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米第一人--南宋吴琚书法墨迹选辑

学米第一人--南宋吴琚书法墨迹选辑学米第一人--南宋吴琚书法墨迹选辑吴琚（约公元1189年前后在世）南宋书法家，字居父，号云壑，汴（今河南开封）人。

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淳熙末前后在世。

主要活动于孝宗、光宗和宁宗三朝。

太宁郡王、卫王吴益之子，宋高宗吴皇后之侄。

性寡嗜，日临古帖以自娱。

习吏事。

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以恩荫授临安通判。

其后历尚书郎，镇安军节度使。

复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

宁宗时，知鄂州，再知庆元府。

尝使金，金人重其信义。

位至少师，判建康府兼保守。

世称“吴七郡王”。

卒，谥忠惠。

《宋史》卷四六五、《宋元学案》卷五三有传。

吴琚《寿父帖》纸本行草书22.5×48.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帖书法行笔自然流畅，结体用笔均习米芾，且颇得神似，正如安岐所言：“初视之以为米书，见款始知为云壑得意书”(《墨缘汇观》)。

帖中所称“阅古”，应是韩侂胄，侂胄有“阅古堂”。

吴琚在《焦山题名帖》中称其于绍熙三年(1192)辛亥“解组襄阳”，而此帖是官襄阳任上所作，故当书于淳熙末年。

鉴藏印记：“安仪周家珍藏”(朱文)、“仪周珍藏”(朱文)·“心赏”(朱文)、“朝鲜人”(白文)、“安岐之印”(白文)等。

历代著录：《平生壮观》、《大观录》、《墨缘汇观》，刻入《三希堂法帖》。

释文：比总总附书，谅只在下旬可到。

途中收十月三日手笔外诗，深以为慰。

示喻已悉，襄州之行，非所惮也，不谓以常式辞免，就降改命。

辞难避事，何以自文。

不知阅古之意如何。

今必柯定论矣。

十九日入京西界，文割安托司职事，廿日方得改差。

剳子已具辞免且在郢州境上伺候回降。

若省剳更迟数日，则已到襄阳。

郢去襄只二百余里，江陵亦然。

岁晚客里，进退不能，势须等候月十日方见次第。

地远往返动是许时，远宦非便，殆此类也。

旅中灯下作此，言不尽意。

余希加爱，不宣。

十月廿日琚上寿父判寺寺簿贤弟-吴琚《识语并焦山题名》纸本行书32.8×44.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吴琚约生于南宋绍兴间，卒于庆元间。

父吴益为宋高宗吴皇后弟，母为秦桧长孙女。

吴皇后善书法，喜临《兰亭》，能仿高宗书法。

高宗尝书《六经》赐国子监刊石，有倦意时，即命吴皇后续书，“人莫能辨”如此看来吴琚书法能乱真也是有渊源的了。

吴益师其妹，有书名。

吴琚虽为皇室贵冑，然从不以此自骄，吴琚少年时从陈传良问学，乾道九年特授添差临安府通判，历尚书郎，以部使者总淮东军饷，淳熙十五年知襄阳府。

绍熙中至少傅。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执丧事，吴琚劝太皇太后不要垂帘而立宁宗。

吴琚后历知鄂州、庆元府、镇安军，位至少师，判建康府兼留守，曾出使金国，以信见称。

卒谥忠惠，世称吴七郡王、汴王。

吴琚好书画工诗词，尤精翰墨，孝宗常召之论诗作字。

《江宁府志》云：“琚留守建康，近城与东楼平楼下，设维摩榻，酷爱古梅，日临钟（繇）、王（羲之）帖。

”擅正、行草体，大字极工。

京口（今江苏镇江）北固“天下第一江山”墨迹，乃为吴琚所书，今六大字额仍存，佳书为名山增辉。

其书法明显特点是酷似米芾，有“米南宫外一步不窥”之说。

吴琚毕生都用力于米书，然而米芾生性狂放怪诞，而吴琚性情较为温和。

据《宋史翼》本传云：陈傅良在太学，琚执弟子礼，惜名畏义，不此戚畹自骄。

”可见他极有道德修养，所以尽管吴氏学米书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但由于他们性格上的差异，运笔结体，吴书更为俊逸俏丽。

董其昌评吴琚云：“书似米元章，而俊俏过之。

”吴琚的运笔较米书内敛，落笔沉雄，稍运即止，结体八面呼应，看上去十分舒服，即所谓“俊俏”之意。

吴琚《急足帖》日本高岛氏藏按吴琚另有《寿父帖》，收信人为“寿父判寺寺簿贤弟”，当亦此人。

王文治跋此帖云：“董思翁云，学米书惟吴琚绝肖。

黄华、樗寮，一枝半节，虽虎儿亦不似也。

释文：急足回，收书，忻审岁晏冱寒，所履康胜。

示及告命已领，至认介注，多感多感！已专人为寿，有怀并载前幅矣，兹得以略。

琚上复。

寿甫观使太尉贤弟。

毡已附纳。

吴琚《伏自帖》纸本行书29.8×14.5cm×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释文】：琚伏自廿二日具禀报之后，深虑旨挥未到，势不容留。

