举状元及第，衣锦 还乡，携倩女回到张家，倩女魂魄与病体合一，遂 欢宴成婚。剧中，一方面，倩女的魂魄，代表了女 性对爱情婚姻的渴望与追求；另一方面，现实中 倩女的躯体，则只能承受离愁别恨的煎熬。离开 躯体的倩女之魂，寄寓着挣脱礼教枷锁的女性的 心态；至于她在家中的病躯的幽怨悱恻，正体现 出礼教禁锢下广大女性的百般无奈。因而，这种 “再生”，更显可悲。其它，像《牡丹亭》中，闺阁小 姐杜丽娘的死而复生，也是以“再生”结尾的悲 剧。“这种‘再生式’的结局处理，单从表面看，好 像有一种正剧的结构艺术，但若从全剧来看，仍 不失为一种中国式的悲剧结局。因为它是主人 翁经历了一场无法逃避的悲剧冲突、被毁灭后的 憧憬，有艺术与现实的必然性。这是‘凤尾型’结 局处理中最富有现实性的一种，也是容易引起人 们怀疑的”②。
因此，这种“凤尾式”处理，绝非是画蛇添足，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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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悲剧的这种看似“大团圆”结尾的 “凤尾式”处理，有着特殊的审美意义和文化背
景，并非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皆大欢喜”。其一， 人们在谈论中国古典戏剧的结局处理时，常常用 “大团圆”来概括，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论到：“全 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
从作者角度看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
从作者角度看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作者：周佐霖来源：《文教资料》2011年第15期摘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最为鲜明的民族特色之一，它没有改变中国古典悲剧的本质属性。
大团圆结尾的形成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从作者角度来看，戏剧家的创作指导思想、创作心理、创作环境等因素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作者角度原因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最为鲜明的民族特色之一，正因如此，于是产生了中国古代有无悲剧之争，有人认为中国古典悲剧剧情发展均以大团圆告终，给人一个“光明的结尾”，并以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为参照，认为中国缺乏悲剧意识，从而认定中国古典戏剧没有悲剧。
笔者从不反对拿来主义，也承认西方戏剧理论自有其科学性与普遍性，但以西方的戏剧理论为标准来规范中华民族的戏剧创作，这一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创作的悲剧都有其特殊性，用西方的戏剧理论来套中国的戏剧，认为中国古典戏剧没有达到“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灭亡”［1］的效果，就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悲剧创作，这种忽略文学创作民族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1983年5月邵曾祺在《试谈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一文中指出，一部戏曲是否是悲剧，要看整个剧本是否具有悲剧的性质与气氛，而不是决定于它是否有“大团圆”的结尾。
笔者认同这个观点。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古典悲剧大多均以大团圆作为结尾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近几年人们往往从社会心理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2］而中国的社会心理是一种乐天精神，王国维先生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剧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
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3］认为这仅仅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本文尝试从戏剧家的创作指导思想、创作心理、创作环境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作者角度来解读中国古典戏剧频频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原因，并以此求教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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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
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
１７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ＵＷＥＮ
２００６．０１
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的结尾往往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以男女主人公的大团圆收场。
如《西厢记》中的张生，是在中了状元之后，才与崔莺莺“终成眷属”的；又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也是在赶考成功后，才在皇帝的恩准下回乡与杜丽娘完婚的。
据此，曾有人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我国许多古典爱情作品：“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
”这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这类“大团圆”结局一般都是以“夫贵妻荣”这种方式来团圆的。
这种“大团圆”实际是为封建科举制度涂脂抹粉的，它实际成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从而，掩盖了封建礼教扼杀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事实。
这类作品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反封建锋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般说来，中国人比较喜欢和谐完美，而不喜欢残缺不全，喜欢调和而不喜欢剧烈的冲突，对这种和谐、宁静、温情而美满的生活，抱有天真而固执的信念。
这与西方作品的悲剧主题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西方美学思想中，悲剧文学一向占有很高的地位。
