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向”
国际关系(政治)考研名词解释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国际社会中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包括：1,国政社会形成发展的物质前提，国政社会的一般特征，各构成要素间相互关系的结构状态，国政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等。
2，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是国政社会中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包括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最主要对象。
3，主要研究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它主要涉及：各国对外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国家集团的形成。
分化和改组，世界秩序的形成。
发展与变革，等。
4国社各构成要素之间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是既抽象又具体的范畴，必须把握不同历史时期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全面分析国政主体相互关系的结构状态，各种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揭示国政的发展规律。
其主要流派有理、现、新现等。
国际政治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的总和。
是资本主义和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行为主体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
另外，还有许多虽不具行为主体资格，但是能于国际舞台发挥作用和影响的行为者，其中国际政治力量以及由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化其重要的作用。
国际关系指国际社会中一切成员跨越国界的互动关系。
包括三个不同范围的领域。
第一是国际关系，指任何成员的即任何跨国界关系，包括国家、国际组织、乃至个人之间的跨国界互动关系。
第二是国际政治，主要是权威国际成员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国家间关系。
第三是对外政策，指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或组织制定和实施的政策。
三者构成同心圆：国际关系范围最大，国际政治次之，仅包括国际关系中官方关系部分，三要考虑国家间关系，对外政策的范围最小。
国际政治环境即国际政治的基本环境状态，包括自然环境、经济因素和科技因素，这些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国际政治环境的理论分析出现于20世纪初，60年代以来，日益得到重视。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社会的学科，自20世纪初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概括出来。
在此，笔者从流派和时间两个维度来叙述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国际关系理论流派1.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一大流派，也是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
现实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有弗雷德里克·史密斯、门格尔、哈茨、韦伯等，他们的贡献在于强调国家利益、权力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而后，为现实主义注入新的思想贡献的是肯尼思·华尔兹和霍尔斯特等学者，华尔兹提出了“国际政治的三元胜负法则”，即为权力雄厚的大国创造比权力薄弱的小国更多的胜利机会；霍尔斯特的贡献在于大力倡导了以权力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即坚持强大的权力能够制定更好的政策和实现更好的目标。
2.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国际关系学派的第二大流派，该流派关注的重点是“法律原则”和“协商合作”等替代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国际关系中的问题。
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恩、杰弗里·摩尔等，他们注重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并试图解决如何使各国保持互动的问题。
他们强调通过制定明确的政策，促进国际事务合作、解决国际社会的分歧，以此来推动国际合作进程。
3.建构主义建构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学派，该学派关注的是国际计划的生成和演化。
比尔雅德等学者提出的“国际关系建构分析”是建构主义研究的代表作品，该理论认为国际计划是通过各国间的互动和政策建立的。
此外，建构主义也强调“识别”和“信仰”的重要性，认为国际关系的演变是在观念上的基础上形成的。
4.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福柯、多尔塞等。
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国际关系进程中的语言、符号和知识的问题上，以此来解决理解国际政治的问题。
他们强调制度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稳定的、本质上不同的或互相矛盾的特点，而且现有的方法论不能真正地表达他们所想要寻求的理解。
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学派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主要看法：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
这是现实主义学说的基本出发点。
2．在这个以无政府为特征的体系中，主要行为体是作为整体单位的国家。
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行事，决定性因素是国际体系的性质和国家的实力，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
3．权力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
国家存在的根本目标是加强权力和安全。
所谓国际政治，就是国家间政治或权力政治。
4．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
在谋求权力与安全的时候，国家采取的是有目的政策，或者说处于主观期望是按照功利原则或理性规范行事的。
2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特点：1．新现实主义把安全而不是把权力置于首要地位，认为国家不会为了其他利益而放弃他们当前已获得的安全。
如果追求更大的权力可能冒不安全的风险，他们就可能接受较弱的处境。
权力已不再是国家的目标，而是国家的工具。
新现实主义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导致风险。
2．在研究方法上，只有既注重单位（国家）层次，又注重结构层次，才能全面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与延续。
3．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斗争是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产物，而不是人性的结果。
总之，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观点，尽管世界结构是无政府的，国家谋求自我保存和增加其权力不可避免，但国家的主要关注点未必是对权力的不间断追求，有些时候国家会选择谈判而不是战斗，因为合作可以避免高代价的冲突并有利于保持和平与解决经济问题。
3新古典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相对新现实主义而言的。
它与新现实主义最大的不同，就是谋求解释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它力图预测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为什么会追求特定的政策和战略，为什么会对系统压力作出不同的反应。
所要探讨的东西包括个别国家的大战略、军事信条、对外经济政策、结盟的偏好以及危机行为等。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外交政策的范围和雄心，首先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他们的相对物质力量。
