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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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注重文本本身是一方面，如何阅读文本则更为重要。
作为思想史研究来说，它与其它学科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要有“ 历史”的视野，即要将文本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解读。
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思想家，或者某种观念，这种研究被称为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
这里的“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
在这样的研究方法下，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
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
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发展。
西方学者将这样的研究批评为，政治思想史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是一种“理性重建”。
而现在，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背景下，和在不同的语境下来研究文本，即重新回到历史，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去考察那些思想观念的演进，进行“历史重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文本，把握其主旨，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
第二，注重对“概念”的梳理和考察。
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应该要去考察思想观念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体现在什么层面上，或者说，我们要注重的不仅是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什么观念，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什么“基本观念”，但是这种“基本观念”并非是泛泛的，它的核心和基础是一系列的“概念”。
因此，观念就体现在一系列的“概念”上，体现在对“概念”的定义上。
人们如何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概念”，如何给这些“概念”作出定义，并且运用这些“概念”来认识和理解现实的世界。
例如，当我们要研究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时，我们就必须要研究“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个概念的定义如何产生和演变，并且作为一种概念又是如何进入到人们的头脑中的。
应用文-西方历史研究的逻辑演变与思维跃迁
西方历史研究的逻辑演变与思维跃迁'西方历史研究的逻辑演变与思维跃迁西方历史哲学在“体系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分析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又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为一种“历史的诗学”。
虽然西方历史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但其不同形联盟态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历史思维不断跃迁的逻辑过程。
从历史学到历史哲学的“本质主义”追求从历史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来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开始的。
无论是一般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中的人），还是特殊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学家），往往都是通过对过去发生事件的描述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诉求。
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历史的哲学家们却要求在历史学家的纯粹现象描述之外另辟蹊径。
究竟是何原因使这些哲学家们另辟蹊径？从历史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中，我们大概可以发现这个原因。
因为在习惯于从整体出发的哲学家看来，作为描述顺序的历史学不能揭示出历史的整体格局，不能发现历史之后的“隐秘”，即历史发展的原因、目的与意义所在。
在历史进入人们研究视界之初，历史总被认为是从属于经验研究的现象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并不是哲学界要讨论的问题至少在奥古斯丁以前一直如此。
当历史被要求放入整体性视角下来理解的时候，作为现象描述的历史学就显得乏力了。
黑格尔特别表达了对历史的哲学诉求：“我们目前所研究的这种历史，就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历史；而思想的情形是这样，即：它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可以说，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
”①总而言之，历史决不仅仅是一部娓娓动听的叙事，它也应该成为思想的对象。
因而，随着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哲学研究应运而生。
就“历史”这一概念来说，在很多中，它都基本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历史过程本身，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其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撰述。
由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历史研究者的偏好和视角也有所差异。
西方科学思维发展历程
西方科学思维发展历程
西方科学思维发展历程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
在这个时代，诸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哲学家提出了一些科学的思想和理论。
然而，直到16世纪，启蒙时代的到来，科学才真正站稳
了脚跟。
启蒙时代是西方科学思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这个时期，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定律，如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
启蒙时代中，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也得以确立，包括观察、实验、归纳和演绎推理等。
19世纪是科学思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这个时期，科学
家开始运用更精确和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和实验。
例如，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并通过大量观察和实验证据支持了自己的理论。
同时，卢瑟福的放射性研究和门捷列夫的周期表的发现也为科学界带来了巨大的突破。
20世纪是科学思维发展的高峰期。
在这个时期，量子力学和
相对论等理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
科学家们也开始关注更微观和抽象的领域，如基因和物理粒子等。
此外，科技的迅速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至今，西方科学思维继续发展。
