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翻译——以罗明坚《中庸》手稿为例
《海国天涯:罗明坚与来华耶稣会士》展早期中欧文化交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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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國天涯:羅明堅與來華耶穌會士》展早期中歐文化交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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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澳门月刊》2013年第01期
澳門文化局澳門博物館與羅馬國家檔案館合辦的《海國天涯:羅明堅與來華耶穌會士》,展期至2013年3月3日,歡迎市民入場參觀。
是次展覽獲國家文化部列入“中歐文化對話年”項目。
《海國天涯:羅明堅與來華耶穌會士》展以羅馬國家檔案館所藏羅明堅繪製的《中國地圖集》手稿和其他耶穌會士所繪製的地圖為核心,通過明代首位進入中國內地的耶穌會士羅明堅的生平事蹟介紹耶穌會通過澳門進行的中歐文化交流的歷史和在地理學方面的貢獻。
展覽分八個部分闡述展覽主題,全部展品逾一百件(套):除羅明堅繪製的《中國地圖集》外,包括有由羅馬國家檔案館借出的其它耶穌會士手繪的中國地圖、《天主聖教實錄》書籍、臨摹耶穌會士南懷仁的天文儀器圖,以及葡萄牙耶穌會省借出的聖方濟各·沙勿略文物、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廣輿圖》複製品等。
其它展品還來自羅馬亞歷山大圖書館、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羅馬宗座聖多瑪斯大學圖書館、那不勒斯國家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澳門主教公署、澳門耶穌會、仁慈堂博物館、澳門中央圖書館、澳門歷史檔案館借出珍貴的文物,以及澳門博物館藏品等。
展場設有多媒體展示及教育區。
查詢:28357911;.mo
地點:澳門博物館/澳門博物館前地112號
開放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6時(5時30分後停止入場/逢週一休館)
票價:$15 查詢:(853)2835 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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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坚的“亲儒”策略及对利玛窦的影响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Guangz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
Vol.17No.9 Sep.2018
罗明坚的“亲儒”策略及对利玛窦的影响
王慧宇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耶稣会士罗明坚作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开创性人物,对中国思想中儒释道各家的判 断取舍,对利玛窦等后继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以往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将耶稣会在中国的 适应策略归功于利玛窦,而对于罗明 坚 在 这 方 面 的 贡 献,特 别 是 “亲 儒 ”倾 向 上 的 创 造 性 尝 试 未 予 以重视。文章通过还原罗明坚在华传教的历史情境并结合其著作分析,参考其拉丁文“四书”手稿 等“中学西传”方面的文献,彰显罗明坚“亲儒”策略的价值及对利玛窦的影响。 关键词:罗明坚;利玛窦;西学东渐;“亲儒”策略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8)09008706
罗明坚深知在华传教非一朝一夕可成,遂十分重视在 中国内地传教的延续性。在提高自身外语水平的同时,他 很注重 后 备 传 教 士 的 汉 语 教 育 工 作。在 澳 门 筹 资 建 立 “经言学校”[1]432,让传教士们学习中国语言,开展与中国 内地相关的各类翻译工作并向澳门本地人传教,为后来在 内地的传教事业积攒经验。通过在“经言学校”的实践,罗 明坚也开始着手尝试用汉语诠释天主教思想。而在给“经 言学校”的中国人讲道的过程中,罗明坚也了解到让中国人 接受天主教信仰时所面临的困境,即在中西方文化冲击下 如何接受天主教信仰。另外,他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利用 中国人帮助其翻译理解中国经典,为日后写作《天主实录》 所引据中国经典以及向欧洲译介“四书”打下基础。
会通中西的文化阐释_以安乐哲_罗思文英译_论语_为例

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2012No.1[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乐哲典籍英泽研究”(2010WHL008),衡阳师范学院启动项目“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泽研究”(11B50)资助。
