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学说的的宗教意识探源
第三、四章韦伯及其理论
• 1882年，18岁的马克思· 韦伯考入 海德堡大学，在法学院注册，开始 接受高等教育。他同时攻读历史、 经济、哲学和神学，并参加学生会 组织的各种活动和辩论会。19岁在 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三个学期之后， 韦伯服了一年兵役，先是普通士兵， 后来晋升为军官。
• 他为曾经担任过帝国军官的军官一直 引以为荣。1884年进入柏林大学和哥 廷根大学继续深造。1886年通过高等 学校法学考试。 • 1887－1888年多次参加在阿尔萨斯和 东普鲁士举行的军事演习，成为由关 心社会问题、具有种种不同倾向的大 学生组织的“社会政治联盟”的成员。 该组织是施穆勒于1872年创建的，受 “社会主义者讲坛”领导。
生平经历
•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 韦伯生 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他的 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 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 1869年他携眷迁居柏林。后来成 为柏林市议会议员。韦伯的母亲海 伦妮· 法伦斯坦-韦伯是位很有文化 修养、热衷于宗教和社会问题的妇 女。
• 她在1919年去世。她对她的儿子 影响很深，使他对宗教具有炽热的 感情。 • 青年时代的韦伯在他的父母亲的客 厅里结识了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许 多杰出人士，如狄尔泰、莫姆森、 聚贝尔、特赖奇克和卡普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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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合理性的六大方面： 1、效率 2、可计算性 3、可预测性 4、破除神秘性 5、控制 6、去人性化
• 经济行动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 形式合理性：“是什么” • 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如果所有的行动都可 以用量来表示，即能被计算并尽可能以货 币单位这一形式来表示，那么这些行动在 形式上是合理的，即属于形式合理的经济 行动，其合理性的程度由计算的可运用程 度决定。 • 货币计算——复式簿记技术
两个出世神秘主义的典范——论马克斯·韦伯学说中的道教与佛教
Two Models of Mysticism Escaping from Secularity -- Taoism and Buddhism in Max Weber＇s Theory 作者： 刘宁
作者机构：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出版物刊名：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41-43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2期
主题词： 道教;佛教;理性化;出世神秘主义;入世理性主义
摘要：入世理性主义和出世神秘主义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伦理价值体系。
如果说新教伦理是入世理性主义的代表,那么,道教和佛教则是出世神秘主义的典范。
佛教和道教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信
仰体系,但是二者的内在逻辑是相通的：摆脱尘世的一切羁绊,依靠神秘的直觉和感悟获得精神的
超脱或解脱一直都是它们修行过程的基本形式和途径。
出世神秘主义的价值诉求决定了道教和
佛教不可能导致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和祛魅化。
韦伯眼中的儒教——比较宗教学视角
韦伯眼中的儒教——比较宗教学视角一、韦伯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学阐述在本书的前几章，韦伯并没有直截了当的论述中国的宗教是什么，而是从各个层面对古代中国的特征进行了剖析，这就涉及到韦伯社会学方法中的“理想类型”，即从纷繁复杂的事实中提取出更加一般的特质，并形成一种理论的框架以作为研究的工具。
这在研究古代中国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它的优点，中国有着深厚的述史传统，千年的历史积攒下了许多的“事实”，许多学者扑倒在史实面前，皓首穷经也抓不到精髓，可是聪明的韦伯却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难题。
在有限的材料面前，韦伯利用他已经建构出的概念作为工具，从史料中提取出了“理念型”。
例如，韦伯在他的著作《城市：一种非正当性支配》中已经对于中世纪自治城市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过系统的阐述，在第一章部分又把这些概念工具“借”过来来分析古代中国的城市地位。
韦伯对中国的看法值得玩味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对前四章做一个概括，首先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一直以来缺乏统一性的货币政策，主要原因非常多元，包括：外敌入侵的威胁、传统主义、铸币成本大幅上升等，尽管中国在明清时期已经有大量贵金属涌入（《白银资本》），也导致了货币经济的大幅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却并没有激发出来（《经济通史》中韦伯举了西班牙的例子，大量贵金属假如不能投入资本生产中，那对资本主义的促进基本等于零）。
