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仇和这样的铁腕
铁腕书记仇和造城背后的寻租缝隙
铁腕书记仇和造城背后的寻租缝隙仇和是何许人也？仇和，1957年1月生，江苏滨海人，曾因推行激烈改革而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被视为中国个性改革官员的代表。
1996年起，仇和在江苏宿迁先后任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2006年担任江苏省副省长，2007年底，调任昆明市委书记，2011年底，担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今年3月15日，中纪委宣布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昨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仇和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今年两会刚刚结束，个性官员仇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政坛演出。
从沭阳县起步，仇和的名字与“改革”密不可分。
吏治整顿、城建拆迁和环境治理等措施，让他迅速赢得政声人望，但举报和批判亦一路同行。
一名昆明官员这样形容仇和的风格，“像驾驶着一辆巨大的城市坦克，一路碾过。
”他说，“仇式”风格疾风骤雨式的改革，曾为城市带来过新鲜面貌。
但“碾压”式的执政方法，也留下了寻租空间，仇和的“人治”色彩愈发浓烈。
争议起时，仇和曾言，自己的目标是“以人治推动法治”。
学者石鹏飞对此曾有期待，提出“仇和新政”的完美结果应是“培养出成熟的反对派”，然而，未及“推动法治”，仇和已因“人治”落马。
仇和的“左膀右臂”2007年12月，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任上调往云南，出任昆明市委书记。
“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这是甫到昆明，仇和发表的“八无感言”。
事实上，他并非“只身一人”。
3月18日，仇和落马3天后，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同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仇和到任昆明3个月后，时任宿迁市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的谢新松就追随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1998年，从沭阳县县委研究室副主任起步，谢新松跟随仇和13年，并担任过其秘书。
据媒体报道，谢新松对仇和的执政思路非常熟悉，悟性很强，是仇和在宿迁大力推行改革的得力助手。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仇和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仇和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专题交流学习仇和同志的心得体会，进一步掀起读书学习活动的高潮，促动大家真正地来学习、感悟、警醒，真正发现当前我县与先进地区存在的差距，查找我们存在问题的思想根源，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抢抓面临的大好机遇，全力拼搏，大干快上，推动我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全面加快沿海经济强县建设进程。
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仇和？3月中旬，在全县三个文明表彰大会上我提出，全县领导干部都要读一读《政道：仇和十年》这本书，之后县委办公室专门下发文件，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读《政道》、学仇和。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阅读理解，相信绝大多数同志对仇和其人其事都有了基本了解，有了或深或浅的体会，对为什么要学习仇和，也都有了自己的答案。
在这里，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和大家交流一下。
3月初，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看到了这本书。
以前我也和大家一样，对仇和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在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他的报道，知道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或者叫政治明星。
但是认真读完这本书后，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不管是我个人，还是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还是我们县，都应该来学一学仇和。
第一，仇和同志是党员领导干部改革创新的一面旗帜。
怎么看仇和，我说，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改革者。