[收稿日期]2011-11-08[作者简介]谭晓丽,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典籍翻译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3]《毛泽东诗词》翻译组译.毛泽东诗词(汉英对照)[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4]毕瑞.毕瑞画集[M].史丹译,刘继华译校.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5]曹桂生.中国画的意境美[J].西北美术,2000,(1):24-33.[6]姜今.画境———中国画构图研究[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2.[7]刘健.中国画艺术的灵魂--意境美[J].社科纵横,2004,(6):139-146.[8]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9]沈逸明.中国画画册汉译英的文化差异及欠额补偿[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0,(1):106-109.[10]王守义,约翰·诺弗尔译.唐宋诗词英译(中英文对照)[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11]徐亚非.中国画的款题艺术———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5-17.[12]许渊冲译.唐宋诗一百五十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3]赵甄陶译.毛泽东诗词(汉英对照)[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会通中西的文化阐释———以安乐哲、罗思文英译《论语》为例谭晓丽(衡阳师范学院,湖南衡阳421002)[摘要]安乐哲和罗思文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带有反对西方通过宣扬其哲学和宗教的普世性来实现文化全球化的初衷,具有鲜明的后结构主义翻译特色:阐释与音译并举、创造与模仿并存、颠覆与流畅共在。
《清初耶稣会士白晋〈易经〉残稿选注》简介

从 “对话”到“对话主义”:《艾儒略、〈口铎日抄〉及晚明福建的耶儒对话主义》评介191 | 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共性特征,抑或是一个特殊现象?如果以宏观史的视野进一步思考,跨文化“对话主义”的适用性及影响力需要经过更多的考验和推证。
艾儒略等耶稣会士既是对中国哲学、宗教、社会观念作出回应的西方“他者”,同时也从天主教中心或欧洲中心的“自我”出发,将儒家士人及中国文化视为“他者”。
尽管本书再现了天主教的在地化发展及对话语境下的互动交流,但在史料(尤其是西文史料)和文本分析中,似乎尚未充分展示耶稣会士面对中国文化“他者”的复杂反应。
在“西学”与“中学”的相遇与碰撞过程中,他们如何审视和调整“自我”身份认同?其合儒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他者”的真实心态?由于面向不同的读者,耶稣会士在中文著述中的主张和评论,不见得与他们所写的西文资料中的表述完全一致,这在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中文著作和西文日记、书信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其后继者的著述中更是不(1) 张西平:《重新回到平等对话的起点上》,载鄂振辉、张西平主编《文明互鉴:利玛窦和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乏实例。
故此,“对话主义”可以被视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突出形态,但仍需要整合包括国际汉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学科的多元视角,方能更全面理解处于文化“接触地带”(contact zones )内不断变动和重塑的一系列理念、描述及身份认同的边界。
近年来,东西方文明对话已成为学界备受瞩目的话题,多数学者倾向于认同中西互通、对话的主张。
张西平先生一直致力于推动本领域的文献、问题、方法齐头并进,他也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东西文明互鉴的基础性研究,并发出“文明互鉴、相互学习,这才是文明交流之道”的寄语。
(1)对中西文化相遇的研究日益扩大和深入,呈现出以多种语言的原始文献为基础,以并行的历史语境为参照,以双向、多层互动为着力点,在世界文明的范畴内展开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卫礼贤对儒家经典的释译

卫礼贤本:1 9 2 4年他翻译的《易经》德文本问 世, 立即成为当代欧洲最负盛名的译本, 称之为 “ 迄今最佳的《易经》译本”
• 卫礼贤相信《易经》的经文部分是文王和周公所著, 而《易经》部分( 即 十翼) 即使不全归于孔子本人名下, 至少也出自他的门生后者是对前者的 诊释, 密切相关。 • 把《易经》视为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 不仅崇敬它、翻译它, 还努力运用 它蕴藏的智慧来指导自己的社会和人生实践 • 在《导言》里差不多用了二分之一篇幅来谈《易经》的使用, 并将 《易经》当作“ 占筵之书” 专题讨论。