除此之外，人口的巨幅增长，也并没有刺激走资本主义的诞生。
从支配结构来看，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支配结构，中国的城市相比于西方，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特权的“共同体”，而只是依附于庞大帝国的行政管理（西方城市是具有固定权利的高度特权团体，甚至有的城市是自治的），说到城市也不能不提到行会。
韦伯指出，由于没有可以信赖的理性法律（根本原因是力量的匮乏），行会并不是城市的支配阶层，行会只能走上自助之道，一方面行会对于其成员有绝对的支配权，另一方面对于官方，行会却是缺少力量的。
从正式的支配结构来看，中国早早的走出了封建制，而进入到了家产制与官僚制的混合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大一统的中央国家”。
韦伯与中国宗教研究
韦伯与中国宗教研究[美]F.K.弗林*杨深译马克斯㊃韦伯曾打算研究所有主要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印度（印度教与佛教），中国（儒教与道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㊂他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结构模式，通过它可以将一种宗教取向与其他宗教取向相比较，同时可以使之与社会的㊁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实在联系起来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一个较小的主题开始研究，即信仰清教的中产阶级内在良心的产生是其后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㊂为了检验这一假说他又研究了印度和中国的宗教㊂韦伯完成了关于中国宗教（‘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和犹太教（‘古犹太教“）的详尽研究㊂按照韦伯的看法，中国宗教是一种调和的人世的宗教，它反映了 那些具有世俗理性主义特征和文学教养的，人们的分位伦理 ㊂相比之下，犹太教自从大放逐以后一直是 一个城市中 被遗弃的民族 的一种宗教 ㊂虽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在其宗教研究中的一个突破口（假如不能说是唯一的突破口的话），但是他从未完成对于基督教（包括它的最早期和中世纪）的系统考察㊂按照韦伯的看法，基督教起初只是 走江湖手艺工匠们的一种教义 ，然而当它成为城市与市民的宗教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塑造世界的力量㊂*弗兰克㊃K.弗林是美国新基督教研究会高级顾问㊂ 译者一 比较的构架：理想类型韦伯声明他的方法是一种 理解的社会学 （verstehende soziologie）㊂很难把德语单词 verstehen （理解）翻译成其他语言㊂威廉㊃狄尔泰将 理解 与 说明 （erklaren）对照区分开来， 说明 是一种由实验观察所支持的解释性阐明，它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方法㊂对韦伯来说， 理解 同时意味着认识与解释（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或许可以包容在 理解 （comprehension）这一英文术语中㊂社会学必须是理解性的，因为社会学家所分析的社会资料并不是未加工的 原始 资料，而是经过了 预先消化的 ，也就是经过这些资料所由之发源的社会母胎的预先解释（后来，研究所谓 客观的 科学的理论家们，例如托马斯㊃库恩，发现自然科学本身也不能免除这种预先理解）㊂韦伯所寻求的是用来分析具体实在的富有启发性的工具㊂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从 理想类型 的构架受益匪浅，他的比较研究工作正是围绕着这些理想类型的轴心而展开的㊂理想类型并不是一些具体事例的一个平均数，也不是一个假说，甚至也不是一种对现实描述的，它是为了进行分析比较而建立的关于具体历史实在的某些本质特征的一种鲜明突出的思维构成物㊂建构这些类型的目的是能够决定一个历史现象在类型学上的位置㊂为了从宗教社会学上阐明这一点，韦伯展示了一些辩证的成对理想类型：神中心世界观与宇宙中心世界观，世界肯定论与世界否定论㊂这些类型是对社会中的宗教进行辩证分析的启发式的工具㊂（1）神中心主义与宇宙中心主义㊂在韦伯看来，宗教动机背后的一种最重要的原动力就是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感受㊂不论对意义的寻求是否起源于群众对特权阶级的愤恨（如尼采所断言的那样），宗教所提供的正是：意义㊂当宗教本身日益合理化为一种行为伦理学时，对意义的需要就愈益增长㊂随着关于世界合理性的观念日益发展要求对人间财富分配的 意义 作出一种合乎伦理的解释的需要也不断增长㊂随着对于世界的宗教与伦理的反思日益合理化，随着原始巫术的概念被消除，关于受苦的神332韦伯与中国宗教研究 җҗ。
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精神决定论”之我见
作者： 宗端华
出版物刊名：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31-136页
主题词： 资本主义精神;精神决定论;新教伦理;史学理论;Weber;卡尔文;学术刊物;精神因素;