在宿迁任职十年，他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加快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直面来自各方的挑战，大胆创新实践，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彻底改善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也实实在在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沭阳和宿迁的落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这些成果、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他不是在作秀，是真刀真枪的干。
虽然说成绩不能全部归功于仇和一个人，虽然目前舆论对仇和还有争议，说他强权霸道也好，说他‚铁腕‛行政也好，这些都不能掩盖、也不能否定他的成绩。
干事业的人永远会被人议论，不干的人暂时没人议论，但最后绝逃不了世人的谴责；真正为了老百姓，为了地方发展的人，不会永远被人非议，也绝不会被人家指后脊梁骨。
批评“仇和现象”演讲范文【精选】
近日看了连续两期《南方周末》（分别为XX年2月5日和XX年2月12日）对仇和的报道，才大致了解仇和其人其事，看完后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总想说点什么。
我想，与仇和其人其事相类似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而且他的作法也与我十年前的农村生活经历有些相似，现在既然他在全国出了名且升了官，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让其他人仿而效之呢？因此我不得不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想从公民权益的保护说起。
在新闻报道中，仇和曾经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也曾经扣发职工的工资来修建一些交通设施，凑巧的是我也曾经是一名教师，也多次被镇、县各级机关以各种名义扣除过很多个月的工资，用来修路啊办学啊捐助希望工程等等。
那时候我们每个月正常的工资通常只能发给国家规定工资标准的一半（原因是地方财政经费不够），而且常常拖欠一年后才能发放，自己的生存根本就没办法解决，没有办法了只好自己离开教师职业（那几年与我一样离开教职人也较多），毕竟要先吃饱肚子后才能工作啊。
到了后来，我便关注这方面的法律及其他规定，可怎么也无法找到政府随便扣发工资的依据，而且就是所扣发的工资的去向谁也并不清楚（天知道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啊？！）。
我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人，我也曾经主动向希望工程捐过款，也曾经自愿向经济困难的学生捐过款，也曾经向抗洪抢险方面捐过款，等等，但是后来一想，如果光凭扣发我们的工资与捐款来保证他们修建公路修建学校并使每一个适龄学生都能上学，无异于白日做梦。
所以我就想，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或方式来解决这些事情，而单凭某个领导一时的心血来潮想出个什么花样来“临时处理”，恐怕难于解决根本问题。
而且，如果我上有老人下有小孩需要我来照管，又应该由谁来帮助我呢？如果按照仇和的做法，恐怕全中国的官员们都得扣发工资了：全国又有哪一个省市没有急需要办理的公益事业哪里没有面临失学的孩子等等问题呢？报道中提到拆迁问题，报纸原文中是这样说的：“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
改革明星仇和如何沦为铁腕贪官
改革明星仇和如何沦为铁腕贪官3月15日，李克强答中外记者问刚刚结束，中纪委便迅速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一向以铁腕改革著称的仇和，在特殊的时间节点被查，不免令人唏嘘。
消息发布后，有人叹息，一个改革官员终究倒在了违纪违法的道路上。
也有人猜测，强硬推动改革必然在政界商圈中树敌不少，于是他的落马应该在意料之中。
这样的猜测，显然看上去是一种阴谋论的分析。
但仇和的落马，在很多人的政治观察逻辑中，既有意料之外的因素，也的确有意料之中的成因。
所谓意料之外，是仇和从宿迁一路改革到云南昆明。
以强硬的铁腕手段，搅动着“沉寂”的官场。
每到一处，均以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对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宽和，彰显了这样一位改革官员的个性一面，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时代里，这样的“个性官员”并不多见。
人们希望，通过官员的个性，能够让铁板一块的既得利益和官场陋习，有所改观。
尤其是今年被严批严治的庸官懒政，在改革的背景下需要个性去刺激和鞭策。
人们对仇和的个性推崇，正是基于此种想象。
但事实上，仇和的落马，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惊愕之间，那些让一些人所怀念的“个性”，制造了强人政治下可能出现的恶。
据财新网报道，仇和被查一事，牵扯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问题。
而与土地城建的大规模城中村改造，便是仇和到任昆明之后大刀阔斧的一项重要改革。
当改革与个人的利益相勾连，那些被人们所推崇的官员个性，其局限性便展露无意。
强硬风格的个性，一边可以推动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一边却是无视民主的专断与铁腕，一言堂下不仅难对改革负责，而且极可能暗地里构建起个人利益输送的渠道。
仇和作为改革官员的一个代表人物，如今这般结局，证明了在彰显官员个性，以及主政者大刀阔斧改革的时候，他自身没有经受住考验。