第二阶段(19世纪) 1.1876年马克拉契的译本在上海印行,题名为《儒家
易经》玄奥难解
2.拉夸伯瑞的译本题名为《中国最古之经典》,其臆测
妄断不亚于乌克拉契,但更带理论色彩 名为:《易经一一古经及传统评论》
3法国译者、易学家哈勒兹是典型的代表。他的译本题
4.另外两种译本的译者是菲拉斯特和利雅格。 5.1880年还出现了佐脱利的拉丁文译本
卫礼贤对儒家经典的释译
——以《易经》为例
陈兵
第一阶段(17-18世纪)
1.西方最早的《易经》译者是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 2.1687年,柏应理在巴黎将《大学》、《中庸》、《论 语》三种译本汇集出版,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又名 《西文四书直解》 3.欧洲现存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是由法国耶稣会士雷 孝思用拉丁文所译。该译本于1723年完成,但是直到一 百年后才分为两册于1834年和1839年在巴黎出版, 原名为《〈易经〉:用拉丁文译出的最古老的书籍》
在《经》、《传》译文之后增添了大量的内容, 包括转译的注释和他自 己的见解。于是, 卫氏译本成了一部《易经》的翻译与评介相混合的作品, 带上了卫氏译易解易的鲜明个性来自第三阶段(20世纪上半期)
《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作者: 梅谦立[1]
作者机构: [1]中山大学哲学系,广州510275
出版物刊名: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31-142页
主题词: 四书;宋明理学;耶稣会;诠释学
摘要: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经典翻译扮演了很突出的角色。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把大量西方科学、哲学、宗教经典译成中文。
同时,他们还把中国哲学经典翻译成西文。
儒家经典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孔夫子》,文章第一部分简略地介绍文本翻译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传教士对《四书》的特别定义,第三部分试图考察耶稣会士的译文与新儒家对《四书》的诠释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对全文所作的一个总结。
另外,文章对西方传教士所做的诠释选择跟他们本身思想和传教策略的联系,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
梅谦立:罗明坚“四书”翻译的遗产

梅谦立:罗明坚“四书”翻译的遗产[法国]梅谦立十六世纪,通过海洋之路,西方国家连接了全球各地。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的全球化,其中有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权力斗争的复杂关系。
1580-1590年期间,腓力二世(Felipe II,1527-1598)的皇庭里几次讨论中国,有两位耶稣会士代表两个不同的立场。
第一位是西班牙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1540-1593),他曾在菲律宾一段时间,他也曾到过中国。
他返回欧洲后,建议西班牙从马尼拉派军队征服中国。
必须用武力征服中国的重要原因在于晚明的封锁政策:传教士无法传福音;因此,只有派军队才能打开传教士的道路。
不过,很多西班牙耶稣会士都反对这种危险的建议。
负责在东亚传教的耶稣会巡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强烈反对,甚至在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也不赞成。
1590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向腓力二世展示了与桑切斯完全不同的立场。
同范礼安一样,他强烈反对采用武力。
他给皇庭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社会等情况。
他认为中国古典经典最能代表中国文明的高水平,因此他把儒家经典,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前两章,翻译成西班牙文。
这是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调和中西文化。
罗明坚“四书”翻译的遗产在罗明坚之前,在华耶稣会士无疑模仿日本传教士,而“附佛”正是后者传教策略的显著特点。
罗明坚关注并重视到当时有着璀璨丰富的思想体系的儒家思想,无疑极具开创性。
虽然其在华传教过程中因与佛教的纠葛过深而被后世指责,但综合考察其译介“四书”的情况,可以说罗明坚开创了耶稣会汇合耶儒之先河,并对百余年间东西文化交流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利玛窦翻译的“四书”译本至今难觅踪影,无法直接和罗明坚西班牙文“四书”进行比较。
但仍可以判断利玛窦参阅过罗明坚的“四书”译本,并在其著述过程中适当地借用、借鉴。
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

