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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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方式和价值——《活着》小说版本和电影版本对比

活着的方式和价值——《活着》小说版本和电影版本对比

60电影文学Film Literature电影《活着》剧照活着的方式和价值——《活着》小说版本和电影版本对比王新兴余华作为我国先锋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小说《活着》创作完成以后,在小说自序中这样写道:“人之所以活着就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其他事物而活着”。

[1]当余华的小说出版以后,导演张艺谋又将其小说《活着》改编成了电影版本,人们经常拿《活着》的小说版本与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版本的《活着》作对比,而二者之间所存在的一些内容和视角也值得我们去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从死亡的相关处理当中去寻找活着的人生价值从鲁迅的小说《孤独者》总共有三次辩论,分别在“我”与魏连殳之前展开,其中把为什么活的问题放在第三个谈论当中进行,在鲁迅的小说中,通过三次讨论使魏连殳活着的目的发生了三次变化,从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作者本身对人生价值以存在意义的深入探讨和感悟,其中把为什么活当作其中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说魏连殳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信仰价值而活,把为他人而活当作其中的第二层面,也就是指他为了自己的亲人而活着。

当其中的“爱我者”不希望他再活着的时候,对自己来讲他活着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对他人来讲也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此时人或者也就相应的失去了其相应的内在意义和外在价值体现,这个时候关于人到底还要不要活着的问题,鲁迅先生为魏连殳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活着的探讨,即为那些不想让我活下去的人而活着。

鲁迅先生对活着的意义的理解,在这三个层面中就可以比较全面的显现出来。

余华的小说《活着》对活着的意义进行概括,主要涉及到上述中的两个方面,在张艺谋改编的电影《活着》中,本人认为其在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上,主要涉及到了其中的第二个层面的意【作者简介】王新兴,男,河南巩义人,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文化传播研究、教师教育研究。

61MOVIE REVIEW 电影评介2015年第13期思。

小说和电影版的《活着》进行对比,从中对人物死亡方式在处理方面进行对比,从中去发现在“活着”方式当中的不同之处。

活着的简介

活着的简介

《活着》简介
《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的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1992年,并于1993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徐福贵的一生,展现了农村人在面对极端困境时的生存状态和对生命的执着。

小说的叙述方式独特,通过福贵自己的口述,讲述了他从一个嗜赌如命的富家少爷,到家道中落后的种种苦难,以及他如何在这一系列苦难中坚持生存的故事。

徐福贵的人生充满了悲剧,他的父亲因他赌博而气死,母亲在贫困中病逝,他的儿子有庆因为给县长夫人输血而被抽血过多致死,女儿凤霞难产而死,妻子家珍因软骨病去世,女婿二喜死于工地事故,外孙苦根因吃豆子过多而撑死。

最后,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他依然坚强地活着。

小说《活着》的主题思想深刻,它表现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余华通过这部作品传达了一个观点:人是为
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小说的艺术特色在于其简洁而有力的叙述风格,以及对细节的深刻描绘,使得读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和生活的艰辛。

《活着》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上出版,并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话剧等多种形式。

余华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

这部作品不仅是余华创作生涯中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摘要《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在经过电影改编之后,在主题表达、叙事策略和结构以及形象表现等方面表现出相应的变化。

通过对《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指出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具有从多元化到一元化、从复杂化到简单化、从个性化到大众化几个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是由电影的本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最初发表于1992年《收获》第6期。

1993年张艺谋把它拍摄为同名电影。

这部小说在经过电影改编之后,在主题表达、叙事策略和结构以及形象表现等方面表现出相应的变化。

总体上来讲,可以说是呈现出从多元化到一元化、从复杂化到简单化、从个性化到大众化几个倾向,下面将结合小说本身的主体内涵、叙事结构和策略、形象塑造及表现来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一、从多元化到一元化余华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写道:“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相互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

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幸福,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活着》所讲述的远不止这些,文学就是这样,它讲述了作家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讲述了所没有意识到的,读者就是这时候站出来发言的。

