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社会何以建设——基于“斯密难题”的文化定向哲思

幸福社会何以建设—基于“斯密难题”的文化定向哲思◎李敢提要：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学理上，斯密关于幸福社会建设的人性、财富、美德和制度四原则都大名鼎鼎。

然而，基于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多重转型现实，对“幸福社会”的追寻，或可以关注四原则之外的第五个原则，即基于文化定向之 上的文化价值重塑。

以“幸福社会何以建设”为研究问题，经由对“斯密难题”和 幸福社会建设文化影响因素理论与实践的讨论，推导出服务于“调节性元价值”建 设的“中和.‘社会’主义”文化图示构建，并借此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融合，以及幸福社会建设与中国文化实践的真实性与可行性展开探讨。

关键词：斯密难题文化定向幸福社会“文化赤字”“调节性元价值”作者李敢，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邮政编码310018)。

一引言：伊于胡底的幸福研究幸福暨幸福社会议题，特别是“影响因素”的研究，近年来一度非常热门，不少成果专注于数理分析工具或模型的打造，以图实现论证逻辑性和结论可重复 性的双重加强，值得肯定，但其内蕴的思想性，充其量称为差强人意，从而使得 原本颇有哲理思考特质的幸福研究，大有沦为局限于工具技术层面的自娱自乐学幸福社会何以建设57界游戏之嫌疑。

与此同时，就在幸福研究在学界继续发酵期间，受制于种种限定性机制，该项 研究却屡屡遭遇“被幸福”回应的窘尬。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为数不少的研究成 果在专注于“科学分析”时，或多或少忽视了对政府推出这一研究课题社会实践紧 迫性的认知。

例如，当前多重“准失范”社会状态如何得以缓解其社会张力。

再 如，中央政府推出幸福研究立意，是着力于倡导如何渐进实现以“生产导向”往 “幸福导向”的整体发展观的转变，抑或是简单倡导以细化、量化、“精确化”的“幸福指数”引导民众“知足常乐”，以及“国强民富”和“国强民乐”关系如何 摆正，从而有助于降低社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成本，进而有助于降低多重转型发展 时期潜在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等等。

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国内幸福研究骤发的社会语境。

在笔者看来，一定 意义上，幸福研究上承“建设和谐社会”议题（2004)，下接“民生、尊严与幸 福”议题（2011)。

于是，幸福研究在国内隆重推出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诉求意蕴, 是一个颇具政治、社会、文化实践可操作性色彩的课题。

仅凭打着“科学主义”招 牌，简单的数据化，估计很难令今日身处多重“准失范”社会环境下芸芸众生“幸 福”起来——几乎各个阶层，不论是令人艳羡的公务员或富有阶层、所谓中产阶层 (包括广大专业技术和事业人员在内，可能称为“中间阶层”更恰当），以至于平凡 的不能再平凡的市民与农民或农民工群体，概莫如此。

®也许，“幸福社会”的实现 或更需要正本清源，例如，适应新形势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培育塑造，以及整体文 化价值层面的社会关怀。

于是，对于幸福社会建设研究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倘若缺失文化价值重塑方 面的社会实践改革，匆忙之下纷繁多样的“数量化路径”可能只是挑雪塞井罢了。

相较之下，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缺失与理性空白的深度讨论，或许是诸种 变量模型、假设命题研究路径之外的有益尝试，否则，莫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这是 因为，如果缺失对致力于推进良性发展社会文化价值观这一核心要件的聚焦，势必 无助于让政府和全社会真正掌握诸种可操作性参照体系，无助于致力于国家现代化 生活参照坐标的设置，也无助于在高屋建瓴层面给出一个可实践的幸福社会建设和 发展目标。

也正出于以上幸福社会建设之文化关怀缘故，在研究方法方面，不同于“问卷 调查或实验”等主流研究路径，本文反其道而行之，从“末流”着手，结合“斯密 难题”及其幸福社会构建四原则，以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及其文化价值反思为端 口，致力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相融合的哲思探讨，进而关注幸福社会建设的文化实 践的真实性与可行性。

58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因而，本文研究问题即在于，探究文化定向及其可能图示构建对于幸福社会建 设的社会影响，以及这种影响背后蕴含的社会治理意义。

二充满伦理关切与道德焦虑的“斯密难题”若论及幸福研究的“社会关怀”贡献，当首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该著述 论及，一个社会在“道德情操堕落”情形下根本不可能有幸福，“同感”“交换”“利他”一类社会文化价值培育和践行，对于一个幸福社会的建立和维系更为重要。

而“斯密难题”大致源自德国历史学派关于斯密学说的论断，他们认为，斯密 “国富论”中关于“自利”与“道德情操论”论述之中的关于“利他”的阐释存在 天然冲突。

此后，“斯密难题”在学界逐渐流行起来。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 观点其实是对斯密学说的误读或曲解。

®例如，由于人们通常只看到斯密在《国富 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若干特质的阐述，譬如重视理性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 为，强调“自利”的外溢性，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著述中所重视的社 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和价值。

而且，在斯密看 来，社会秩序建立在同情与交换一类社会本性之上，其中产生出的道德准则是社会 存在的基础，并维持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繁荣。

