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反对派联盟
中国历代12大改革变法
xx古代12大改革（变法）与启示概述一、子产改革：夹在xx之间的xxxx寻找出路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罪犯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公布，是中国法制史上首次（此前，上层认为刑律越隐蔽越有利于专制），开了中国古代成文法先例—政务公开。
主持农业普查，重划全国田地和沟渠，对非法占地充公或没收；组织农民以若干家为互助合作单位。
不毁乡校：父老乡亲爱在乡镇学校议论国家大事，子产不毁乡校——允许舆论监督。
公元前522年去世，还掌大权，改革成遗训。
公元前594年，xx执行官梭伦改革。
二、xx变法公元前359年—前350年，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提出“农、战”两字，一切为了成就霸业而战。
主要内容：①实行残酷的连坐制：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坐；5家互保，10家相连，分别为“伍”、“什”，一人有罪，伍什连坐，促使群众相互监视。
②设立41县（31县）。
③重定20级爵位。
④对敌作战杀死敌人是一等战功，用最大力量奖励战功。
⑤推崇农耕，打击商业和知识分子，商人为“游民”，“文学游说之士”为“未流”、“游民”。
⑥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强迫分家，否则重罚。
改革之前，在陕西临潼南门立一根木棍，“能拿到北门者，得十两黄金”，并兑现。
把反对变法的700多个贵族在渭水边斩首，太子老师公孙贾脸上剌字，公子虔被割鼻。
随后，秦国打败魏国，使之国都迁到远离秦国的大梁（开封）。
商鞅被赐为商君—20个级别最高的彻候。
公元338年，新君即位，商鞅被处于车裂大刑。
三、xx（名雍）xx：改xx（穿“西服”）赵国是三家分晋后成立的一个国家，是当时的“四战之国”—西南：与xx摩擦不断；西边：xx虎视眈眈；东边：紧邻xx；xx：xx、xx等xx部落，经常掠夺xx。
xx：短衣长裤，上下吗灵活，开弓射箭运用自如，奔跑迅速；以骑兵为主，最多几十千骑。
赵军：长袍，甲靠笨重，结扎繁琐，中看不中用（战争）；以步兵和兵车为主，动则几十万、上百万。
赵武灵王先找两位重臣商议达成共识，率先穿胡服上朝，引起争议，开展辩论。
中国近代改革受挫及其策略失误
（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戊戌变法面临的基本矛盾与问题 另一方面的困难是，戊戌变法是在更为严峻的危机形势刺激 下引发的，这就使得变革者的政治选择，更容易受焦虑、愤 激的主观情绪所支配。 改革者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性之间就会出现脱节。这种脱 节，又会使官僚体制内部人数众多的支持渐进改革的温和派， 与主张更为激进改革的变法主流派之间产生分歧与矛盾，并 有可能使前者加入反对派的阵营，这就使矛盾冲突进一步加 剧，改革的难度增加。
（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传统官僚政体条件下体制创新的“适度性” 传统官僚接受的是保守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训练，他们是按 照传统的成就标准从社会中选拔出来的，维护这种价值和相 应的价值观念，不但是他们维持自己信仰之所必须，而且也 是维护他们既得利益之所必须。推进变革事业的决策者，必 须正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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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慈禧与光绪:最高权力资源分配的二元化格局 自光绪皇帝于1889年亲政到戊戌变法时期，慈禧太后与光绪 皇帝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首先，自同治初年以来慈禧太后取得了最高权力，形成了至 高的权威。其次，光绪皇帝本人并不是嫡传的皇位继承人， 其合法性来自慈禧。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个性与心理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这对于最高权力的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慈禧太后在心理上对光绪皇帝具有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 威慑力和控制力。这种特殊的权力关系，使光绪皇帝并不具 有一个在位皇帝所应拥有的正常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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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法派的激进心态极其策略失误
变法派认为，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认为
戊戌变法人士的求变心态
只有急剧的、快速的改革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一切渐进的、 缓和的变革,已经是“远水不救近火”。 维新派与传统的“断裂性”。戊戌变法派人士认为,变法必 须是全面的“大变”,而不是部分的或局部 的“小变”。 他们从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新与旧”之间的“水 火不容”性,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同时,他们把 “老臣”与“小臣”简单地归类到“保守”与“改革”的两 叉分类的框架中去。 对激进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预期。这些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 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表现出了 一种极不成熟的乐观心态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苏东剧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
时至今日，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五个社会主义国仍然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一系列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努力探索和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在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在建设中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存在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民生改革效果不明显等现象，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中国一定会在发展中解决好这些问题。
二、仍受苏联模式影响的朝鲜朝鲜虽然近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其过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被突破。
朝鲜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探索相对来说比较晚一些。
冷战思维主导下的“先军政治”思想，在增强军事力量和提升国防能力的同时，将有限的国家财政收入投入到国防上去，客观上造成了工农商等方面的投资不足。
意识形态挂帅的外交思想仍然存在，与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关系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
进入新世纪后,朝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奋斗目标。
这里包括建设军事强国、政治强国和经济强国。
当前朝鲜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
三、革新开放成果显著的越南苏东剧变后，越共七大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定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国家管理市场经济的经济革新战略，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逐步推行，并确定了独立自主、广泛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
在改变单一的所有制,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问题上,越共提出以发展替代“改造”的观点。
认为过去对私营经济那“改造”就是“取消”的观点应当废止,应当代之以发展私营经济的观点,“发展了也就改造了”。
四、革新受挫困境中前进的老挝老挝在1986 年以前曾经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陷入了困境。
