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摘要：同样是关于死亡和活着的主题，电影改编和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话语结构各有其独特之处，改编在叙事结构和具体操作方式上都不同于小说。

张艺谋对《活着》的改编是比较成功的，他在基本保留了原著的主旨的同时，也以电影的展现方式赋予了《活着》更多层的意蕴，虽然在表现深层次的东西上没有达到文本的效果，但也可称为成功的改编。

关键词：《活着》改编对比《活着》是余华写的一部关于死亡的小说，余华的作品往往充盈着阴郁的气氛，暴力和死亡在他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活着》虽然也是在写死亡，但是字里行间却透露着含而不露的温情和幽默。

电影《活着》是张艺谋根据该小说改编而成，在主题的选择上变动不大，都是通过主人公福贵经历的半生浮沉表现人对生存的坚持。

电影与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结构，虽然它们在终极目的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叙事节奏上有很大的差别。

小说通过文本与读者交流，旨在关注实物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而电影就要丰富些，通过光影声色与观众直接接触。

电影《活着》是张艺谋早期的作品，虽然后来因某些原因被禁播，但作为一个电影艺术作品还是受到很多的肯定和褒奖。

作为小说的《活着》和作为电影的《活着》，孰好孰坏，我们是无从定论的，因为我们至今还不能为这两种不同的话语找到一个课供衡量比较的标准。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电影改编的得失之处，既是改编难免在某些方面与原著进行对比。

首先，从故事的讲述方式来看。

原著中的讲述方式明显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我”作为一个民间歌谣的采集者在乡间遇到“名叫福贵的老人”，通过交谈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题是通过福贵的自述来讲的，表现福贵对生活和命运的理解和近乎达观的超脱，故事在第一人称“我”的主观性表达下显得更加的感人和充满温情。

小说以福贵一生为主线讲述了他从父母、妻子、儿女齐全的地主家少爷到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的死去，临老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凄凉悲苦而又充满温情的故事。

生活对福贵是残酷的，但是他对活着却是坚持的，这种坚持最后几乎成为一种本能的习惯和意愿。

福贵是孤独的也是幸运的。

他有过懂事的子女；有过对自己不离不弃，在艰难的日子里死去还仍然希望“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的妻子家珍；就是在福贵本以为“往后的日子就之梦我一个人过了”的时候，他买了一头待宰的老牛相依为命，“在晒场上，福贵的泪水和老牛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孤独的人终于有了可以倾诉的朋友”小说虽然笼罩着死亡的阴霾，但是在这些情节的处理上我们仍然感动于贫困夫妻的相濡以沫，感动于如老牛般经历了各种苦难的福贵对生的坚持。

我们再来看电影的叙事结构。

电影《活着》由两条线索贯穿：明线即时间，暗线是皮影戏。

从时间线来看，电影分为四个部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以后，这其中建立了解放战争、大炼钢运动、文化大革命。

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就皮影戏来看，从福贵在茶馆赌博时以把玩的态度登台唱皮影戏、家产被输光后借皮影到在外乡卖唱时被国军抓壮丁，从国军逃出来后成为共军战俘再唱皮影戏再到大炼钢时期重拾皮影戏，文革时皮影被烧，最后装皮影的盒子被用来装小鸡。

