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及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看待李约瑟难题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李约瑟难题的STS分析
李约瑟难题的STS分析1 “李约瑟难题”的内涵有社会科学领域哥德巴赫猜想之称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roblem)，又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
通常情况下，‚为什么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就被看作‚李约瑟难题‛。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通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和实地考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了一些结论性的概括，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这些概括和问题主要反映在其著作《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和第一章中。
学术界认为这一难题的规范表述源自李约瑟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博士是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生物化学家,也是英国唯一一位既是英国皇家会员、又是英国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
李约瑟博士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转而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取得巨大的成就，有人把他的工作誉为是20世纪的一座学术丰碑。
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提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
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一、本文概述《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著名难题——为何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而是在西方世界兴起。
这一难题自提出以来，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文章首先将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简要介绍，阐述其背景和意义，然后概述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包括分析难题产生的历史背景、探讨可能的解答以及评估这些解答的合理性和影响。
通过深入研究这一难题，本文旨在增进对东西方科技文化发展差异的理解，为推动科技创新和文明交流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二、李约瑟难题的历史背景李约瑟难题，又称李约瑟之问，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它关注的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与近代科学的滞后现象之间的矛盾。
这个问题在全球科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
例如，在农业、医学、天文学、数学、化学、工程学等领域，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发明家都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例如，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领先的科技成就。
然而，在近代科学革命中，中国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李约瑟的深思。
李约瑟提出这个难题的目的，是希望探究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在科技上有着深厚积累的文明，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却没有发挥领导作用。
他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也关乎整个世界科学史的理解。
自李约瑟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它一直困扰着科学史研究者。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包括文化因素、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
然而，至今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尽管如此，李约瑟难题却推动了科学史研究的发展，促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它让我们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还受到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科技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科学的发展历程。
浅谈“李约瑟难题”
浅谈“李约瑟难题”罗时猛 201420142 公共卫生学院记得高中时上政治课时，先生曾说过，哲学上有一个法则，就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首先要把它转化成三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为什么要”与“怎样做到”。
在这里我们也遵循此法则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简单的讨论。
讨论大致分三个部分，一是“李约瑟难题”的含义，二是“李约瑟难题”的意义，三是“李约瑟难题”的应对。
首先，说说“李约瑟难题”的含义。
“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问题，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了充分了解之后，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别的国家差，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出现像牛顿、伽利略、史蒂文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其实“李约瑟难题”简而言之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繁荣发达，而近代乃至现在却落于人后？很明显“李约瑟难题”现实意义重大，因为它引起了我们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我们只有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才能想办法去克服它，以使中国步入健康快速的发展轨道。
刚看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中便浮现各种各样的画面，想到中国古代的各种富强繁荣，如鹤立鸡群般耸立于世界，受到各国敬仰，又想到近代的狼狈，又如落汤鸡般奄奄一息，受各国凌辱，毫无尊严可言。
从君临天下到俯首称臣，似乎原因很多很多。
但是真要说出个所以然来，似乎又难以道出真正的缘由，也许事情发生的原因太过复杂，难以一言道出个所以然来，这里我们先就题论题的说一下“李约瑟难题”。
这个标题一听就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不叫“毛泽东难题”或“邓小平难题”，也就是说有关中国发展的问题怎么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而是个外国人，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也许这从某些方面反应了中国人的自我反思能力与发现问题能力。
如果没有发现自身的问题，那么如何会想到要改进呢？“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无疑引起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思考，想想中国古代是多么的繁荣，后来却、、、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步落后于世界。
论李约瑟难题的理论