宗教与国际关系
一、宗教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全球宗教复兴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众多全新的问题。
宗教从不同方面影响乃至塑造了当今国际政治现状。
这些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催生了新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
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主体或除经济、政治外的“第三种力量”。
由于宗教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文化渊源，它们在西方社会具有较高的“声誉”，能够对公众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具有政治动员能力对本国和各国政府的政策取向产生作用。
那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就往往扮演西方国家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的角色。
二是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和塑造。
宗教的全球复兴却对现行的国际关系原则和规章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虽然一般认为跨国宗教的挑战目前主要表现为非西方宗教或文明对抗国际社会制度所建立在其上的西方信仰和价值观，或是挑战对国际制度的西方的世俗解释，但主要由西方各国政府、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国际公约构成的国际宗教人权制度，却对许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形成制约。
在许多情况下，国际宗教人权制度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家主权和历史传统发生矛盾，成为国际冲突发生的原因和放大器。
三是对国际和地区冲突的影响。
无论是恐怖袭击等非传统的国际冲突，还是以巴僵局、南斯拉夫内战等地区冲突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根源。
由于宗教所具有的排他性、由宗教导致的持久憎恶感、对宗教圣地的争夺，以及政治边界与宗教边界的交错，都增加了宗教问题引发地区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冲突的强度与烈度。
冷战结束以来“弱国强宗教”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新景观，这也使一些国家的内部冲突失控和外溢，使宗教在世界范围更加政治化和公共化并更具对抗性四是宗教日益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
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外交决策圈对宗教问题空前关注，并且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角度对宗教问题上纲上线，鼓吹从“民主和平论”脱胎而来的“宗教自由和平论”要在“促进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建立积极关系”，并且把推进所谓宗教自由作为反恐利器。
浅谈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浅谈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逐渐从隐性转为显性，全球化的趋势又进一步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
宗教被宣称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以至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
①宗教甚至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相互作用的研究也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新边疆”。
标签：宗教；国际关系；宗教冲突一、宗教的概念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是从宗教开始自己文明的历程，而往昔人类社会不论是价值观、世界观或是宇宙观甚至实际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宗教的解释与规范。
宗教是一种绵延历史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从本质上说宗教是温和的、多元的，是文明以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部分，决不能把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冲突、斗争乃至各种分裂活动和恐怖活动都与宗教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各大宗教的主流神学思想不仅为信徒提供关于俗世生活的世界观与行为指南，而且通过对政治、经济等各种人间制度的理解与态度，影响信徒与现实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繁荣，技术的发展使现代人的孤独感和焦虑感、无助感更加强烈，而宗教不仅通过其“终极关怀”为人类提供心灵的慰藉，而且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因其共同的信仰而具有巨大的内在亲和力，从而给人们提供了认同感和归宿感。
因而，在现代社会，宗教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仍然有效的价值体系，而且还仍然是提供意识形态支持的政治资源，是“政治人”凝聚各种复杂多样的社会力量不可或缺的“社会水泥”。
但宗教的确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宗教存在和宗教现象说到底是一种政治存在和政治现象。
只要存在着不同宗教，存在着宗教极端势力和派别，就存在着宗教之间的矛盾以至冲突。
某些极端势力正是利用宗教的这一特点，利用信徒的虔诚，掀起宗教狂热，以教干政，影响国内和国际政治，甚至引发宗教冲突和战争。
罗兰罗伯森
罗伯森的文化系统论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是当代公认的全球化、文化和宗教研究的重要人物。
现任英国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社会学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
他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著名教授，中国清华大学文化研究荣誉教授。
他曾经访问过英国、美国、香港、瑞典、日本、捷克共和国、巴西、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国。
他还是全球研究协会主席，宗教研究协会前主席。
他曾经在美国利兹大学、艾塞克斯大学和匹兹堡大学执教，1970年，他作为社会学系的主任，被聘为约克大学的主席，1973年他转到匹兹堡大学，随即被列为著名在职教授。
他还曾经就职于《数学社会学》、《宗教研究评论》、《社会学分析》（最近更名为《宗教社会学》、《理论、文化与社会》、《国际交流杂志》、《人权研究》等多家杂志。
罗兰·罗伯森著作颇丰，主要有：《世界体系和社会的现代化》（合著）（1968）、《宗教社会学的阐释》（1969）、《意义和变迁》（1978）、《认同与权威》（合编、合著）（1980）、《宗教和全球秩序》（合编、合著）（1991）、《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1992）和《全球现代性》（合编、合著）（1995）等。
他的著作被译成德语、西班牙语、丹麦语、日语、汉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波兰语和葡萄牙语等十几种语言。
他曾经因为自己在宗教方面的著作而获得多项荣誉和奖励。
一、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转向罗兰·罗伯森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对全球化这个总主题及其意义进行研究的。
起初，他采用的是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
从1965年至1972年的这段时间里，他与政治学家彼得·尼特尔（Peter Nettl）一起，就现代化理论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涉及到当时流行的第三世界社会“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
