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
我国主要矛盾的三次变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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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要矛盾的三次变化时间是什么？
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经历的主要矛盾经历了三次变化，
变化时期如下：
1、新中国成立到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肃清
反革命残余，实行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
这一时期，社会主要矛
盾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和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的矛盾。
实质
上，是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彻底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历史而斗争。
2、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的时期。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任务是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
立社会主义制度。
3、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
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的转化。
1956
年党的八大对此作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
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
中国社会性质的两次转型与中国历史的三个阶段
中国社会性质的两次转型与中国历史的三个阶段根据中国社会性质的变迁为依据，可以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从古史的传说时代到秦皇汉武时期，这个时期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大地上农业生产方式逐渐普及和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的完成。
第二个时期是秦汉至晚清，这个时期中国处在中央集权制政府弱控制之下的乡村社会，突出的人际关系要素是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就是由法家建立的儒家社会，与欧洲的封建制时期形成明显的区别。
第三个时期是1840年至现在，这是中国被动进入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时代，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进行工业化努力的过程还在继续，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卷入越来越多的人口，即便是农民和农业也已经日益卷入社会生产流通的总过程。
或者说，划分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并作为两次社会性质转型的决定性事件是：“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
一、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是社会完成第一次转型的依据和标志在中国大地上，今天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超过7000处，早先相对分散的人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间，最后都逐步选择了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接受了后来被人们称为中华文化那个思想格局，并在小区域逐步实现政治整合的基础上，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时代，最终完成了整个民族的政治整合，建立起中央集权制政府。
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转型的三大要点是：经济上是以农业生产技术普及为主导的“第一次全球化”过程，政治上的关键和标志事件是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建立和强化，思想与文化上成长了统一的汉字和中华文化。
加速实现转型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完成了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设，最后是在汉武帝手上得到巩固和完善的。
与欧洲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相区别，近代西方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是与资本力量的兴起和对外扩张过程和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因此马克思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典型的欧洲经验基础上，把资本作为主导一切的积极因素来对待，把政治权力建设和技术革命成就都化约为资本主导的结果，没有这个共时性，马克思这样的叙述就不会产生。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1）何宗海历史总是重要的。
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
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绪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这是人类个体的生命诞生所不可逾越的一条自然法则。
在临床医学中，阵痛是指孕妇在分娩时出现的子宫收缩，伴随而产生的一种疼痛的生理现象，这意味着新生命就此而降临。
随着新生命的诞生，孕育了生命体的胎盘便脱落了，既离开了母体，又为新的生命体所扬弃；人类似乎没有直接吞食胎盘的本能。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漫长的嬗变过程，也不可逾越地遵循着类似的法则——从秦朝（公元前221年）再次统一华夏算起，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1912年）建立，长达2133年的岁月中，经历了20余次大的改朝换代。
国运最长的汉朝，继秦之后，世袭24代，主政400余年，完成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定位；最短的秦朝只有15年，秦二世的龙床还没捂热，就断送了他们的祖先非子当年从给周孝王当马倌开始，经过20几代人苦心经营了600多年的秦家王朝[1]。
这2000多年中，以政治制度形态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形态经历了统一政治、士人政治和民主政治3次根本性嬗变：秦朝（指统一后的大秦王朝），秦始皇26年至秦二世皇帝3年，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国运15年；隋朝，隋文帝元年至恭帝2年，公元581年至618年，国运37年；中华民国，公元1912至1949年，国运38年。
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三个朝代分别像一颗颗瞬间即逝的流星，国运之短暂，有的甚至连一代人都还没有长成，史官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回味反思，就永久地被历史尘封了。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2)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2）何宗海二自秦朝建立又过了800年（前221—581年），准确地说是802年，世界已来到西方人所说的公元6世纪中叶。
这时，正值东方大国隋朝旭日东升的初年。
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制度形态轮回期。
和秦朝一样，隋朝也是一个短暂的国度，仅存37年，从建立到消亡，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近似一个打雷闪电的过程；和秦朝向汉朝过渡一样，隋朝向唐朝的过渡也是‚无缝对接‛的。
在制度形态构建上，从隋文帝到唐太宗，只不过70年，却天衣无缝地实现了由统一政治制度形态向士人政治制度形态的提升，进而创造了中华民族200多年的新的辉煌历史。
中国又像是回到了800年前的原地，毅然呈现出这样一派景象：以李渊、李世民父子为代表的唐王朝的缔造者们，幽禁了隋恭帝，驱逐了隋炀帝，最终推翻了隋朝，却建设了一个与杨坚、杨广父子志同道合的新国度，忠实地走上了他们所设计的、想走而没走完的路。
