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李约瑟之谜”的解读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
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
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向更高的层次。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班级：机制1206961学号: ***********: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李约瑟之谜详解
李约瑟之谜详解对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到了现代以来，中国的科技水平就落后了—已经有多个版本的解答。
我在这里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提出另外一个答案。
李约瑟自己认为，中国强大的封建官僚制度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这一强大的制度下，商人难以获取地位与权力，商业得不到蓬勃发展，技术发明给发明者和使用者带来的利润和地位提高有限，因此工业技术革命没有发生。
林毅夫则提出，中国官僚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扼杀了创造力，把人们都吸引到对四书五经的钻研上去了。
这是制度角度的解释。
另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马克·埃尔文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这是一个经济学角度的解释。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意思是，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得太好，人口密度过高，这反过来阻碍了科技发展，因为人口太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就变低了，以至于任何节省人力的技术发明都显得没什么价值，因为只要把活儿交给人去干就可以了。
这些解释都各有道理。
不过，我认为，有必要从中国的文字和逻辑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的科技进步停滞的原因。
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逻辑的缺乏阻碍了科学理论的建立，阻碍了技术的发展、传承和进步。
我还想指出，这里面有些问题到现在还仍然存在。
没有普及大众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有确切文字记载始于商朝（甲骨文），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并且一脉传承至今，不曾中断，不像有些伟大文明，比如埃及文明就没有一直传承下来。
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中文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汉字对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影响足以证明这一点。
不过，这个伟大的文明在几千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只是属于精英阶层，一直没有穿透到大众。
在90年前，即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我们的书面文字仍以文言文为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语言并不一样。
历史上虽也曾出现过一些白话文经典著作，如《木兰辞》《石壕吏》《儒林外史》和四大名著，等等，这些使用接近于当时白话文的语言写成的著作往往流传更广，然而，更多的著作都是用文言文写成，难以被普通百姓所读懂和接受，只能在精英阶层流传。
李约瑟之谜
什么是李约瑟难题？1、“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一个问题集，包含了多个层面：（1）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2）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3）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2、李约瑟难题的溯源：李约瑟难题产生于1944年，他坚持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这和他受苏联学者的影响密切相关。
李约瑟终生坚持着以下观点：中国近世科学之所以不能兴起，是受到环境因素所致。
包括经济与社会，地理气候等。
中国自古有过闭关历史，与很多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气候的影响，使得灌溉技术较为发达，各种因素导致了封建官僚的基础制度，从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地限制。
3、现象表述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然而，中国发明创造的数量占世界的比重自1500年以后急剧下降，到工业革命开始则已经微不足道。
据科技史资料显示，在公元401—1000年期间，全世界45件重大科技发明中有32件发生在中国，而到了1501—1840年期间，全世472件重大科技发明中只有19件属于中国。
至1700 年, 中国和欧洲的GDP总量相当, 各占世界的23%多一点; 到1820 年, 中国甚至超过欧洲, 占世界GDP 总量近1/3; 就人均收入而言, 中国在1700 年也只比欧洲低1/3 左右, 此后中国经济走向衰落。
李约瑟难题的分析1、地理环境、文化、制度层面的分析（1）．地理环境层面1）、地理形态欧洲大陆的大部分是平原，而中国90% 的国土是山地。
这也就是说中国相比于欧洲具有较低交易成本系数，更高交易成本。
文贯中( 2006) 指出欧洲地中海周边国家和英国的崛起，和每个区域的腹地有限、无法像平原国家那样随着人口不断增长而自然向周边地区扩张有极大的关系; 因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也是人口向某一个特定区域集聚。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至今还困扰着众多科学史工作者的难题，那就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也就是说，一句话，曾经领先世界各国几百年上千年的中国科技，中国文明在近代为什么又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天文方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中的《石氏星表》测定了120多个恒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我国古代对日月食、恒星、太阳黑子的记录均早于欧洲。
东汉时期张衡就发明了水运浑象仪，他关于地球为圆形的见解比西欧人早1000多年，他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到千里之外地震发生的方向。
唐代僧一行与梁令瓒共同创制了黄道游仪，用它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这在世界上是首次。
