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过度还是不足__省略_制度视角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_韩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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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度抑或不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度抑或不足

Overinvestment or Underinvest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作者: 乔晶[1];胡兵[2]
作者机构: [1]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2]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出版物刊名: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页码: 38-51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7期
主题词: 对外直接投资;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投资不足
摘要: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全球118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中国投资的前沿水平以及实际投资相对于前沿水平的偏离程度。

结果发现,下
偏效应远大于上偏效应,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表现为投资不足而非投资过度,投资不足程度平均为26.59%。

各洲间投资不足严重程度不同,对欧洲投资不足程度比对北美高出近10个百分点,但投资不足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趋向缓解。

对发达国家、制度质量和技术水平较高国家或地区组的投资不足程度比其各自对照组的不足程度更严重,对资源丰富
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不足程度比其对照组不足程度低,双边投资协定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对外直
接投资不足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策研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策研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策研究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企业纷纷响应国家“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走出国门对外投资以拓展海外市场、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几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逐渐增大,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因此,通过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状的总结与分析,找出目前我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面地了解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并实事求是结合具体情况与国情来探讨解决方案,进行预防做到防患于未然。

这有助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把不断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作为我国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一项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需要我国各类企业、金融机构、特别是我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标签:对外直接投资;投資现状;对策分析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561 引言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国际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

中国可谓是经济大国,但目前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强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缺乏的是技术与竞争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因此,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以培养自身的竞争能力,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国政府要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我们的企业了解我们的产品,提高国际知名度,从而占领更多的世界市场。

但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发展时间也相对较短,还处于探索期,另外也面对着国内国外诸多阻碍,因此,我们还需要更多方面的支持,还有很多的坎要跨,以保证我国经济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所以,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统计整合,弄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归纳其在行业、区域、投资方式上的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出相关建议,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提高政府及企业的重视,从而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工作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指导。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是指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并持有对外实体企业的股权或投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投资方式和领域也日益多元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不仅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机会,也对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相关研究成果。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自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起初,中国企业主要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投资领域也逐渐扩展到制造业、金融业、科技创新等领域。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之一。

1.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资源获取途径,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2.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为全球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们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动因和效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

1. 发展模式、动因和效果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动因和效果的研究较为广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引言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关注被投向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影响。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其投资活动不仅对接受国的环境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自身的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机理进行探讨,并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一影响进行分析。

一、理论机理1. 环境溢出效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伴随着高污染产业的“走出去”,这些产业在母国的投资将带来大量的污染排放,对母国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跨国投资会带来环境溢出效应,即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环境压力由投资国转移到母国。

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管理制度不完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导致环境恶化。

2. 技术创新效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带来技术创新效应,即从中国引进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提高母国环境管理水平,减轻环境压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促进母国环境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改善母国环境质量。

3. 环境规制竞争效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也可能带来环境规制竞争效应,即通过投资使母国在环境规制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

这是由于中国资本的流入可能使母国的政府和企业在环境规制上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进而可能导致环境规制的放松。

以上理论机理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负面效应也有正面效应。

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深入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具体影响。

二、实证研究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环境质量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数据进行分析,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母国环境质量的恶化。

尤其是一些资源型经济体,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入,导致当地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质量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环境污染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引进污染行业的也带来了现代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减轻了母国环境污染的程度。

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比较分析

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比较分析

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比较分析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也逐年增加。

而在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各国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本文将从数据、行业、地区等不同角度,对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比较分析。

一、数据层面分析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201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新签合同价值为1569亿美元,同比下降19%。

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达到了1433亿美元,同比下降3.3%。

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二,但是其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也在下降。

对于国内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占比下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去年对企业海外投资进行了限制,以避免出现资金外流和外汇贬值风险。

而在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政治不稳定等因素导致的投资环境恶化。

二、行业层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金融业和能源领域。

其中,欧洲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地,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投向了东亚和欧洲。

这种差异的存在,主要源于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而在国外对中国的投资中,制造业和能源领域被认为是吸引外资主要关注的领域。

三、地区层面分析从地区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其中香港、新加坡和英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而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和一些中西部重工业城市。

这种区域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和经济的分布不均。

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发展,但是仍面临着东部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而在国外对中国的投资中,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相对成熟的东部地区。

四、结论通过对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和占比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政策限制等原因导致的。

其次,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竞争力的不同。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是指中国企业或个人在海外进行的投资活动。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获取国际资源和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机遇。

一、机遇1. 打破贸易壁垒: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帮助打破国际贸易壁垒,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合作。

通过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我国可以享受到当地市场和政府的优惠政策,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2. 获取资源和技术: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海外资源和技术,满足国内市场对资源和技术的需求。

特别是在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方面,我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更多的供应。

3. 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拓展海外市场,增加出口和外汇收入。

在东南亚、非洲等地,我国企业可以利用本土资源和市场优势,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

