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粱一梦已千年

黄粱一梦已千年——浅谈黄粱一梦的文化内涵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息邸舍，摄帽弛带隐（凭倚）囊而坐，俄见旅中少年，乃卢生也。

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于邸中，与翁共席而坐，言笑殊畅……——唐·沈既济《枕中记》了解邯郸文化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出来了，这一段文字讲的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黄粱一梦的故事。

虽然黄粱一梦的故事人尽皆知，但是对于它的文化内涵，相信大多数人可能并不了解。

事实上，黄粱一梦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同时背后还蕴含着浓郁的道教文化。

千年传承——黄粱一梦的文化传承提到黄粱一梦，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我国古代的三部文写作品：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元代马致远等人合著的《黄粱梦》和明代汤显祖的《邯郸记》。

应该说，正是这三部著名的文学作品成就了黄粱梦，使其名扬天下，妇孺皆知。

沈既济的《枕中记》是中唐传奇中创作年代较早的名篇，也是唐传奇创作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对后世文学颇有影响。

在这部作品中，黄粱一梦的故事第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并由此为人们所熟知。

其故事大意是：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卢生郁郁不得志，骑着青驹穿着短衣进京赶考，结果功名不就，垂头丧气。

一天，旅途中经过邯郸，在客店里遇见了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

卢生自叹仕途困窘、功业不成，道士吕翁便拿出一个两端有孔的瓷枕，赠与卢生。

卢生倚枕而卧，一入梦乡便娶了美丽温柔出身清河崔氏的妻子，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

他的5个孩子也高官厚禄，嫁娶高门。

卢生儿孙满堂，享尽荣华富贵。

80岁时，生病久治不愈，终于死亡。

断气时，卢生一惊而醒，转身坐起，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吕翁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小米饭）还没有熟！我们可以看到，在《枕中记》中黄粱一梦已经和后世流传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双层嵌套的故事框架已近趋完美，其主要情节、人物、关键事物——瓷枕等都已经齐备，已经和后世流传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到了元代，被后世尊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也与人合著过一部杂剧作品《黄粱梦》。

在这部戏剧中，基本保持了《枕中记》的原有情节和结构，只是在人物设置上，把施展仙法点化他人的吕翁变成了八仙中的汉钟离，受点化的也从不第书生卢生换做了吕洞宾；在梦境部分，增强了神仙点化色彩，设置了吕洞宾喝酒吐血、受贿卖阵、妻子变心、争执被杀等一连串惊心骇魄的事件，点出了仕途凶险异常，伴随功名利禄的是无边苦海的道家思想。

总的来说，《黄粱梦》是一部具有典型马致远风格的神仙道化剧，但是，作者在剧中采用了梦境叙事的技巧，使神仙道化的题材转化为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寓言故事，高度概括了官场的腐败，以及涉足其中的知识分子本性的“迷失”，颇能发人深省。

这个戏，梦境是虚的，而梦境中的宦海生涯，却是以人间现实为依据。

这种虚中有实的写法，冲淡了题材本身的“神道”色彩，使之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

而今天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黄粱梦的故事，其实是明代汤显祖的《邯郸记》。

汤显祖是明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其作品《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和《紫钗记》被合称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是同代戏曲的高峰。

在“临川四梦”当中，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当然是《牡丹亭》，而仅次于其的便是《邯郸记》。

在《邯郸记》中，主人公变回了《枕中记》里的卢生，而点化他的仙人则变成了《黄粱梦》中受点化的吕洞宾，同时梦境的部分，也即卢生大富大贵、大寂大灭的官场沉浮史的内容得到了很大丰富。