1986 年实行革新开放以后，老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均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面临严峻的问题。
我国八大民主党派简介
我国八大民主党派简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是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
主要创始人为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
一、历史轨迹1945年和1946年以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为基本骨干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分别在重庆和广州成立。
1947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举行。
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等入选中央领导机构。
1949年，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制定，参与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宋庆龄、李济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谭平山、朱学范、傅作义、李德全、何香凝分别任政府部委的部长和主任。
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宣告结束)。
统一后的民革分别于1956年、1958年、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召开了第三、四、五、六、七、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历届主席为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朱学范、侯镜如、李沛瑶；现任主席何鲁丽。
二、今日民革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民革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积极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动员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努力奋斗，谒诚奉献。
民革发展成员，是以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以及其他人士为对象，着重吸收其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中高级知识分子。
目前，除台湾、西藏外，民革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现有党员六万余人。
中国几个党派
中国几个党派4中国目前有8个党派，分别为：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的民主党派之一。
它是由中国国民党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的。
它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统一事业的政治联盟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参政党。
2、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简称NLD，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的民主党派之一。
中国共产党中的参政党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科技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
他们具有政治联盟的特点，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3、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健）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主要由经济界人士和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政党，具有政治联盟的特点，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参政党。
4、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一个政治联盟的政党，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
它是一个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中国内地实行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其他八个民主党派为参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5、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下简称农工党)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成立。
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征的政党。
它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参政党。
6、中国致公党（致公党）中国致公党是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简称致公党。
它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由华侨协会美国致公堂发起。
由中国致公党归国华侨及其亲属和代表、有海外联系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政党，具有政治联盟的特征，为社会主义服务。
它是一个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参政党。
试述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及其相互关系
试述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及其相互关系。
答：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是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劳动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这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
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对资产阶级采取由联合有斗争的政策。
对美国革命共产党反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批判
作者： 刘雅贤
作者机构： 苏州科技大学,江苏苏州215011
出版物刊名：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3-4页
主题词： 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
摘要：一直以来。
美国革命共产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反对态度，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加深了多数民众的贫穷；拉大贫富差距；恢复了被压迫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中国对帝国主义的屈服。
这些错误观点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两个理论问题认识不清：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急于消灭私有制．苏联模式下的公有制应该继续变革。
理论认识不清导致了美革共在认识我国改革开放问题上的是非不明。
中国现代史上的阶级斗争
中国现代史上的阶级斗争自从20世纪初现代化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阶级斗争，每一次斗争都是对社会进步与民族独立的探索和摸索。
在一些阶级斗争中，社会经历了一些痛苦、挣扎、甚至是激烈的冲突和流血事件。
这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一个更好的未来和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制度。
康有为、梁启超等早期启动的“变法”就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草创性的尝试，他们寻求着一种适合中国的政治形态，旨在用和平、理性的手段推进社会变革。