2014年第6期(总第137期)/十一月号现代哲学MODERNPHILOSOPHYNo 62014/GeneralNo 137/November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梅谦立【摘要】耶稣会士在十七世纪翻译的“四书”,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
他们声称,《四书直解》更符合先秦儒家的思想,也更符合真理。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四书直解》与《四书章句集注》有何不同?他们赞成《四书直解》什么样的观念?耶稣会士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四书直解》的某些观念?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翻译,或者背离原文?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耶稣会;柏应理;张居正;儒家经典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6-0067-12引 论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学者投入最多精力的经典,毫无疑问是《圣经》。
西方传教士来华时一定关注到在中国也有同样地位的“中国圣经”,即所谓“四书五经”。
不过,当耶稣会士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国诠释学传统时,他们需要考虑,究竟什么经典最有权威和代表性?哪些注释家真正诠释了经典的本意?他们反复阅读儒家经典和各种各样的注释评论,跟士大夫们进行了广泛交流,力图理解儒家经典的价值,并按照耶稣会士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儒家经典是否包含“真理”?哪种注解更靠近“真理”?来华的耶稣会士自称他们彻底排斥宋明理学,与此同时,大力提倡先秦儒学。
可是,当他们跟当时的士大夫进行交流时能够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吗?他们对宋明理学的排斥有没有某种修辞成分?有没有可能当时的理学影响太过强大,以至于他们无法摆脱朱熹的注解?即便耶稣会士要从自己哲学宗教思想的角度去阅读“四书”,我们今天怎样看待他们所发挥的儒家经典诠释学?某种外来文化能不能发挥儒家诠释学?如果可以的话,在基本知识(语言、原文、注释、思想史)之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关于耶稣会士的“四书”译文,许多学者已经做过很详细的解读,不过,他们的研究往往仅止于较笼统的中西思想比较,而没有深入地把握耶稣会士所使用的中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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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上 角 写 有“mense Novembri anno 1591” ,即 “1591 年 11 月” ;在《论语》手稿第 135 页末尾 处写有“Laus Deo Virginique matri Mariae ac Beato Laurentio cuius die impositus est finis huic opera”, 即 “赞美主和童贞圣母玛丽亚,圣老楞佐 (3) 日完成 这部作品” ;在《诸家名言集》开篇写有“mense Novembri anno 1593” , 即 1593 年 11 月; “Die 20 mensis Novembris 1592 in Vesperis Presentationis Beatiss[im]ae Virginis traductio huius libelli fuit absoluta per me Michaelem de Ruggeris”,即“笔者 罗明坚于 1592 年 11 月 20 日晚完成这本书,并将 此奉献给万福童贞玛丽亚” ,鉴于此处 1592 有重 描的痕迹,因此不排除开篇 1593 年有罗明坚写错 的嫌疑。 根据前文对这部手稿页码的描写, 《大学》 《中庸》 《论语》这三部分为连续编码,应该写于 1591 年 11 月, 完 成 于 1592 年 8 月, 《诸家名言 集》完成于 1592 年 11 月, 《孟 子》写作时间不 详。整部手稿写作时间开始于 1591 年 11 月,完 成时间不早于 1593 年。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翻译
—以罗明坚《中庸》手稿为例*
□ 王慧宇
摘要: 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存放于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编号为 FG[3314]1185 的“四书”手稿。这 份手稿是已知最早的中学经典拉丁译本。通过分析手稿的写作时间及其中《中庸》翻译特点、思想倾向, 推断其作者为罗明坚。通过对《中庸》手稿中对儒学核心概念的解释和转述,浅析罗明坚在译介儒学经典诠释方面所呈现出的独特视角。 关键词:罗明坚 利玛窦 《中庸》 跨文化经典解释 中图分类号:K207.8 doi:10.19326/ki.2095-9257.2016.04.006
一、已知最早的“四书”西文译本
本文所考察的正是“四书”在欧洲的最早译
