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摘自《两个幸运的人》
《两个人的幸运 梁咏琪》歌词 音乐合辑二
《两个人的幸运梁咏琪》歌词音乐合辑二
两个人的幸运梁咏琪
曲编监制: 金培达
词: 林夕
明明像两点水聚到一点怎会一息之间归予上天
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哪边明明是你声音在我左近
相隔一幅玻璃敲进内心宁愿从来未接近
天各一方终于等到陌生和你若不相识不相衬
另觅爱侣也会甘心
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并发火花
沿途才能被逐寸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
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
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
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
只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害怕
明明木马已经为我准备
跨上一刻怎么得我自己除非这繁盛都市
竟载不起一刻生醉梦死如我在荒岛里相识你
便没法再错过得起
以上就是关于两个人的幸运梁咏琪的歌词，感谢您的阅读！。
关于经济学的几个哲理小故事(霍桑效应、蝴蝶效应、帕金森定律等)
蝴蝶效应“蝴蝶效应〞讲的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边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然扇几下翅膀，就有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
缘故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周围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面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响，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蝴蝶效应〞听起来有点怪诞，但讲明了事物开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靠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蝴蝶效应〞一词来源于“混沌理论〞，是气象学家洛仑兹(Lorenz)1963年提出来的。
洛伦兹1917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一生致力于研究“混沌理论〞，称他为“现代混沌之父〞可谓当之无愧。
“蝶蝴效应〞还有另一种讲法：断了一枚钉子，掉了一只蹄铁；掉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摔死了一位将军；摔死了一位将军，吃了一场败仗；吃了一场败仗，亡了一个国家……有人又称之为“蹄铁效应〞。
不管“蝴蝶效应〞依然“蹄铁效应〞，讲的基本上一个道理：假如对一个微小的纰漏(要害性的纰漏)不以为然或听任开展，往往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引起崩溃。
一颗雪球可能引发一场雪崩，一根火柴能够点燃整个森林。
2003年，美国发觉一宗疑似疯牛病案例，立即就给刚刚复苏的美国经济带来一场破坏性非常强的飓风。
扇动“蝴蝶翅膀〞的，是那头倒霉的“疯牛〞，受到冲击的，首先是总产值高达1750亿美元的美国牛肉产业和140万个工作岗位；而作为养牛业要紧饲料来源的美国玉米和大豆业，也受到涉及，其期货价格呈现下落趋势。
但最终推波助澜，将“疯牛病飓风〞损失发扬到最大的，依然美国消费者对牛肉产品出现的信心下落。
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恐慌情绪不仅造成了美国国内餐饮企业的萧条，甚至扩散到了全球，至少11个国家公布紧急禁止美国牛肉进口，连远在大洋此岸中国广东等地的居民都对西式餐饮敬而远之。
这让人联想到时下的禽流感，最初在个不国家发觉的禽流感，非常快涉及全球，就算在没有发觉禽流感的地区或国家，人们也会“谈鸡色变〞。
罗森塔尔效应名词解释
罗森塔尔效应名词解释罗森塔尔效应，又被称为“利他主义效应”，是指人们在优先追求自己利益或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也能够考虑他人的利益，而产生双赢的结果。
这一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拉芙罗森塔尔（Rafaelu Rosental）在1970年首次提出，其中包括三个主要理论：共赢、利他主义和赞美。
共赢理论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境中，自利与他人利益不是矛盾的，而是可以共同实现，也就是说，双方都可以受益。
著名的共赢游戏“双人石头”就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例子。
双人石头游戏中，如果一方得到较多利益，则另一方也会得到一定的利益。
利他主义理论认为，一个人不但要考虑自己，同时也要考虑他人的利益，这样他就能取得双赢。
罗森塔尔认为，利他主义的概念是个体生存的基石，它可以在社会中促进更多的善行和公平交易，从而取得双赢。
赞美理论提出，一个人可以通过赞美他人，来取得双赢结果。
罗森塔尔认为，赞美是利他主义效应中有效的技术，它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友谊和赞赏，同时也可以促进他人的自尊心和成就感，让赞美的人也能受益。
罗森塔尔效应的研究以及实践应用广泛，它为个体、团体以及社会的交流合作带来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在社会关系中，人们可以通过赞美他人的行为和态度来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促进合作关系的发展。
在学校教育中，可以利用罗森塔尔效应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团结合作精神，从而使学生成长为优秀的个体。
罗森塔尔效应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推动社会良好运行，也可以帮助建立更加积极良性的个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以及未来价值观。
