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百合花_的文学史意义_李从云

收稿日期：2010-07-10

作者简介：李从云（1972-），男，湖北松滋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5期双月刊2010年9月出版

文学经典①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能给一般读者带来阅读的愉快，也为从事文学研究的批评家提供参照系，参与包括文学艺术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的讨论。因此，将经典供奉在文学殿堂里享受读者的膜拜，同时也就意味着将其置于理性之光的烛照之下，接受批评挑剔的审视。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经典常被置于风口浪尖，接受新的社会意识、时代风气的检阅。但这并不意味着优秀的批评家就享有钦命经典的特权。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本身能否成为“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1]只有当文学作品参与建构了自它问世之后的不同时代读者的情感生活、精神生活，具备了超越价值时，它才进入了经典的行列。文学作品经典地位确立的标志之一，是它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人们讨论某一文学现象时不容忽视的环节，并能不断为文学史的重写补给新鲜养分。基于这样的理解，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叙述的互动中重读茹志鹃发表于《延河》1958年3月号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这部小说的美学意蕴及其在不断重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梳理《百合花》的接受史，绕不开茅盾在《读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对它的经典评价。他认为这篇小说以“清新、俊逸”的风格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和“人民爱解放军的真诚”，成功的细节描写“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的风味”。[2]茅盾对《百合花》独特艺术风格的敏锐发现与准确把握，使它在众多的革命历史小说中脱颖而出。茅盾在《读最近的短篇小说》中关注的重点是这一时期短篇小说创作中的艺术问题，因为在写什么与如何写的问题上，

前者没有多大的讨论空间。但问题是，此时关于社

《百合花》的文学史意义李从云（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摘要：《百合花》作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早已成为文学教育中常谈的经典。它能从为数众多的革命历史小说中脱颖而出，茅盾的评价功不可没；但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并能在不断重写的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凭借的却是它为批评提供的多种阐释的可能性。梳理《百合花》的接受史，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叙述的互动中把握它的超越性，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它的美学意蕴及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百合花》；经典；文学批评；文学史叙述；超越性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59（2010）05－0098－08

①本文梳理了《百合花》作为“文学经典”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历程，因此，经典兼有两种含义，即“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参阅温儒敏：《关于“经典化”与“学院化”》，

《文艺研究》，1999年第1期。

98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探讨使怎么写的问题似乎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如果把茅盾这篇写于1958年5月的批评文章与他前不久完成的长篇论文《夜读偶记》放在一起来读，不难发现，他在此肯定的茹志鹃的风格比如“清新”，含有用来自民间的“人民的文艺活动所特有的创造性和活力”[3]33来补救“正统”或主流文学之弊病的良苦用心。另外，茅盾在论述现实主义在人物塑造上的共同点时指出，“现实主义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他所欲苦心解答的问题，不是根据一定的伦理观点或者政治观点来安排张三或李四的性格，而是用事实来表现张三或李四何以一定是这样而不会是那样。现实主义作家给我们看到的人物不但是和我们同时代的某种人的典型，而且还表现出这个人物的性格是怎样地在他特有的环境之中形成的，(这就是说，这个人物还应当有他自己的个性。)……”[3]85这一论断完全可以用作他评价《百合花》的理论依据。在阅读《夜读偶记》时，我一直感到困惑的是，一到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茅盾似乎也犯了他所批判的以“社会规律成了新的上帝”者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以某一理论为出发点，抽象地进行理论预设，因而显得没有说服力。读完他对《百合花》的批评，再回过头来看《夜读偶记》，不觉茅塞顿开。茅盾是在有意无意地用他的文学批评实践来回答他在文学理论论证中无法解决的难题，或者说，他对“文学创作上带普遍性的公式主义倾向”和“文艺思想上带普遍性的教条主义倾向”也持否定态度。撇开他所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模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原则”[3]109这一政治正确性的前提，茅盾对《百合花》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2]这一断语，也就不能说成是单纯的文本分析。它的背后隐藏有茅盾对彼时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倾向的潜在批评。随之而来的有关《百合花》的讨论主要围绕茹志鹃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展开。应该说，茅盾富有理论穿透力的作品论对彼时的相关批评起了引导作用。而关于写“中间人物”及“‘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冠我以‘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也以它为例”，[4]289那只能从反面证明《百合花》的文学价值。正因为有持不同见解的批评家的阐释，才使得《百合花》进入了新时期初当代文学史家的理论视野：