皮影戏陪伴和影响了主人公福贵的大半辈子，我们甚至能从皮影戏的唱词中听出福贵命运的沉浮：电影开头，福贵是一个终日泡在赌场的纨绔子弟，完全不曾意料到将要发生的一切。

当日赌输后，他登台一唱“奴和潘郎宵宿久，象牙床上任你游”从这一句唱词我们可以看出福贵浪荡不羁，完全一个无所事事的败家子的形象。

家产全部输给龙二后，福贵为求生计低头向龙二借钱，而龙二借机将皮影借他谋生。

这对福贵而言是一种嘲讽和侮辱，但是福贵仍然是接受了，找了几个人组团到处唱皮影戏为生。

我们来听这个阶段福贵的唱词：“文仲心里好悲伤，可恨老贼姜飞雄”，这无疑也是福贵此时心境的一个体现。

在经历国军中如牛马般的壮丁生活后，终于在共军部队里得到了生存的保障，这时候福贵这样唱道：“广成子拾起翻天印，宝印起处疼煞人。

急忙我把二将换，速速逃往黄花山”，此时的福贵是感到一种死里逃生的欣慰之感。

解放战争结束后福贵回到家乡，因为给解放军唱过戏皮影戏成为了福贵一家人的保命符，大炼钢运动时期被保存下来福贵再度开唱：“赤精子使起阴阳镜，宝镜照得月难唤，吩咐一声莫怠慢”，这表现了福贵当时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直到他儿子有庆被皮影戏幕布般的白布盖着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抬到他的面前，皮影戏不再唱了，文革时期果断的烧掉，装皮影的箱子多年后被搬出来做了新生小鸡的房子。

福贵的一生就在皮影戏的见证下起起伏伏，最终还是走向了新生迎接着新的生活新的希望。

在余华的小说中历史对于福贵的生活而言，只是一道远远的几乎不发生任何关系的背景而存在的，而在电影中却得到了凸显。

电影中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表述是停留在就事论事之上的，剧中人的命运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甚至福贵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环境直接相关的。

而原著是旨在描摹和揭露人的生活和生命的状态，表达在苦难中坚持活着的主题。

首先我们来看小说和电影对福贵的儿子有庆之死的处理：小说中有庆死于为校长亲戚献血，因抽血过多而死。

这种死的处理是戏剧和滑稽的，悲惨的同时又会扯起读者嘴角一丝干笑，作者的意图在于福贵丧子之痛，这死虽是人为的原因，但似乎却是命运的安排。

电影中有庆的死可以说是死于大炼钢运动人们无节制的激情。

小小年纪的有庆因睡眠不足在被学校叫去炼钢在院墙休息时睡着了，被同样困乏的区长开车撞到院墙而死。

这一死的处理虽然同样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但却将矛头指向了历史背景，甚至指向了作为革命干部的区长春生。

当然春生也是无辜的受害者，甚至在文革时期遭到了厄运。

其次，我们再来看福贵的女儿凤霞之死：虽然电影中凤霞的死和小说中一样都是死于生产，但是小说中凤霞的死是死于难产，如同有庆的死一样作者意在将其处理为命运的苦难；而在电影中凤霞是死于产后血崩，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学术权威”运动将医院里面真正有能力的医生关起来让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接生，医生王斌虽然也被带到了现场，但是因为被抓后一个星期没有吃饭饥饿的状态下一口气吃了福贵买的七个馒头而被撑的不能动弹，凤霞产后大出血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在慌乱中死去。

凤霞的死将矛头指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王斌被七个馒头噎住的镜头极具讽刺意味，凤霞留下的孩子也被取名叫馒头，这不仅是提醒人们记住凤霞的死和馒头的出生，更是提醒人们铭记那段错误的历史。

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电影里面的一个小细节：福贵最后一次送有庆去学校炼钢时，有庆趴在福贵背上与福贵的对话：“小鸡长大后变成什么？”，“小鸡长大就变成鹅”，“鹅长大呢？”，“鹅长大就变成羊”，“养长大就是共产主义了，到了共产主义每个人就都有肉吃了……”这段对话表现了福贵当时对共产主义极大的热情和憧憬。

但是经历有庆因大炼钢运动而死、凤霞因文化大革命而死，他的一双儿女都死于对共产主义急功近利的盲目追赶之中。

最后当他的外孙馒头再问了有庆当年同样的问题时，福贵的回答不一样了：小鸡长大还是变成鹅，鹅长大还是变成羊，但是样长大后不再是共产主义了而是变成了飞机。

这时的福贵经历了生活的种种变故，经历了社会的动荡沉浮，他明白了共产主义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到来的，但是他仍然额米有放弃活着的希望，飞机这一意象的选择象征了福贵对未来生活美好的向往。

