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分权化_组织合谋与制度效率_基于中国电力行业的实证研究 (2)

国有企业主导与行政性垄断下的价格合谋———“京沪空中快线”引发的若干思考白让让（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摘要］本文基于民航产业的价格同盟进行的模型分析和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行政垄断和企业间合谋的关系。

研究发现，在规制缺失或默许的条件下，包含惩罚方式的价格合谋是一个可行和可实施的机制安排，而寡头垄断和行政垄断的结合是诱发规制者干预价格竞争，最终形成所谓“价格同盟”的结构和制度条件。

规制者和垄断国有企业关系的交织和错位下的反竞争行为，是未来《反垄断法》实施的主要障碍。

［关键词］行政垄断；国有企业；价格合谋；反垄断法［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８０Ｘ（２００７）１２－００４６－０７【产业经济】一、问题的提出日前，在消费者价格指数处于近１０年来最高水平的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对“方便面中国分会”和相关企业的“价格串通”行为进行了处罚，并通报了鸡蛋、豆腐干和网吧上网费等６起典型案例。

其基本的依据是这些单位或企业通过相互串通，或以协议、决议、会议纪要、协调、口头约定等方式合谋涨价，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实施，严重违反了我国的《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在对竞争性行业的定价行为进行严厉限制的同时，价格主管部门对另一起由民航总局主导下的“京沪空中快线”的价格联盟，却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

北京和上海的空中交通是国内规模最大和最密集的航线，历来是各家航空公司获得市场份额和地位的焦点，也是国内民航线路中价格竞争最充分的领域，票价的折扣率远远高于其他航线。

以“自由签转、差价结算”为核心的空中快线模式的初步实施，在经历短暂的波动后，以往平均５０％—７０％的折扣率消失殆尽，９０％的时间内机票都是全价。

无论是涨价的绝对值还是相对幅度都远高于方便面、鸡蛋等商品，消费者福利损失的程度也高于后者。

为什么价格的规制者对两种近乎相同的行为采取完全不同的处置方式，在不考虑抑制由粮食类产品或服务引发的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分析管制模式和市场结构对规制者的偏好、价格合谋的发生和可实施性的影响程度和机理，就成为本文的主要动机和核心内容。

本文以“京沪快线”为例，建立了一个包含惩罚方式的价格合谋模型，证明了在规制者默许的条件下，该机制的稳定性和可行性。

进一步的经验研究还说明，产业结构、规制体系，特别是行政性垄断是促使此类合谋发生和实施的必要条件，也是未来《反垄断法》执行力受到挑战的主要领域。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０－０８［作者简介］白让让（１９６７—），男，陕西长安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第１２期（总２３７期）Ｄｅｃ．，２００７Ｎｏ．１２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中国工业经济４６公开或默契的价格合谋一直是各国反垄断当局监管的重点，也是产业组织理论长期跟踪的领域之一。

Ｐｏｓｎｅｒ（２００１）在那本受到广泛关注的名著《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ａｗ》中，对寡头间合谋的稳定性、社会福利后果、防止合谋发生的“规制”或反垄断手段选择等核心问题，从经济学和法学的双重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的一些原则和建议已经被美国反垄断当局所采纳。

Ｋｕｈｎ（２００１）从立法和执法的有效性出发，讨论了在合谋存在且无法完全消除的环境中，竞争政策的效率问题。

他认为抑制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或“串通”是减少合谋发生的最关键环节，而非事后的惩罚。

Ｎｅｖｅｎ（２００６）在介绍欧盟国家竞争和反垄断政策的具体实践时，也涉及到了合谋的判断依据和规制手段问题。

Ｋａｈａｌ和Ｋａｓ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７）对规制放松后，美国长途通信市场中的默契价格合谋的实证研究，既提供了一个检验合谋存在的工具，还发现了产业结构和规制安排与合谋间的对应关系。