前苏联的缔造者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说过这样的话：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
从秦朝到隋朝这800年间，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螺旋式上升趋势。
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东方洋洋大国形象的塑造和本民族身份的定位，而且，在政治上，中国人学会了既认同统一，又不屈服于封建专制的窒窟；当社会制度形态呈颓势、不能维持统一局面之时，地方政权各自寻求发展，依旧向往统一；与此同时，妥协、包容成为了沟通社会关系的重要渠道；整个民族在融合中壮大，华夏文明呈多元繁荣发展。
在意识形态领域，由统一政治主导的统一思想和统一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并经过‚儒术‛的长期陶冶，形成了深厚的积淀；在争斗中增进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认识与了解，学会了睦相处，在亲和中增强了中华各民族对国家统一的认同感。
和秦统一时一样，隋朝的统一重新收拾了已经四分五裂的河山，重新整理了魏晋南北朝300多年来山头林立、动荡不安的政治秩序状态和濒临腐朽、凌乱不堪的社会制度体系，重新站在了秦当年那样的制度形态断裂带上。
中国社会转型期时代特征
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前5～前3世纪） 明末清初（16～18世纪） 甲午战后至五四运动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 过渡时期的新中国（1949—1956年）
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以来）
一、春秋战国时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前5～前3世纪）
总体特征：社会大变革，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
1、具体表现： ①政治： 旧：诸侯争霸，国家分裂，宗法分封制瓦解，礼乐制崩溃； 新：新兴地主阶级兴起，各国纷纷变法图强。 ②经济： 旧：井田制瓦解； 新：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铁犁牛耕出现和使用，
二是中国转型的关键在于冲破种种束缚，完成中国社会和人的 解放，即观念的解放；思想的解放；经济的解放；政治的解 放;民族的解放。
三是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必须解决两个认识，即如何认识世界， 如何认识中华民族自己。
2、转型原因：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同时代的世界： 经济经济区域集团化 全球化 政治多极化趋势加强
4、相关主题 制度变革：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加强基层民主选举制度 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经济转型：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由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经济体制的演变 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从管理方式看，由直接计划管理转向间接宏观调控；从 经济增长方式看，由分散、粗放型转向规模、集约型。 外交政策转变：不结盟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二、明末清初（16～18世纪）
总体特征：
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封建社会进入衰落期；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缓慢发展。
1、具体表现： ①政治： 旧：专制主义空前强化，封建制度渐趋衰落； 新：市民工商阶层兴起，但没有出现资产阶级 ②经济： 旧：农耕经济高度发展，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重农抑商）； 新：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缓慢发展。 ③思想： 旧：文化专制(八股取士 文字狱)、理学统治禁锢思想； 新：出现批判传统儒学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进步思潮；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重大社会转型
课题中国历史上的四次重大社会转型课时1课时课型复习课科目历史班级姓名流程具体内容笔记栏考纲要求重点：掌握中国历史上四次转型时期的阶段特征及表现。
难点：明清时期阻碍社会转型的因素；新中国三次大的经济体制转型【课前导入】“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就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
具体来说，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社会转型:一、春秋战国时期——向封建社会过渡二、明清民国时期——向资本主义过渡三、新中国初期——向社会主义过渡四、改革开放时期——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渡◆一、春秋战国时期——向封建社会过渡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转型期。
这一时期，发端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西周成型的我国古代早期文明被以小农经济、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我国古代文明所取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的推动因素、表现与影响1.推动因素(1)根本原因：铁犁牛耕的使用和推广是该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变革的根本动力。
(2)直接原因：争霸战争和各国改革变法加速了社会的转型。
2.转型的主要表现(1)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宗法制、分封制崩溃；各国纷纷变法图强，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形成。
(2)经济上铁犁牛耕出现和推广，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小农经济产生，精耕细作生产模式形成.(3)文化上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儒、道、墨、法成为主要流派。
(4)阶级上贵族阶层逐渐失去政治特权，经济上日趋衰落；“士”阶层活跃；拥有大量土地的新兴地主和自耕农的兴起。
3.文化上：教育上重视劳动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文艺学术上提出“双百”方针。
4.外交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维护了中国的民族独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5.社会风尚上：崇尚节俭、尊重劳动的社会风气形成◆四、改革开放时期——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1978年至今)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
中国历史社会制度的演变
中国历史社会制度的演变
中国历史社会制度的演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原始社会：约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中国进入农业社会，人们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形成了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制度。
2. 奴隶社会：约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奴隶制度成为主要的社会制度。
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奴隶主和奴隶，社会分化加剧。
3. 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840年，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成为主要的社会制度。
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封建王朝，如秦、汉、唐、宋等，社会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
4.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元1840年至1949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和割地让利，社会矛盾尖锐。
