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动下的甲骨文研究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阶段的时代特色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８［作者简介］王宇信（１９４０—），男，北京平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安阳师院甲骨文研究院顾问，主要从事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

政府推动下的甲骨文研究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阶段的时代特色王宇信１，２（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３２；２．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研究院，河南安阳４５５０００）摘要：人民政府推动下的甲骨文研究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阶段的时代特色，表现在甲骨文和甲骨文研究定位更明确，研究规模、宣传和支持力度巨大，并与科技发展同步，多学科攻关等，这都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将培养一批古文字优秀研究人才。

关键词：甲骨文研究；新阶段；时代特色中图分类号：Ｋ８７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２３８（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０１－０６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开始，在人民政府的推动下，甲骨文研究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新阶段，与自１８９９年甲骨文发现以来，即过去的１００多年研究所经历的“草创阶段”（１８９９—１９２８）、“发展阶段”（１９２８—１９４９）、“深入发展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全面深入发展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９）不可同日而语，有着自己鲜明的“新阶段”特色。

甲骨文研究经历前１００多年的探索、开拓和积累，并承续了新１００年开局（２００１—２０１６）的总结、借鉴和前进成果，新时代的甲骨学研究蓄势待发，学者们期待着权威单位的引领与企划，统筹兼顾、齐心协力，向着顶层设计的攀登目标前进。

以优秀征文《奖励公告》的面世为标志，甲骨文研究进入了新１００年的全面发展与弘扬的“新阶段”。

而这“新阶段”，是在“政府推动下”启动的，即国家社科规划办和教育部语信司的介入、顶层设计的“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考释研究”和“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专项”系列研究课题，即将把“新阶段”的甲骨学研究推向世纪的辉煌。

甲骨文化蕴涵的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将得到全方位、深层次的弘扬与继承。

因而在更新水平和更高层次上开始的甲骨学研究“新阶段”，有着与以往所经历各发展阶段不同的新时代特色，这就是：一、甲骨文和甲骨文研究的定位更加明确在甲骨文研究的“草创阶段”，学者是把甲骨文做为一种和金文、石鼓文一样的古文字看待的。

除了做为文物收藏，甲骨文的价值，充其量是“其文字有裨六书，且可考证经史”［１］的作用而已。

把甲骨文研究推向“草创阶段”的高峰，即“继以考史”的观堂王国维，其发明研究古史的不二法门“二重证据法”，也不过是把“《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

并扩而大之，还证明了一些“谬悠缘饰之书”、“成于后进之书”、“晚出之书”等等，“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而已。

王国维开始把甲骨文做为地下出土的“史料”和古籍史料一样看待了。

２０世纪初，史学大师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从罗王的证经考史的基础上出发并再前进。

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甲骨文，“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文字的释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２］，从而开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新天地。

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破天荒的专论“殷代———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随着１９２８年开始的１５次殷墟大规模发掘的开展和出土甲骨材料的增多，郭沫若的论断被愈来愈多的史学家所接受。

诚如甲骨学家胡厚宣在《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序言所指出的，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前后，已是不少有识的史学家，愈益认识到“商代是中国信史的开端，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原始。

它创生了中国三千几百年相沿的传统文明”［３］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过７０多年的殷墟持续发掘和甲骨文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深入。

可以说，“学者们通过《甲骨文合集》、《合集补编》和《甲骨学一百年》的积累和训练，为全方位，多角度的全面系统研究殷商史提供了可能”。

历史研究所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在全面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个人的钻研和群众的智慧。

把一部反映学科最新水平的大型《商代史》专著奉献给学术界”［４］。

也就是说，学者们所撰著的这部具有古史研究里程碑意义的多卷本《商代史》，是“在充分继承并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爬梳甲骨文新资料和考古新发现提出的诸多新问题，并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合理的回答”［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中完成的。

因而可以说，甲骨文作为古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商代史》撰写时，已把其中蕴涵的商代历史文化讯息发掘到了极致，因而就海内外学术界而言，学者们目前多是把甲骨文视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珍稀文献和宝贵史料。

甲骨文是中国汉字的源头，“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

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三千多年，三千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６］。

习近平同志高屋建瓴，把甲骨文放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加以认识，甲骨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地位更加凸显。

进一步发掘和弘扬甲骨文传承的中华基因，将为丰富和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底作出贡献。

事关我国优秀文化传承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最早有系统的文字，４３００多个甲骨单字和承载这些文字的１５万片甲骨，是我国古代先民认识论和世界观的反映，透露出古代先民改造世界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民族心理和内心世界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形成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而与甲骨文传承和记载的有关商代历史和传承的丰厚文化基因，是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起点和推动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自信的巨大正能量。