我们可以这一推测，这一情节的加入，恰是体现了导演和编者对历史的反思，与原著相比多了一层内涵的理解。

小说与电影改编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值得我们去注意。

小说中福贵的故事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悲剧故事。

而电影中福贵的故事却是一个历经困难但是苦尽甘来的喜剧故事。

这以取名明显的体现在两种话语结构对故事结局的处理上：小说中福贵的妻子、儿女、甚至唯一的外孙都一个一个的死去，独留他坚持的活着，他对活的坚持不是亡命之徒的苟延残喘。

他对死是达观和超脱的，福贵在他的枕头下留了十块钱，全村的人都知道这钱是留给死后埋他的那个人的。

福贵经历了命运的种种酷男女，他不惧死也不畏生，小说结尾福贵与老牛的相伴他的经历和他的孤独给我们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

在电影的结局中福贵有家珍患难与共的陪伴，有馒头和二喜承欢膝下，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结局可以说是迎合了中国观众的心理，中国人自古以和为贵，大团圆的结局就是和的一种表现。

而且电影也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大团圆的结局更能达到使人放松和接受的效果。

但是这样一个温馨、皆大欢喜的结局却没有原著那么彻底和深刻，减少了对生与死意味深长的思考，故事也就成为一个普通的故事。

电影艺术有很多独特的魅力是小说所不能企及的，因为电影是中集体创作，具有整体的艺术效果。

构成这个整体的部分，以硬件分有摄影器材、剧本、编剧、导演、演员等等；以软件分的话有编剧导演演员等人对剧本的把握，导演的技术水平，演员的演技等等。

这里我们试从视听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电影《活着》中对光影声色的处理和运用。

从视觉看，在电影《活着》之中，中国的民间艺术皮影戏被引入，承担了视觉符号这一角色。

皮影戏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绕有韵味的民间艺术形式——光影下，纷繁灵巧的皮影人物频繁动作，配以高亢苍凉的秦腔和铿锵紧凑的鼓点，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把“皮影戏”运用在电影《活着》中，极大地增加了电影的观赏性和视觉美感。

在光色搭配上，色调的恰到好处的运用，整个影片都呈现稳定的色彩基调。

张艺谋特别注重的色彩美学的表现，当然在《活着》里也不例外。

同时在光线变幻上极具戏剧的表现力，游刃有余又不动声色的穿插了时空的转换。

比如说福贵回家的那一段，他在光线变换中就那样走过了漫漫长途，走到了想念的妻子和儿女身边。

在景别选择上，战争场面使用的大全景镜头，展示了场景史诗般的气魄，表达了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

而使用最多的应是人物脸部的特写，刻画强调人物细腻心理，增强影片的感染力。

在造型构图上，很多地方都做的很好，比如巩俐回娘家时渐渐远去的车和那个孤零零的月亮构成的哀伤而凄美的景象。

在美工、道具上，影片跨度时间中国历史上比较动荡的30年，涉及的场景和时代背景纷繁复杂，但是在影片中都处理的很好，无论是40年代的赌场，大跃进时期的炼钢处，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贴满大字报的医院，都做到了妥贴与自然，无造作虚假的痕迹。

再来看听觉方面，最大的特色是民俗音乐的运用。

无论是咿咿呀呀的二胡，哀伤绵延的笛音，还是磅礴高亢的秦腔唱腔，都达到了渲染气氛和反映环境，刻画人物心理，照应影片主题的作用。

使整部影片既具有独特的风情和韵味，又具有其特定的情感基调和艺术触感。

在配乐（背景音乐）方面，赵季平那具备典型西北风味的配乐，苍凉浑厚哀婉凄切的音律，使影片饱含感情，顺应情节的发展，也调动观众的情绪。

同时在音响和音效方面也做的很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而且节奏与音乐相得益彰，动静结合，使影片紧凑而生动。

本片在听觉背景方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与政治相关的两个片段：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有一个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它的时代背景，即过渡时利用当时实新的革命歌曲过渡（比如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好”），同时，几乎在整个过程中，在背景中都有广播的声音一直在讲述那时的相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