同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和革命斗争，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
5. 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至现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主要的社会制度。
这一时期，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运动，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总的来说，中国历史社会制度的演变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矛盾。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一、本文概述《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一文旨在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在过去几十年的显著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分析。
文章首先概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特征，然后详细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变迁对社会分析模式的影响，提出了从传统分析模式向新型分析模式的转变的必要性。
文章还指出了在转换分析模式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转换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其社会结构的变迁可谓波澜壮阔，充满了曲折与变革。
自古代至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特征和变迁动力。
在古代，中国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形成了宗法家族制度为主导的社会结构。
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维系在一起，形成了严格的家族等级和家族秩序。
这种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但同时也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现代化的冲击，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逐渐解体，个人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现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社会阶层也开始出现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更加剧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新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为我们分析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传统的延续，也有现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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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1）何宗海历史总是重要的。
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
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绪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这是人类个体的生命诞生所不可逾越的一条自然法则。
在临床医学中，阵痛是指孕妇在分娩时出现的子宫收缩，伴随而产生的一种疼痛的生理现象，这意味着新生命就此而降临。
随着新生命的诞生，孕育了生命体的胎盘便脱落了，既离开了母体，又为新的生命体所扬弃；人类似乎没有直接吞食胎盘的本能。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漫长的嬗变过程，也不可逾越地遵循着类似的法则——从秦朝（公元前221年）再次统一华夏算起，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1912年）建立，长达2133年的岁月中，经历了20余次大的改朝换代。
国运最长的汉朝，继秦之后，世袭24代，主政400余年，完成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定位；最短的秦朝只有15年，秦二世的龙床还没捂热，就断送了他们的祖先非子当年从给周孝王当马倌开始，经过20几代人苦心经营了600多年的秦家王朝[1]。
这2000多年中，以政治制度形态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形态经历了统一政治、士人政治和民主政治3次根本性嬗变：秦朝（指统一后的大秦王朝），秦始皇26年至秦二世皇帝3年，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国运15年；隋朝，隋文帝元年至恭帝2年，公元581年至618年，国运37年；中华民国，公元1912至1949年，国运38年。
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三个朝代分别像一颗颗瞬间即逝的流星，国运之短暂，有的甚至连一代人都还没有长成，史官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回味反思，就永久地被历史尘封了。
它们的国运加起来总共只有90年。
当我们这些后来人站在新千年的新起点上回顾往昔，展望未来时才发现，它们却是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过程中，千年一遇的历史发展阵痛期留下的三个胎盘，三个分别孕育了新的社会制度形态——郡县制、科举制和民主共和制的胎盘。
是它们以自身的毁灭孕育了新的国体，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经济秩序，新的道德价值观念，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法律形态，进而孕育了相应历史时期较为成熟完善的社会制度形态。
也正是这周期性的三次阵痛，分别成就了2000多年来中国社会制度形态的三次根本性裂变。
所谓制度，是指人类社会或以国家，或以团体，或以家庭家族的形式，由集体制订或约定俗成的法律、规定、公约、信条和规矩等。
制度具有指导、约束、激励、规范的功能和作用。
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诺斯把社会制度分为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规则的执行机制这样三种类型。
正式规则又称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的等级结构，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细的规则和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构成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
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有意无意形成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实施机制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它是制度构成中的关键环节。
这三部分构成了完整的制度内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
社会制度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体系，是由一组相关的社会规范构成的、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等，共同构成了社会制度体系。
社会制度具有行为导向、社会整合和传递与创造文化的功能。
社会制度形态则是建立在社会制度体系基础上的一整套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社会公序管理体系和价值评判体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秩序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法律形态、意识形态、文化形态和道德形态的集合体及其执行和运行状态。
其核心内容是政治（政府、军队、警察、监狱等）、经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和文化（民族、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三大制度体系，政治制度体系是核心中的核心。