其主要观点是：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T·帕森斯（T·Parsons）著名的AGIL图式为基础，提出存在一种至少是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国际系统。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1. 引言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国家间相互关系、国际组织和全球性问题的学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和发展，涌现出许多重要的理论框架和思想。
本文将介绍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和核心观点。
2.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学派之一。
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竞争。
它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无情的现实，国家的行为主要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
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包括摩尔根索与吉尔平等。
现实主义分为结构现实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两个分支。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力量分配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国家的行为主要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
经典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利益和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
3. 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流派。
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合作、共同利益和国际制度的重要性。
它认为国际关系不仅仅是竞争和冲突的结果，合作和共同利益也非常重要。
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多边合作的作用。
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包括凯特伯尔和约瑟夫等。
自由主义分为制度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两个分支。
制度自由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对国际行为有重要影响，它们可以帮助国家解决协调问题并促进合作。
民主自由主义则认为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有助于国际合作和和平发展。
4. 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
它强调国际体系和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结构主义认为，国家行为不仅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还受到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影响。
结构主义学者主张通过研究国际体系和国家内部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和预测国际行为。
结构主义分为阶级结构主义和文化结构主义两个分支。
阶级结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不平等和阶级冲突对国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文化结构主义则认为文化差异和认同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5. 重构主义重构主义是一种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和重构的新兴理论。
世界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
世界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摘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范式转移展开的，在其理论早期，国家主义范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了复兴，从而对传统的国家主义范式理论构成了冲击。
这种冲击促使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适时调整研究思路，从而使以世界主义范式为导向的全球化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确立了一席之地，但是，世界主义范式又受到传统国家范式理论的批评，其本身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标签：世界主义，全球化；范式；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概念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92-1996)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库恩认为，范式是把握世界的理论框架，是共同体共同使用的成功事例，是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成规，它为共同体规定应该研究什么问题和采用什么方法。
因此，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连续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间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范式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
库恩的范式理论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范式革命，范式由此成为人们判断科学进步、进行科学与理论创新的主要参照依据。
同样，库恩的范式理论也被人们引入到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在国际关系理论界。
范式也逐渐成为人们界定不同理论流派、推动理论发展的主要参照值。
自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以来，其理论发展也大致遵循了范式转换的逻辑演绎过程。
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早期，其理论范式主要是以国家范式为核心的，这时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发展的规律。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世界主义思想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逐渐复兴，世界主义范式对传统的国家主义范式提出了挑战。
因此，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正面临着范式转换、理论创新的新的历史契机。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长期以来，国家中心主义范式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初期，理想主义居于主导地位。
理想主义以人性善为出发点，认为国际关系在本质上处于和谐状态，通过对人类的教育和启蒙，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
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
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内部编号：（YUUT-TBBY-MMUT-URRUY-UOOY-DBUYI-0128）(转自：庄周梦蝶)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安全。
安全是塑造国际行为的核心变量，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和最复杂的概念之一。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安全的保证在于所获权力的多寡。
自由主义提出国际制度理论，以此来淡化权力的影响，认为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可以确保安全。
