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关于李约瑟难题个人分析
关于李约瑟难题个人分析国贸1101 王炽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李约瑟难题，该难题主要有两个：一为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二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众所周知，这两个疑问也是一直以来各历史学家等共同探究的课题之一，中国在历史上发展的确经历了不少时期，但以近代的几个时期发展变化尤为重大。
以下是我对该难题的个人探究，若有片面请多指教。
以下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1.中国在公元前具备了较早且较为完善的教育体制。
从春秋末期开始，道家和儒家便开始发表了各自的学说，分别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人物，至今还受到全球人士的尊敬和追崇。
到了战国时期，历史上出现了墨家、法家等多个学术流派，以至于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仅仅只有部分被统治者采纳，但这样的局势给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加之当时的秦朝全国统一，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且秦朝采用了法家的建议，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措施使全国在货币、语言等多方面进行统一。
在千年后，立法在全球推广，可见其前瞻性和优越性。
而儒家虽然在秦朝遭受了焚书坑儒这一重大事件，却在汉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当时董仲舒等人主导。
自此，儒家的礼义廉耻及其丰匀文化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思想，沿袭至今，博大精深。
而这些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开始萌芽而已，而中国却提早了千年便开始成型，早已步入成熟的中年。
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了强有力的后盾。
2.中国在历史上出现了几个繁荣鼎盛时期。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至唐太宗时期开始出现大繁荣的景象，到唐玄宗时期为最，史称“开元盛世”，文化和手工业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诗歌发展至此也到达了鼎盛。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班级：机制1206961学号: ***********: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看待李约瑟难题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至今还困扰着众多科学史工作者的难题，那就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也就是说，一句话，曾经领先世界各国几百年上千年的中国科技，中国文明在近代为什么又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天文方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中的《石氏星表》测定了120多个恒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我国古代对日月食、恒星、太阳黑子的记录均早于欧洲。
东汉时期张衡就发明了水运浑象仪，他关于地球为圆形的见解比西欧人早1000多年，他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到千里之外地震发生的方向。
唐代僧一行与梁令瓒共同创制了黄道游仪，用它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这在世界上是首次。
元代郭守敬制成了一种新型浑仪——“简仪”，比欧洲发明同类仪器要早300多年，他还主持了全国的天文和大地测量工作，测定的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值及其精确，受到世界天文学界推崇，他编成的《授时历》，同现行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然而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以下是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一，地理环境的产物。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三种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屏障，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
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科学研究制度差异，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李约瑟难题反思
摘要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本文从三个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分别为：1、中国古代、近代科技分别与西方古代、近代科技发展的比较。
2、中西方文化体制的差异对科技的影响。
3、个人对传统文化与科技的一些看法。
正文谈起中国的历史，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毫无疑问是最闪耀的一点。
华夏名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成就。
印刷术、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大发明，不仅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他们还影响力世界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在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起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即使抛开四大发明不谈，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仍然数不胜数，战国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数学上《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农业上《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工艺上《天工开物》等等等等，无一不彰显着中国古代引领世界科技文化成就。
然而，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
1643年牛顿诞生、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与此同时的中国却在科技上停滞不前，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
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从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科技开始迅速发展进而超越中国是在文艺复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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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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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 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一问题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还在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深远广泛而又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讨论。
李约瑟的一生无疑是十分传奇的，他的一生与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李约瑟，作为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创立了科技汉学新流派，打通了古今中西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堪称天下达人。
回顾他的一生，你会感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好融合其实是体现在人的身上。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
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
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
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
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
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
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
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废，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海路逐渐传到中国，其中包括改进了的造纸术、印刷术、炸药和指南针。
这样看来，李约瑟之谜的产生显然是水到渠成的。
他当然会思考，为何之前在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又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具体来说，李约瑟难题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
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释，李约瑟本人有许多可贵的见解。
他将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三个方面。
李约瑟在自己的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曾经从地理因素角度解答: “欧洲像一个群岛，四周有波罗的海、北海、爱尔兰海峡、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而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则是浩瀚的大西洋，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海上贸易和船队的活动。
与此相对照，中国有幅员辽阔的大片土地，非常适合千百万农民从事耕种活动，由此产生的文明会如此的不同，这几乎并不使人感到惊奇。
”他从经济和制度角度解答: “无论是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和“主要是中国的亚细亚官僚制度的封建社会以及商人阶级未兴起所致。
针对从制度角度的解答，他的论点是，过去2000年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
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
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优势。
负面效应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技术开发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竟争。
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区由于不同诸侯国之间的竟争，使得整个中国产生了大量智力成果。
其他学者也对李约瑟难题有自己的见解，对其的回答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且至今都有深远的影响，以此作为切入点解析李约瑟难题，也就成了学者们研究的视角之一。
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是“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保守思想。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没有从自然角度去认识，而仅仅寻找的是人际关系的有序稳定和处世技巧，忽略二者
的主客体分立关系，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阻碍作用;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思想过于重视道德伦理，讲究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尽理的伦理文化，走入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
2. 中国科举制度的制约：
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单一、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违背了科学技术需要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科举制度下选拔的人才都只是为统治者服务，他们只会在文学上、伦理上有所作为，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可能培养出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因此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举制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师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不利于科学技术创新；
3.传统重实用轻理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文化对经验的偏重和对实用技术的研究导致了中国传统科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这种实用性在解决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科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却被忽视了。
换言之，西方科学通常都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出现，重视理论的研究，这是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界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但不管哪一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所以“李约瑟难题”是多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产生的。
可以说，思考这个问题的意义似乎比解决问题本身的意义更加重大。
当前最重要的是在分析李约瑟难题原因的基础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努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要大力提倡科技创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高度重视人文教化的国家,但这种教育在许多方面是不利于科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在教学思想上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把教育降低到一般知识传授水平。
培养创新人才，其重要特征就是敢于质疑问难，穷根究底，敢于标新立异，异想天开，敢于问鼎真理，挑战权威。
但是，传统知识型教育恰恰是排斥学生的质疑精神和问题意识,，是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一个重大差异。
要加强学术交流，使科学知识积累、传播与跃升，改变科学研究的自然发展状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时掌握科学研究的最新信息。
我国应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措施和多种形式，强化中国科研人员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
家科学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从而逐步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更多项目中挤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领域,掌握世界科研的走向和最新信息。
中国深知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我吐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
科教兴国的提出，近些年来越来越深刻的教育体制改革，更是体现了国家乃至国民对科技和教育的重视及态度。
《思想者》雕像俯身低头支颏的坐姿依然是充满着理性、冷静、深刻，充满着矛盾痛苦的。
就犹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经历过沉痛的民族灾难后，中国人民以更加沉着自信的姿态出现了，科学技术不是停止不前的，中国科学在近代落伍不意味着在将来落伍，相信中国的科学技术经过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不久的将来，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
而中国总会有一天走进世界前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别忘了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所转述的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