路德维希;终极原因
摘要： 在西方“韦伯热”的冲击和影响下,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我国早已不再鲜为人知。
近一、二年,国内许多学术刊物和杂志都刊登了不少国内外学者介绍和论述韦伯及其学说理论的文章,《史学理论》还专辟了“韦伯专栏”进行讨论。
笔者不拟对韦伯及其学说作全面论述和评价,只对一些文章中提出的有关韦伯的所谓“宗教精神决定论”谈谈自己的浅见.韦伯在西方学术界饮誉甚隆,有“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之称,有人甚至认为韦伯提。
韦伯宗教伦理观评析
韦伯宗教伦理观评析马克思·韦伯（18641920）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
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亦即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韦伯的宗教伦理观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发展如此之迅速，很大程度上有赖传统基督教的改革及其所形成的新教伦理的影响。
宗教的改革与制度的形成以及经济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韦伯分析当时社会的分层与宗教的关系。
浏览一下任何多宗教国家的职业统计数据，都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状况，即商界领袖和资本所有者，还有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并且韦伯通过调查发现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宗教差异之中，而且存在于民族差异之中、文化差异之中。
1.天职观和合理化韦伯认为我们不应该在其暂时的外在历史政治境遇之中，而必须从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性之中寻求这种差异的主要解释。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性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膨胀。
韦伯在书中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系列经典话语作为佐证，简述资本主义精神中对于金钱利用方面的借鉴。
谁若丢掉了5先令，那么所丢不只是这个数，而是将它用于交易可能带来的所有收益，当一个人由年轻而变老时，其数目会相当可观。
这是美国人的一种观念，一种精神信仰，违背这一规则会被视为渎职。
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并以此视为目的。
中国、印度等国家存在过资本主义却似乎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这是一种基于新教教义的职业观，也是韦伯后来要论证的天职观。
在韦伯看来，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是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的母体，新教的天职观、合理化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实现的动力。
天职观把完成世俗事务尊为上帝所要求的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
在尘世中基督教徒的社会活动完全只是为了荣耀上帝。
因此，为社会日常生活服务的职业劳动也具有了这种特征。
马克思韦伯-中国的宗教
技術的改革在宗教的基礎上被反對，因為那可能會擾亂對於祖先的崇敬、進而招致壞運氣，而調整自身適應這個世界的現狀則被視為是更好的選擇。
∙對於土地的賣出經常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相當困難
∙擴張的親戚關係（根基於對家庭關係和祖先崇敬的宗教信仰上）保護家庭成員免受經濟的困境，也因此阻撓了借債、工作紀律、以及工作過程的理性化。
∙那些親戚關係也妨礙了城市特殊階級的發展，並且阻撓了朝向完善法律制度、法規、和律師階級崛起的發展[26]。
依據韋伯的說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兩種廣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兩者都試著依據某種終極的宗教信仰設計人類生活。
兩者都鼓勵節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與財富的累積相並存。
然而，儒教的目標是取得並保存「一種文化的地位」並且以之作為手段來適應這個世界，強調教育、自我完善、禮貌、以及家庭倫理。
相反的新教則以那些手段來創造一個「上帝的工具」，創造一個能夠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
這樣強烈的信仰和熱情的行動則被儒教的美學價值觀念所排斥。
因此，韋伯主張這種在精神上的差異便是導致資本主義在西方文明發展繁榮、卻遲遲沒有在中國出現的原因[30]。
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简要
宗教社会学思想－、宗教的起源与宗教社会学１．两种观点：（1）自然主义说：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尤其是天体和气候现象的惊惑和敬畏。