论李约瑟难题的理论，意义之我所见摘要：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古代文化浓厚的兴趣顺理成章地提出学术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本文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理论探究和分析，结合对我国科技革新的启示，将会促使我国早日重归世界科技的前沿，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论英国现代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志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对于这一难题，李约瑟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十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归路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壮”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中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二、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延续了数千年，一度还还引领历史潮流，雄踞时代巅峰。
1400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水平领先于欧洲，因此科技交流的主体是从亚洲移向欧洲的，这是所有研究科学技术史的人所公认的事实。
在中国明代之前，300多项世界性重大发明中，中国就占了175项。
特别是被马克思认为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改变欧洲文明历程的四大发明，更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璀璨夺目的智慧之光和强大无比的辐射力。
但20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历次运动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似乎很少主动读《论语》，《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论挂在嘴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传统的儒家文化渐息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饮食起居触目可及都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美国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对青年人的诱惑远大于凉茶和中式快餐，欧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乐歌手……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
李约瑟难题及看法
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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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看法1937年,已经在胚胎生物化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李约瑟博士,认识了三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此后,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感情,并献身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他对中国古代科技了解愈多、研究愈深,就愈在脑海中产生这样挥之不去的问题: 为什么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成果,在总体上超过欧洲,近代科学却在欧洲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此一难题包含两个问题,既: (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显然,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内在的联系。
前一问题是前提、基础,它不成立,后一问题便无的放矢;同时,后一问题又是前一问题的深化和发展。
因此,两者也可以简化为一个问题。
1991年,李约瑟在为王国忠所著《李约瑟与中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他在研究中国科技史过程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提出这一难题,正展示了李约瑟的大家风范,表明他不止是出色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深刻的思想家。
他并不满足于史料的爬梳考证,还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知识。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重要。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波普尔强调科学始于题,没有了问题科学也就不存在了。
确实,能够提出一个深刻的、覆盖面大的问题很了不起。
一方面,它体现了提出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提出者努力去破解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它又吸引一批研究者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工作,或深化或拓展,从而推动科学前进。
因此,“李约瑟难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已经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的通用术语。
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能够成为学科的术语,无疑是极高的荣誉。
然而,近几年来“李约瑟难题”似乎正面临“危机”,各种各样批评的乃至否定的浪潮向它袭来。
有的人认为它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可谓先天不足;有的人主张对它重新加以表述,使之精确化,例如表述为中国古代的技术一度领先世界,为什么近代落后了; 有的人指出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中国学者(例如任鸿隽先生)提出过类似问题,因此应该“正名”(例如称为“任鸿隽问题”); 有的人更加干脆,宣称它是“伪问题”,根本不值一顾,毫无研究价值。
透过这种种现象,我们看到中国学术界的思想确实大大活跃了,研究的视角、方法丰富了,各种不同的见解也能够发表了。
相对于一潭死水、一家独鸣的局面,显然是一种进步,令人高兴。
不过,对于其中的若干观点我却不敢苟同。
借此机会,我想申述两点看法:首先,我们无权修改或修正“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在长期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郑重提出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事实或对象。
对于它,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答,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
如果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也可以否定它。
但却不能去修改或修正它,不管出于什么动机。
因为一经修改或修正,便不再是“李约瑟难题”,而是别的什么问题了。
比如改为中国古代技术先进,为什么后来落后了,与李约瑟的原意相差甚远,怎么还能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呢?其次,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根据。
后人固然可以否定前人提出的问题,但必须有充足的站得住脚的理由。
什么理由呢?就“李约瑟难题”而言,必须证明中国古代并没有取得许多重大的科技成就,在应用自然知识方面并不比西方先进,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总体上推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
或者,必须证明近代科学是在中国兴起而不是在西方兴起的,至少也要证明是在中国和西方同时兴起的。
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写近代科学史。
宣称“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的人,有没有提供这样的理由呢? 显然没有。
笔者曾经冒昧地提出“超越李约瑟范式”的命题。
我以为,李约瑟范式可能存在两个偏颇: ( 1)过于偏重寻求中国科技的成就,似乎什么都是世界第一; ( 2)对“难题”的解答过于偏重社会经济因素。
很明显,这是在充分肯定李约瑟的研究及其难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不承继它,何来超越? 不超越它,何来发展? 因此,这是一个积极的合理的命题,并非消极的否定的命题。
李约瑟曾明确表示,他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回答难题,其尚待完成的里程碑式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后一卷便是对这一难题的回答。
可见,李约瑟对难题情有独钟,十分重视。
