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面临障碍与对策

中国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面临障碍与对策作者：刘学敏张生玲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06期摘要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

面对困境，中国经济必须进行绿色转型。

事实上，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主体是企业，因此中国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本文诠释了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涵，探讨了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该目标模式是在处理好企业与自然、社会以及企业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地球的健康和人的健康，即“双健康”。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深层障碍，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即环境标准低且颇具弹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不一致、对绿色壁垒的错误认识以及国家政治哲学过于对经济的偏爱。

最后，针对我国企业绿色转型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对策：推进企业绿色转型，要使政府规范地依法行使公权力，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发挥市场的利益诱导功能，使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双健康”；绿色壁垒；政治哲学中图分类号F27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6-0001-04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6.001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

基于此，中国经济必须进行绿色转型，坚决贯彻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经济的绿色转型或者发展绿色经济，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定义，它是指发展能“改善人类福利和社会公平，同时极大地降低环境危害和生态稀缺性”的经济模式[1]。

中国要实现整个经济的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经济，企业是难点，也是关键。

因此，研究企业绿色转型的含义和目标模式，分析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障碍并提出具体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涵和目标模式关于企业的绿色转型，人们往往理解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更加节约资源和爱护环境，实现对于环境的最小扰动。

然而，这样理解远远不够。

从广义来看，企业的绿色转型至少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考察企业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就是企业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企业要处理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在企业内部，要充分关注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坚决摒弃资本对于劳动的“残酷”盘剥，协调好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其三是企业的产品要符合健康标准，要做到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而不构成对健康的损害，协调好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应该看到，在创造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企业又是环境问题的制造者。

尽管无法做出每一企业甚至各类企业对环境的损害（环境成本）的准确计量，也知道企业产生的环境问题具有累积效应（accumulative effect），但是我们知道国家每年创造的 GDP与绿色GDP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中国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国家在二十多年前就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了多部法律文件，也出台了许多环境标准，但却并未能彻底遏制住企业对于环境损害的势头。

在笔者多次调研过的陕北地区，一些超大国有企业在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如地表塌陷、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等等，有些已经触目惊心。

因此，企业的绿色转型首先就是要处理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现企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目的。

其次，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

在企业内部，最复杂的关系就是劳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重视经济建设，关注经济增长，在更多重视资本权利的同时，也忽视了劳动的权利，在一些企业甚至出现了早期的“残酷的资本主义”，出现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中描述的情形。

在一些企业中，劳动者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收入微薄，身心备受摧残，许多人患上了职业病和各种心理疾病。

这种低廉的劳动却被官媒和学者们当成“人口红利”，当成中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借以“炫耀”的成本优势。

目前，当国家要求改善个人工作环境、增加福利时，一些资本便开始转移到劳动力更加低廉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

企业劳动环境改善与企业竞争力提升之间似乎是一对无法协调的“矛盾”。

因此，协调和处理好企业内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当然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发展中的应有之义。

最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企业以盈利为目的，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的组合，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是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

所以，企业永远是社会中的企业，企业边界外就是社会，尤其是产品是输送到企业之外的社会，企业通过产品而影响社会，当然，产品也是企业获取收益的物质承担者。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彻底告别短缺经济时代。

现在，我们能够想到的产品和服务都能在市场上购买到，中国已经步入“过剩”年代，企业也进入微利时代。

但是，在消费品极大丰富的同时却不得不面临着严重的安全性问题。

许多产品生产不符合规范，很多产品国定标准远远低于国际标准，一些产品在消费时会损害人的健康，有毒、有害产品充斥于市场，充斥于我们身边。

一句话，产品不安全已经越来越影响人们的生活。

因此，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使企业生产安全的产品。

由此看来，企业绿色转型的目标模式就是，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即企业与自然的关系、企业内部的关系以及企业与社会关系，而这三个方面又可以归结为企业必须关注地球的健康和人的健康，即关注“双健康”[2]。

因此，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就是协调和处理好企业与自然、企业与社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关系，达到促进“双健康”的目的。

2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深层障碍当我们刻意描述出企业绿色转型的目标模式，也就是协调企业与自然和社会以及企业内部的关系、促进“双健康”时，并不是说企业就可以自然而然实现这种转型，迈向理想的目标。