可以说，罗森塔尔效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和思想基础，它为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改变。
因此，在今后的社会思想和科研活动中，应当更加充分地发掘罗森塔尔效应的内涵与价值，以促进和谐的社会的发展。
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个人简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是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
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
弗里德曼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在1962年出版，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
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
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里根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极大影响。
人物生平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Jeno Saul Friedman，母亲是Sarah Ethel Lan dau（1892-?），两人从奥匈帝国（今乌克兰一带）来到美国邂逅，曾在血汗工厂工作。
弗里德曼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
他的三个姊姊包括：Tillie F. Friedman (1919-?)、Helen Friedman (1920-?)、以及Ruth Friedman (1921-?)[1]。
在高中时，弗里德曼父亲逝世后，举家搬到新泽西州的罗威市（Rahway）。
他16岁前完成高中，凭奖学金入读罗格斯大学。
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但成绩平平，1932年取得文学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学修读硕士，1933年芝大硕士毕业。
上第一堂经济课时，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编排，他紧随一名叫罗斯(Ross Director)的女生之后，两人6年后结婚，从此终生不渝。
弗里德曼曾说他的作品无一不比罗斯审阅，更笑言自己成为学术权威后，罗斯是唯一胆跟他辩论的人。
当弗里德曼病逝时，罗斯说：“我除了时间，什么都没有了。
”毕业后，他曾为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准了许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决当时面临的艰难经济情况，尤其是新政的许多公共建设计划。
金融学名人故事
金融学名人故事1.杰出投资家巴菲特的故事：巴菲特是美国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投资，并在贵族股票公司工作了几年。
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价值投资策略，即购买被低估的股票并长期持有。
他的投资哲学被广泛传达，他的演讲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者。
2. “股票之神”巴比奥尼的故事：尽管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发现了股票市场交易的规律，但他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失去了所有的钱。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继续研究股票市场并开发了自己的股票交易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他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他的股票交易策略被广泛地应用于当代的股票交易。
3. 贝尔纳·马多夫的故事：马多夫是一位具有争议性的投资家和金融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开发了一种名为杠杆收购的交易模式。
这种模式允许公司通过借入资金购买自己的股票，从而抬高自己的股票价格。
然而，这种交易模式也导致了一些公司的破产和财务危机。
4. 约翰·波格尔的故事：波格尔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公司。
他的投资哲学是找到被低估的公司并进行长期投资。
他的公司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之一，但也因为一些投资亏损而陷入了争议。
5. 乔治·索罗斯的故事：索罗斯是一位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和慈善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开发了一种名为“量子基金”的交易模式。
他的投资哲学是利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进行交易。
他的成功使他成为了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也因为一些政治活动和金融交易而引起了争议。
比尔拉夫
比尔.拉福的成功之路中学毕业之际，比尔.拉福就立志经商。
他的父亲是洛克菲特集团的一名高级职员，父亲的职业熏陶了年少的拉福。
拉夫的父亲在商界打拼了多年，对上海中的事务了如指掌，深谙其中的奥秘。
他发现儿子机敏果敢，敢于创新，有商业的天赋，却很少经历磨难，更缺乏知识。
于是拉福父子进行了一次长谈，共同制定了计划，一起勾画出了职业生涯的蓝图。
拉福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升学时没有直接去读贸易专业，而是选择了工科中最基础最普通的专业---机械制造。
这招棋很绝妙，因为做商贸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在贸易中，工业产品占据了绝对多数，如果不了解产品的性能，生产制造的情况，就很难保证产品的收益。
因此，具备一些工科的基础知识是经商的先决条件。