Ａｙｒｅｓ（１９８７）从法学的角度讨论了可自我实现的合谋机制的结构，她认为惩罚路径的选择而非需求和供给的变动，在保持合谋的稳定性方面更有效率。

这几篇文献为本文判断中国民航产业价格合谋是否存在提供了可借鉴的工具和线索。

合谋本质上是一个机制设计过程，Ｍａｓｋｉｎ（１９８６）放松了以往关于企业对称的假定，建立了一个包含能力约束的寡头合谋模型。

本文以该模型为基础，将消费者转换和惩罚方式纳入到分析中，得到了合谋稳定的若干条件。

Ｈａｃｋｎｅｒ（１９９６）分析差异化的寡头如何设定惩罚机制，以获得联合利润最大化的动态博弈过程，并给出了此类机制存在的条件。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９）则专门研究了几类惩罚机制，如“冷酷战略”、“以牙还牙”等对维持合谋可持续性的不同作用。

Ｋｎｉｔｔｅｌ和Ｓｔａｎｇｏ（２００３）使用基于离散选择的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在美国的信用卡市场中，非捆绑式的价格限制（ＰｒｉｃｉｎｇＣｅｉｌｉｎｇ）是形成默契合谋的一个重要支点。

相对而言，在《反垄断法》缺失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合谋行为的研究还处于借鉴和探索阶段。

白让让（２０００）构建了一个包含价格和数量的合谋模型，并以中国ＶＣＤ、钢材和水泥等行业为例，进行了初步的经验研究。

王皓（２００７）讨论了中国轿车产业三大集团间动态合谋发生的产权和需求背景，并用计算模拟的方法验证了他的主要发现。

随着《反垄断法》实施日期的临近，对若干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二、价格合谋机制的简化模型分析在Ｍａｓｋｉｎ（１９８６）相关模型的基础上，“京沪空中快线”式的定价机制可以被简化为如下的价格合谋过程。

该产业由两个提供同质服务的企业ｉ组成，ｉ＝１，２。

它们的边际成为都为０，且没有固定成本的发生，但服务能力有约束，分别是ｋ１，ｋ２。

行业的规制者对合谋采取默许或不予惩罚的态度。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达成了一个包含两个基本要件的合约：（１）消费者在按照ｐ１或ｐ２支付了费用后（亦购票），可以转换服务的实际提供者，若转换发生在当期，则无需承担价格差；相反，若转换存在时滞，则需按照当期的价格补足价差。

一般地，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是保留收益和价格的差额：ｕ＝ｒ－ｐｉ。

（２）若ｐ１和ｐ２不相同，则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结算。

如果ｐ１＞ｐ２，企业２要按照较高的价格ｐ１同企业１结算那些“转换来”的消费者的费用，而对那些“转换走”的消费者，企业１只需向企业２按照较低的价格ｐ２来结账。

在此过程中消费者不发生额外的费用。

在上述假定下，通过简单的比较就可以获得该机制的一般特征。

１．静态合谋的稳定性分析在价格合谋不存在或不具有自由转换约束的条件下，两个企业的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Ｄ１（ｐ１，ｐ２）＝ｋ１（＜Ｄ（ｐ１）），ｉｆｐ１＜ｐ２１２Ｄ（ｐ!），ｉｆｐ１＝ｐ２＝ｐ!（Ｄ（ｐ２）－ｋ２），ｉｆｐ１＞ｐ２"$$$$$$#$$$$$$%（１）４７Ｄ２（ｐ１，ｐ２）＝（Ｄ（ｐ１）－ｋ１），ｉｆｐ１＜ｐ２１２Ｄ（ｐ!），ｉｆｐ１＝ｐ２＝ｐ!ｋ２（＜Ｄ（ｐ２）），ｉｆｐ１＞ｐ２"$$$$$$#$$$$$$%（２）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结果是企业１和企业２都会选择竞争性的价格，在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的同时，得到的利润却为０。