因此，我们在“政府推动下的甲骨文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的新阶段”，从甲骨文在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发展中传承着中华基因的高度加以认识，就可以极大地拓展甲骨文在中华优秀文化研究的范围，而且也会使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为实现伟大中华文化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转化作出贡献。

二、政府推动下的甲骨文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新阶段”空前的研究规模和支持力度顾名思义，这一个“新阶段”是“政府推动下”进行的，即职能部门对相关研究单位或大学的研究资源、研究人力、有协调能力或行使管理的职权，通过对研究项目的顶层设计，再组织人力财力，推动和协调研究项目的开展。

推出“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考释研究”一系列重大委托项目的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和推出“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专项工作”的教育部语信司，二者本身就是国家的管理机关，因而设计的研究项目和规模之大，投入研究的人员之多，投入支持项目运作的资金力度之大，这在甲骨文百年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而早年从事研究的学者，多是出于爱好的个人行为，或出于对珍贵国宝守护和担当责任。

如著名学者罗振玉、“适当我之生”，庆幸遇上甲骨文出土，他对这些“三千年而一诚其秘”的宝物，自认应加以保护、传承，即“谋流传而攸远之者，其我之责也”［７］。

以甲骨文的搜集、传承为己任。

而甲骨文的第一个研究者孙诒让，１９０４年在出版的《铁云藏龟》书中第一次见到著录的甲骨文，十分激动、兴奋。

“倾始得此册，不意衷季，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８］。

完成了甲骨文第一部考释研究的著作《契文举例》。

甲骨学大师郭沫若１９２７年以后旅居日本。

“频年以来有志于中国古代社会之探讨，乃潜心于殷代卜辞与周代彝铭之释读”时，也是和甲骨学一代宗师罗振玉、孙诒让的“冥行长夜”的冷清和孤寂一样，也完全是个人的行为。

虽然当时中央研究院已开始科学发掘殷墟甲骨文，并把董作宾等学者的研究，置于研究单位（公家）的计划中，即中央研究院顶层设计了殷墟发掘研究的计划，而研究２殷都学刊 ２０１９年也是在公家（中央研究院）拔付的经费支持下进行的。

这一个时代以后，一些在大学任教或在研究单位工作的学者，他们的甲骨文研究和著录出版，当也应得到有关“公家”———所在研究单位或学校经费上的部分支持下开展的。

当然，仍有不少收藏家和学者，仍是以个人之力从事研究和收藏，其困难可想而知。

甲骨学发展史上的空前工程《甲骨文合集》的编纂，虽然１９５９年立项纳入了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项目的级别和国家对其重视程度，是此前各研究项目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主编郭沫若巨大声望和所处地位的影响下，全国各甲骨公私藏家，无偿地把秘藏贡献出来，供编选《合集》之用。

诚如著名史学家尹达在《合集》序中所说，各收藏单位“发挥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

尽管如此，《合集》编纂所动用的人力也还是有限的，即历史研究所一个单位的人员，但也不是全部，仅动用了先秦史研究室的部分人员。

《合集》编纂历经时代的风风雨雨，时作时辍，历２０多个春华秋实，而出版时扉页上只列了１５位编辑组成员的名字。

而“新阶段”推出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考释研究”的一系列课题和教育部语信司推出的“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工作”的一批专项课题，是由国家部委直接出面，组织和协调运作全国有关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进行联合攻关的。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每年批准的研究项目很多，但其直接管理并及时出席会议进行指导的大课题，只有关于抗战工程、高句丽渤海国研究、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释读研究三项，可见甲骨文研究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管理领导者议事日程上的重要地位。

因此，这个由国家有关科研领导机关顶层设计和规划研究项目，并组织、协调参加项目的人员，定期检查、推进研究项目的进度，并从科研经费给以大力支持和资助，保证项目的顺利运行等一系列运作，是名至实归的“政府推动下”的甲骨文研究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的大动作。

因而在甲骨学１２０年来的发展史上，其课题设置和支持力度之大，课题研究范围之广、研究手段之现代化、研究动员的人力之多等等，都是空前的。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协调指导下，“新阶段”的甲骨文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一定会取得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大发展！三、政府推动下的甲骨文研究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新阶段，极大地推动了传统优秀甲骨文化研究的大发展，并使其研究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同步甲骨文虽然很古老，但甲骨学却很年轻。

甲骨文发现的年代，正值我国处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之时，与帝国主义列强进入中国一起，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说也传入了中国，从而使“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９］。

但中国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作出了创造性反映而开时代之先，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近现代学术的转型。

１８９９年甲骨文的发现和罗振玉、王国维学者的创造性研究，使“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１０］。

罗振玉、王国维研究甲骨文字，在乾嘉以来学者所取得的文字学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又随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西学术的融合大潮，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