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海峡两岸曾国藩研讨会综述doc

2011湖南双峰•海峡两岸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综述今年是晚清重臣曾国藩诞辰200周年。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两岸关系》杂志社、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湖南省旅游局、娄底市人民政府主办，台湾中华湖湘文化发展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双峰县人民政府承办的2011湖南双峰•海峡两岸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9月2至4日在曾国藩家乡双峰县举行。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曾国藩家乡举办的第三次曾国藩学术研讨盛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向大会发来贺信或题词。

提交论文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专家共130多人，会议收到论文128篇。

众所周知，曾国藩故居现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AAAA旅游景区，曾国藩研究现已成为学术界中的一门显学，这次研讨会是在相当高的起点上举行的。

在此基础上，与会学者就曾国藩研究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现就学术研讨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曾国藩与对外开放郭平兴在《曾国藩之于西学文献阅读》一文中认为：曾国藩所处之时代，正值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而此时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无论是生活方式、生产技术、社会思想等都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曾国藩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文化，比一般的守旧士大夫有不一般的思维，在他的影响与支持下，一大批的西学文献得以在中国刊刻、流传，推动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投身于近代科学事业中去，并由此而产生了诸多重大影响，无形之中，曾国藩成为中国近代西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的倡导者与推动者，客观上开启了中国近代西学文献阅读、传播高潮的到来，奠定了中国近代许多学科的基础，推动了由“中体西用”到“全面学习西方”的转变，对近代中国科技知识的启蒙和传播影响深远。

郦波《论曾国藩的“五到五勤”说与洋务实践》一文详细分析了曾国藩的“五到五勤”说，即“眼到眼勤”、“心到心勤”、“身到身勤”、“手到手勤”、“口到口勤”，认为曾国藩能摆脱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认识习惯，从“五到五勤”入手，放眼世界，学习创新，勇于实践，这才有了鼎故革新的洋务运动。

朱华、位红涛在《曾国藩科学救国思想论》一文中认为曾国藩积极践行“科学救国”思想，倡导并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这不仅增强了清王朝的军事与财政实力，延长了清王朝的寿命，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使更多的人了解了西方科技，逐渐放弃了走科举仕途的道路，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这种转变促进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

台湾学者李娇莹在《综论曾国藩的洋幕》一文中通过对曾国藩洋务幕府的人才招募、机构设立以及研发内涵与成果的考察后，指出曾国藩的洋务幕僚对曾氏个人乃至社会、经济、国防与教育都深具贡献，特别是促使曾氏突破了用夏变夷观念。

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仅只停留在“师夷技”，曾国藩则在20年后力主购买西洋的船炮，并主张“师夷智”，此“智”之内涵远高于“技”，不仅包括坚船利炮，还包括了科学知识、技术及多面向的学术思想。

这项突破性的任务，已具有带领中国迈向文化学习更高层次的“制度面”及“思想面”的推力，对于打破中国传统思想的盲点，开启学习西方的风气上，对中国现代化脚步的加速有绝对的贡献。

不仅仅如此，曾氏洋幕运作的过程中，带动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的高潮，也渐渐带动民间投资企业的风气，中国社会的鄙视技艺、重义轻利的保守观念，亦因此而渐渐改观，开始重视机器制造技术，有了谋富求利的商业观念。

二、关于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与实践台湾学者对于曾氏的军事思想与实践这方面研究较多。

葛建业在《曾国藩的治军思想》一文中认为，曾氏原为一介书生，其治军思想的形成有二：一是他奉诏帮办湖南团练与组建湘军时，审视“绿营”的积弊，速谋改正；一是他研究当时敌人的兵势、地理条件，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战略战术，力体躬行。

他的带兵练兵与用兵之道，是随时代与兵势而转移，是从研究发展的创获而精练，是以不拘泥成见不墨守成规专注效率而遣将用兵，故能击败兵力雄厚于己的太平军，稳住清廷江山。

邓定秩在《曾国藩的治军思想与风范》中概括曾国藩用兵在战略上强调据守要地，巩固后方，积极进攻，各个击破；在战术上主张“稳扎稳打”，讲求“主客奇正”，以寡击众，开创水陆联合作战的先河。

胡光东在《曾国藩之为学治事与治军修为》中总结曾氏军事成功之道是“忍”，首先就是坚忍，其次就是忍耐。

所以曾国藩所率之湘军独立不惧怕，坚忍不拔，是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

严光平在《湘军崛起与洪杨之乱敉平析述》中总结太平军失败与湘军致胜的原因有四：一就军略言，太平军只顾向前，不顾后方。

湘军自统帅曾国藩胡林翼以降，皆属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之士，于后方安危，丝毫不予放松，此为胜败之首要关键；二就政策言，太平军只顾攻城，不顾治地；只顾掠食，不顾抚民；三就人才言，太平军骁勇善战之悍将固多，然具政治才干者却颇匮乏。

曾国藩待取得朝廷信任之后，更运用其敏锐眼光，拔擢身具才谋者，湘军各级干部皆能发抒所长，各尽其才，此亦属胜败关键之一；四就主义言，太平军之种族主义已为其神权主义遮覆而退色失效,其所持神权主义，亦不合于国人主流观念。