（2）万物有灵说：原始社会的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由灵演化为精灵，进而为神祗，最后为主宰一切的神灵。
２．马克思对宗教的研究：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头脑中的虚幻反映。
３．宗教社会学：从宗教社团，教规教义，宗教伦理等方面研究宗教的社会地位和功能，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及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系统本身发挥功能和发展的规律性。
４．韦伯和迪尔凯姆，迪尔凯姆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描述的是宗教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作用，宗教的静力学；韦伯考察世界著名宗教论述，宗教对人类社会的推动，宗教动力学。
二、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韦伯的全部宗教社会学主旨在于研究世界几大宗教教义的理性化程度和过程，尤为关注基督教新教是怎样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消除巫术和迷信的成分而引发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伦理，以及这种伦理又怎样地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最终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的产生，一切宗教的核心是通过信仰使人的灵魂得到拯救。
１．研究的对象：高级宗教中起主要作用的先知及其预言：先知就是指那些能发布预言和戒律、从而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规范的思想家。
先知都是“卡里斯玛”式人物，与祭司不同。
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以祭司为代表的维系巩固既成的秩序和以先知为动力的变革既存秩序。
２．先知的分类；伦理先知（发布上帝及其意志，要求人们当作伦理责任来服从），楷模先知（模范人物，个人榜样）３．韦伯认为一切宗教都有对尘世拒斥的倾向，宗教是一种救赎论。
救赎的两种方式：入世方式（禁欲主义）：介入世界，借助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做到禁欲而达到救赎。
禁欲是依神的意志所指引的方向而行动的现世行动。
出世方式（神秘主义）：逃避世界，通过冥想默祷进入“拥有”状态达到救赎，拥有通过学习，修行才能达到。
以人神合一为基础。
4、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宗教伦理转化为职业伦理）（１）．禁欲主义倾向于责任伦理，与此岸性联系，人神对立，人人生来都有原罪，必须通过救赎获救，每个人都在世俗生活中自我克制，过一种符合道德的生活，提倡一种讲普遍性、一元性的“禁欲的职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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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学说的的宗教意识探源作者：王曦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1年第12期摘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的两部代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进行解读，分析归纳出其在著作中表达的宗教思想，着重强调了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
建议应辨证地对待宗教在我国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宗教；探源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6-0251-02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物质世界的不断充实和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相结合而共同促进的。
当人们能够很好地满足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满足，不用再为生存而投入全部或大部分的精力；二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比较匮乏，无法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时需要靠精神世界来支撑自己。
宗教就在后一种情况下产生了。
宗教产生后，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教会的实力也在不断的壮大，教会内部却日益腐败。
到十六世纪初期，教会内部的腐败十分严重，终于引发了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
经历了改革后的宗教发生了新的变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即为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是当代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者。