这一部分通过对卢生的官场经历，全面描摹了官场之上无好人的整幅官场群丑图。

崔氏是卢生的政治后台，卢生的发迹离不开其妻崔氏。

凭藉崔氏四门贵戚的裙带关系，再靠着金钱开路，卢生广施贿赂、平步青云，被钦点为头名状元。

其所谓：“奴家所有金钱，尽你前途贿赂！”从崔氏这里，集中体现出封建社会的婚姻行为实则是一种政治联盟；崔氏强“娶”卢生，实则是下的一笔政治赌注。

至于封建官僚机器的重要支柱科举制度，则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受贿制度。

婚姻的温情脉脉，科举的文才彬彬，学问的神圣兮兮，在一位女子的操纵下全被剥下了虚伪的衣妆，露出了追逐权势和金钱的本相。

卢生既是封建官场丑恶世象的见证人，同时也是积极参与者。

早在全剧现实部分引出时，他就表白了出将入相的强烈政治欲望。

崔氏的怂恿进一步煽动起他做官的欲望，“尽把所赠金资引动朝贵，则小生之文字字珠玉矣”，接着便厚顔无耻地拿钱买了一个头名状元。

这卢生一入朝门便徇情枉法，蒙蔽皇帝，为自己老婆封诰。

他更大的本事，还在于会拍皇帝的马屁。

开河是为了让皇帝顺流而下游览胜景，征战是为了让皇帝醉生梦死、乐以忘忧。

卢生曾不嫌麻烦，亲自挑选了近千名窈窕女郎，强令她们为御舟摇橹，藉以取悦皇帝。

征战得胜，他在天山勒石纪功，貌似展示国威，实则是想借此扬名，使得千秋万代后都知道他卢生的丰功伟绩。

得志便猖狂，欢乐乃纵欲，这是卢生及官僚社会中上行下效、腐化堕落的本性。

皇上送他24房美女，卢生先是道貌岸然地讲御赐美女不可近。

当崔氏要奏本送还众女时，卢却慌忙说道“却之不恭”！如此受用的结果是使精力透支，早赴阴曹。

他在纵欲而亡之前犹死不咽气，原来是在五子十孙都安排妥帖后，还有一位偏房“孽生之子卢倚”尚待荫袭封位；更担心国史上不能全面记载其毕生功绩……得意忘形、恣意享乐、追名逐利真正成为他毕生紧抓不放的最高原则。

卢生的形象在封建社会的官场黑幕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邯郸记》中的其他官僚也多面目可憎。

宇文融丞相因为卢状元唯独忘了送钱物给他，拒绝融入他的关系网络，所以他才时时播弄并陷害卢生。

“性喜奸谗”是其表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断扩充势力范围是其本性。

汤显祖写足了宇文相之奸险毒辣，这是对明代首辅们从总体上感到失望的曲折宣泄。

剧中看似老实的大臣萧嵩，明知丞相在陷害卢状元，却慑于其淫威，在奏本上也签上自己的名字。

但他在用自己的表字“一忠”签名之后，又偷偷在“一”字下加上两点，成爲草书的“不忠”。

这样做的结果，既参与伙同陷害卢状元的事件，又能在以后皇帝为卢生昭雪平反时开脱自家罪责。

萧嵩此举并不仅是明哲保身，而且是以高明的权术害人。

他缺乏起码的正直人格，属于官场上为数最多的不倒翁。

无论是卢败还是宇文亡，他萧嵩总能面面俱到地参与其事，置自身于不倒之地位，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员所追求向往的一种境界。

另外如皇帝唐玄宗，剧本漫画出他糊涂和好色两大本性。

他糊里糊涂地取了金钱铺路的卢状元，又糊里糊涂地在卢状元为夫人请封诰的文件上签字，还糊里糊涂地要结果卢状元的性命。

他只对爲之摇橹的一千美女产生浓厚的兴趣。

作为一位大明子民，汤显祖不仅鞭挞奸官，而且讥弄皇上，虽说这皇上是大唐天子，终不免给人以影射当朝之感。

这正是汤显祖挂冠归去后的冲天勇气和战斗精神的体现。

从正德皇帝到万历皇帝这祖孙四代，一方面劳民伤财、吮尽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巡幸天下、游龙戏风，其风流与罪恶的故事蔚为系列。

《邯郸记》何止于痴人说梦，分明是直逼现实！本剧中真正可爱的人物，是那些虽寥寥数笔但却可钦可敬的下层人民。

为卢生开河而拼死拼活的民工群像，挺身而出、解救上吊驿丞的犯妇，精通番语、为卢生反间计奠定成功基础的小士卒，以及为掩护卢生而葬身虎口的小仆童，鬼门关上搭救并扶助卢生的樵夫舟子，这些最不起眼的平头百姓构成了《邯郸记》艺术天地中的点点亮色。