现代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开展着研究和探索，如人工智能、生物医学、环境科学等。
他们依然遵循着科学的方法和原则，不断寻求更深入和全面的认知。
通过科学思维，西方科学家们致力于揭示宇宙的奥秘，并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关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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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思想史的研究才会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枝，欧美各大学历史系在本科阶段就设置了这方面的课程，同时还有思想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培养。
为推进思想史的研究，欧美各国相继创办了思想史研究的专门学术期刊，如美国的“观念史杂志”，英国的“思想史杂志”，以及“政治思想史杂志”等，也成立了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组织，这样一种高度学术分化和有机联结的学术机制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在我国，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西方思想史研究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不言而喻。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还有一批学者执着于思想史研究，不算解放前，1949年之后，我们就有三代学人在从事着思想史的研究。
如较早的老一辈学者王养冲先生和吴恩裕先生等，第二代学者有何兆武先生等，第三代则为活跃于现在的一些中青年学者。
在一代代的学术传承中，西方思想史研究这样的“星星之火”得以绵延多年而不绝；也正是在这样一批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思想史研究成果才不断面世。
它表现在：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引进介绍了国外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西方思想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得到了初步的考察。
同时，通过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改变了过去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更新和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观念。
虽然西方思想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研究仅只是刚刚起步，仍然还存在着很多局限。
它表现在：第一，历史学界对西方思想史研究依然重视不够，还没有成为历史学科分枝中的重要独立内容。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对西方思想史的很多内容缺乏研究，如西方历史上的共和主义思想，影响近代早期思想发展的自然法思想等，就连我们以前非常重视的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现在都没有人再进行学理式的研究。
关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关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西方思想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涉及到各个时期和领域的思想文化，包括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
对于西方思想史的研究，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对于西方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有广阔的学科基础。
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哲学、社会学、历史等学科有扎实的基础，还需要了解宗教、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只有在广阔的学科基础上，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西方思想史的演变和发展。
其次，对于西方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注意到历史背景和时代差异。
西方思想史是在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思想文化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特点。
因此，对于西方思想史研究者来说，需要深入了解每个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背景，以便更加全面地理解思想史的演变。
第三，西方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具备全球视野。
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欧美地区的思想文化，还需要关注其他地区的思想文化对西方思想史的影响。
比如，中国、印度等古代文明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不可以忽视的。
因此，对于西方思想史研究者来说，需要具备较强的全球视野，才能深入而全面地了解西方思想史的演变。
第四，西方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具备批判性和创新性。
对于西方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具备批判性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更加深入地剖析其中的问题、矛盾和局限，以便更好地了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
同时，也需要具备创新性地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和途径，以推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创新。
西方思想史是一个学科广泛、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研究领域，它需要扎实的学科基础、注意历史背景和时代差异、具备全球视野、具备批判性和创新性。
只有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才能更好地探索西方思想的深层次和背后的文化动力。
西方哲学研究逻辑演变思索
西方哲学研究逻辑演变思索西方历史哲学在“体系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分析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又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发展为一种“历史的诗学”。
虽然西方历史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但其不同形态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历史思维不断跃迁的逻辑过程。
从历史学到历史哲学的“本质主义”追求从历史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来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开始的。
无论是一般的历史认识主体，还是特殊的历史认识主体，往往都是通过对过去发生事件的描述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诉求。
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历史的哲学家们却要求在历史学家的纯粹现象描述之外另辟蹊径。
究竟是何原因使这些哲学家们另辟蹊径？从历史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中，我们大概可以发现这个原因。
因为在习惯于从整体出发的哲学家看来，作为描述经验顺序的历史学不能揭示出历史的整体格局，不能发现历史之后的“隐秘”，即历史发展的原因、目的与意义所在。