建构主义则另辟蹊径，从社会学中借鉴新的概念，认为国家安全的存在和追求，离不开观念和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因素。
一、三大主流国关学派的国际安全观简介国际安全问题历来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之一。
冷战的结束，特别是“911”事件以后，引起了国际安全局势的剧变，国际社会对国际安全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大辩论。
[1]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三大理论流派论战的局面。
[2]（一）、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安全观基于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本质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长久而深入的思考。
在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国际安全在本质上是稀缺的，国际安全问题只可以缓解，却不能最终得到解决，而获得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拥有强大的权力。
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围绕权力斗争的关系。
无政府状态成为认识国际政治的基本起点，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则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
[3]现实主义学派主要有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以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和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汉斯摩根索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惨痛经历使他一直坚持人性本恶的观点。
他认为存在于人自身罪恶的本性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安全的国际社会。
而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经常会感到岌岌可危，为了能够安全，人们必须自保，要自保就必须获得权力。
而国家权力就是这种个人权力的延伸和扩大。
第二章_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
第二章_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第二章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一、理论的争辩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批判理论体系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四次论战1920-1950年代理想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的论战1950-196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1970-19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论战19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论战自由主义之理想主义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灾难所产生的对世界和平的希冀。
内容与观点：（1）人性是可以改造的，通过改变客观环境促进人向善和不断进步，并走向理性。
（2）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战争的根源不是人性的罪恶和人类的必然产物，而是不完善的国内或国际政治体制的缺陷或人类教育与开化和文明进步的不足而引起的。
（3）崇尚国家和世界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4）崇尚国际法、国际规则与国际组织对世界和平的保护意义。
（5）各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是可以调和的，因为国家是理性的，追求和平与避免战争是世界的共同利益，是世界和谐或调和的根本。
（6）国家主权不是无限的，主张国际集体安全体系代替均势体系。
关键词：性善、理性、民主、国际机制（制度与组织）、道德、和谐、集体安全、环境与教育、共同价值体思想渊源：[荷兰]格老秀斯：《论战争与和平法》（1625）——国际法之父；[德国]康德：《永久和平论》（1795）；[英国]洛克：《政府论》（1713）——自由主义之父等。
代表人物：[美国]伍德罗·威尔逊：《论国家》（1889）、“十四点原则”（1918）——被称为理想主义的政治纲领，故理想主义也被称为“威尔逊学派”、《伍德罗·威尔逊文集》（1925-1927）。
威尔逊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公开外交、集体安全、民族自决、国际邦联、世界政府、裁军非战、贸易平等、公理正义等，其核心是民主、正义与法律，其实质是建立一种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
威尔逊主义是美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后第一次为世界和平设计的蓝图，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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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8日/第004版
前沿
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向”
徐以骅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国际关系学的前两次转向，即“政治经济学转向”和“社会学转向”作为“同类项合并”相对较易；而国际关系学的“宗教转向”虽已被提出，但两者互为“异类项”，合并相当困难。
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并且日益成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被称为“全球宗教复兴”，而全球化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或多或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
宗教被宣布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舞台的中心”，以至于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如“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
宗教甚至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俨然成为国际关系/政治学科的“新边疆”。
“宗教全球复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堪比冷战结束或全球化初现所引起的理论挑战。
”
“奇特的西方现象”:宗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放逐”
然而，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诞生以来，宗教一直是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所长期忽视、边缘化甚至“放逐”的研究对象，这在冷战期间尤为如此。
这种对宗教的排斥可以追溯到近代国际关系的起源。
在产生于欧洲宗教战争结束、民族国家诞生、国家主权被“神圣化”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中，并无宗教的一席之地，而在反映或折射此种国际关系体系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宗教自然也无足轻重。
对宗教的排斥“似乎被记录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因密码之中”。
其实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宗教传统中，或者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里，现代化并未导致宗教的边缘化和私人化。
因此全球宗教复兴不仅被描述为“上帝的报复”，而且被形容为“东方的报复”或“东方的反叛”。
因此，忽视宗教的倾向基本上是“奇特的西方现象”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而国际关系学在许多方面又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之一，可说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