况且，工科学习不仅是知识技能的培养，它还能帮助人们建立一整套严谨的思维体系，训练人的推理分析能力，使之有一种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这些素质对经商的帮助很大。
比尔.拉福就这样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了四年。
他没有拘泥于本专业的学习，还广泛学习了化工，电子，建筑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他后来的商业活动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大学毕业后，比尔.拉福没有立即一头扎进商海。
按照原先的设计，他开始攻读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商业毕竟不是工业，这是一种经济活动，有其本身的规律和特征。
现代商业不像古代阿拉伯人做的那么简单了。
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原则内容上都是很复杂，需要进行专门了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通过商业活动来进行，不了解经济规律，不学习经济学知识，很难在商界立足。
于是，比尔.拉福有考入了芝加哥大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经济学硕士课程的学习。
这期间，比尔.拉福掌握了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深入了解了经济规律，懂得了商业活动的地位作用，搞清了影响商业活动的多种因素。
他还特意认真学习了相关的经济法律。
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法律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法律保障，现代商业将陷入一片混乱。
这样，几年下来，他完全具备了经商的素质。
两个伟人_名人故事
两个伟人
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斯隆被西方管理学界誉为“现代化组织的天才”。
杜拉克则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者。
1944年，斯隆聘请杜拉克担任通用的管理政策顾问。
二人见面时，斯隆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不知道我要你研究些什么，要你写什么，也不知道该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这些都该是你的任务。
我惟一的要求，只是希望你把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写下来。
你不必顾虑我们的反应，也不必怕我们不同意。
尤其重要的是，你不必为了使你的建议易为我们接受而想到调和折中。
在我的公司里，人人都会调和折中，不必劳你的驾。
你当然也可以搞调和折中，但你必须先告诉我们，&lsquo:正确&rsquo: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调和折中。
”管理学家们认为，通用何以能成为通用，斯隆何以被称为“组织天才”，这段话就传达出了重要信息。
《两个人的幸运 梁咏琪》歌词 音乐情书
《两个人的幸运梁咏琪》歌词音乐情书
两个人的幸运梁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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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觅爱侣也会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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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才能被逐寸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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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
只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害怕
明明木马已经为我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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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摘自《两个幸运的人》 2004年03月22日 19:15 中信出版社{米尔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自1890年建校以来就一直是全美一流的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心。
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是由校长哈珀从康奈尔大学聘请来的，他为经济系创立的教学与科研模式沿用至今。
他本人持保守主义观点，但是在招聘教授与处理系里事务方面，他表现得极其宽容。
他从康奈尔大学带来了索尔斯坦·维布伦，这是一位引起争议的学者，也是著名的古典经济学批评家，他在经济系工作了14年，在他风波迭起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他在一所大学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
劳克林在芝加哥大学做的第一件事是创办了《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他自己担任编辑，而由维布伦担任主编。
这份杂志迅速成为(而且至今仍然是)经济学专业的一流学术刊物。
约翰·内夫(曾在芝加哥大学长期担任经济史教授，是我和罗斯的老师)1934年在为劳克林写的悼词中说：“劳克林经常选用顶尖人才，哪怕这些人所持观点与他大相径庭……因而美国大学中最保守的经济系系主任打造了一个政治上最自由、经济学观点最不正统的经济系。
”[1]劳克林重视教授的素质超过意识形态，同时重视教授的科学研究，而且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作为他们专业训练的一个部分。