4. 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以学习和融入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投资海外也可以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和国际形象。

二、挑战1.风险管理:投资海外存在一定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人员风险等。

我国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建立合理的合同和法律保障。

2.文化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对我国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企业需要了解和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法律制度和商业规则,提高交流和合作能力。

3.政策限制:许多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有一定的限制和管制。

我国企业需要了解当地的投资政策和法规,与当地政府和企业保持良好的关系,提高投资成功的机会。

4.反全球化浪潮: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反全球化的浪潮,许多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限制外国投资。

我国企业需要面对这种逆全球化趋势,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

三、应对策略1.加强政府支持: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提供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加强对外投资的指导和对接服务,提高企业的投资成功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1. 引言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中国企业通过跨国投资等方式,在境外投资建立企业或者购买外国企业的股权,以实现资源整合、市场拓展或者降低成本等目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也不断拓展,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型投资向技术密集型、品牌推广等领域扩展。

截至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包括多样化、区域分布广泛和行业涵盖广泛。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行业涵盖领域涉及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并且逐渐向高附加值、科技密集型领域拓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涉及亚洲、非洲、欧洲等多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投资布局。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对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障碍,如宏观环境变化、跨国投资风险等。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背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促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还可以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文化交流,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往。

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多种挑战和机遇。

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和机制,分析外部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等问题,对于制定科学有效的对外投资政策,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对韩直接投资分析与展望

中国对韩直接投资分析与展望

中国对韩直接投资分析与展望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韩国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经济合作伙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对中国对韩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中国对韩直接投资的现状中国对韩直接投资是指中国企业通过在韩设立子公司、进行并购或参股等方式,直接投资于韩国的经济活动。

从近年来的数据来看,中国对韩直接投资规模逐年增长,呈现出稳步扩大的趋势。

首先是投资规模的增长。

据韩国投资促进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韩直接投资规模达到41.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1%。

而根据韩国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投资规模达到89.7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欧盟等国家。

其次是投资领域的不断拓展。

中国对韩直接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领域。

制造业投资占比最大,主要涉及汽车、电子、化工等行业。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对技术创新和高端制造业的需求增加,对韩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投资也在逐渐增加。

再次是投资方式的多样化。

中国对韩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包括设立独资子公司、参股合作、并购重组等形式。

近年来并购重组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

中国的企业通过并购韩国的相关企业,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和市场的拓展。

中国对韩直接投资的规模逐年增长、投资领域不断拓展、投资方式日益多样化,都表明了中国对韩投资的整体强劲态势。

中国对韩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离不开中国自身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以及中国与韩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密切合作。

中国对韩直接投资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市场需求的匹配。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升级,中国企业对于技术、品牌、资本等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而韩国作为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发达的国家,正好符合了中国企业对于高端技术和品牌资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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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过度还是不足?———基于制度视角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韩立岩,顾雪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191)摘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过度还是不足的?这一问题随着我国ODI的迅速发展日益引起关注。

本文利用66个国家1991-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力图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经验证据。

首先,通过补充实体经济因素和引入制度性因素来扩展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建立母国影响因素与ODI相联系的基准模型。

然后,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中国”虚拟变量,以判断我国ODI相对于基准模型决定的期望水平是过度还是不足。

最后,加入虚拟变量与影响因素的交叉项,发现我国ODI发展的推动和阻碍因素。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ODI 是不足的,“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有效推动了ODI,但是仍然低于适度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出口和国际储备积累是我国ODI发展的推动因素,而国内投资较强的替代效应和较差的融资环境是主要障碍。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发展路径;制度性因素;实体经济因素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9753(2013)10-0021-14Is China's Outward FDI Excessive or Insufficient?EmpiricalResearch Based o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nd Multinational Panel DataHAN Li-yan,GU Xue-song(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100191,China)Abstract:The rapid growth of outward FDI(ODI)from China has stirred up the debate on whether China's ODI develop-ment is excessive or insufficien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is issue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66countries' panel data over1991to2010.First,we expand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IDP)theory by adding re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factors to establish the benchmark model,which connects ODI with impacting factors in the home country.Then,we introduce China dummy to explore whether China's ODI flow is excessive or insufficient with respect to the expected level determined by benchmark model.Finally,we examine the special factors driving and hinde-ring China's ODI by introducing interaction terms of ODI and each factor.The results reveal that China's ODI level is in-sufficient,and'going abroad'policy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China's ODI but not altered the insufficiency;economic de-velopment,export and accu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serve drive the growth of China's ODI,whil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poor financing condition are obstacles.Key words:outward FDI;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institutional factors;real economic factors收稿日期:2013-08-05修回日期:2013-10-1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008和70831001);广义虚拟经济研究专项费用项目(GX2011-1004(Y))。

作者简介:韩立岩(1955-),男,北京人,蒙古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投资、金融工程。