元代郭守敬制成了一种新型浑仪——“简仪”，比欧洲发明同类仪器要早300多年，他还主持了全国的天文和大地测量工作，测定的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值及其精确，受到世界天文学界推崇，他编成的《授时历》，同现行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然而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李约瑟在1900年出生于伦敦。
父亲是英国名医。
李约瑟192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基氏学院（Caius College）。
1924年被选为基氏学院的院士，直到1977年退休以前一直担任该院的院长。
他在剑桥得到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利用生化来研究胚胎。
在193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三部胚胎生物学著作以后，然后就名声大振，得到英国皇家学院院士的称号。
因此有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到剑桥来与李约瑟做胚胎生物学的研究。
这期间有来自中国的王宁和吕桂珍两位年轻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家们引起李约瑟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和兴趣感。
1942年，李约瑟到中国去考察和学习中国文化。
从此李约瑟就献身于研究中国文化，并发现世界有一半的最基础性的发明是产生在中国。
他一生以来和众多的专家们合作特别是中国的吕桂珍。
因而在剑桥大学出版社产生了二十几部中国古代科技史。
李约瑟也是中国唯一一位外籍科学院院士。
李约瑟于1995年三月二十四日在英国剑桥离开人间。
李约瑟本人终身是中国在海外最好的朋友。
笔者于六十年代初到英国攻读神学，第一次见到李约瑟博士，并在伦敦听过他介绍中国古代发明的演讲。
后来，1974年到皮尔逊学院教书的时候，李约瑟亲自来我校访问，我们再次见面。
于1981年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当访问学者的时候又多次与李约瑟教授见面交谈。
1984年，我从国际学院退休之迹，先创办加拿大中华学院，位置在加拿大西岸的维多利亚城市。
然后邀请李约瑟博士承担为我们加拿大中华学院第一任名誉校长，他很高兴地答应了。
1990年，加拿大中华学院创办李约瑟博士博物馆，专门展览中国古代科技的发明。
李约瑟博士很感激我们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对中国古代科技历史的贡献。
李约瑟博士看到我们该馆的一些展览品后，赞叹我们所拥有的展览品超出剑桥大学的展览规模，并称我们的展览馆是此类展览中世界第一。
这些信我们已经在网页上登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提出的是，李约瑟终身研究中国传统的科技发明，全世界基础性发明有一半以上都产于中国。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李约瑟之谜”的解读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
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
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向更高的层次。
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
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到了19世纪，科学技术在世界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十分少了。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
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这种世界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却依然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
我认为，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中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比较讲究实用，所进行的科学创造都停留在经验阶段并没有上升为理论的层面，留下的可以供后人参考的著作少之又少。
而欧洲地区的发展则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根据前人总结的理论进行进一步发展的。
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这种制度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而且，中国战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得人民没有一个长久的稳定环境。
绝大多数的人民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
所以，就不能很好的保证科学的连续发展。
而欧洲在中世纪之后没有遇到过大范围的严重的战争、自然灾害的影响。
这些种种因素都导致了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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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李约瑟之谜描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一方面，直到明代和清代，新技术不乏出现，另一方面，历史上如此多的优秀技术，竟然一直缺乏科学理论化的概括，直至落后于西方国家科技的发展，被其他国家侵略。
要解释李约瑟之谜，首先要考虑一下工业革命发生的背景并将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之进行比较。
6.1 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
考察欧洲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历史，可以发现几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
（1）农业发展一直比较落后（（美）詹姆斯.W.汤普逊,商务印书馆，1996年），只有依靠手工业，以贸易的方式获得生活必需品。
于是出现了三个很重要的阶层：商人、资本家和工人。
生产或者经营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自给自足。
（2）与此相对应的政治体制也必然是民主体制，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可以完全控制国际市场。
实际上，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民主政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农业发展落后，经济来源主要依赖航海业和商业的缘故（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体”）。