由此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他相信个人讲学方式要比那种课堂正式讲授的效果更好。
这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延续至今的传统。
就像在劳克林时代一样，直至近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一直被公认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
经济系理所当然地享有这一赞誉，因为在这一时期内，经济系有着主张这一理论的杰出教授，而且他们成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
但是他们始终是少数。
经济系的特点是政策观点多样化而不是追求一致性。
芝加哥持普遍流行观点的经济学家(他们是20世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能够与其他学院竞争；而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却不行。
乔治·施蒂格勒1964年在约翰逊-戈德华特竞选时明确讲到这一点。
他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能够迅速地既为约翰逊又为戈德华特组成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这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
许多大学的经济系可以为约翰逊组成顾问委员会，还有少数大学的经济系可以为戈德华特组成顾问委员会，但是能同时为两个人提供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却惟有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其多样化的观点经受了实践与时间的考验，并被用于阐明许多经营管理与政策方面的重大实际问题，再加上强调经济学也是严肃的科学问题，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因此独树一帜。
这正是劳克林留给他创建的经济系的遗产。
1946年我到经济系工作时，西奥多·W·舒尔茨刚担任系主任不久。
他连续任职15年，是一位杰出的系主任。
他在需要做出的任命及其他系里事务方面，充分考虑系里成员的意见，在取得多数人的共识前，他始终很有耐心。
聘用教授时，他能够始终如一地以学术水平而不是个人性格及意识形态为衡量标准，他在评价聘用人员的学术水平时，总是表现出出色的判断力。
在他担任系主任期间，经济系平稳运行，与其他大学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没有那种尖锐的人事纠纷(就像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所经历的，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现象)。
就个人而言，我十分感激舒尔茨，因为他，芝加哥大学为我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舒尔茨1943年来到芝加哥大学，此前他在艾奥瓦州立学院经济学与社会学系担任了近10年系主任。
在那里工作期间，他在聘用一批青年学者时表现了与众不同的组织才能，这批学者不仅为学校与系里赢得了声誉，而且后来还成为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中许多人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包括乔治·施蒂格勒、霍默·琼斯、阿尔伯特·哈特、肯尼思·博尔丁。
舒尔茨本人最初的专业是农业经济学，他所在的艾奥瓦州立学院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系后来被公认在这一领域出类拔萃。
舒尔茨离开艾奥瓦州立学院的决定表现出他具有很强的原则性，事情的起因是系里一位年轻教授奥斯瓦尔德·布朗利所写的小册子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舒尔茨公开地严厉批评学校行政当局没有保护学术自由①。
芝加哥大学这样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大学，因为舒尔茨的加盟而成为农业经济学领域成绩卓著的教学与研究中心。
舒尔茨对农业的兴趣使他进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这又使他在经济发展方面及人力资本的系统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他因此而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布朗利与舒尔茨的另一个学生D·盖尔·约翰逊随他一起来到芝加哥大学。
布朗利后来转到明尼苏达大学，他在那里工作得非常出色。
约翰逊则一直留在芝加哥大学，在我执教的30年中，他一直是一位好同事。
后来他成为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再后来又担任了芝加哥大学的教务长，但是他从未中止经济系的教学工作，也从未停止从事重要而又有影响的研究工作。
从我到经济系起，我们敬畏的老师弗兰克·奈特就一直在经济系任教，直到1955年退休。
无论是在他退休前还是退休后，我们与他的关系都特别密切，一方面是因为罗斯与奈特夫妇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阿伦与奈特是挚友。
奈特经常(特别是在有来访者时)在他的家里举行非正式的讨论会，他的家在中路的另一边，而我们居住在海德公园，可以步行过去。
参加者每次都不同，但是阿伦、后来的格雷格·刘易斯、罗斯和我是固定参加者。
我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讨论会。
一次是关于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激烈讨论。
其中一位参加者是梅尔基奥尔·帕利，他是匈牙利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欧洲是享有盛名的银行问题专家，后来移民到美国。
他在成为市区一个银行的官员前曾在芝加哥大学短期执教。
罗斯至今对他记忆犹新，因为她在本科期间曾为他做过研究工作，罗斯第一次交给他一份手写的研究报告，遭到严厉批评，但是当她未做任何修改，只是打印出来再交给他时，他却又认为这是一份出色的作业。
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浓重的口音，所以当他说“银行业的发展”时，听起来就像是“银行业的邪恶化”①。