此梦非彼梦——一枕黄粱背后浓郁的道教色彩一般意义上的梦文化，主要是指梦占文化。

是古人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将做梦现象与占卜未来联系起来，通过对梦境的解析，从而达到预测未来、占卜凶吉的目的。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明代首辅叶向高年轻时到石竹山祈梦的故事来做更好的了解：一年清明节，叶向高到被世人誉为“中华梦乡”的石竹山抽签，“富贵无心想，功名两不成”的签谱令他大为不快。

后来他请了一个老和尚解签。

老和尚告诉他这是好签，并解释说：“富贵无心想，‘想’字去了‘心’不是‘相’字么？”功名两不成，‘戊戌’两字都不像‘成’，这不是预示公子将在‘戊戌’之年官居相位吗？”经老和尚一点拨，叶向高受到极大鼓舞，刻苦求学，最终官居宰相。

叶向高功成名就后重游石竹山时，在“牛蹄洞”题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句：“嶙峋石竹插青霄，病起欢从胜友招。

萝径曲穿云外洞，松门斜接涧边桥。

苍崖月冷仙坛静，碧海天空鹤驭遥。

一自名山传梦后，而今玉带愧横腰。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人眼中，梦是一把预示未来的钥匙。

与一般意义上的“梦文化”不同，黄粱梦所代表的梦文化更多的体现了道教的思想。

在我国的文化传统当中，不仅有着关注国家社会、主张入世的儒家思想，还有着关注自身、主张出世的道家思想。

对于古代的知识分子而言，相对于象征官运前途的儒学，神仙道术更像是一条退路，每当前途暗淡、利禄无望，或是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时候，道家思想就成了一种抚慰内心的精神避难所。

从本质上说，黄粱梦是一个凡人遇仙的故事，其故事的脉络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不得志的年轻人，在酒店遇到了以为神仙，在神仙的指引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后半生官场起伏、享尽功名利禄，梦醒之后大彻大悟，选择出家修道。

后世很多的神仙道化的故事，其实都是在模仿黄粱一梦的剧情结构，无非是变换几个人物，幻境的考验变化一些内容罢了。

从黄粱一梦产生的背景来看，中唐时期国家政治腐败，时局动荡，朝廷内部宦官掌权、党争不断，外部节度使割据、相互攻伐。

在这种环境下，仕途对于出身普通、没有背景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凶恶的险途。

于是，很多仕途受挫的知识分子就把目光转向了神仙道术，借此逃避现实、实现精神上的解脱，《枕中记》的产生正是迎合了这种时代特征。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当时局混乱、仕途艰险的时候，黄粱一梦的故事就又会为世人所重视。

同时，在黄粱一梦的传承过程中，全真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元代，天下民分四等，读书人地位低下，官场基本由少数民族权贵控制。

同时，由于全真教主要人物丘处机备受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尊崇，全真教盛行一时。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志不获骋的文人，在内心十分苦闷而又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往往比较容易受到全真教的影响。

全真教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性命双修，提倡“外则应缘，内则养固；心上忘机，意不着物”的处世态度，劝告人们珍重“吾身”，认识“真吾”，参悟人生的真谛。

这种教义思想，对于仕途失意、焦躁彷徨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抚慰作用。

因此，全真教成为不少文人在悲剧时代摆脱苦难的精神避难所。

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产生了马致远笔下以《黄粱梦》为代表的一系列神仙道化剧。

在这些剧本中，马致远借鉴、吸收了全真教的思想主张，宣扬人生在世，应与世俗社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求取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化解生活中的种种痛苦。

至于《黄粱梦》写钟离权度脱吕洞宾，《岳阳楼》写吕洞宾度脱柳精，《任风子》写马钰受了王重阳点化之后便去度脱屠夫任风子，大体按全真教的传承关系，即照汉钟离传吕洞宾，吕洞宾传王重阳，王重阳传马钰的次序编成，可见，马致远的几个神道剧，基本上是依据全真道统而结撰的一组系列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