至少有一点能够明确，不能贪腐与廉政，放置在官员的一念之间，整个组织结构，却难以发挥高效率的防范和监督机能。
铁腕之下的个性，是极有可能创造权力任性的条件。
铁腕仇和的谋与策
铁腕仇和的谋与策作者：王运宝来源：《记者观察》2012年第03期被称为“官场另类”的仇和，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处在争议的漩涡中，但又一路升迁：从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到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2011年12月3日，又升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
素有“铁嘴学者”之称的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2008年首次提出“仇和新政”的概念，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
“仇和新政”包括了一整套重大改革措施：整顿吏治，打造班底；开展城市综合治理，滇池水系、交通拥堵、城市绿化得到全面整治；强力拆迁，推动城中村改造；招商引资，力促跨越式、压缩化、超常规发展等。
硬：铁腕治吏对于仇和“旋风式”的执政风格，曾有人生动地比喻说：“昆明是一个温吞水、慢悠悠、与世无争的城市，官员作风当然就更加懒、庸、散。
仇和应用了管理学上著名的鲶鱼效应，冲进昆明这个昏昏欲睡的沙丁鱼池里，冲击着所有的沙丁鱼变了个活法。
”这也是对仇和领导谋略的一种表述。
问1000个昆明人，1000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在所有“新政”中，仇和做得最好的，是“铁腕治吏”。
对仇和2008年一连串暴风骤雨般地整顿官场行动，昆明人至今津津乐道：2008年1月28日，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昆明本地官员再不敢懈怠；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时任昆明市长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连版加印还是全城抢购；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市长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等，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
在这种背景下，“瞌睡门”事件发生。
2月20日，在招商引资专题讲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员打瞌睡，长时间没醒。
《仇和十年》读书心得体会_1
《仇和十年》读书心得体会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读完此书，心潮起伏，感慨良多。
我们被仇和的许多事迹所震撼，被他的许多精神所感动，被他的许多做法所折服。
仇和以其个性化的施政方式和理性化的制度建设，直面挑战，大胆创新，坚持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不动摇，走前人未走之路，达前人未达之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我们觉得，仇和在沭阳、宿迁工作期间的十年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学习他身先士卒的垂范精神为了工作，仇和走遍了每一个农村，每一个派出所，每一个单位;为了工作，他身先士卒工作在第一线。
为了工作，仇和甚至把家从南京搬到宿迁。
他要求机关干部要加强学习，自已每天也必读完40页的书，仅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版，他就买了7个版本。
他告诫我们读书有两方面好处，人得志时，读书能让人清醒，明白山外有山，自己的能力很不够，水平还待提高;失意时，读书能让人平和，看到能力强的人比自己还要坎坷，心就平了。
他以上不正何以正下，已不正何以正人精神，不搞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才迅速扭转了官风民风，打开了工作局面。
我们学习仇和，要拿出带头干、真干、实干、不怕流汗的精神，主动走出办公室，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断为园区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而努力。
我们要少一点应酬，多一点学习;少一点盲目，多一点思考。
我们要把责任落实到位，提高自我要求，提高工作效率。
坚决杜绝整天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无所收获的现象。
二、学习他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我省是全国的经济强省，宿迁在江苏省却是倒是第一，仇和就是这个时候来到宿迁，来到沭阳。
从书中我们看到仇和主要干了以下一些事情，可以总结为“五抓”;一抓纪律，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原因，开会，外出视察等都不能迟到，即使是领导班子成员也不能例外，迟到了就要挨批评，就要被大声质问。
二抓作风，从打扫卫生开始，把卫生死角承包到办公室，到人，领导也有任务，雷打不动。
“能吏”仇和
“能吏”仇和来源于《财新周刊》2015年第13期出版日期2015年04月06日权力不受约束，改革中道停滞，腐败如影随形财新记者薛健聪贾华杰3月15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云南省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并未返回驻地——位于北京复兴门外商业街的职工之家。