（3）民主政治体制对于社会成员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和道德标准，工业革命前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黑暗的中世纪）虽然也试图压制新的科学理论的出现，但是当资本家、工人和商人的经济利益的发展受到这种政治体制的阻碍而无法进一步提高时，矛盾的激化将必然导致新科技的产生和相应的政治变革。
所以可以这样说，欧洲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并且由于自然禀赋的限制（耕地面积、气候条件等），一直难以得到提高。
这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发展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
当这三个重要的非农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在科学技术和理论方面有较大突破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时，就必然地出现了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非农业科学技术。
与此相对应，我国古代的资源禀赋特别适合农业生产，农民为了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在农业技术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于是就有了以下的结果：
(i)农业的发达，使得农民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这就是我国古代经济的特点。
(ii)与自然经济最适合的政治体制莫过于中央集权制（已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对于帝王而言，整个国家都是他自己的；实际上，帝王就是一个最大的地主。
(iii) 作为社会的统治者，所有的地主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需要民众“本分受法”，而对于民众而言，只要有一小块地，就能够生存，所以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点农田，“本分受法”的风险最小。
于是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的圣经，而以服从为特点的“三纲五常”就成为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iv)这种情况下，新的科学理论的创新就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极限，只要还有提高的余地（满足自给自足的余地），(i),(ii) 和(iii) 的关系就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很难被打破。
历次改朝换代的原因是土地的分配，而每个朝代初期的兴盛也是由于土地的分配，这些政权更替的过程，也就是利用土地分配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
正如林先生文中指出的，我国古代的人地比率并非总是在减少，而是17世纪中叶比11世纪有所增加，也说明了古人为了缓解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压力而扩大耕地面积的努力。
(i),(ii)和(iii)构成的稳定的“三角形”也说明，在14世纪，中国的市场发育和生产率水平虽然已经较高，但是应该注意到当时还是以农为本。
无论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他们经商和经营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购买土地。
只要有了足够的土地，他们就会舒适地当起地主，因为地主的休闲显然要多于其他工作（经商和搞手工业）。
社会上当时流行的观点是把那些典卖自家土地的人称为“败家子”。
(v)所以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是：只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最高水平（可称之为“李约瑟瓶颈”，是指在能够满足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最高水平。
）不被打破，由此产生的稳定的“三角形”就很难被打破，从而使科学技术的根本性创新成为梦想。
中国清朝末年，由于政治的腐败、人口的剧增，这个瓶颈就要被打破，但是太晚了，西方人的侵略开始了。
6.2 结论和政策建议
虽然中国早已结束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
实际上，中国人以前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只注重提高产量，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自给自足思想的影响，当然，60年代的自然灾害对决策者心理的影响也不可否认。
但是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生产已经逐渐能够满足口粮消费并且出现了剩余，在需求渐趋多样化的情况下，口粮得到满足的农户收入的增长慢了下来，所以决策层提出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笔者认为，为了保证中国农业的发展，同时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以下几点都是应该考虑的：
（1）改变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理解，从只注重农产品的产量转向口粮安全。
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建议（黄季焜，1996）。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应该更加注意国内和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市场行情，根据市场需求相应地调整种植业结构。
（2）高层决策的民主化程度。
最近几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
民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将是科学技术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
（3）加强文化道德建设，提倡求实和创新应该成为“以德治国”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用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词概括就是要“实事求是”。
实事意味着求实，求是意味着追求真理的创新过程。
这是整个科学发展历史所遵循的客观规律。
（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必须抓住这个机遇。
在外力的推动下，面对国际市场的挑战是毋庸置疑的。
这种竞争机制的激励，对生产率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然将刺激社会对能够提高生产率水平的科学技术的需求，从而带来新世纪中国科技的腾飞，最终“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