反之，湘军之名教主义在中国已有数千年根基，加诸曾国藩、罗泽南等鼓舞激励，自非太平军所倡之神权主义能抗衡。

犹为甚者，洪秀全之神权主义皆为虚晃伪假之说，曾国藩之名教主义，却系真实一致。

换言之，前者只是利用神权、假托神旨、对于神义并无真实之信仰，徒仅藉此满足个人私欲；后者是诚心诚意维持名教，并非假藉名器，妄达一己目的。

洪杨起事，不特于汉族无益，曾氏不出，洪杨也不可能治好国，洪杨可原也实可恨，曾氏可敬也实可原。

大陆学者邵华在《试论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经济机构对湘军兴起的影响》中分析了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经济结构，认为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湘军的兴起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经济的特点迫使湖南社会中小地主阶级和农民寻找出路，投身湘军，同时湘军丰厚的军饷和战争中能够掳掠私财也吸引着他们，更有改变门庭获得军功的机会，所以他们人人争拔濯，冀自效。

张云、韩洪泉在《试论曾国藩的军事指挥艺术》中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指挥艺术有四个特点：一是以上制下、居高控远的战略决策；二是以活济呆、稳慎徐图的战役指挥；三是以主待客、奇正结合的战术原则；四是以水辅陆、呼吸相顾的协同思想。

曾国藩的军事才能，更多地体现在他高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治军才干、稳健的战术思想和突出的协调能力上，他处处谨慎、务求踏实的作战风格，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军事指挥才能的发挥。

同时，他在军事上的许多挫折与朝廷的遥制和瞎指挥不无关系。

彭昊《论曾国藩“奇正互用”的治军之道》一文从道家与兵家密不可分的关系着手，探讨了曾国藩军事思想的又一来源，认为曾国藩吸收黄老道家“以奇用兵”的思想，提出并实践了“奇正互用”的军事原则，重视雕剿游击之法，充分体现出以道补儒的思维方式，在战争中成长为具有独特战略眼光的军事家，其治军之道在中国军事史上影响深远。

成赛军在《曾国藩与晚清海防述论》一文中分析了曾国藩海防思想形成有三个原因：一是经世致用、开放纳新治学观的逻辑发展，二是倔强刚毅的内在性格使然，三是对外来侵略冲击的应力回应。

认为曾国藩提出的“师夷智”是近代海防论重兴的思想基础，曾氏在臵办船炮、输入海防知识、推动海军建设、打造海防团队力量上作出的诸多努力，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发展。

史滇生在《曾国藩与晚清海防》中认为曾国藩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海防建设方针，遣人赴美国购买“制器之器”，建立“江南制造总局”，倡导建立轮船水师，主张中国向西方国家购买舰船，并力主中国政府掌控所购舰船，反对外国干涉中国海防事务的努力，对晚清海防海军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君恒、王新在《曾文正公的礼仪论》中指出曾国藩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湘军中推行儒家礼仪原则和规范，将孔、孟的仁、礼思想贯穿于官兵的头脑中,以“内仁外礼”的形式表现出来，曾氏视此为以礼治军的核心内容，他把封建伦理观念和尊卑等级融合在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的关系，弥补军中上下尊卑等级的不足，来减少军中官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这种以儒家仁义礼治湘军的效果是十分明显，对于湘军内部人际关系的定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关于曾国藩的修身用人行政之术沈葵、祖建在《湘皖两地近代名人群体的文化比较——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例》一文中认为：曾国藩对儒学的追求渗透于他的价值核心，贯穿于他一生的精神世界中。

曾氏笃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格守“三纲五常”，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其家书、家信折射出他确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曾国藩待人以“仁”为准则，对子女言传身教，对同僚以宽厚为上，对君主忠诚不二，对自己严于律己，处事行为以诚信忍耐为要。

这些无不体现出曾国藩个人文化修养的高尚底蕴。

张永春在《晚清理学对墨学的吸纳与排斥——以曾国藩等理学家为中心的分析》一文中认为在个体道德修养方面曾国藩援墨入儒，强调墨家的勤俭精神，并兼老庄之静虚，训诫家人和下属勤苦俭约。

显然，曾氏的内圣外王之道包含着鲜明的墨家色彩，远非儒家思想所能涵盖。

李育民在《曾国藩的修身思想析论》一文中研究得出曾国藩的修身思想有：一、积诚为慎，修德砥行。

曾氏完整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关于“诚”的思想，视“诚”为一切事务的根本和修身的基本之道，而慎独最能体现“诚”，一个人能做到慎独，就能达到修身的最高境界，为此曾氏订立了“敬、恕、诚、静、勤、润”六字课心课身之法；二、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曾氏严格按着“慎独”的要求，时时自省改过，谨小慎微，防微杜渐，铸就自己的品格；三、取人为善，不忮不求。

曾氏注意获得“诚意”及修身的方法，请师长、亲友、僚属随时规谏自己，非常重视同僚部属的意见，师法一古人或今人之贤者，按照自己所要求的诚身之道，战战兢兢，持之以恒，死而后已。

汪树民、朱坚真在《曾国藩与官场规则》一文中认为曾氏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思想上认识到官场规则存在的价值及主动适应的必要性，自此对同僚和气、谦虚、礼节周到；对皇帝不再直言不讳，学会打太极；注意笼络人心；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所以这些，曾氏貌似随大流，实则依然有风骨。

张超在《从曾国藩的成功看专制王权的自私野蛮》一文中认为长期浸染于孔孟程朱之学的曾国藩在“修齐治平”的道路上，把湖湘文化的功利实用与程朱理学的性命道德结合地恰到好处，克服权力自我膨胀的天性，只做事不揽权，时时警醒自己不可疏忽主奴之别。

而且，他后来的圆融也与一般世俗的油滑机智不同，仍以质朴方刚为基础，历经万般磨难仍不改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初衷，极力践行“勤劳朴拙”、“花看半开”、“持虚保泰”的处世之道，并能严格贯穿于为人处事和做官治家之日常生活中而不敢有半点苟且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