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朱一涛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材和专著不下数十种，还有相当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可以说成绩斐然。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真正具有创新性、启迪性以及比较系统反映该学科理论前沿问题和当前研究动态的文章、著作尚不多见。

因此，21世纪如何深入开展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理论、观点、资料、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建树，是学界的责任。

首先，重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关系
我们回顾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可以看出，人们总是从现实的需要去研究历史，解读经典。

西方许多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十分关注研究政治思想史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以帮助人们更准确地观察现实中的问题，为认识政治现象和合理的政治决策提供根据。

列奥·施特劳斯认为：研究政治思想史对正确理解现代政治现象，消除和解决当代政治难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显然，人们研究政治思想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因时代的需要而研究思想史。

这种强烈的现实感正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和理论责任的体现。

我们对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是立足现实，回溯历史。

这就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出发点，或者说是一种“指导原则”。

明确这一出发点或研究旨趣十分重要，这样既不仅仅满足于西方政治思想进行介绍，而是将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同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以及中国政治学理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徐大同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导言”结尾部分写道：“西方政治思想史，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家在个人与国家、政府与市场、权力与制约、自由与法治、效率与公平等关系上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设想与方案，都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考。

西方为解决上述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中所包含的政治经验、智慧，无疑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来看，有不少政治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政治智慧和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例如，重视制度的作用和建设。

众多政治思想家十分关注对推行其政治理论主张的具体方案设计或制度安排。

我们知道，任何先进思想理论，如果不能引出制度力量或制度安排，那么，这种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就微乎其微。

他们之所以重视制度的规范作用，这与其对人性的认识相关。

在这些思想家们看来，由于人性的缺陷，因而对人的道德自律深表怀疑，强调外在的他律，用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

从奥古斯丁的“原罪”思想到近代思想家的人性恶论，基本上是循着这一思路重视制度的作用。

这从一个方面促进了近代社会的法制建设。

其次，重视对西方政治思想家们思维过程的研究，包括思维方式、观察问题的视角、研究政治的方法以及逻辑思路，分析和阐明他们是如何思考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我们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当然首先是思想家们的观点、理论及其主张，解读经典文献，评述其思想体系。

然而，同时要重视对思想家思维过程的分析和阐释。

政治思想本身就包含思维过程与思维成果的两重含义。

认真分析政治思想家们的思维过程，不仅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十分重要，而且，从总结政治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它对政治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对后人思想的启迪更具有价值。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众多伟大思想家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不只是理论学说本身，更为宝贵的是他们探索过程的追求真理知识的探索精神。

思维过程往往比它的结论更为重要。

我们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理论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思想资料的积累和继承外，更为重要的是从一种新的视角出发，以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结果。

视角的转换，方法的更新，人们的视野扩大了，同时也要求理论容量的相应扩大，理论研究有所创新，乃至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学说。

托马斯·库恩提出：“科学思想的进步常常是通过一个范式突破并取代另一个范式而实现的，并不总是在同一方向上的积累、提高、深化。

”这里所谓的“范式”主要指的是研究模式或研究框架，而模式也就是一组系统的解释，以指导对问题的研究。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洛克、孟鸠德斯、卢梭、黑格尔等等，正是由于研究模式上的转变，对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拓展和进步，才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上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即使在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是如此。

例如，古代希腊政治思想有关对作为政治活动主体的人的认识上，早期自然哲学家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来理解；而苏格拉底则是关
注人与人的关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是从人与社会关系来思考和分析人的本质及其政治活动。

这样，对人的认识上升到人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提出了“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命题。

显然，这比苏格拉底仅在人的理性中探索人的政治活动及其价值要深刻得多，从而使得希望政治思想发展上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正是在范式上的突破，实现了政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法律，“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无论从理论观点或方法论上来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揭示了政治和法律现象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政治研究的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首要意义的和持久影响力的，主要是他对问题的新的提法，即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他对问题所作的个别回答或结论。

正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方法是任何理论体系的精华。

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最值得珍视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上述深刻见解告诉我们，重视和加强对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思维过程研究，尤其是方法论问题，是我们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所要特别关注之点，它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价值之所在。

第三，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主要内容
是否有着明确无误的研究对象，是任何一门学科作为一个独立研究的领域而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国内外学术界虽未有一致的共识，但似乎多数学者是以国家政权问题为中心来确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的。

国内有关西方政治思想史著作在关于研究对象问题上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

徐大同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提出：“政治思想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人们围绕国家政权所进行的政治实践，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主张、观点、理论和学说。

”这一概括是准确的和恰当的，它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政治和作为对政治思考的政治思想，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而并非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现象。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必然是最集中反映或体现该学科所特有而与其他学科有着明显区别的内容或主题。

尽管国家政权是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例如人与社会关系问题。

虽然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是许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等)研究中都要涉及的重要内容，却也是政治研究中所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许多政治思想家不仅相当全面深入探讨了人、社会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深刻和精辟的见解。

他们关于和谐的政治生活和理想国家形式等等，大多是从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加以阐述的。

因此，不能把以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内容看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主题或两种分析框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这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思想家进行政治研究时有所不同侧重点而已。

第四，加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人们认识未知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在政治研究中，比较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正是在对一百多个城邦政制的比较研究而写出《政治学》这一传名著。

随着西学东渐，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过程中，有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有关中西政治思想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从21世纪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前景来考虑，是我们从事该学科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中西政治思想虽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差异性十分明显。

在政治思想形成的基础、视角和侧重点、研究的主题和旨趣、政治思维方式、方法，甚至从政治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范畴和概念，以及表述它们的名词术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这些差异和不同正是促使我们关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兴趣和动力，但也给这种比较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因为有些范畴和概念不容易找到相对应的确切词语。

例如，西方政治思想中的自然法观念、自然状态说、社会契约论等等，其内涵自古代至近代都不尽相同，解释政治现象的概念差异十分明显。

目前所见到的有关中西政治文化以及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专著和文章来看，更多的是从宏观方面进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西政治文化或政治思想的某些不同特点。

但是，在具体人物、理论观点以及基本范畴和概念的比较研究，尚须学界同仁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