“李约瑟难题”与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是不可分割的。
他的伟大成就不仅表现在具体的考证上,而且表现在提出和回答难题上。
否定了“李约瑟难题”也就基本上否定或消解了他的工作和贡献。
对此我们一定要持严格的科学态度。
对待李约瑟难题的不同态度有关难题的种种不同看法,非常关键的一点乃基于对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存在不同看法。
为什么要把难题修正为限制在古代技术的范围之内? 因为中国古代无科学。
为什么难题是“伪问题”呢? 也因为中国古代无科学。
中国古代无科学,你却偏偏去探究为什么中国古代能取得那么多的科学技术成就,为什么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兴起,岂不是无的放矢?因此,这是一个不能不加以认真辩明的问题。
而要辩明这一问题,又不能不厘清科学、近代科学、古代科学等概念。
众所周知,科学是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
仅就自然科学而言,通常指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不仅要判明、发现自然现象、事实,而且要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知识,能够经受实验的检验。
近代科学比较明确,指16 、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自然科学,其基本特征是数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结合。
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科学与近代科学可以通用。
古代科学指近代科学产生前古代各民族、各国家在认识自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尤其是社会历史学派兴起之后)公认古代有科学,并且不能机械地套用近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古代科学。
不然,科学史家去研究古代科学史干什么呢? 那么多有关古代科学史的煌煌巨著岂不是可以付诸一炬吗?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呢? 对此,或许在如下两个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或歧见较少。
第一,中国古代没有近代科学。
这可能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命题,但由于一些人屡屡用近代科学的标准来套中国古代科学,作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结论,因而我不得不用这种有悖逻辑的表述方式,以示强调。
应该说,李约瑟对此是有清醒认识和明确论述的。
作为长期受西方教育并在自然科学上取得卓著成就的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他不可能不对近代科学的特征和方法有深切的理解和把握。
他明确指出: “当我们说近代科学只是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时代才发展起来的时候,我想,我们指的是唯独在那才发展出了诸如把数学化的假说应用于自然界、充分理解和使用实验方法、区分主要性质和次要性质以及系统积累公开发表的科学资料等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同时,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杰出研究者,他也不可能不深切认识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之间的区别。
早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中,他就说: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以后,他有时干脆把中国古代的科学称之为“经验科学”,以区别于近代科学。
因此,中国古代无近代科学并不能动摇更不能否定“李约瑟难题”。
相反,这正是难题包含的内容。
第二,吴大猷先生并没有否定中国古代有科学。
过去一些人援引冯友兰先生的权威,来论证中国古代无科学论。
现在,吴大猷先生成了中国古代无科学常常援引的权威。
吴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前任院长,著名物理学家。
如果吴先生也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那么自然会是有力的佐证。
不过,依我看这可能是对吴先生的误读。
吴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注意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不要急功近利,对我们很有教益。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中国人不能因为读了李约瑟的书而“自傲自喜”,更是用心良苦。
吴先生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总体评价上,可能与李约瑟有所不同,但他并未断言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
借重吴先生的权威并不能论证中国古代无科学。
当然,关键还在于客观的历史事实。
这是最公正最权威的“法官”。
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
这是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天文学。
我国古代不仅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天文观察记录,而且有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理论假设。
举世公认,我国对日食、流星雨、簧星、超新星爆发等留下了丰富宝贵的科学资料。
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起,到清宣统二年( 1910年)止,哈雷彗星共出现29次,每次我国都有详细记录。
1054年的超新星爆发,也仅在我国有观测记载。
首次记录某一彗星和超新星爆发,即使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天文学成就!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齐之甘德、魏之石申已著有《天文星占》八卷、《天文》八卷,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 9年,木星为12年,还编制了最早的星表。
到了汉代,盖天、浑天和宣夜三说已形成,杰出的天文学家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他还创制了演示浑天思想的仪器——水运浑象。
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地动仪,也是张衡的首创。
这一些,总不能说是技术而非科学吧?再如数学,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已有勾股定理的记载。
秦汉之际的《九章算术》,更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代表作。
它选取246个例题,按解题的方法和应用的范围分为九大类,包括方田、商功、方程、勾股等。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指出: “《九章算术》是举世公认古典数学名著之一。
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的地位。
其中关于分数概念及其运算、比例问题的计算、负数概念的引入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等等,都比印度早八百年左右,比欧洲国家则早千余年。
”尔后,刘徽对《九章算术》的注解和对园周率的计算,特别是祖冲之求出了精确到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 3. 1415926<π< 3. 1415927,远远地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
这一些,也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彪炳业绩。
至于医学,更是中国古代科学延续至今的奇葩。
中医学不仅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诸如辩证施治、望闻问切等诊疗方法,以及独特的方药,而且对健康与疾病有独到的认识。
古代医家认为人体与周围环境之间,以及人体内部各脏腑之间,都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
《内经》上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因此,外在的邪气,即反常的风、寒、暑、湿、燥、火等,能引起人体的疾患,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保持机体的阴阳平衡,病邪就不易侵害人体。
到了明末,还进一步猜测到传染病是由一种“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肉眼看不见但又是从口鼻而入的“戾气’所引起。
中医还认为,人体内部存在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联络各脏腑和肢节的经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