一旦引入了自由签转和强制结算的要约，企业的行为会发生逆转。

为分析方便，假定消费者的转换率或数量是外生的，与价格的高低无关。

令ｎ２１代表从企业１处购票而最终选择使用企业２服务的消费者数量，ｎ１２表示相反的选择。

那么，该合谋机制就等于一个两阶段博弈：在第一阶段企业选择各自的价格，随着消费者转换的出现，在第二阶段按照显示的价格和需求信息进行结算。

企业的期望收益就由一期的名义收入和二期的转移收益两部分组成，依据二者价格关系的三种情形，企业１（企业２是对应的）的利润函数可以表述为：π１１（ｐ１，ｐ２）＝ｋ１ｐ１－ｎ２１ｐ２＋ｎ１２ｐ１，ｉｆｐ１＜ｐ２（３）π２１（ｐ１，ｐ２）＝１２Ｄ（ｐ!）－ｎ２１ｐ!＋ｎ１２ｐ!，ｉｆｐ１＝ｐ２＝ｐ!（４）π３１（ｐ１，ｐ２）＝（Ｄ（ｐ２）－ｋ２）ｐ１－ｎ２１ｐ２＋ｎ１２ｐ１，ｉｆｐ１＞ｐ２（５）若ｎ２１＝ｎ１２＝γ，上述三个利润表达式就简化为：π１１（ｐ１，ｐ２）＝ｋ１ｐ１－γｐ１－ｐ２（６）π２１（ｐ１，ｐ２）＝１２Ｄ（ｐ!）ｐ!（７）π３１（ｐ１，ｐ２）＝（Ｄ（ｐ２）－ｋ２）ｐ１＋ｐ１－ｐ２（８）在两组公式（３）—（８）中，右边的第一项是企业的期初或名义收入，它与自身的价格、能力和对手的价格相关，第二项是消费者转换发生后收入的变化程度。

显然，公式（６）所代表的利润低于式（１）中对应价格关系的数额，而公式（８）则表明维持更高的价格可以在需求发生转换时获得额外的收益。

这一结果表明，附加了约束条件后，当两个企业的能力是对称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结果是选择一个能够最大化“联合”或“合谋”利润的价格。

可见，自由转换和惩罚性结算就构成该价格合谋的必要条件。

２．跨期转换下动态合谋的可实施性如前所述，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为ｕ＝ｒ－ｐｉ，当支付和使用在时间上是分离时，就存在一个两期的价格组合ｐ０１，ｐ０２&’和ｐ１１，ｐ１２&(，这里上标代表时间。

此刻，任一企业都具有同某些消费者单方面合谋，以获得当期最大市场份额的动机，例如，可以在保持票面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折扣。

这种基于单边合谋的“背叛”，必须以信息隐藏为前提。

但由于消费者是同质的，企业不可能限制消费者之间的价格信息交流或搜寻。

若企业１在Ｔ＝０时的价格为ｐ０１＜ｐ０２，受能力ｋ１的约束，最多只有ｋ１数量的消费者能获得较低的价格ｐ０１，每个人的效用为ｕ＝ｒ－ｐ０１，而其余人的效用只有ｕ′＝ｒ－ｐ０２，显然后者小于前者。

因此，那些未获得低价的消费者会要求企业２将价格设定在ｐ０１的水平，尽管这一要求无法获得满足，但却向企业２转递了企业１的真实价格信息。

按照合约的规则（２），从两期利润最大化出发，企业２在Ｔ＝１一定会选择ｐ１２＞ｍｉｎｐ０１，ｐ１１&(，以获得惩罚性转移支付。

而此时的期望收益为：Ｅ（π′２）＝ｐ０２（Ｄ（ｐ０１）－ｋ１）＋γ（ｐ１２－ｐ０１）（９）４８实施跨期转换的消费者，支付价格差后，效用将下降：△ｕ＝（ｐ１２－ｐ０１）＜０（１０）公式（９）表明，在两个企业对称的条件下，逆向选择的结果是在对手首先违约时，要么提高第２期的价格以获得惩罚性的转换收益，要么实施冷酷策略，①后者相当于回归完全竞争的状态，只得到０利润。

显然，如果博弈是有限的，选择第一种策略就成为一个Ｎａｓｈ均衡。

而公式（１０）的符号小于０，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跨期消费者发现最低价格的动机，使单向合谋不具稳定性。

这个简化的模型分析表明，现行的“空中快线”价格同盟，满足价格合谋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形成一个公开或默契的合约、违约行为的可观察性，以及惩罚威胁的可置信性，符合显示原理的定义，是一个可执行的机制。

②应该指出的是，该模型并未考虑规制机构的作用，一个隐含的原因是在我国民航产业的规制者不仅不反对这种价格合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该机制一再发生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