“宗教觉醒”:把宗教因素融入国际关系研究
全球性宗教复兴，尤其是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三大宗教性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美国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和拉美解放神学的发展)以及极具宗教性的三大事件(伊朗革命、波兰变局及其东欧剧变以及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给予忽视宗教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当头棒喝，而那种认为宗教将日益个人化、边缘化和世俗化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也像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那样轰然倒塌。
在宗教从“被放逐”到回归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背景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卸下现代化神话的有色眼镜来正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西方的国际关系科研教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宗教觉醒”或“宗教反省”，把宗教因素融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而扩大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开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尝试和新共识。
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倡议在国际关系学中建立国际政治神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 theology)，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科对经济因素的轻视，而国际政治神学的建立则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在对世界事务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对宗教、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有系统的忽略。
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宗教与国际关系关联性的研究已今非昔比，长期以来该学界对宗教的忽视也已基本改观，有关论著可说是层出不穷。
有学者(Petr Kratochvil)把这些研究分为两大板块:一大板块是对历史的研究，即探讨国际关系或现代性的宗教根源；另一大板块是对现状的
研究，或者说主要探讨当前的全球宗教复兴。
此两大板块包含着对国际关系以下六类与宗教有关的研究，如右图所示。
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和宗教所具有的世界观、身份认同、合法性来源以及作为民众运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属性有关，相关研究和讨论也主要围绕这些议题展开。
不过目前学界采用的研究进路，主要还是所谓“家谱学”或“考古学”进路，即研究上述“宗教之根源”；或“组织学进路”，即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宗教行为体；以及“实证主义进路”，即把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置于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如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
此三种进路多多少少都存在着还原主义或降“神圣”为“世俗”的缺陷。
第三次转向:国际关系学界的“宗教介入”
事实上宗教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基本张力，因为人们实在“无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来解决超验和世俗之间的冲突”。
对宗教的研究方法一般被归纳为人文、神学和科学(或实证)三种进路，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可以胜任科学(或实证)的宗教研究，但却较难包容人文和神学的宗教研究。
因此国际关系学的前两次转向，即“政治经济学转向”和“社会学转向”作为“同类项合并”相对较易；而国际关系学的“宗教转向”虽已被提出，但两者互为“异类项”，合并相当困难；而提倡跨学科研究，冲破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界限，同样也面临着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的非实证性研究是否可行的问题。
因此，目前宗教问题虽被纳入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范围，但对该学科的影响仍比较有限。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仅仅是“正视”和“收编”宗教，即把宗教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还是借宗教因素而“重建学科”，即把宗教作为重新界定和改造学科的非实证主义导向，尚存在着争议。
虽然国际关系主流学界目前显然主要认同前者而非后者，但也有学者提出另类的、非实证主义的改造方案，如上述国际政治神学等。
不过就目前而言，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并不在宗教议题被忽视，而在于宗教议题缺乏较为系统成熟的理论。
宗教学和国际关系学都是各种学科均可染指的门槛较低的学科，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
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可单指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则泛指国际关系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
就议题而言，上述领域还可有“主议题”(如宗教与当代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国家/国际安全、各国外交、地缘政治等)与“共议题”(即其他学科可充分介入甚至作为主导的议题如宗教与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全球化、国际法、国际冲突和对话等)之分。
作此类区分有武断的成分，因为在具体研究中此两类研究不仅密切相关而且互相借鉴。
但此种区分还是有助于了解目前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总的来说，前者即狭义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无论在国内外都开展较晚，只是在20世纪末尤其是“9・11”事件以来，这种滞后局面才有所改观；后者即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则开展较早且相对发达，这主要归功于神/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外交学等学科的贡献。
不过由于当前“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此两类研究无论在国内外均趋于平衡。
目前就整体而言，除涉华课题外，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国内学界还处于介绍、积累和起步的阶段，研究重点仍在各种宗教行为体和宗教运动。
国际关系学科尤其是安全理论的介入，无疑是国内宗教与国际关系讨论学术转向的重要因素，而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同样有赖于宗教研究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主流化”。
国际关系虽不能包揽该领域的研究，但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只有融入国际关系学科才能获得不可或缺甚至更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尤其在上述“主议题”方面。
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跨学科跨地域实证研究、国际关系学界的“宗教介入”以及超越描述性个案研究而建立宗教作为自变和因变量影响国际事务的理论框架，应是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