一九五九年以后讨论茹志鹃的创作时，欧阳文彬、侯金镜、细言、魏金枝等都写了文章。他们对作家的劳动抱着尊重、恳切、热情的态度；对作品的思想艺术发表了深入具体、很有见地的见解；阐述观点，批评对方，又都抱着互相切磋、与人为善的态度，显示了学术讨论的难得的正确风气。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①

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史一样，它仍然从艺术风格这一角度来叙述茹志鹃小说创作的总体特色。关于小说主题，此时的文学史仍然延续了茅盾的概括：“小说透过对人物心灵历程的描写，探索了军民鱼水关系的奥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上揭示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②与文学史的叙述同步的，是《百合花》进入了各种版本的大学当代作品选及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文学教育中常谈的经典篇目。

突破上述既定的言说模式，开启《百合花》评

①张钟等著：《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300页。同时期由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第二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在分析茹志鹃小说的风格特征时，突出了“抒发情感，创造诗的氛围”这一“抒情的风味”。在此应该特别提及的是，在1960年代初有几部集体编写的当代文学史，但因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印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80年代都很少被人提及。”(参阅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十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考虑到此时由集体完成的当代文学史的“暧昧性”，本文未将其纳入考察范围。

②郭志刚等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

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於可训在1998年出版的文学史中同样从风格的角度来叙述茹志鹃的创作。

不过，他将“茹志鹃、孙犁的诗意的浪漫风格”与“峻青、

王愿坚的崇高悲剧风格”并置，从风格这一传统诗学范畴出发对建国后的中短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了类型研究。他强调茹志鹃与孙犁的同中之异时指出：“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出入于战火硝烟之中，但心灵却不染一点战争的灰尘，始终如山野的‘百合花’一样圣洁、纯朴，透着自然的情韵。”“隐隐可见一种女性作家的细腻和柔美”。(参阅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百合花》的文学史意义99价新时期的，是作家茹志鹃写于1980年的创作谈《我写的经过》。她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即说明了创作的心理动机：“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作者最后又说：“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5]这样的表白无疑契合了1980年代初文学再度关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时代精神。文学批评在经历了1980年代中期方法论“启蒙”之后，自然不会错过对《百合花》这样尚有深度阐释空间的小说文本的重评。1987年李健“用抒情小说的情绪系统”来解读《百合花》，认为“在小说的意蕴中，我们既感到了人生的甜蜜，爱和美的赞顺，也感到了对英雄景仰的崇高感和后继奋起的力量，自然，不必讳言，我们又感到了一种美好被毁灭的怨哀，一种早夭的感伤，一种无以弥补的惆怅。”因此，“《百合花》除了表层内容所表达的一个具有认知作用的社会政治主题(军民团结)以外，还作为社会性经验和情感的象征形式，激发着人们更广阔的联想和想象，启示着人们在历史、社会和人生更高层次上的感悟和认识。”同时，李健还强调指出《百合花》在悲剧艺术上的成功：“从悲剧审美来分析，悔恨既强化了悲痛，更暗示了转机；它既是情绪体验的第一阶段的，又是思想升华的第二阶段的，它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自然衔接过渡，从而使《百合花》获得了没有遗憾的悲剧艺术的成功。”[6]段崇轩则认为，《百合花》的主题思想在于作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讴歌人的青春与生命，揭示人在战争中被毁灭的情景，哀悼生命的死亡”，同时表现了“那个年轻通讯员与那两位年轻女性之间那种纯洁、美好而又微妙、含蓄的关系”[7]。两位作者有关《百合花》悲剧性及挽歌的提法实际上已触及到反思革命战争这一敏感的政治话题。在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问世的两部被认为是“重写文学史”重要收获的著作，都试图发掘《百合花》新的文学史价值。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这样叙述茹志鹃的战争叙事：

……她的有关战争生活的小说，在叙述上以与现实生活不发生关联的“封闭”方式展开。然而，

内在的“回忆”的动机和叙述线索，不难辨识。它们是作为参与生活“统一性”的组织而被索取和重新构造的。这一点，茹志鹃后来有过说明：当时之所以回忆战争年代，是“反右派运动”造成的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使她十分苦恼，每天晚上都“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争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

“《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这一表白提供了了解作者回忆“革命历史”的心理动因的线索，但也可以看作是写作之后时隔二十余年(1980)的一种阐释。

……战士的崇高品质和军民的鱼水关系的阐释框架，既‘窄化’了阐释的空间，但也，使这一短篇在当代题材的严格规范中，不被质疑而取得合法地位。……[8]1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