在历史进入人们研究视界之初，历史总被认为是从属于经验研究的现象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并不是哲学界要讨论的问题至少在奥古斯丁以前一直如此。
当历史被要求放入整体性视角下来理解的时候，作为现象描述的历史学就显得乏力了。
黑格尔特别表达了对历史的哲学诉求：“我们目前所研究的这种历史，就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历史；而思想的情形是这样，即：它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可以说，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
”①总而言之，历史决不仅仅是一部娓娓动听的叙事，它也应该成为思想的对象。
因而，随着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哲学研究应运而生。
就“历史”这一概念来说，在很多语言中，它都基本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历史过程本身，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其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撰述。
由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历史研究者的偏好和视角也有所差异。
一类历史研究者对历史故事感兴趣，他们关心历史故事里的特殊人物和活动细节，并渴望使历史人物在过去的场景中真实再现；另外一类历史研究者的兴趣则落到历史本身上，他们主张以整体的视角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认为只有在整体的视角下，历史才具有全貌，它的玄机才有可能被觉察到。
西方哲学和思想的演变和历史
西方哲学和思想的演变和历史西方哲学和思想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了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现代哲学等多个历史时期和流派，每个时期和流派都有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思想体系。
本文将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探讨西方哲学和思想的演变和历史。
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起点，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鼻祖。
古希腊哲学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晚期，最早是由一些哲学家如泰勒斯、安纳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等提出了自然哲学，探究自然世界的本质。
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则将哲学从自然哲学转向了道德和政治哲学，并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他的哲学思想以道德哲学为主，认为思想是一切的根源，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带来正确的行动。
他的对话法（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是古希腊哲学的重要贡献，有利于在交流中探究真相。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包括理论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等。
他认为，物质世界是不稳定的，真正的现实是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理念（形而上学），并把理念归于上帝。
他的《理想国》和对“义”的思考对后世影响深远。
亚里士多德则是古希腊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覆盖了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
他提出了逻辑学，并构建了对自然世界的分类体系。
他的伦理学思想强调了人应该追求中庸和节制的生活方式，对后世的道德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哲学中世纪哲学是围绕基督教信仰的哲学体系，它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的圣奥古斯丁。
中世纪哲学区别于古希腊哲学，强调了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对世界的主宰，以此为基础谋求人类生存之道。
中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哥德尔定理的产生。
哥德尔定理是逻辑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它表明任何系统中都有无法证明的真命题。
这个定理对于哲学界和数学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促使人们反思知识的限制和有效性。
现代哲学现代哲学是指从16世纪开始到现在的哲学思潮和哲学家，它是西方哲学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之一，也是自由思考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的重要基础。
现代西方思想的流变与演进
现代西方思想的流变与演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思想一直在经历着各种流变与演进。
这种变化不仅仅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有所体现，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
本文将从西方思想的历史变迁、现代思想的观点、以及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等方面来探讨现代西方思想的流变与演进。
西方思想的历史变迁最早的西方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在那个时代，哲学、艺术、文学等领域中的巨匠们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思想观点。
例如，柏拉图提出了“天堂之恋”等理论，亚里士多德则探究了事物的“形”与“质”等问题。
这些理论由于其深刻、精妙，即便在今天来看也依然富有启发性。
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得到了普及，形成了一种“神权政治”的社会形态。
基督教的教义强调人是否同上帝的契约，进而如何进入天堂或地狱。
这种信仰体系的形成，不仅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而且也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哲学成为了西方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经典的观点，通过怀疑论的方法探究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
此外，亨利贝格森也对时间、感性知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现代思想的观点在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愈发成熟。
众多思想家们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观点。
例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理论；恩格斯则探讨了女性解放问题；尼采则以“超人”理论而闻名。
这些思想观点虽然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它们都以对人类进步的追求、对社会变革的期待为基础。
此外，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一些新兴派别不断涌现。
例如，托马斯·凯恩和芭芭拉·赫斯特为代表的“关怀伦理学”，主张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关怀价值。