遂将牌印牒以次官权管，姑作急难给假起发。

方登舟间，忽领尊染，宠示省扎，如解倒悬。

感佩特达之意，无以云喻，即星夜前迈矣。

瞻望钩光在迩，兹得以略，切匃炳照。

琚皇恐拜复。

观使开府相公尊兄钧席。

吴琚《伏自帖》，又名《观使开府帖》，行书信札一则，分为前后两页。

观使开府相公疑是梁克家（1128-1187），《宋史》有传：淳熙八年(1181年)，知福州，召除醴泉观使。

淳熙九年(1182年)，拜右丞相，封仪国公。

淳熙十三年(1186年)，拜罢右丞相，授观文殿大学士，进封郑国公。

帖云“开府”，则知自福州归来未久，故此帖可系于淳熙九年。

吴琚学书，在锺、王的基础上专攻米芾之书，以一点突破，这正是他的奇特之处。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琚书自米南宫外，一步不窥。

』这种亦步亦趋的创作方法正蹈古人所忌，唐代亚栖《论书》曾谓：“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若执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书奴，不足称也。

”而吴琚却化了毕生的精力，沉酣于米书之中，几可达到维也纳妙维肖、神形皆备的地步。

清安岐《墨缘汇观》中记载，有一次他看到了吴琚写的《寿父帖》后，'初视之以为米书，见款始知为云得意书。

’可见他学米芾的字字，但真能得米字真传的只有吴琚一人。

正如明代的吴宽学苏轼一样，尽管在形式和风格上并无什么突破，但只要能学得神形兼备，仍不失为一代名家。

何况吴琚学米芾亦能'稍益已意’，致使他的书法与米芾的字拉开一定的距离。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吴琚的行书，似乎觉得他舍去了米芾挪用种'风醅阵马，沉着痛快’的刷笔和气焰烁人的之态，而将方笔运用得更温润、更峻峭、更圆熟。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琚书似米无章，而峻峭过之”灾种不似之似，稍益已意的创作方法正是他的难能可贵这处。

然而在主体风格上他始终未能跳动出米字的窠白，致使他不能成为一个独领风骚的大家，并受到历代评论家的冷落。

今天我们研究吴琚的书法或许能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

吴琚《识语并焦山题名》纸本行书32.8×44.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吴琚著述有《云壑集》。

《全宋词》存其词六首。

传世书迹有《观伎帖》、《与寿父帖》、《焦山题名》、《诗帖》、《碎锦帖》、《七言绝句》等。

《行书诗帖》现藏故宫博物院。

诗帖已缺页。

全篇用笔结体极似米体。

如果说他本意想做米芾第二，其实由于性格文化修养的不同，吴氏已自然而然地有了自已的特色。

如米氏露锋较钝，而吴氏起笔露锋而尖锐。

总之,在继承米氏书风的书家中，吴氏是最得其三昧的一位。

吴琚《行书五段卷》28.7×63.8cm 上海博物馆藏（刘靖基捐赠）释文：（一）票骑将军，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馀有里，合短兵，鏖皋兰下。

（二）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三）孙兴公作庾公诔,袁羊曰:“见此张缓。

”于时以为名赏。

（四）（心）息相依,息调心静。

入三（摩）地,兹尤简径。

念起即觉,觉之即无,入三菩提,此最权舆。

（五）乃得玉为衔饰，而直突敢伺蹶以指吝八方之骏。

此卷行书杂录不同的五段文字，风格极为接近米芾，具有痛快流畅，峭拔顿挫的特点。

《杂诗帖》(选页) 纸本26.3×12.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杂诗帖》，吴琚行书，书前人七言、五言，绝句、律诗不一，诗十四首，诗句多不连贯，该册九开半共十九纸。

此帖虽规规求书形模，但笔笔都不险峻凌厉，而是婉转柔润，刻意精致。

吴琚《行书蔡襄七言绝句一首》绢本98.6x55.3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释文：桥畔垂杨下碧溪，君家元在北桥西。

来时不似人间世，日暖花香山鸟啼。

这是吴琚少数墨迹之一，《七言绝句》诗文出自蔡襄《访陈处士》，它是吴琚存世唯一一件大字行书挂轴之作，也是现在所见最早的一件挂轴形式的书迹。

《石渠宝笈初编》著录。

上面没有署款，只鈐“云壑书印”一印，有学者认為可能是一组书屏之一。

大字书轴适於悬挂欣赏，重在行气连贯与左右上下字的呼应，吴琚此轴笔势较一般小字快速而强劲，结字紧密，以倾侧取势，上下字相映带，更为强调米芾行书的特色，同时代的陆游（1125－1209）与范成大（1126－1193）都有类似风格，可见一时风气，《宋元学案》提到范成大、陆游与吴琚“引為师友”，因此也可能在书法上互相影响。

这件作品笔画提顿之间但见纵恣自如的跃动感，一股瀟洒意气随著笔触的流动，畅然而生。

作品上虽无作者落款，但有“云壑居士”印，是以订為吴琚。

吴琚书法善学米芾，由於书风酷似，受歷代书家所讚称。

苏东坡曾赞誉米芾书法“沉著痛快”，这句话用来评价吴琚的书法也算贴切。

这幅作品不论线条与结构，都透露出彷彿米芾那般俊逸洒脱、痛快淋漓的神采，但是却没有一般米字裡所见那种肆意纵横的习气。

这件作品的外观形式称為“条幅”，它的出现与当时鉴赏的喜好、住屋的营造变化，有著极大的关联。

书法作品从手卷到立轴形态的变化，大约开始逐渐兴盛於南宋末期至元代初期之间。

这种条幅的形态原本是如宗教画或鑑戒画等，掛置在室内堂厅壁上作為励志养性的装饰效果。

《七言绝句》是目前所见最早一件掛轴形式的行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