其实，企业的绿色转型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障碍。

虽然我们一直在关注资源环境问题，一直强调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健康和发展问题，但这些却一直不能最终得到解决，甚至一些问题还有恶化之势。

然而，当分析企业绿色转型的障碍时，政府原因不可忽视。

首先，政府制定了环境标准，但在实施过程中却颇具弹性。

在实际生活中，企业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在没有约束时生产函数是Q=F（L，K）；在加入环境管理时，生产函数是Q=F（L，K，M）。

加入M，就会使企业成本增加，效率下滑，竞争力下降。

然而，经济发展是存在周期的，当经济呈现高速发展状态时，环境标准也就执行得比较严；反之，当整个宏观经济不景气时，环境标准在执行中也就相对较松。

其实，在国内，饱受诟病的“四万亿”投资（国务院在2008年11月推出被简称为“四万亿”的政府刺激方案）的教训就是为了经济复苏而放松环境标准，忽视了环境效益。

在国际上，“京都议定书”开始时包括美、日等国信誓旦旦，但因国际经济不景气而另有考量，使其时时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

所以，虽然政府制定环境目标，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但与经济发展相比，环境目标是第二位的。

其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往往不一致，也会影响企业的绿色转型。

企业分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其中，大企业尤其是超大型的国有企业往往很强势，行政级别高于地方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与地方政府不配合，往往成为地方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地方政府却无能为力；反过来，中小企业是地方GDP、税收和就业岗位的创造者，但通常又缺乏技术和资金实力来解决环境问题，致使比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到地方后执行中相对比较松，中小企业还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使企业逃避环境责任。

同时，由于国内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产业的梯度转移中，一些在发达地区已经淘汰的落后产能以及高污染高耗能技术设备又被欠发达地区引进。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经济发展排在首位，环境目标倒在其次。

此外，即使是政府，也存在着部门分割的问题，如笔者在贵州调研中看到，大宗废弃物磷石膏可以作为路基材料，但交通部门不接受，堵塞了本来可以大批量消解磷石膏的通道，影响了环境问题的解决。

再次，在政府推进经济发展中，出口一直被认为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之一，而在出口中往往又会批评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认为其标准太高，并认为它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严重障碍。

其实，所谓“绿色壁垒”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目的，通过制定一系列复杂苛刻的环境制度和标准，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及服务设置障碍。

尽管一些国家把它作为限制进口和保护本国市场的手段，但它确实起到了保护本国环境和保护本国居民健康的目的。

试想一下，一些产品在国外遭遇到了“绿色壁垒”，如2015年2月初，山东省兰陵县蒜农出口韩国2 200 t大蒜，被检验为质量不合格，蒜农损失严重，这或许与韩国贸易保护政策有关，但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才是实质。

出口产品尚且如此，国内市场的标准则更低。

事实上，农产品的农残标准，欧盟和美国比我国高出10倍有的甚至百倍以上，中国农产品一直是各国重点的监控对象。

由于对“绿色壁垒”一直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这就在客观助长了一些企业不恪守环境标准的行为。

最后，国家政治哲学的变化也会影响企业内部的关系和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劳动者仍然是社会的主人，承认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却更加受到重视。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把引进资本作为主要的经济工作，许多地方为了能够利用外来资本，可以牺牲国家利益。

在资本与劳动发生矛盾时，毫不犹豫地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对资方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采取默认的态度，漠视资本对于劳动的侵害。

这样一来，更低的单位时间工资、有毒有害的工作环境、逃避环境责任和人身伤害责任等在许多企业成为常态，使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长期处于“资强劳弱”的失衡状态。

本来，在劳资关系上，分散的劳动者在谈判中就处于弱势，如果政府和政府官员再站在资本背后，权力与资本结盟，那么，当这种漠视和侵犯与随着法律制度完善而不断觉醒的劳动者权利意识相逢时，“井喷式爆发”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把企业绿色转型中的问题的板子打在政府身上，似有企业患病政府吃药之嫌。

其实不然。

企业的目标永远是赚取利润，“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3]。

所谓“人文企业”、“生态企业”、“绿色企业”等仅仅是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的一种噱头，“多目标”（利润之外还有其他目标）也是企业宣传的需要。

因此，不能企望企业会自动实现绿色转型，它是在一定外部环境和压力下，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而决定自身行为，即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极值。

这个“约束条件”就是政府的各种制度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