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关于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作者：苏杭来源：《对外经贸》2011年第11期[摘要]自“低碳经济”一词出现以来，低碳经济已不仅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寻求新的支柱性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手段。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需要立足本国国情制定出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要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培育国内碳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间的作用，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低碳经济; 气候变化 ;碳市场[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识码]B“低碳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自此，“低碳经济”、“低碳社会”等理念便席卷全球。

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效法20世纪30年代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为应对经济大萧条而提出“经济新政”的做法，号召世界各国通过大力投资环保产业来扩大需求，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即实施“绿色新政”。

伴随着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纷纷抢占低碳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已不仅仅是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问题的战略举措，而且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寻求新的支柱性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手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既面临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的压力，又面临产业转型的现实问题，应如何应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如何立足本国国情制定出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等，都是值得广泛关注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低碳经济的本质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产、生活观念和模式的转变，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社会大变革。

正如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现象，构建低碳经济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加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设计、市场机制等方面都不太完善，因此，要顺利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夯实制度基础。

（一）把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伴随着低碳经济在全球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低碳经济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作为资源约束型国家，构建低碳社会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我国亟须将低碳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纳入议事日程，并加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论证。

与我国相邻的日本，早在2008年7月就已经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构建低碳社会行动计划》，从技术、经济、制度、理念4个层面为日本构建低碳社会指明了行动方向。

相比之下，我国虽然提出要重视发展低碳经济，但是并未推出具体的低碳发展战略，导致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缺乏全局规划和指导。

为扭转这一局面，我国需组织有关政府机构、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相关单位从环境、能源、城市规划、国土开发、交通运输、产业发展、企业经营等不同角度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总体和分领域的战略论证，并积极吸纳民间和产业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内容。

（二）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在推出低碳经济国家发展战略之后，要实现该战略的既定目标，还需进一步实施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从法律层面规范企业和社会的碳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国先后制定和修订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森林法、草原法和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今后，要继续完善节能减排法律体系，特别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规范企业的碳排放，使企业更加合理地利用能源，更加积极地采用节能技术和设备。

不仅如此，还要把节能法规与国民生活相联系，培养国民的节能意识和行为习惯，从而控制全社会能源需求增长的幅度。

（三）做好组织管理准备节能减排涉及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这需要在节能管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首先，在节能管理领域，建立包括政府管理部门、专业机构、企业和行业团体在内的管理体系，从组织推进、实施和监督三方面分工合作，共同落实各项节能政策。

其次，设立专门的战略性研究机构，专业从事以低碳社会为发展方向的技术示范和社会实践研究，为政府决策和企业的减排实践提供建议和指导。

第三，出台专项管理政策。

可以仿效日本的做法，实行“产品节能领跑者制度”和“节能产品目录制度”，从生产、消费各环节加强节能管理。

二、大力培育碳市场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新的有价资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自此，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对碳排放行为进行总量控制，导致了碳排放权的稀缺，碳交易由此产生。

《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了碳交易的三种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允许发达国家通过碳交易市场灵活完成减排任务。

碳排放权的稀缺性使得全球碳交易市场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实现了迅猛发展，到2008年，全球碳交易的市值已达1263.5亿美元。

其中，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i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就我国而言，碳市场的发展空间广阔。

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也是全球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上最大的供应国。

巨大的市场容量决定了我国应该也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

日益增长的碳交易规模使得碳定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全球碳排放市场上，碳交易价格主要参照的是欧盟碳交易所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市场的价格。

目前，虽然我国已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建立起环境交易所等相关机构，但是我国统一的碳市场尚未建立起来。

由于缺乏自己的交易规则，我国虽然向全球市场提供大量的减排配额，但是在减排价格谈判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无法很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

今后，我国应尽快建立起统一的碳排放市场，并加快碳交易规则的研究和制定，以期尽早建立起我国自己的碳价格体系。

在构建我国碳排放市场的过程中，可首先由大企业入手，逐步推及中小企业，使市场机制与企业的节能减排有机结合起来。

近年来，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碳金融市场也迅速形成并不断扩大，各种与碳有关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大量涌现。

可以预见，随着碳市场规模的扩大，碳配额有望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大宗交易商品之一，由此又会产生碳配额的标价货币之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其它货币、金融问题，这些都将给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格局带来重大影响。

面对新形势，我国应加大投入，在碳金融领域开展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并适当推动碳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发展。

三、注重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与以往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经济形态不同，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职责。

这是因为低碳经济产生的背景是人类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高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污染是一种外部不经济。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希望碳排放自动减少和企业主动采用低碳技术是不现实的（Dallas，2009）。

基于此，政府在减轻污染对环境和气候的破坏中需要承担起更加积极的作用。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2009）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将这种更加积极的国家界定为“保障型国家”。

保障型国家的出现可以弥补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通过推行碳排放税、行政法律强制等政策工具，把碳减排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控的总体框架。

在实现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已领先一步，在政府发展战略、财政政策、能源政策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尝试。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市场机制的完善过程之中，要发展低碳经济，更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指导。

为此，我国应加强对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通过财政、产业等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先进做法和经验。

与此同时，政府的积极介入还有助于我国低碳经济的理性发展。

低碳经济是新生事物，各国都在探索之中。

发展低碳经济要立足于我国国情，要量力而为，稳步推进。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碳排放总量持续增加和环境污染的进一步加剧。

对我国而言，减排减的是碳的相对排放，而非绝对排放。

这就需要政府在综合考虑成本收益、现有技术水平、企业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找准切入点，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低碳发展战略，避免低碳泡沫的出现，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

虽然政府的宏观调控在构建低碳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干预可以不加限制和规范。

从实践效果看，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更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

首先，从政策理念上，要处理好政府推进和企业主动参与之间的关系。

低碳经济在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生产经营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这种变革能否实现要靠全民的积极参与，特别是作为碳排放主体的企业的积极参与。

换言之，企业主动实行低碳经营方式、低碳技术创新是低碳社会实现的基本前提。

因此，政府在设计政策工具时，要注重吸引民间和企业的参与，调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革新的积极性。

其次，从政策手段上，应考虑大量采用时间短、针对性强的减税措施，通过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来相应地扩大对低碳设备和产品的需求。

减税因税种和方式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同，针对性也更强。

此外，还应积极发挥地方和民间资本的力量。

各地区在产业发展、资源环境等方面差异较大，发挥地方的作用有利于因地制宜，实现地区的特色发展。

发展和普及低碳技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是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的，为此，可以考虑吸纳民间资本，动员私人金融资源向低碳经济方向调配，不仅可以缓解资金紧张的问题，而且可以提高民间的节能减排意识。

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气候变化属于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使命，加强在低碳经济和节能减排技术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大势所趋，我国也要积极参与。

首先，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助于确保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问题上的话语权。

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力博弈已悄然展开。

气候变化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关系到各国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国际地位。

随着全球气候谈判的推进，各国在减排义务分担、气候融资、减排透明度以及技术转让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更是加大了对这一领域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面对新形势，我国亟须推出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环境诉求。

一方面，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我国需要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另一方面，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过程中，要顺势而为，既要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的顺利发展，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认可，又要在努力维护自身权益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规则的制定，为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与经济、安全等问题相比，环境问题的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

可以考虑加强与欧盟国家、美国、日本等国的政府间环境对话与沟通，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忧虑，进而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

其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提高我国低碳技术的发展水平。

目前，我国参与的碳排放交易主要是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交易，今后，要深入研究并积极推动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间的项目技术合作，通过项目合作、经验交流、能力建设等活动引进、消化和吸收先进适用的低碳技术，参与制定行业能效和碳排放强度的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