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李约瑟之谜”的解读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
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
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向更高的层次。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看待李约瑟难题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李约瑟难题的STS分析
李约瑟难题的STS分析1 “李约瑟难题”的内涵有社会科学领域哥德巴赫猜想之称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roblem)，又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
通常情况下，‚为什么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就被看作‚李约瑟难题‛。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通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和实地考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了一些结论性的概括，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这些概括和问题主要反映在其著作《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和第一章中。
学术界认为这一难题的规范表述源自李约瑟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博士是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生物化学家,也是英国唯一一位既是英国皇家会员、又是英国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
李约瑟博士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转而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取得巨大的成就，有人把他的工作誉为是20世纪的一座学术丰碑。
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提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综合探究李约瑟难题与我的解答
2、“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的发展水 平上远远超过西方”的史实有哪些？
▲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测定了120多个恒 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留下了最早关于哈雷慧星的记录 ▲东汉科学家张衡关于地球是圆形的见解比西 欧人早1000多年； ▲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创制了黄道游仪，用它 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这在世界上是首次；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制成了一种新型浑仪 “简仪”，比欧洲发明同类仪器早300多年。
15世纪后中国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
1、明清统治者固守农耕经济的藩篱，从 根本上阻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2、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 3、科举制度下的八股取士，使科学技术 完全排斥在各级教育和科举考试内容之 外； 4、传统的自然观、哲学观如天人合一、 阴阳五行等也妨碍了科学理论的发展 5、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
1、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近代 自然科学和各种学术的兴起清除了思想 障碍； 2、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 和新的社会需要又推动了科技的创新； 3 文艺复兴期间科学的实验方法的诞生. 4、科学家们探求自然的不懈努力；
结合明中后期历史背景，分析晚明科技 一度辉煌的原因
1)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耕经济的繁荣. 2）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 了革新工艺技术的需要，推动了科技的 发展； 3）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4）科学家对古代及明代科技就与近 现代科研成果的区别
内容上：传统科技是以感性和经验成为主 较少对事理和规律的探究，表现为较强的 实用性；而近代科学是建立在对事理和规 律的探究之上，表现为较抽象的理论性。 方法上：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科技的差别 就在于是否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李约瑟之谜”的解读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
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
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向更高的层次。
李约瑟难题及看法
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
对李约瑟难题的多种解答
李约瑟传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3解答一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李约瑟研究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
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
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
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
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
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本观点的辩论：本观点的重点在于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一在于小农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工的不足，二在于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
但我们知道：首先，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也是西欧中世纪自罗马帝国后具有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功能的城市极端没落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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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作业
李约瑟难题有数不清的答案，在此我要谈一谈自己的观点，我把这个难题分成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为什么别人做到了？另一方面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做到？对于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产生在了十七世纪的西方，现在国际上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欧洲的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为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的诞生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而后两者尤其是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工业革命更是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于第二个方面，才是我们组今天想谈论的重点，我们并不想把一系列的原因进行罗列，所以在这里只是想着重谈一下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
在谈到社会观念这种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些当时的社会环境，毕竟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古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封建君主专制必然首当其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偌大的中国其实只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在重大决策上面更多时候都是皇上一个人的意思，尽管有时也会受到来自大臣方面的压力，但更多时候这种影响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封建君主专制滋生了浓厚的政治官僚制度。
而为了使天下黎民苍生听命于自己，在大臣的建议下皇帝选择了儒家这一政治工具，从最初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后来的朱熹理学一统天下，儒家思想为统治者的统治建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同时为了选拔人才，科举制也适时的走上了历史舞台，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激励下，通过科举进士及第几乎成为了平民百姓施展人生抱负，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
上面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做了简单的总结，下面便着重来谈一谈我们认为的制约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最重要因素——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
为了凸显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平民和统治者的社会观念对这一问题的影响，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平民层面。
1.醉心科举。
正如之前提到的，在古代中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被广大儒家弟子奉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至高
理想的最佳途径，当然也有很多人参加科举考试可能只是为了摆脱艰苦生存环境从而继续生存下去。
我们暂且不讨论人们的目的为何，但结果便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参加科举考试，梦想着通过科举功成名就，拯救黎民苍生，但醉心科举的直接后果便是科学的不受重视，即使有人热心于此，可能也终究受不了世人嘲讽的目光。
2.实用主义思想。
可以说实用主义思想贯穿于古代中国的每一次技术革命，而到了清朝时期，更是早已在平民阶级根深蒂固。
正如古中国的四大发明一样，更多时候中国的创新仅停留在了技术应用的初级阶段，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其中原理，人们则漠不关心，而只是关心其是否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所以自然无法产生相应的理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车出现在同期乾隆时期的中国时的景象，人们惊讶之余，恐怕唯恐这是哪路神仙变出来的怪物敬而远之罢了。
其次，统治者层面。
可以说这个拥有社会绝对统治力的社会阶层的一言一行无不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所以对现在科学技术没有出现在中国，统治者自然难辞其咎。
1.统治者之于科举。
在此我们想引用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梁启超先生在最初谈论科举制度时，提出科举对人才与学校两个方面的禁锢：（1）科举桎梏人才，而人才的兴衰关系一国之兴衰。
梁启超叹曰：“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
”（2）科举对新式学校有强烈的扼杀作用。
但在1910年，当梁启超先生游历欧美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借助科举制度改造成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成效之后，评论道“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
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对科举制度以及统治阶层之于科举制度的比较中肯的评价，所以不再赘述。
2. 惯性思维。
惯性思维原指人习惯性地因循以前的思路思考问题，仿佛物体运动的惯性。
我们本想以统治阶层的傲慢为本段的标题，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惯性思维作为本段的题目，因为正是这一思想根源直接催生了统治阶级的傲慢心理，而统治阶级的傲慢更是对本已不太牢固的古代中国施加了致命性的打击，并在同欧洲的现在科学技术竞争中败下阵来。
无可否认，古代中国是繁盛的，到了清朝中期仍然处于世界之巅，更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生的基本条件中国甚至在宋朝就具备了，而所有这些恰好为统治阶层的傲慢自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及心理保障。
而最能体现统治阶层傲慢的便是中国皇帝在面见外国使节的态度，中国的附属国自不用说，即使是西方使节前来朝贡也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完全是一副我永远是世界老大的姿态。
但殊不知天下兴衰自有轮回，正如当年的柯达帝国首先发明了数码相机技术，但最后还是因为过度沉湎于自己胶卷业务最后被尼康、佳能等企业用自己发明的技术斩落马下。
统治阶层的傲慢也同样体现在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如果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能够及时的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且通过有力的经济社会改革，或许还能跟得上西方的脚步，正如当年的日本，但话说回来，我们无法苛求远见这种东西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上或者慈禧太后所具备，也无法苛求最高统治者放下自己手中那至高无上的权利。
当然，很多其他因素也抑制着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如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地处亚洲无法与先进文化对接的地理因素，近代闭关锁国的政策影响，近代中国的宗教思想落后，儒教道教对科学的排斥的宗教因素。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一下为什么古代中国会形成这样
的社会观念？为什么古代中国就没有发生像欧洲那样的思想启蒙或者文艺复兴运动？答案很可能又回到刚才所谈论的社会观念，就仿佛一个无限循环往复的循环并无一个最终的答案，毕竟古代中国的衰败不是几个原因就能解释清的，而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所致，一个人
的成功失败尚且无法论述详尽，更何况泱泱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