”余华不动声色地给我们描绘了生命以及苦难的真相,正如他所言,活着的力量来自“忍受”,“去忍受生活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然而在电影《活着》里,一切都改变了。

张艺谋挣脱了小说中形而上的思绪,而是把镜头更贴近中国人日常的生存现实,从而表现出他们特有的生命意识。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

当谈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时,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二者的差别.(活着的改编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一.背景结构不同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使得皮影戏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开始皮影是福贵的玩物—-输光家产之后操起了皮影这一行当——被拉壮丁时,靠表演皮影戏使他远离战争的最前线--靠着这箱皮影,福贵换回了一张全家人的“护身符"一解放军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

——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在文革破四旧中被付之一炬了。

——影片结尾,尘封的皮影箱被拿来装外孙馒头的小鸡,福贵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再次被点燃。

)二、叙述方式不同小说是由“我”一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的方式。

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

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是也一个完整的回环。

这种循环的叙事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连了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的循环,层层循环,增强了文学的艺术欣赏性。

(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

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小说中压抑灰色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

)(另一种表达)电影删去了“我”这条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命运,使观众只能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入身临其境的逼真状态。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被改成仅仅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的故事,看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这样的直奔主题的安排让人觉得突兀,没有了艺术的欣赏性。

《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

《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

《活着》从电影到文本的对比余华这本书,不管是从书本上看,还是从张艺谋拍的电影,都是十分精彩的。

电影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是因为当然是有好的剧本,才能拍出好的电影。

其次是由于有一批好的演员,比如葛优、巩俐,特别是葛优把富贵这一没落的地主凄惨遭遇的一声演绎的惟妙惟肖。

下面我从自己的几个观点总结一下,我看完《活着》电影版和文本的感受。

首先,说说这两者中的意象,线索不同。

文本中全文从一开头就出现一个老牛的形象,它象征着富贵,也是人到晚年,已经很难承担起繁重的劳务,被人拉到集市上卖,而老福贵一看到它眼中含泪就联想到此时的自己人到暮年,孤苦无一的情形,跟它很相似,把它买下了。

这老牛也像一位老福贵一样,不能时常劳动,要时常休息,福贵也把自己的对于亲人的思念的寄托在这头老牛身上,给它取名“家珍”“凤霞”“有庆”对着它喊,看到这时就让人觉得这位老头太寂寞、孤单了。

电影版得线索,一看就知道就是最后被烧掉的皮影戏,还没看文本的时候,就觉得用一小小皮影贯穿全电影是非常妙的手法,当时还以为在书中,肯定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当我看完全书就没有到皮影的影子时,就知道电影编剧在此处的设计。

小小的皮影,投射着福贵一生的浮浮落落,跌跌撞撞,同时还影射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不仅迫害能人之士,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也被认为是走资形式,破坏殆尽。

要说这两种处理方法,或者说这头老牛跟这箱皮影谁优谁略,还真的难以评定高下,但我觉得这头老牛就是适合阅览于纸上,而那箱皮影就是适合在电影中,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们具体可感的物象。

其次,揭露国共内战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时期的深度不同。

时至今日,张艺谋的《活着》仍然是禁片,主要是由于大量反映国共内战时候,惨烈的局面。

战争难免有死伤,而共产党往往把自己的一些战役意识形态化,宣传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把战争美化,遮盖战争的真实面目。

要知道不管你是为正义而战,还是背其道,战败的一方的将士都难免生灵涂炭,与家人生离死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以《活着》为个例,浅析张艺谋电影的改编艺术

以《活着》为个例,浅析张艺谋电影的改编艺术

以《活着》为个例,浅析张艺谋电影的改编艺术作者:周知瑶来源:《戏剧之家》2017年第05期电影和文学之所以可以进行转换改编,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叙事性,都是通过时间的延续来实现叙事功能。

电影《活着》改编自当代著名青年作家余华的同名小说,小说通过一个极具鲜明宿命色彩的悲剧故事,表现了人民承受苦难的生命韧性,以及命运和岁月那不动声色的力量。

张艺谋说:“赞扬生命和人的生存精神,这是《活着》的本质。

活着——对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来说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又非常大,正是小说中这种东西感动了我。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改编后,叙事结构及故事情节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下面将结合小说本身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情节表现来进一步说明。