一、引言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投资接受国,而近年来以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ODI)为标志的资本输出活动迅猛发展(如图1所示)。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1年发布的全球投资报告,我国ODI流量达688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5.1%,位居世界第五和发展中国家第一,年增长率高达21.7%[1]。

从国际视角看,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ODI的急剧扩张势必影响全球投资结构和经济格局。

从国内视角看,发展ODI有助于化解我国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压力,并且可以获得技术的逆向溢出效应,从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4]。

因此,我国ODI的快速发展受到国内外学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

其中争论的一个议题是关于ODI发展的适度性,即ODI相对于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是过度还是不足的?现有国内外文献尚未回答这一问题。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对现有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三:第一,在传统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IDP)的基础上引入制度性因素,建立ODI与母国影响因素相联系的基准模型。

IDP第一次将一国的ODI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衡量)联系起来[5]。

后来的学者注意到人均GDP并不能完整刻画一国经济状况,于是纳入更多因素对理论进行扩展,但是现有的扩展普遍集中于出口等实体经济因素[6-7]。

而事实上,母国的制度性因素可能对ODI产生很大影响,这在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表现得尤为突出。

其一,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这使得居民投资渠道有限,大量的财富成为储蓄,这导致资本廉价,降低了ODI的资金成本[8]。

其二,中国的融资环境不够公平,能够通过银行体系获得信贷的大多是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而中小民营企业融资较为困难,无法享受居民高储蓄率带来的廉价资本,因此ODI成本较高[9]。

其三,中国持续积累的外汇储备加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因此政府有意愿和动力通过ODI释放外汇储备,这会成为ODI 发展的有利因素[10-11]。

鉴于以上三点,本文将三个制度性因素,即储蓄率、融资环境和国际储备,纳入IDP理论建立基准模型。

第二,通过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揭示我国的ODI相对于国际一般规律是“过度”还是“不足”,并考察“走出去”政策实施前后结论是否改变。

首先,通过66个国家1991-2010年的面板数据拟合基准模型,得到ODI与母国影响因素相联系的“一般性”数量规律。

其后,在基准模型中引入“中国”虚拟变量,通过回归系数的符号做出判断:如果显著为正,则投资过度;如果显著为负,则投资不足;如果不显著且稳健,则投资是适度的。

显然,这种适度性判断以基准模型决定的我国ODI 期望水平为标准。

为了增强结论的可靠性,设置全样本和发展中国家两种样本情况,分别进行检验。

此外,特别关注我国“走出去”政策的实施对结果的影响。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第一次将“走出去”政策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使“走出去”成为国家战略。

从那时起,政府一直鼓励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对与ODI相关的外汇使用和行政审批逐渐放松了管制[12],图1也反映出我国ODI的快速发展大致始于2003年。

因此,为了反映“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将样本期间分成两段:1991-2002年和2003-2010年,观察用不同时间区间得到的结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第三,为判定我国ODI发展的推动和阻碍因素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并特别侧重于挖掘中国ODI 发展的特殊性。

现有研究发现,中国ODI快速发展的影响因素难以用传统理论解释。

资本市场缺陷[8,13]、企业所有制结构[14]等制度性因素可以解释中国ODI区位选择的特殊性。

但是也有研究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发现,中国的ODI依然可以用IDP理论解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7]。

本文通过引入“中国”虚拟变量与各个影响因素的交叉项,将中国的特殊性从基准模型中分离出来,检验我国ODI的推动和阻碍因素,并与基准模型决定的国际一般规律进行对比。

从思路上看,本文使用母国因素进行直接分析,是对使用东道国因素通过区位选择进行间接研究[8,13-14]的补充。

从方法上看,本文通过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中外对比,是对单纯使用中国自身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7]的深入。

图1中国ODI 、FDI 与NODI (净对外直接投资,ODI-FDI )的变化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相对于吸引外资(FDI )的大量文献[15-17],对中国ODI 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特别是关于我国ODI 发展适度性的研究,目前尚未见诸国内外文献。

本文主要立足于以下三方面的研究基础:IDP 理论、影响ODI 的实体经济因素、影响ODI 的制度性因素。

(一)IDP 理论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 )将一国的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NODI )与人均GDP 联系了起来,分成五个阶段,如图2所示[18]。

在第一阶段,国家经济落后,资金流入和流出都很少,NODI 趋近于零。

在第二阶段,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区位优势有所积累,因此外资流入加大;而本国企业竞争力弱,因此资本输出较少,NODI 为负并且绝对值越来越大。

在第三阶段,母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海外扩张快速发展,于是ODI 的增长速度超过了FDI ;但ODI 的绝对规模仍然小于FDI ,NODI 仍为负,不过绝对值在减小。

在第四阶段,ODI 的规模和增速均超过了FDI ,该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

在第五阶段,经济高度发达,ODI 与FDI 的规模都很大,NODI 重新趋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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