制度形态构成示意图制度形态的形成，是一个以思想意识为先导，经济和秩序做基础，政治把控航向的全社会互动共进、循序提升的过程。
国家兴亡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形态。
本文试图从这三次重大嬗变的时代机缘、事件起因和历史背景等方面寻找社会制度形态的形成及其嬗变的重要历史根源及其规律，“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3]。
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千年等一回……一中华民族有纪元的历史至今已有4000多年。
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引进了西方的公元（也称西元）纪年法，至今只有60多年。
引进公元纪年法后，把中国有纪元的4000年历史分成了公元前后两个部分。
传统史观习惯地认为，是秦始皇在距今2232年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26年）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实则不然。
上古对天子的解释就是君权为神所授，故称帝王为天子。
黄帝时代是很久远的过去了，人们对那时的社会制度形态的认识只能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式的框架，比如，传说中是黄帝首先统一了华夏，播百谷草木，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
天下大一统的文化思想和政治统治格局，在中华民族有纪元的4000多年历史中，由来已久，积淀深厚。
《礼记》说：“君天下曰天子。
”《汉书》说：“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
”周朝的国君被称之为周天子。
在中国人的传说中，夏、商、周都是“一统天下”的，粗放的中国历史纪元表对上古流年也是这么记载的。
秦统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之说，大概是由于历代人们对很久以前的社会制度形态以及国家政治格局的详细情况缺乏详实的资料，无从考察，所以形成了这样一种阶段性的认识。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唐尧时代，由于世风日下，人们相互不相亲爱，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关系不顺，尧委任契为司徒，要求他本着宽厚的原则进行五伦教育。
无论是在当时或是现在看来，这种教育既是在树立一种道德规范，同时，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社会制度形态的重要举措。
法律制度形态是国家制度形态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商代的法律体现出农耕文明和孝治为先的传统特色，《商书》上说：“刑三百，罚莫重于不孝。
”《左传》也曾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后世将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和周代的《九刑》合称为“三辟”。
对中国法律制度建设影响深远。
《史记·殷本纪》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成汤曾对人讲，“我说过这样的话：人照一照水（上古时人世间还没能生产出镜子，人们以水为鉴）就能看出自己的形貌，看一看民众就可以知道国家治理得好与不好。
”这个说法类似于2200多年后唐太宗李世民的“以史为鉴”的观点。
这说明商朝的祖先还是比较贤明的。
但到了纣王子辛这一代，商朝已有天下600余年。
《尚书·武成》中说：“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左传》在总结商朝灭亡时说道：“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太史公总结说，子辛本来是个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的君主。
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嗜好喝酒，放荡作乐，宠爱女人；他加重赋税，对鬼神傲慢不敬，在水池里装满了酒，把肉悬挂起来当做树林，让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戏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汉武帝时代的思想家董仲舒也认为：“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4]。
这分明是在向后人传递着，商朝毁于纣王子辛放荡无度的信息。
以致后人的印象中，这似乎就是商朝终结的主要历史教训。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则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5]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11年）2月甲子日，在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的牧野发生了一场改变社会制度形态的战争。
这天一大早，周武王姬发亲率战车300乘，精锐武士3000以及步兵数万人，并联合庸、卢、彭、濮、蜀、羌、微、髳等部族军队，多达4、5万人，举行誓师大会。
武王及其盟军攻占了商都朝歌，殷纣王败逃鹿台，投火自焚身亡。
纣王的投火自焚，本质地展示了中国早期制度形态的没落现象。
牧野之战结束了商王朝600年的统治，确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地位，开辟了西周统一的礼乐文明时代。
史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对周朝的社会制度形态的基本定论是，其性质属于分封制。
分封制是一种周王朝把疆域土地划分给诸侯的社会制度，也称分封制度或封建制。
是周朝灭商后实行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受封的主要为同姓子弟，也有少数异姓功臣。
分封制规定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诸侯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
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和士也要向上一级承担作战等义务。
分封制下，土地不完全属周王朝所有，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支配，诸侯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只对朝廷承担一定的义务。
实行分封制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统一，对各诸侯国有效控制，加强统治。
周朝分封制的特点是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一起分封给受封者。
土地和人民皆被封君世袭占有和统治，同时还带去一部分殷贵族。
这样做目的在于分散殷贵族，使之离开原来住的地方，使他们不容易造反，以减少对周朝的威胁。
分封制的实行，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统治，巩固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形成了周代所推行的文化礼仪对华夏地区的覆盖，也密切了同周边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周在政治上实行的分封制，来源于商代，殷商人重贾轻农，而西周人重农轻贾。
这是殷周分封制的本质区别所在。
周朝分封制还具有明显的宗法制特征，分封制与宗法制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宗族传统的方式在政治上建立起贵族间的等级秩序，并不断巩固了这种等级秩序。
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
在全体贵族内部，举国上下形成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的众诸侯国构成的等级森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朝政不仅得到族权的信任和拥护，而且得到了神权的密切配合。
从而构成了完备的、严格体现宗法制的、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形态，使周礼的基本内涵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春秋五霸时代，为孔夫子终身孜孜不倦而追求实现的“克己复礼”的崇高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在追求恢复自周武王以来所构建的那套有序的社会制度形态。
从武王伐纣算起，周王朝共享国运800年。
以平王东迁为界，前400年安定统一，民富国强，后400年风光不再，动荡不安。
对于周朝为什么要东迁以及东周为什么四分五裂、礼崩乐坏这样的问题，史家们总结的主要历史原因是由于周朝王室日渐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遭到破坏，最终导致了周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