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及看法
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看法1937年,已经在胚胎生物化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李约瑟博士,认识了三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此后,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感情,并献身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他对中国古代科技了解愈多、研究愈深,就愈在脑海中产生这样挥之不去的问题: 为什么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成果,在总体上超过欧洲,近代科学却在欧洲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此一难题包含两个问题,既: (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显然,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内在的联系。
前一问题是前提、基础,它不成立,后一问题便无的放矢;同时,后一问题又是前一问题的深化和发展。
因此,两者也可以简化为一个问题。
1991年,李约瑟在为王国忠所著《李约瑟与中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他在研究中国科技史过程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提出这一难题,正展示了李约瑟的大家风范,表明他不止是出色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深刻的思想家。
他并不满足于史料的爬梳考证,还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知识。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重要。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波普尔强调科学始于题,没有了问题科学也就不存在了。
确实,能够提出一个深刻的、覆盖面大的问题很了不起。
一方面,它体现了提出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提出者努力去破解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它又吸引一批研究者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工作,或深化或拓展,从而推动科学前进。
因此,“李约瑟难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已经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的通用术语。
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能够成为学科的术语,无疑是极高的荣誉。
关于李约瑟难题个人分析
关于李约瑟难题个人分析国贸1101 王炽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李约瑟难题，该难题主要有两个：一为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二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众所周知，这两个疑问也是一直以来各历史学家等共同探究的课题之一，中国在历史上发展的确经历了不少时期，但以近代的几个时期发展变化尤为重大。
以下是我对该难题的个人探究，若有片面请多指教。
以下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1.中国在公元前具备了较早且较为完善的教育体制。
从春秋末期开始，道家和儒家便开始发表了各自的学说，分别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人物，至今还受到全球人士的尊敬和追崇。
到了战国时期，历史上出现了墨家、法家等多个学术流派，以至于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仅仅只有部分被统治者采纳，但这样的局势给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加之当时的秦朝全国统一，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且秦朝采用了法家的建议，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措施使全国在货币、语言等多方面进行统一。
在千年后，立法在全球推广，可见其前瞻性和优越性。
而儒家虽然在秦朝遭受了焚书坑儒这一重大事件，却在汉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当时董仲舒等人主导。
自此，儒家的礼义廉耻及其丰匀文化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思想，沿袭至今，博大精深。
而这些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开始萌芽而已，而中国却提早了千年便开始成型，早已步入成熟的中年。
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了强有力的后盾。
2.中国在历史上出现了几个繁荣鼎盛时期。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至唐太宗时期开始出现大繁荣的景象，到唐玄宗时期为最，史称“开元盛世”，文化和手工业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诗歌发展至此也到达了鼎盛。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班级：机制1206961学号: ***********: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看待李约瑟难题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解读李约瑟难题
解读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
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我看出，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取决于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因此，我国政府日益注重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提倡崇尚科学，将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的首要发展战略。
但是，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怎样才能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我国的科技水平呢？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不断创新与不断超越的过程。
这就要求它反对一切禁锢人们思想与压制人们自由的制度，它需要开放的观念和民主的制度。
首先，开放的观念是科学进步的思想条件。
科学实验是发现客体内在联系的认识活动，从事科研工作的主体应具有开放的意识，在思维之先除了设定认知的对象和方法外，已有的一切理论体系（包括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关于社会的理论）只是认识主体的出发点。
而不是永恒真理，更不是裁剪新知识的范式。
否则，必然限制主体的认识内容和思考范围，遏制新知识的产生。
为了推进科学繁荣，必须不断加大对外对内开放的力度。
其次，民主的社会制度是科学进步的政治保障。
民主的社会制度是科学进步的政治条件。
在结束了十年内乱以后，我国政府和人民已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把稳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
但是，如何才能使社会真正稳定呢？在全球日益一体化进程中，建立开放型的经济体系才是我国社会长期稳定的有效方法，也是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其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法制对我国尤显重要。
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是无原则的绝对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更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因为：第一，民主政治不是无章可循的，它必须依托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之上；第二，经济与政治之间具有互动关系。
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必然产生与之适应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
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当代中国民主的社会制度能够认同和接纳西方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有效协调人类行为的民主管理模式和某些合理的法律制度，将有益于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有序地纳入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中，从而避免中西方价值观念冲撞中出现的观念混乱，确保社会成员政治理念稳定，这是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至今还困扰着众多科学史工作者的难题，那就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也就是说，一句话，曾经领先世界各国几百年上千年的中国科技，中国文明在近代为什么又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天文方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中的《石氏星表》测定了120多个恒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我国古代对日月食、恒星、太阳黑子的记录均早于欧洲。
东汉时期张衡就发明了水运浑象仪，他关于地球为圆形的见解比西欧人早1000多年，他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到千里之外地震发生的方向。
唐代僧一行与梁令瓒共同创制了黄道游仪，用它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这在世界上是首次。
元代郭守敬制成了一种新型浑仪——“简仪”，比欧洲发明同类仪器要早300多年，他还主持了全国的天文和大地测量工作，测定的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值及其精确，受到世界天文学界推崇，他编成的《授时历》，同现行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然而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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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一、思想，文化，哲学角度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
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
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所以李约瑟问题中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经验技术，而且，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远远领先的。
这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一个完善。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
大多数的发明创造并非是古代政府的有目的的创造，难以形成一个产业，一个大方向，大多数的发明来自于普通民众，很零散，无法集中利用，统一规划，发明力量无法有力发挥。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我们的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有像沈括那样有空来整理钻研一下科学问题。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
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
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
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
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
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
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所以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
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
（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
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
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
（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
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
（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
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7、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中国的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缺少了逻辑性，并且在中国的古代，中国的古文对于科学的描述又无法弥补的缺陷，无法做出准确的定义和演绎，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系统对于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二、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1、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
2、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
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
3 、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4 、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
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必然的到了19世纪，由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技术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了强大威力，因此它迫使我们中国人最终抛弃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
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设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
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
是一种必然趋势。
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星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技术5 、数学的不足中国古代没有能够对自然数学化，并且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学科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
6、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的缺失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所以，近现代科学不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
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了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时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
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科学技术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这就是成人之所以区别于少儿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
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
但儒家从思想上就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且又盲目崇信权威，缺乏反权威的意识，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
当然，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进行维护与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对于民主意识的形成又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