(一)叙事视角和结构的重置小说《活着》中作者选定一个独特的视角,以“我”,一个收集民间歌谣的年轻人来引出福贵的故事,电影直接截取小说中福贵讲故事的内容,而省去作者的视角,并把故事发生地从南方移到了北方。

小说以大的时代背景为主线,通过这种线型结构形式,把故事放在几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将人物融入到历史背景中刻画。

影片在叙事结构上增加皮影为另一条线索。

在影片中,皮影在烘托和渲染背景,奠定感情基调方面也有着重要作用。

影片的开头,福贵在赌场赌钱时,曾唱过一段皮影“奴和潘郎肖宿久,象牙床上任你游。

”这段曲揭示他还是养尊处优的少爷,在赌钱的过程中,皮影作为背景音乐,紧张又激烈,为以后他输掉一切做铺垫。

接着,他为了生活不得不找龙二求助,龙二把皮影借给了他。

他唱道:“文仲心中好惨伤,可恨老贼姜飞雄”,也是他此刻的处境和心理写照。

大跃进运动开始了,他又开始为炼钢工人唱戏,“赤精子使起阴镜,宝镜照的月难换,吩咐一声莫怠慢。

”有一种斗志昂扬的精神在里面,但是在同样唱戏的地方,他经历了儿子的死亡。

文化大革命,皮影戏不得不烧,同时期,唯一的女儿也因生育而死。

皮影箱子最后成为了孙子放小鸡的地方。

电影的主题也在这一层又一层的转折变化中得以体现。

《2024年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范文

《2024年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范文

《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篇一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一、引言文学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文性关系。

文学作品的改编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而电影则通过其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将文学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本文将通过分析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莫言的《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探讨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关系。

二、《活着》的电影改编《活着》是余华的一部经典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福贵一生的苦难与挣扎。

小说通过福贵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社会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巨大变迁。

在电影改编中,导演将小说的叙述进行了删减和改编,但依然成功地展现了原作中的核心思想。

电影以直观的视觉效果,将福贵一家的苦难生活呈现得淋漓尽致,使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残酷与无奈。

三、《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红高粱》是莫言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家族和复仇的故事。

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丰富的想象,描绘了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世界。

在电影改编中,导演成功地将小说的精髓进行了提炼和再现,将原著中丰富多彩的情节进行了有机的融合。

电影以红高粱为背景,展现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家庭情感,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历史。

四、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在内容上,文学作品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情感基础。

无论是《活着》中的福贵一家还是《红高粱》中的家族情感,都为电影提供了深刻的情感内核。

其次,在形式上,电影通过其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将文学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电影通过影像、音乐等手段将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人物形象等元素进行了再现和拓展。

此外,在创作过程中,电影导演还需要对原作进行再创作和加工,以适应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表达需求。

五、结论通过对《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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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摘要:在作家余华的经典作品《活着》出版之后, 导演张艺谋将小说《活着》改编的同名电影搬上了银幕。

之后, 两种艺术形态下的《活着》在各自的领域里好评如潮。

笔者试图在小说和电影两种艺术形态关系的基础上,解读张艺谋不同于余华的“另一种活着”。

关键词:张艺谋;余华;《活着》;影视改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5-5312(2012)26-0012-01
电影自从其诞生那天开始,就被公认为除了音乐,绘画,建筑等六种古老艺术之外的“第七艺术”。

而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电影,电视等影视产业已渗入到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改变了大众的消费观念,传统的文学遇到了挑战。

为了更好的发展,文学开始和影视联合,让文字变成影像再现!而编剧改编小说作品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以电影作品要表现的主题为核心, 另一个是尊重电
影艺术特殊的表现形式。

从作品主题来看, 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 小说《活着》是在回忆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经历, 电影《活着》是在反思人生背后的时代环境。

一、叙述视角的变化
小说《活着》是第一人称讲述,记录的是“我”到农村收集民歌,途中不经意间遇到福贵老人,然后故事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让
福贵老人在漫长而宁静的回溯中自述其一生的经历。