莱温哈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到了真理向相对性的倾向，强调各种文化中的归属感和多样性。
思想与实践的关系西方思想之所以可以不断演进与发展，除了思想家们的持续探寻与发现之外，更重要的是思想与实践的关系密切相关。
很多思想家们提出的观点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的反思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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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提要: 本文探讨了什么是思想史,以及如何去研究思想史的问题。
着重就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作了勾勒。
认为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注重的是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剑桥学派将语境方法引入思想史研究,提出了历史的研究方法。
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思想史研究更多地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即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
这种转向并不表明思想史研究在衰落。
新社会文化史的挑战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史的研究。
关键词: 思想史观念史多年来,在我从事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心存着什么是思想史,以及如何去研究思想史这样的一些问题。
尽管读到过一些学者对此的论述,但始终还是未能解决我心中的存疑。
随着研究的深入,愈发觉得这一问题的重要,不解决思想史上的这一“元”问题,我们也就很难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着我们的思想史实践。
因而,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在西方学术界,思想史一般被称为“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为什么要分为这样两个名词,对此,非常有必要进行一番仔细地辨析。
一般来讲,前者主要是指心智、知识、精神等等内容,知识分子就是这一词汇(intellectual);而后者更多地指“思想”(thought)这样的观念性的内容。
似乎是前者的面宽,而后者稍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指代的都是一种超越现实实践层面的精神上的观念力量。
思想史家们认为,观念的创造导致现实的变化,因而,观念的力量要超出于物质的力量,观念的力量可以成为比物质的力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动力。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就像拿破仑曾经说过的那样,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启蒙运动的观念而引发的。
路易十六在阅读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后,叹息道:“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
法国历史学家饶勒斯在分析大革命的原因时也说:“社会革命将并不仅仅依靠事物的力量来实现,它要依靠意识和意志的活力。
”①这只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意义,追踪事物的原因。
就思想史研究本身来说,它还包含着另一层意义,即探寻“价值”。
探讨世界的真理、价值和意义。
而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更有意义。
如果说对原因的探讨是追溯过去的话,那么,这种对“价值”的探讨则将引领人们走向未来。
（注释：①转引自王养冲:《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思想史,又称为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这一概念最早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伏尔泰曾把理性的成长与进步联系在一起。
但对观念史的研究只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出现。
①为什么这时会在原先已有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概念之外,而另创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这一新概念呢?思想史家保曼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当时,从事文化史和政治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之间展开了争辩,文化史学家不满意于历史研究只限于政治史,想要突破政治史的局限,把历史研究扩展并包括着文明、思想、物质和政治,其代表性人物为雅各布?布可哈特和阿克顿。
阿克顿在1880年写道,在理解历史中,一个伟大的课题就是洞察和把握隐藏在人们之后的观念,观念有着自己的传统,从古至今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发展,在这一演进中,观念远远超过法律父母的地位,扮演着教父和教母的角色。
1895年,阿克顿成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他在所作的首次演讲中说道:“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观念的演进,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原因。
”②他在主编剑桥近代史时突出了这一主题。
在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被称为近代历史观念史之父,在1882年成为柏林大学的黑格尔讲座教授后,他通过努力把历史观念史确立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并建立起了历史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他看来,观念史不只是研究人的理性的思想,它还应包括非理性的一面,如意志、想象等方面。
这时观念史出现的另一原因是,这些历史学家们反对实证主义,反对科学决定论,他们坚持认为,在人类行为中,观念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观念体现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
这样,对观念的重视直接促进了观念史研究的兴起。
从一个学科的角度来说,历史观念史的真正建立并成为人们的普遍兴趣是在20世纪。
一大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投入了观念史的研究。
其中最重要的学者则是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他扩展和深化了狄尔泰的研究方法,并把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思想史研究。
而在美国,则是阿瑟?洛维乔易教授,作为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他致力于观念史的研究,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学科,使观念史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随后,美国很多大学都相继开设了观念史课程,并且制定了教学大纲和教材。
观念史甚至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杂志,1940年,“历史观念史”杂志创刊于纽约,同年,观念史词典也开始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当观念史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之时,但欧洲各国却并未步其后尘。
在法国,就不存在着观念史这样一个概念,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学科,有关内容常常被称为心态史、心理史学、社会观念史和社会文化史等。