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亦试图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去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马克斯·韦伯主要著作中的宗教思想（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宗教思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宗教社会学论集》中的第一部分，该论集是韦伯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
该书主要论述了西方社会在新教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其研究的核心概念为路德所提出的“职业”。
路德认为，“上帝应许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的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他的天职。
”然而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概念依旧是保守和传统的，并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
“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
”可以说，韦伯对路德的分析是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从对“职业”一词解释的理性认识到他认为资本主义中的行为是理性行为，无不闪耀着一个理性主义者辩证思想的光芒。
另外，韦伯还从加尔文宗、虔信派和循道宗等诸派论述了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以及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他把禁欲主义的贯彻执行与人们的道德联系在一起，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主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
那么新教伦理所推崇的价值观是如何刺激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的呢？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的世俗禁欲主义倾向使新教徒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而这种经济理性主义在天主教徒身上从未如此根深蒂固。
但新教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即尽可能多地赚钱），并不以物质享乐为基础，它超越个人的幸福或功利，也就是说赚钱必须被当作一种神圣的职业。
韦伯的这种理论，为资本主义在西方乃至全球的扩张找到了合理的依据，而这种扩张是推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儒教与道教》的佛教精神如果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多的是从宗教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宗教对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话，那么《儒教与道教》则是单从对儒教、道教、佛教的论述入手，进而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社会结构。
韦伯提出：在两个客观环境差不多的地方，为什么一个能出现高度理性的资本主义，而另一个却始终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呢？他认为宗教伦理制约和影响经济伦理，对社会秩序领域进行着程度极为不同的干预。
为了具体而系统的回答上述问题，韦伯接下来论述的便是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儒教与道教。
他认为，儒教是一种传统主义取向的支配性价值体系，它对世界所采取的态度是适应之而非改造之。
而作为异端信仰的道教因其本身所含有的神秘主义和巫术传统，无力扭转儒教对广大民众的传统主义的影响趋势。
通过对中国儒教、道教与西欧新教的深入比较，韦伯进一步坚定了他宗教因素对理性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
马克斯·韦伯的佛教伦理观在这本著作中尤其得以充分体现，它是在“类型化比较研究”与“发生学因果分析”的框架下展开的。
“发生学因果分析”是经验证明，“类型化比较研究”则是归纳与概括，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而这种比较研究和因果分析，又服从于这样一个论题：某些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形成会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ethos）与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观念是何关系。
具体说来，“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只能首先产生于近代的西欧，而不是亚洲或近代以前的欧洲；或者说，为什么只有新教伦理才能促成“理性资本主义”，而其它宗教（特别是东方宗教）伦理无法衍生出经济理性主义。