中午1点不到，手机的新闻客户端上突然推送一条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很多人都很惊讶。
”一位云南团代表对财新记者说，仇和参加了闭幕会，还坐车回到了驻地。
当天中午12点左右，仇和被中央纪委人员从驻地带走。
“省委常委一级的省领导都不知情。
”他猜测道，“可能只有省委书记和省长提前知道吧。
”事后回想起来，这位代表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蛛丝马迹。
今年春节前，云南本地即有零星传言指向了仇和将被调查，“当时有些人在微信上转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被抓的信息”。
刘卫高是一名祖籍江苏沭阳的地产商人，跟随仇和从江苏宿迁到云南昆明一路而来。
据财新记者了解，当时仇和已经无法联系上刘卫高。
消息人士称，仇刘二人一路合作，仇和为刘卫高的商业项目站台、提供权力背书，刘卫高则为仇和提供资金，资金主要用于“官场交际”。
“仇和虽然随团参加此次人大会议，但他脸色不太好看。
”另一位人士也认为，仇和应有所预感，包括3月13日他在云南团的小组讨论上发言“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也高调得有些不正常。
作为仇和在宿迁时的秘书和在昆明时的主要助手，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的一举一动也早已被监控。
仇和落马之后第三天，谢新松即正式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
58岁的仇和，这个以“我是搞科研出身，只重结果不重过程”自诩的争议人物，以及他依靠政治强权在江苏、云南曾经推动的那些治道改革与城市经营，会被历史怎样看待？沭阳初啼3月15日，在仇和仕途开始的地方——江苏省宿迁市，这个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曾代表着压力与希望的名字，在官员和市民口中又一次热了起来。
评价仇和
仇和以前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政界“铁腕人物”，深入了解仇和.我总的看法是：仇和是一位清正廉洁、有胆有识、能力超群、政绩卓著的优秀地方领导干部，他在沐阳和宿迁的施政过程，是一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稳健有序社会转型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实验；同时，我也认为，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来审视，仇和也是当代中国“强人政治”在基层的缩影，他的某些做法也值得质疑。
首先，我认为仇和是一位难得的开拓型优秀地方领导干部，是一个具有鲜明施政特点、散发着强烈个性魅力的人物。
尽管该书呈现给我们的是蕴含丰富、层次多样的仇和，但我特别欣赏他以下几个闪光点：——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品行。
他始终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权、慎欲作为自己的座佑铭，时时告诫自己，并要求属下经得起考验，抗得住诱惑，守得住小节，做到政治上清醒，经济上清楚，生活上清白，作风上清廉，同时，他真正用自己一点一滴的行动，体现了一个当代党员领导干部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表里如一的人格魅力。
，仇和正是因为有一身正气，才敢于以一种改革者的姿态，向着一团和气的、堕气沉沉的沐阳官场发起挑战，才敢于严厉惩治贪污腐败行为。
正是在当今“腐败官员”前赴后继的社会氛围下，仇和这种正直的人品和过硬的作风才弥足珍贵，令人称道。
——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风范。
仇和初到沐阳，为了端正党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仇和立下诺言：“凡是我仇和自己做不到的，决不要求你们做到；我做到的，你们也必须做到！”,在日后的工作中，他也确实履行了自己的铮铮诺言，领导的示范和带头作用是神奇的！当仇和刚到沐阳上街扫雪的时候，人们认为那是领导在作秀，但仇和一马当先推车运垃圾的时候，人们认为那是表演加鼓劲，当仇和卷起裤管挖淤泥的时候，人们认为那是领导求变心切，当凡有重活总有仇和劳动的生身影时，人们终于心悦诚服。
在仇和的率先垂范下，短时间内让沭阳由最脏的城市变成了卫生城市。
他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自己首先做到了再去要求下属，真正发挥了领头雁和排头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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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仇和这样的铁腕”
2008年04月08日17:10 中国经济时报评论
10条
南方网讯随着《南方周末》对江苏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大规模报道，评论界批判的热情又给激发出来。
因为仇和用了并不符合现代通行的民主法治的理念推行其施政方略，却创造了良好的民间盛誉和城市建设业绩，这样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让那些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社会理念受到严重挑战。