* 此文受奖学金 Karl-Schlecht Stipend for the Global Network of Research Centers for Theology, Religious and Christian Studies 2013 资助得以完成,在此特表感谢。此文曾在 2015 年 11 月 7—8 日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举办的“西学东渐与儒家经典 翻译”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感谢张西平、雷立柏等各位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另外,感谢李兰芬、梅谦立老师给予 的指导。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3 页。. ① 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 《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 , 《历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101 页。 ② 张西平: 《 “儒学经典诠释传统”与“我们” 》 , 《中山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第 5 页。 ③ 陈立胜:
16 世纪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1543—1607)、 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 等“巨人的一 代”(1) 开启了“西学东渐”之先声,伴随着耶稣会 士“文化适应”和“科学传教”策略,天主教思 想和大量欧洲哲学、科学思想进入中国。借由传 教士翻译工作的全面开展,大量西学经典被翻译 成中文,介绍给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与此同时, 传教士亦开始从事中学典籍翻译之工作,16 至 18 世纪大量汉学经典传至欧洲,开启了“传教士汉 学时期” ,并成为体系化汉学研究之滥觞。(2) 在诸多西传的汉学经典中,对于儒家经典, 特别是“四书”的翻译传播尤为引人注目。这种 对经典的翻译,与对其他文字材料(如记录地理 风貌、社会风俗)的翻译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其翻译必然是一种跨文化的解释,翻译者和经典 本身及经典背后的文化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作为文本、作为解读、注疏的对象之前,在进
入释经者的专题的释经行为之前,经典便‘先在 地’与诠释者发生紧密的关联了。 ”(3) 笔者认为传 教士翻译“四书”这一“经典解释”工作将依如 下进路:其先聆听、阅读以进入经典,进而自身 理解、消化经典,最后才用西文解释转述,完成 翻译之工作。由于晚明传教士并未与同时代的阳 明后学、刘宗周、王夫之、方以智等学者就耶儒 之辩有过正面交锋,当时知名学者对利玛窦等传 教士大多抱着不置可否、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两 点也让全面考量评价传教士合汇中西、以耶补儒 之工作大打折扣。借由传教士对“四书”等经典 的翻译,回归当时学术环境,面对时代学术问题。 这种以经典为中介考察中西之理解,无疑是重构 传教士和晚明学者在经典上平等对话的可靠方式。
本,即在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伊曼努尔二世馆 藏 (Biblioteca Nazionale V. Emanuele II di Roma)、 编号为 Fondo Gesuitico [3314]1185 的文献,该手 稿用拉丁文手写而成,签名作者为罗明坚。此部 手稿正反面共 344 页,分五个部分: 一、 Liber Primus Humana Institutio :左侧 有汉字手写“大学” ,同时标注汉语拼音为“Tà Shio” ,其西文直译即:第一本书《成人的教育》 , 手写页码第 1—14 页,第 14 页空白; 二、Secundus Liber Semper in Medio:左侧 有 汉 字 手 写“ 中 庸 ” , 同 时 标 注 汉 语 拼 音“ciù yum” ,其西文直译即:第二本书《总是在中间》 , 手写页码第 15—42 页,第 42 页空白; 三、Idest De Consideratione Sit liber ord[in]e(1) Tertius:左侧有汉字手写“论语” ,同时标注汉语 拼音“lui niu” ,其西文直译即: 《论省察》第三本 书,手写页码第 43—135 页,第 126—135 页为空 白,第 136 页没有手写页码,为空白; 四、Diversorum Autrum Sententiae ex diversis codicibus collectae , è Sinensi lingua in Latina translatae:此书没有中文,其西文直译即: 《诸家 名言集》是从中文翻译成拉丁文的,手写页码第 1—34 页,第 32—34 页为空白; 五、 Liber Mencius nomine ex iis qui vulgo quattuor(2) libri vocantur:此书亦没有中文,其西文 直译即:称作“四书”之一的《孟子》 ,手写页码 第 1—174 页,第 152—174 页为空白。 综上,除第四、第五部分外,其余每部分都 有与之对应的汉字标题和汉语拼音,其中前三部 分为连续编码,第四、第五部分各自独立编码。 关于手稿各部分成书时间,考察如下: 此“四书”译本写作和成书年代相对清楚, 作者在手稿上多有注明:在《大学》手稿第 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