欧洲虽然也出现了一批观念史家,如伯哈德?格罗休伊森、费德里克?查保德、丹尼尔?莫奈特、保罗?哈泽德、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巴兹尔?威利等人,实际上观念史这一内容在欧洲各国有着不同的指称。
正像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所说,在法国,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很难立足,在德国是思想史(geistesgeschiechet)占统治地位,而在意大利,思想史(storiaintellectual)则没有出现。
③ 尽管观念史概念已经出现,并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席之地,但各国学者对观念史内涵的理解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无法形成共识,使之得到明确一致地定义。
正像洛维乔易所说,对观念史中的观念指示着什么有着很大的分歧。
④保曼认为,观念史指的是人们的观念,思想的内在世界,但观念也可以指从少数精英的思想到普通人的思想。
在这一意义上,观念史界于哲学史和文化史之间,它比哲学史更宽,但没有大众文化宽泛。
观念史并不仅仅研究少数精英的思想,这些内容通常是哲学史研究的内容,而文化史通常要研究大众的行为、习惯、信仰和所有人的观念。
至于思想史,它是观念史中重要的内容。
观念史关注于思想史的内容,因为思想史体现和代表了把在社会中广为传播的某些观念和信仰进行加工和提炼以及表达的作用。
例如,思想者们通过文章、诗歌、戏剧和绘画等方式来宣传和表达其他人明白他们所经历的和想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思想者呼应了其他人的观念,并进行了加工和提炼。
① 那么,两者间的区别到底在那里,思想史家琼?埃哈德认为历史观念史包括三种类型的历史:一为大的世界体系中的个人历史,由观念所体现和代表的集体和不同的现实的历史,思想和情感样式的结构史。
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认为思想史包括着“历史观念史”(常常在哲学的阐述上系统地研究思想),思想史自身(研究非正规的思想,观念的氛围和知识的演进),社会观念(研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和文化史(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研究文化,包括对世界的观念和集体心态)等内容。
达恩顿还认为,这四个不同的层面体现着从“高”到“低”的递进,因此,他用“高”和“低”的两个中心概念来概括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内容。
②罗杰尔?夏蒂埃认为,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范围事实上为所有的思想样式。
③二这里,我们不需要在思想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上长久驻足,我想专门就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作一勾勒。
在20世纪30年代,以阿瑟?洛维乔易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并开始了观念史研究,他因此而被称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
④1936年,他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一书,⑤他的研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的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
“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
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和重新组织,但一般来说,西方社会的人们都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些观念。
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就成为了基本的存在,成为了思想演进发展的“伟大环节”,影响或者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
此后,洛维乔易还发表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1938年)、“现在的观点和过去的历史”(1939年)、“历史观念史的反思”(1940年)等文,从方法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历史观念史的研究。
对于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有些学者指出,过去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创造或者谈论过“人类的伟大环节”这一概念,它是由洛维乔易自己所建构的。
尽管如此,当时洛维乔易所提出的观点对思想史研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里,我们必须记住,无论是新开辟的“观念史”研究,还是原先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或者说居于主导地位的解释方法仍然都还是注重对经典文本的理解,特别是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
所以,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
正如剑桥大学的斯金纳教授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唯一的研究对象。
按照这样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
（注释：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然后,历史学家便对这几位思想家进行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
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是历史变化或发展。
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
①同时,在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的解释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政治理论仅仅充任着在事后赋予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作用。
因此,对经典文本理论的研究将能够解答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
这里,涉及到政治理论或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政治观念还是先有政治行动。
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为只是在其行为之后才被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赋予其合法性,或作了论证。
并且伟大的经典文本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并在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观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
以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波科克为先导,斯金纳和达恩继之。
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把剑桥大学发展成为新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也在学术界被称为剑桥学派或历史语境主义。
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经典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些概念其意义总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洛维乔易所称的“观念的单元”。
对此,剑桥学派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