其实，仇和所做的是他在中国的背景下的一种最优的选择。
仇和并非一个传统的官僚，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并不比很多评论者浅，而且，他所铁腕推行的施政理念在很多程度上就是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法学家所极力鼓吹的！
中国是一个前现代国家，要让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官员脱离中国的实际去践行理想化的行为规范，我认为这是痴人说梦。
因为在前现代背景的官场，一个人的行为选择必然遵守固有的范式，如果稍有违背，也就不得不退出该游戏规则，吕日周是一个不远的教训。
而在中国式的权力配置背景下，一个市委书记本来就具有很大的权力自由发挥空间，（他也是人大主任，他有决策权和监督权，）这样的权力配置其实对一个现代改革者是一种很好的便利，只要领导者有变革的意志，这个意志的推行就只需要最少的成本而阻力最少。
既
然独断专行是一个普遍的常态，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改革者做过多的要求呢？
判断仇和式的政治选择的价值，绝不可以看他的手段，而是后果。
手段当然可以异化后果，但是如果手段导致了积极的后果，这样对手段的抨击就无的放失。
正因为一个改革者面对的是一个前现代的政治环境，他就无法通过现代的民主法治的途径实现积极的决策和执政。
理想化的决策成本太高而往往无法达成。
仇和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无奈，他需要非常的成功，就需要非常的手段。
面对一个没有地缘优势也无政府扶持优势的落后地区，他需要发展经济的启动资本，他向公众强行征收的做法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原始积累手段，没有这样的积累就没有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穷人的孩子要想成功，他往往只能通过打工缓慢积累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这个积累过程也许太漫长了以至于到老死也没有成功，可是如果他有一个机会出卖自己的某个无关紧要的器官——如肾，一下子或者10万元的资金，这在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手里，就可以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为创业的启动资本，从此就走上了成功之途。
仇和没有采取向银行借钱的做法而采取了直接向公众借钱，这样做其实体现了一种公共股份的含义，人们会更深刻地了解了公共工程与自身的密切关系，对他们的公共行为选择具有很好的基于心理的引导。
强制的伤害最终会为景遇改善的预期而得到抚慰，特别是当这样的强制是公平地面对每一个人，人们的不公正感也将淡化甚至消失。
强制就节省订立契约的成本——而在强制传统习惯下的契约成本因
为没有成为人们的信念而很大很大。
是的，这样的手段肯定不合法，可是，既然我们常常为公平和效率发生困惑，我们同样也应该宽容在法律和正义之间的合理性变通。
仇和没有像其他某些地方官员把国家银行当成提款机，这一点他的做法更显得光明磊落。
至于他出卖国企的做法，其实是在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最具有效率，这样做的后果是解放了国营企业，给了他们生机，更解放了政府，政府不必通过财政投入来弥补其注定亏空的无底洞；而且政府有更多精力和财力从事他们的本职：公共安全、教育、投资环境等。
有人问如果仇和走了怎么办，这样的问题问的好，如果仇和改革的成效都建立在他个人的威信和监管精力之上，当然随着他的离开，所有的改革都将化为乌有，这样的改革就是无效的，显然，这个问题是检验仇和的最好的证伪设置。
作为一个地方的市委书记，仇和的权力是很有限的。
这样的条件下，仇和的任何改革都会大打折扣，一切制度性安排如果没有成为法定或者习俗，这样的安排就将因人而异。
但这并不能抹杀在中国权力配置结构下的“独裁”的改革的价值，因为有变化就有希望，官员有激情就有创新的机会。
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在自下而上的变革思路遭理智的放弃之后，我们对社会进步的希望就寄托在上层建筑的变革的意志之上（为了这个目标，对上层建筑
的启蒙也相应重要），从孙志刚事件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到以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名义对公务员录用条例的质疑的无疾而终，这之间的差别只能用上层建筑的自由意志来解释。
所以中国需要仇和这样的铁腕的改革者，这是中国要打破常规超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我更希望比仇和的权力大得多的高层也来尝试这样的改革：用铁腕力排众意，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不要争论！其积极的后果国人有目共睹。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走向庸俗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却是要呼唤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来到达这一“卑微”的理想的。
别忘记柏拉图的著名论断：最优秀的独裁者统治的社会是最有效率的社会，除非它堕落，才成为最坏的。
显然，萨达姆的独裁同当年戈尔巴乔夫的独裁截然不同，一种是目的，一种是手段。
我们不可能一刀切地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