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班级:机制1206961学号: ***********: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对_李约瑟难题_的认识

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①(邢广桥 [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4]摘 要:“李约瑟难题”是科技史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
究竟谁是谁非?通过逻辑和历史的考察,最终确定了“难题”的真正含义,在解构了两个错误的前提之后,它只不过是一般的问题,“李约瑟难题”就变成了“李约瑟问题”。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近代科学;科技文明中图分类号:B 561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1289(2004)0620030203 一、“李约瑟难题”是什么?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李约瑟难题。
[1]此后,这一“难题”引起了科技史界的兴趣,成为科技史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之一,因而它也就成为科技史上的一个专门术语。
在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学者们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对这一“难题”形成了肯定的、批评的、怀疑的和否定的四种态度。
[2]这是由于每个人对“难题”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
每位学者在研究“难题”时,常常关注其“为什么”,而往往忽视其“是什么”。
在他们看来,自己对“难题”的理解是不容置疑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此要想更好地研究李约瑟难题,必须对其进行正本清源,否则,审题不明确,再多的研究都是枉费心机、徒劳无益的。
(一)李约瑟本人所表述的“难题”李约瑟本人对“难题”有过不同的表述,翻译成中文又有不同的表述。
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把李约瑟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对“难题”的表述,看作是“李约瑟难题”的定型文本:“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3]对“难题”由上述两个问题构成这一点,不少学者已达成共识,而且他们也都认为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内在联系。
[5]然而,有的学者却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简化成:“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这样一个问题。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看待李约瑟难题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浅谈“李约瑟难题”

浅谈“李约瑟难题”罗时猛 201420142 公共卫生学院记得高中时上政治课时,先生曾说过,哲学上有一个法则,就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首先要把它转化成三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为什么要”与“怎样做到”。
在这里我们也遵循此法则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简单的讨论。
讨论大致分三个部分,一是“李约瑟难题”的含义,二是“李约瑟难题”的意义,三是“李约瑟难题”的应对。
首先,说说“李约瑟难题”的含义。
“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问题,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了充分了解之后,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别的国家差,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出现像牛顿、伽利略、史蒂文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其实“李约瑟难题”简而言之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繁荣发达,而近代乃至现在却落于人后?很明显“李约瑟难题”现实意义重大,因为它引起了我们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我们只有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才能想办法去克服它,以使中国步入健康快速的发展轨道。
刚看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中便浮现各种各样的画面,想到中国古代的各种富强繁荣,如鹤立鸡群般耸立于世界,受到各国敬仰,又想到近代的狼狈,又如落汤鸡般奄奄一息,受各国凌辱,毫无尊严可言。
从君临天下到俯首称臣,似乎原因很多很多。
但是真要说出个所以然来,似乎又难以道出真正的缘由,也许事情发生的原因太过复杂,难以一言道出个所以然来,这里我们先就题论题的说一下“李约瑟难题”。
这个标题一听就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不叫“毛泽东难题”或“邓小平难题”,也就是说有关中国发展的问题怎么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而是个外国人,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也许这从某些方面反应了中国人的自我反思能力与发现问题能力。
如果没有发现自身的问题,那么如何会想到要改进呢?“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无疑引起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思考,想想中国古代是多么的繁荣,后来却、、、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步落后于世界。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以下是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一,地理环境的产物。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三种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屏障,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
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科学研究制度差异,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以下是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一,地理环境的产物。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三种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屏障,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
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科学研究制度差异,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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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
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这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将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
进一步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增强。
基础科学研究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因此,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避免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
其次,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时代竞争和综合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人才,尤其是富有实际能力、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
然而,我国现行的知识型教育在某些方面对科技发展和创新仍然存在负面影响。
现在,大多数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仍然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无保留地接受教师或教科书的观点,而不是鼓励学生用创新思维、多提问题的方法来学习。
中国需要提倡“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精神,弘扬学生的个性和自主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从而切实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进一步加强创新教育。
最后,应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知识具有无限供应性、无国界性、非独占性等特点,因此,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就必须改变科学研究的自然发展状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时掌握科学研究的最新信息。
我国应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措施和多种形式,强化中国科研人员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科学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从而逐步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更多项目中挤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领域,掌握世界科研的走向和最新信息。
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所谓民主无非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点,此外,我们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的“兼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我们国家一向注重实用,导致我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
不管过了多久,李约瑟问题依然是研究界里不停的研究话题。
作为哲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了有关科学类的问题,将更提升了我们的思辨能力,丰富了我们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范围。
对于其中各种解答,我们需要用理性的思维去辨别。
也有吸收其中精华知识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