这样的框架和论题，既体现了韦伯视角的独特贡献，但也隐含着韦伯思路的价值偏向。
下面就韦伯的佛教伦理观做点述评。
伯认为，耆那教和佛教是作为印度宗教的“异端”而出现的，是印度上层职业僧侣倡导的“救赎论”。
不过，就其同经济理性主义的关系而言，这两个教派差异极大，耆那教“是一个显然与印度教完全异质的和经济的理性主义有着积极关联的教派”这使得耆那教相当类似于西方禁欲的基督新教，“和基督新教一样，特别受到责难的是‘坐拥财富的喜悦’（parigraha，摄取），而不是财富或营利本身”；“佛教更为清楚的是城市发展、城市王制、城市贵族时代的产物”。
但和耆那教以商人为主（至少白衣派如此）的情形不同，佛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高贵知识分子的救世论”，它“不仅对立于古典婆罗门的救赎追求，也对立于耆那教的救赎之道”；“佛教的独特成就在于其致力追求‘生前解脱’这一目标，而且唯此一目标是求，并且义无反顾地排除一切与此无关的救赎手段”。
因此，“原始佛教在几乎所有实践性的关键上，皆与儒教（连同伊斯兰教）处于颇有特色的对反两极上。
这是一个特别非政治、反政治的宗教，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个具有知识素养的游方托钵僧的宗教‘技术理论’”。
“佛教可说是印度一般受教育阶层之知识主义所曾创造出来的——不管是在佛教出现之前或之后——最为首尾一贯的救赎论”，“毋宁是一切可以想见的救赎形态当中最为激进的一种”。
韦伯道出了佛教伦理的出世品格及对印度教（婆罗门教）的批判意识，但以基督教的“救赎论”来解说佛教的修证，却有隔靴搔痒之感，因为“佛”不是“上帝”而是“导师”，佛教认为，业由己造，不作他受，每个人的解脱不靠别人而要靠自己。
韦伯还认为，佛教这种“首尾一贯的遁世态度与所有的经济伦理或理性的社会伦理之间，无任何通道可言”；佛教依“四圣谛”而修行，“在此种相当被现代化的、因而褪了色的形式里，救赎理论还是给我们抛出了一个就实践的观点而言属于佛教最为本质性特色的概念：彻底根绝行为之任何一种世俗内的动机，不论其为非理性、热情的，还是理性、目的取向的”。
这样，“行为的伦理和冥思的技术规则之间存在着无法融和的对立鸿沟，并且只有后者才会带来救赎。
佛教的修道僧伦理，并不像后世的基督教伦理那样，对社会秩序里内在于现世的伦理行为，赋予一种奠基于特殊恩宠赐物的理性——伦理的高昂心态，而是恰恰相反地朝向原则上非社会的方向去”。
因此，“这样一种教团宗教是无法发展出理性的经济伦理的。
即使原始佛教已从小乘开始往俗人宗教的方向发展，亦即大乘，但是后来，正如我们如今业已注意到的，理性的经济伦理仍然未曾从中发展出来”。
韦伯在这里进一步揭示了佛教伦理的“出世性”，但说佛教伦理与经济伦理、社会伦理之间“无任何通道可言”，却有些言过其实。
即便是小乘佛教以阿罗汉为最高成就，但阿罗汉并非“一生一世”就可修成，而要以无数劫的尘世功德为基础的，这恰好是俗人欲求解脱的榜样。
而为了证明自己“前世”的功德，也为了增加“今生”的功德，俗人特别是商人会努力赚钱来供养僧人，这是“业报佛教”与“涅佛教”并行的根源。
韦伯认为，阿育王时期“开展出印度正统派救世论的平民时代，或者更正确地说：以满足平民宗教需求为目的的一个时代”。
阿育王将佛教和其它宗教都作为实现“福利国家理想”的精神资源，他要求“各个宗教派别必须避免相互贬抑”，“一律转而专注于培养各自教义的伦理内涵”；“显然，这些伦理内涵作为宗教信条，在阿育王看来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业已最完备地包含在佛教的正法里”。
“佛教在此处是被极为有意地当作是一种特殊均平的亦即民主的宗教思想，尤其是和根本蔑视礼仪（包括种姓礼仪）的态度连结在一起”。
同时，由于阿育王自认为是佛教徒的首领和保护者而穿着僧衣，“结果，在正统派（小乘佛教）的领域里，暂时性地加入修道僧教团，一般而言被视为高贵的风习，并且也是青年教育的一部分，……于是，俗人的虔信便因此而在外表上与僧侣的救赎追求有着某种程度的接近”。
不仅俗人介入宗教生活，而且僧侣蓄财也已得到部分教团认可，并成为部派分裂的关键因素。
“在小乘方面，严守戒律者自古以来禁止拥有钱财的诫命，也运用了和圣芳济派相同的手法来规避。
俗众代表僧侣接受金钱，并代为管理，连锡兰的古代正统派教会本身，最后都以奉献金的经营为主流”。
但是，“纯正原始佛教之最极端的现世拒斥的伦理（开悟的神秘主义性的专注）”，仍然“与专注于控制现世之经济事务的宗教伦理体系形成强烈对比”。
韦伯的佛教伦理观是服从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题的一个反证，它试图表明“西方独有的文明”如何孕育出其它地方所没有的“经济理性主义”。
韦伯认为，一切以希腊精神为源头的西方宗教比之以印度思想为源头的东方宗教，在推动世俗生活的理性化方面表现出较高的程度。
社会。
二、马克斯·韦伯宗教思想的借鉴意义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传统与现代化的新的视角。
我们在改造传统文化的同时，应注意学会用辩证的思维，保留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反思并避免因宗教问题造成的对改革开放事业的阻碍和破坏。
为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积极发掘宗教的价值，实现宗教与现代化的健康协调发展，并使之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反作用于现代化。
参考文献：[1]马克斯·韦伯.康乐等译.宗教社会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郭宏斌.基督新教与中国儒教、道教伦理观之比较.甘肃社会科学，2006（2）.[3]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