[1]再如，尽管《国富论》主要在于强调物质财富增加的途径，但实际上，斯密在 该书中也指出，人们对财富追求的本因在于实现生活幸福，但不应当为了无尽的酬 劳而过度操劳，放弃应当的休闲娱乐，以至于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这是因为，肉体 上的品质离不开精神上品质的支持。

至于社会幸福，斯密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如 没有中下阶层普通人的幸福，社会就不可能说是一个繁荣公正的社会。

为此，政府 的一个主要职能是保护人民的人身生命自由与财产不受社会其他成员的侵犯，建立 起坚实的国防，完善公共福利（通过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实现），实现社会公正 (通过设立严正的法律体系，从而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促进个人、家庭与 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幸福臻善。

[2]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论及“幸福”的字眼可谓比比皆是，按照贺金社主编的 《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幸福和谐框架》一书中统计说明，“幸福”（happiness)一词在书中出现了 225处，且几乎每章都有出现，而“快乐”（pleasure)—词在 《道德情操论》中出现了 148次。

[3]另外，在某种程度上，《道德情操论》第6卷“论有关品德的美质”可以说就是有关幸福的专题讲座。

例如，斯密论及“经济发 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个人的身体状况、安全、财富、地位与名誉等, 被认为是他此生舒适和幸福的依赖对象，对它们的关心，被看成是通常称为谨慎的幸福社会何以建设59那种美德的合宜职责”；“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X才别人幸 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开明的自我利益可以转换为仁爱, 而幸福则包含了责任感与归属感的满足”；“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 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准则”；幸福离不开谨慎与善行，因为“我 们所依靠的增进自己财富的主要方法是那些不致遭受损失或危险的方法：在自己的 行业或职业中的真才实学，在日常工作中的刻苦和勤勉，以及在所有的花费中的节 约，甚至某种程度的吝啬”；“较高级的谨慎，如果推行到最完美的程度，必然意味 着艺术、才干以及在各种可能的环境和情况下最合宜的行为习惯或倾向，它必然意 味着所有理智和美德的尽善尽美；这是最髙的智慧和最好的美德两者之间的结合”；幸福离不开友情与交往，因为“我们认为，在我们必须与其共处和经常交往的人们中 间已经确定和根深蒂固的我们自己的情感、道义和感受”，“在好心的人们中间，相互 顺应的必要和便利，常常产生一种友谊……他们之间的情投意合对大家都有好处'[4]因此，总体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尽管“斯密难题”所涉的《国富论》与《道 德情操论》的确是围绕“自利”与“利他”而铺陈展开，“道德和利益”为其中关 键性字眼，但是，“斯密难题”中也包括了幸福社会建设学说，二者并不冲突。

例 如，斯密认为，幸福社会构建需要包括四原则，即人性原则、财富原则、美德原则 与制度原则。

[5]在中国当代社会里，“斯密难题”表现更多的是一个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 涉及当今市场经济建设的合法性，以及人们在市场经济体制活动中如何得以安身立 命，既是物质上，也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斯密问题”已经演化成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现实大问题，其中包括社会治理大问题，对于我 们社会和经济生活有着巨大惊人的影响。

[6]于是，基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多重转型现实，例如，“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 之一就是元价值危机……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日益失去效力的目标性元价值，国家 也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调节性元价值来弥补目标性元价值所留下的社会整合真空。

[7]因此，对于“幸福社会”的追寻，或可以关注斯密幸福社会四原则之外的第 五个原则，即基于文化定向之上的文化价值重塑原则。

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目前最—能够服务于人们更好地生 匮乏的正是斯密所言的基于“道德”的文化价值观—活，而得以形成的理念价值及其与之对应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某种程度上，适宜的 文化价值定向，可以成为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双重依托之地。

事实上，文化价值定 向的缺位，则是当下中国诸种“乱象”病症的社会根源。

例如，重工具理性轻价值 理性，目的和手段错位，除了对金钱或权力等实用利益追求之外，今日国人精神世 界的芜杂混乱程度，也许堪称这个转型时代的一个明显标志了。

60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三“文化定向”之下幸福社会建设的理论阐释(一） 概念厘定所谓“文化定向”，顾名思义，指的是使文化转向指定的方向，易言之，文化 定向就是一个文化选择定位问题。

依据本文研究主旨，首先，文化定向指的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选择定位, 例如，在发展观上，渐进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转变对于中国社会顺 利转型有着重大意义，这或许也正是国家在“十二五”之后对幸福研究予以大力倡 导的一个动因所在——服务于经济社会双重转型需求。

[8]而“幸福导向”发展观的 一个构成即为文化要素，在向“幸福导向”发展观转变过程中，从文化层面上看,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定位。

M其次，文化定向也指的是，在确定好相应的发展观前提之下，如何定位好其 中具体的文化价值向度。

例如，在“幸福导向”发展观之下，文化图示有哪些可 能的构建模式。

文化定向的这层解读，也正是基于诸种关于“文化”概念的厘 定，例如，文化的“意义共识”论，以及观念与价值观共享论等。

基于此，在本 文中，“文化定向”主要指向社会文化意义层面上的“价值”定向，且这种价值 可以为特定群体所共享，这是因为，文化是价值的体现，而价值则是文化的内在 规定性与基本特征。

[1°]“从社会学角度看，价值是某种社会秩序的维系力量，也 是一种实现社会整合、解决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