他们提出的政策，虽给满足了部分愿望，但仍未分别根治中国几千年来进行剥削、压迫的问题。
这也令后来的中国革命者不得不另寻出路，重新反思彻底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1919 年“五四”爆发，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契机，中国学生团体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发起运动，运动中最受欢迎论调便是“打倒封建主义，实现民主”，这个响亮的口号直接指出了中华民族每况愈下的现状，也是对旧世界观的一次挑战与反击，向世人展现了一支自信而勇敢的中国青年队伍。
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接洽与合作，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发展必然围绕封建主义和农民的反抗展开，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始渐渐点燃。
中国发生了丰富多彩的阶级斗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49 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着人民军队将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具体化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纲领，最终推动了革命的胜利。
总体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以工人、农民为主要力量，以出奇制胜的军事战略为保障，以及委员会制度、优惠政策等民主参与形式的重大政治、经济革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政府推出了多个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旨在实现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经济的形成，建设一个无阶级分裂、社会贫富差距更小的社会。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针对的革命斗争集中在了土地改革和建立农村集体经济上，通过取消土地的私有制分配，实现了土地公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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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反对派联盟” - FT中文网
2012年3月20日... 中国媒体人张立伟
世界银行近期发布关于中国改革的报告时，遭到了两种势力的反对。
一种是部门既得利益集团（如国资委）；另外一种是“左派”分子，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相反，大部分是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穷人，将自己的失败或社会的不公归罪于改革。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反对派组合，穷人阶层与权贵集团站在同一阵线。
他们的唯一共同点是用同一种意识形态做武器。
如，国资委认为报告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一些左派人士则指责私有化是毒药。
很早以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发出过警告，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与贫困群体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
因为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
穷人在意的是结果不平等，将责任归咎于市场，而非改革过程中的缺陷。
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固化特权，也会躲在穷人背后反对改革，甚至可能动用势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
中国不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
一种力量要求市场进一步自由释放，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既得利益集团试图狙击这种努力。
另外一种底层力量寻求公平正义。
改革
让社会保障水平实际出现倒退，市场中的公权腐败加剧了贫富差距，政府缺乏对这种正义诉求的回应，催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反市场群体。
在市场主导力量方面，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着政府干预（凯恩斯）与自由市场（哈耶克）两种对立的观点。
但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描述的，在市场社会的长程运动当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驱动力：市场自由与社会公平。
当市场寻求更多放纵自由时，会遭遇抵制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反向运动，两者总是交替共生于资本主义世界。
从意识形态上将某一种力量极端化，只是一种信仰而非现实。
放纵市场的力量曾制造了“大萧条”，随后支持社会保障的努力催生了罗斯福新政、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
但战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苏联的计划经济不约而同地在1980年代遇到经济危机，里根以新自由主义化解，而苏联最终崩溃。
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也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号角，改革开放的中国参与了这一市场释放运动。
但全球化又强化了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最终召回了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及“阿拉伯之春”。
与这种周期性钟摆运动不同，中国在计划经济平台上启动的市场
化改革是半拉子工程。
在市场方面，政府仍然控制着要素资源，通过货币政策与地方激励主导投资，国企垄断与产业管制共存，阻碍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和民营企业几乎都丢弃了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医疗、教育等产业化改革加重了国民负担，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仍然享有更高福利。
这种混乱的局面，既要求中国实施“里根革命”，减少政府规制、给市场更多自由，又需要“罗斯福新政”，加强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提供机会公平。
如果仔细研究世界银行的报告，就会发现，他们的建议回应了这两种不同的诉求。
市场内部矛盾力量在中国不是交替出现，而是同时共存。
改革长期停滞让两种力量冲突激化，让既得利益集团联手穷人占据上风，转型改革迟迟无法启动。
如果改革继续空转下去，市场效率降低，拖累经济，甚至导致增长停滞，这会让向左转的社会力量急剧膨胀，那将是一场大灾难。
效率与公平无疑是矛盾的，但中国仍有巨大空间降低结构性冲突。
比如，强调效率意味着降低企业税率，而公平诉求，则要求政府与企业承担更多社会保障义务。
事实上，中国糟糕的税制既不高效也不公正，间接税制让企业负担很重，又缺乏可以改善贫富差距的直接税，比如财产税、并非只针对工资的个人所得税等。
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换，可以减缓效率与公正的冲突。
中国政府还存在一种顽固的错误信念，那就是为稳定与提高就业率，往往动用大量财政资金支持和保护落后的企业部门，并增加政府低效率的投资。
如果用这些成本高昂的资金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会失业救助保障基金，并增加对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既可以提供失业保障、提高劳动力水平、确保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增进市场竞争效率、提高经济质量。
中国的改革早就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的方向与方案也早有设计，停滞不前是因为缺乏执行意志。
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
夸大他们的阻力，只是为改革停滞寻找的理由，毕竟大部分国民都在呼唤改革。
真正让改革停滞的原因，是执政党决策层的权力结构与内在冲突，造成改革难以形成共识。
为了国家与自身的未来，他们有必要团结起来推进改革，因为中国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