而这时的“我”和读者一样,只是一个故事的聆听着与旁观者,小说中也没有作者的主观情感,作者采取的是“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无动于衷或不动感情的态度”。

而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很显然导演张艺谋把“我”这个主体去掉了,直接把福贵推到银幕之前,用全知叙述的方式让观众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福贵一家的命运。

它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 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

第三人称的改动赋予电影空前的真实性和反思倾向, 它有着现代人回望往
事时的冷静的心绪和置身事外的角度。

此外, 电影删节了原著中比如家珍的身世、凤霞和王四争地瓜等等的场景。

福贵父亲的死、凤霞生病变哑等情节也被一笔带过, 编剧将一切与主要冲突距离较远的情节纷纷省略, 将矛盾紧密地
排列在一起, 并且极力地将喜悦和悲伤推向极致, 形成巨大的冲突。

比如他着力营造凤霞与二喜成婚时的温情场面, 也重力表现有庆和凤霞之死的悲苦。

较小说来说,电影《活着》的节奏很快,没有小说所说的平和的悲伤,以求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浓缩福贵四十年人生的全貌。

这是电影结构和电影特性的共同要求。

所有的矛盾冲突通过镜头的组接与积累,形成一种情节高潮,更好的凸显电影主题——人的命运是由时代造就的。

二、人物命运的归宿
在人物命运方面, 电影《活着》对小说《活着》最大的改编, 在
于削弱死亡但放大死因。

小说《活着》里, 作者采取了反复的手法, 福贵身边的至亲都相继离他而去, 另外还有战友春生和其妻也自杀了, 十几万字中
就出现了十多个人物的死亡。

除了父亲被气死、母亲和妻子因病而故外, 儿子、女儿、女婿基本都死于意外:儿子有庆被抽血过度致死,女儿凤霞难产大出血而死, 女婿二喜死于工程事故,然后外孙死于吃豆被撑死。

最终只剩福贵一人,还有一头“福贵”的老牛相依为伴。

余华用种种不可思议的死亡展示人在命运面前的脆弱。

力求在平静地展现重复的死亡中来探寻“活着”的本能意义。

而电影《活着》则全然不同。

一方面它让福贵和家珍相濡以沫, 二喜和馒头继续活着。

电影结尾的时候这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围在一起吃团圆饭。

让我们生存下来的人有一点温存和活下去的希望!另一方面, 导演极力渲染有庆、凤霞之死的悲壮, 把他们的死因特写放置在大的时代之中: 有庆昼夜炼钢,过度疲倦而沉睡在学校围墙边, 围墙被区长开车出错而撞倒。

凤霞则直接死于红卫兵们偏激的思想和匮乏的知识。

在这里, 电影语言发挥优势, 用有庆死时的血肉模糊和凤霞死时的鲜血淋漓带给人强烈的、血腥的视觉冲击, 用死亡的悲痛让观众反思命运与时代,更被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的坚韧的态度所感动着。

电影削剪的原因主要是它带给观众的不同于小说的审美体验。

一方面, 从电影本身来说, 它有严格的时间限度, 这要求电影必
须是矛盾的聚集式的爆发, 因而也是各种情绪的聚集式的倾泻, 它永远无法像小说那样在漫长的时间里慢条斯理地展现十种死亡, 然后将悲伤慢慢融入读者的思想里, 再让读者偶尔地回味和思考。

而电影只能选择将生与死的冲突集中一起,极力渲染,打动观众。

另一方面, 电影是直观的、集中的,需要细节来感染观众,往往运用一些特写镜头来达到视觉冲击力,比如凤霞的死。

用这些视觉力量让观众思考人生,思考时代的烙印。

无论是电影还是文本,《活着》都是很具有思想性的力作。

作家和导演在面对同一个“活着”命题时,虽然理解和表现有点不尽相同,但都是在告诉我们:活着。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无论遭遇多大的不幸也要活着,坚韧地活着,充满希望地活。

参考文献:
[1]陈蓉.时间和时代的裂痕[j].小说与电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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