在这次特别讨论会上，他因为主张金本位，所以对我为浮动汇率所做的辩护极为气愤。
一两天后，他向我道歉，但是我记不得他是打电话还是写信给我的了。
我记得另一次讨论会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
查尔斯·哈迪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他从前曾执教于商学院，但是当时他就职于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只是芝加哥大学的名誉客座教授。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讨论可能的政府改革方案，而他则始终反对这些方案，坚持认为弊大于利。
最后弗兰克有些生气了，说：“查尔斯，请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哈迪的回答迅速而又经典：“的确如此，世界上有太多该死的改革者。
”虽然阿伦不是经济系的教授，但是他为系里的学术氛围增色不少。
我们早就注意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是第一个教师中有经济学家的法学院。
亨利·西蒙斯是第一个在法学院得到职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经济系的成员。
阿伦是第二个，而且正因为他的积极参与，法学院、经济系和商学院之间才有了大量互动学术活动。
他还是法律与经济这一学科的创建人，这个学科的建立既得力于他的教学活动，也得力于他所创办的《法律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他是这份杂志开办后头5年(1958~1963年)的编辑。
这一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大为拓展了，而且这也是戴维的专业。
阿伦和奈特一样，就住在附近的社区，偶然也在家中举办非正式学术讨论会—这也是经济系多数教授多年来常做的事。
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约翰·内夫和切斯特·莱特此时仍在经济系执教—我和罗斯在学生时代就曾听过他们的课，尽管莱特已快要退休。
莱特爱好网球运动，经常打网球(我后来也成了网球爱好者)。
在一场由方庭俱乐部(Quadrangle Club)举办的网球双打赛中，参加者的年龄之和是280岁，尽管其中有一位的年龄只有五十几岁！每天下午打完网球后，莱特都会从存衣柜中拿出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和其他球友一起享用它们调制的马提尼酒，因为莱特太太很古板，不许他在家中饮酒。
约翰·内夫在经济上很宽裕，而且对人文学科有浓厚的兴趣，认为需要有一个学术领域更宽泛的团体。
基于这个出发点，他建立并资助了社会思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至今仍活跃在芝加哥大学。
许多委员的学术兴趣与我们经济系的人相近，其中最突出的是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他在1950年加入委员会。
保罗·道格拉斯是我和罗斯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另一位经济系教授，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他生于1892年，1920年成为芝加哥大学产业关系专业的助理教授时，已是劳动经济领域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
他著述丰富，超出常人。
在我们还是学生时，埃里卡·舍恩伯格做过他的助理，后来我们经常听到埃里卡诉苦，说道格拉斯写文章比她读校样还快。
道格拉斯有着广泛的兴趣，在公共事务中很活跃，曾于1939~1942年担任过芝加哥大学周边行政区的长官，同时也是大政府的主要辩护人。
阿伦1927年到芝加哥大学时，最初是与道格拉斯一起工作，而且共同出版过一本书[2]。
后来阿伦受到奈特的影响，与道格拉斯分道扬镳[3]。
道格拉斯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生产的研究，他的研究所形成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几乎已为经济学家熟知。
在罗斯的印象中，道格拉斯是一位极其有趣的教师。
她在芝加哥大学读一年级时选了他的经济学原理这门课，某一天，他进教室时提着一包橙子，为的是向大家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他依次将橙子一个一个抛给学生，直到他们大叫“别给了”。
在这样演示后，谁还会忘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呢？她至今仍然对道格拉斯记忆犹新，是因为她一年级时曾为他做过一点儿研究，道格拉斯总是和蔼可亲。
他慈父般的教导，对她的自我—用今天流行的说法是“自尊心”大有好处。
虽然道格拉斯终生都是教友会派教徒，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暴行促使他在50岁时还以私人身份加入海军陆战队。
1946年退役时，他的军衔已升至中校，一只受伤致残的胳膊是他曾参加实战的见证。
他退役后和我同一年回到芝加哥大学。
1947年他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他在主席任职演讲中，用统计数据对“有无生产法则”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4]。
1948年他竞选并当选为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此后在参议院服务18年。
在我与他同为经济系教授的两年中，关系虽友好但并不特别密切。
后来道格拉斯成为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时，我曾数次在他的委员会作证。
在任何一个对他没有直接政治影响的经济学争论中，道格拉斯都能站在正确的一边。
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我们经常在货币与财政政策争论中结为同盟，这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要进一步阐述。
道格拉斯在1966年争取连任竞选时败给查尔斯·珀西，珀西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校董事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