在西方文论界一直有一种严格的传统，悲剧比喜剧更崇高，更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更具有通过对真善美的摧残使人懂得真善美的价值。
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里的忧郁王子，情感丰沛、思想缜密，然其犹豫不决的性格不仅延误了复仇的时机，并导引出更多的不幸；《奥赛罗》的悲剧源自于人心的猜忌与妒恨，美满姻缘因此破碎；《李尔王》谈的是刚愎固执与亲情的背叛，迟暮老人由此落难旷野，晚景无限凄凉；《麦克白》说的是“欲望”如何蛊惑人心，让人冀望非份的权禄，而终至毁人灭己的悲惨结局。
四段故事，四场悲剧，道尽人性的脆弱与现实的冷酷，给所有读者一个悠悠的思想空间……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 即是说悲剧的魅力在于毁灭美。
悲剧作品在中国的古典文艺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悲剧正是对完美与和谐的破坏。
这对一向喜欢完美的中国人来说，心理上很难接受。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曾说过：“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
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
”所以，即使是悲剧作品，他们也往往会在悲剧的结尾加上一个“曲笔”，来营造一个完美的结局。
作品中的这种大团圆结局表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中国十大古典戏剧，除《桃花扇》之外，其余全都是大团圆结局，至少也有大团圆因素。
如《赵氏孤儿》中的赵武，锄奸报仇，最后屠岸贾被处凌迟死罪，他则袭父祖之职为卿相；《清忠谱》的结局是周顺昌荣封三代，赠谥赐茔，立祠，魏忠贤被正法戮尸；《长生殿》的结局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中秋在月宫团圆；《精忠旗》中岳飞变神，秦桧冥诛；《窦娥冤》的窦娥获平冤昭雪，张驴儿处以极刑，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汉宫秋》中毛延寿处斩，祭
献明妃；《琵琶记》的满门封赏；《雷锋塔》的祭塔佛圆。
再看元末明初的四大传奇，也全是团圆结局。
《荆钗记》的王十朋升官，钱玉莲封为一品夫人；《白兔记》的刘知远与李三娘夫荣妻贵，合家团聚；《拜月亭记》的蒋世隆中状元，与王瑞兰重聚；《杀狗记》的兄弟重归于好。
有时，作品中的故事是以爱情悲剧收场的，但作者却以一种幻化的方式营造大团圆的结局来对悲剧的爱情作出补偿，如《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双双殉情之后合葬，墓上“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他们的精魂化为鸳鸯，生时离散，死后团聚，朝夕相伴，情意缠绵。
这种“完美”的结局，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对二人忠贞爱情的赞颂和对他们被迫害而死的无限同情，反映了人们追求婚姻自由和向往爱情幸福的美好愿望。
再如《梁祝》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抗争无效殉情后，以双双“化蝶”而达到团圆；《长生殿》中唐明皇与杨贵妃在月宫相会，道出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样哀婉缠绵的心声；《牡丹亭》写小姐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由梦生情，由情生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她在梦幻中的爱情最终在现实中如愿以偿；《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和许仙被法海硬生生拆散，白娘子也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这已是一出人间的悲剧，但作者却安排了许仙的儿子也苦练成仙，最后打败了法海，救出了自己的母亲。
这类作品中的另类团圆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美满的生活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没法实现，温情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善良纯朴的广大劳动人民只能在艺术作品中才能让它圆满，让这些在现实中没法实现的梦想在幻化中实现，这实际上是他们表达美好愿望的一种特殊方式。
另外，即使有些作品在初始阶段不是大团圆，也会被后人出于“补恨”的目的修改增补，最终达到大团圆。
就连被王国维称为“彻头彻尾之悲剧”的《红楼梦》，在数十种续书中均被“补其缺陷，结以团圆”。
正如鲁迅所说，这些续作“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
那么，这类作品为什么非要以大团圆来结尾呢？究其根源，我认为这与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和封建文人的思想有关，与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有关。
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可以宣泄痛苦的情感。
大团圆是古人进行情感宣泄，达到自我调节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虽然，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团圆，于现实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但在心理上，可以减轻痛苦，达到心理平衡。
用大团圆结局宣泄痛苦的否定性情感，是古人解除痛苦，变否定性情感为肯定性情感的积极方法之一。
其次，古人从大团圆的胜利中产生认同的心理机制。
分享了别人的胜利和幸福，便会暂时忘记自己的苦难，冲淡了心中的痛苦，找到了精神的避风港。
认同心理机制，虽属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但是能在心灵上得到慰藉和安宁。
这如弗洛伊德之所谓“分享型投射”。
再次，对非大团圆结局的否定，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观众对悲剧结局的否定，形成一股对大团圆结局心理期待的潮流，作家和艺人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被观众期待欲所驱动，对悲剧结局进行翻案修改，这是对观众心理指向的顺应。
于是反悲为喜，几乎所有的古典悲剧，都纳入大团圆的轨道。
（汪志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安徽省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如何看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
大团圆结局
○汪志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