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丰润牛鼎及石幢

河北丰润牛鼎及石幢清代直隶遵化州丰润县文庙中，曾藏有一尊年代久远的礼器――牛鼎。

有关牛鼎的来历，数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时徽派大师程瑶田受友人之聘，在丰润授徒。

经实地考察后，程瑶田旁搜曲证，多方详考，认定牛鼎是刘宋孝建年代之物。

而学者汪诗韩则认为，此鼎铸于北宋政和年间。

后程瑶田意外发现自己的结论有误，予以修正，即牛鼎并非刘宋年代所铸，也不是赵宋时期制作。

今据多名考古学家考证，牛鼎是为北宋政和年间仿制的礼器。

丰润牛鼎几经沉浮，今又面世，光彩熠熠，恰是神物。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在历史上的建置沿革是几经沧桑，变化多端。

据《大清一统志》卷四五“遵化直隶州一”记载：“汉置土垠县，属右北平郡。

后汉移郡□治。

晋移郡治徐无，以土垠属之。

后魏郡废，二县（土垠、徐无）改属渔阳郡。

北齐废土垠。

后周又省徐无。

唐为玉田县地。

金泰和中始分置丰闰县，属蓟州。

元至元二年省入玉田，四年复置。

明洪武初改闰为润。

本朝康熙十五年，改属遵化州，雍正三年改属永平府，乾隆八年仍属遵化州”。

1928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丰润属之。

“1938年后沦为日伪统治区。

抗日战争中今县境内曾建过丰玉遵、丰玉宁、丰滦迁等联合县”。

1959年8月，恢复丰润县建制。

1961年6月，属唐山地区行政公署。

1977年5月，于丰润县城东建立丰润新区。

1983年，丰润新区划归唐山市管辖。

2002年，原丰润县和新区合并组建丰润区。

从丰润县至丰润区的变迁中可知，因清廷在遵化修建了东陵，乾隆八年（1743）升为直隶州，隶属顺天府。

故在顺天府相关的史籍中，也就不乏丰润县的历史记载了。

1983年5月，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钦定）日下旧闻考》，其中在卷一百四十四“京畿附编（玉田县丰润县）”文中，有一条有关丰润“牛鼎”的记载：“（丰润）县治内古鼎一，弘治间土人?井得之，重五百斤。

圜腹?m口四足，足上为牛首，下为牛蹄，款识甚古，或以为商时物”。

近年，有新闻媒介亦报道了一则消息，题目比较醒目，即《河北发现“政和礼器”丰润牛鼎世界仅存两尊》，现?录如下：近日，一尊丰润出土的牛鼎在河北省博物馆库房被发现，这对冀东历史文化的挖掘开发与古代礼器的考古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据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等多名考古学家考证，丰润牛鼎为北宋时期（政和年间）复古仿制的礼器，距今大致为900年，与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牛鼎同为世界仅有的两尊“政和礼器”牛鼎。

而丰润牛鼎作为第一个仿制品，应该比台北牛鼎更为珍贵。

此鼎属青铜器，重55斤，上部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折耳，腹底铸有牛腿状的三个鼎足，足肩各铸一牛头向外，故得名“牛鼎”，且鼎腹内壁有41字铭文。

现代学者推测，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兵掠虏徽、钦二宗以及抢来的金银财宝北上，中途曾驻跸丰润，而牛鼎可能就是此时遗落到丰润民间。

直至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丰润县府在组织百姓修建书院时，发掘出这尊古鼎，其才得以重见天日。

鼎在古代视为立国重器，丰润牛鼎即被誉为“镇县之宝”，各朝代均陈列于文庙书院之中，并将其详细载入各朝县志，且在明清金石大家及文学家中引起了历时几百年的研究热。

而“儒学现鼎”与“梵寺流钟”“龙石兆雨”等景观也并列为“丰润八景”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丰润牛鼎几经辗转。

1953年被上交到河北省政府，后半个多世纪杳无音信。

最近，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整理库房时再次发现了这尊古鼎。

省文物局将其确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并于近期在新建的博物馆中展出。

届时，历经千年的丰润牛鼎得以重现光辉。

“牛鼎”一词，见于《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原文为“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

驺衍其言虽不轨，倘亦有牛鼎之意乎？”后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七中亦曾引用，这段话的大意是：有人说，伊尹背着鼎去给汤烹饪，却勉励汤行王道，结果汤统一了天下;百里奚在车下喂牛而秦穆公任用了他，因而称霸诸侯。

他们的做法都是先投合人主的意愿，然后引导人主走上正大的道路上去。

邹衍的话虽然不合常理常情，或许有伊尹负鼎、百里奚饭牛的意思吧？从上面的原文及译文看出，文中的牛鼎与我们以下所要说的作为礼器用的牛鼎，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回事。

其实，上文引用新闻报道中所说的牛鼎，早在230多年前，即清乾隆四十年（1775），著名学者程瑶田就已对丰润牛鼎作出了详尽的考证。

程瑶田（1725―1814），清代徽派朴学代表人物之一。

小名千儿，字易田，因生时有文在手曰“田”，故其父程兆龙以“田”名之。

“后改易畴，一字伯易，号葺荷（以世居县城之荷花池，用屈原赋“葺之兮荷盖”语）。

又号葺翁、葺郎，亦称让泉过客。

晚年以“让”名堂，因称‘让堂’老人，又称寿丈人”。

世为安徽徽州府歙县人，家在邑城圭山塔下，荷花池边。

平生以著述为事，通音乐，能书法，旁及诗歌，精于鉴别，亦能篆刻，所绘墨兰颇有逸趣。

程好学深思，勤奋不已。

但其一生于科举功名颇不得意，十七岁始应童子试，不售。

二十三岁补博士子弟员。

先后九应乡试，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始中恩科举人。

五十三年三月，大挑二等，得吏部选，授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县学教谕。

五十六年正月，选授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市）学正。

嘉庆元年（1796），诏开孝廉方正科，赴礼部会试，举孝廉方正，赐六品顶戴。

程瑶田与戴震、金榜等人俱从学于江永，精通声律、训诂，提倡“用实物以整理史料”，开启了传统史料学同博物考古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在训诂、象数、名物、制度、天文、地理、历算、声律、金石、书法、篆刻等领域，程氏皆有深入研究，堪称一代通儒。

乾隆四十年秋，程瑶田初到丰润。

十一月初一日，是日冬至。

在文庙游览时，程瑶田见到了庙中所藏牛鼎，遂亲手拓印了十一张拓片。

返回京师柳树井（何圣容寓所）后，十二月十六日，著《记丰润县牛鼎呈朱竹君翁覃溪两太史》一文，对牛鼎作了详尽的考证：丰润县牛鼎今在文庙，重五十五斤。

两耳三足。

足承鼎腹处为牛首，足末为牛蹄，故铭曰‘牛鼎’也。

高通足一尺二寸有奇，耳高五寸有奇，出鼎口者三寸有奇，通耳高一尺五寸有奇也。

腹深八寸八分，口径一尺六寸六分，边一寸四分，去其边得径一尺三寸八分。

前面一足当中，后面近两耳处为两足。

腹内有铭，当前面一足之上铭五行共四十一字，其文曰：“惟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宋器。

审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迄用享，亿宁神休，惟帝时宝，万世其永赖”。

其外近边处为篆二成：上成刻雷纹螭，有首有目，两面各有三出间之，出间四目，前后凡四间，四四十六目也，近耳之出间各二目，通记之六出六间凡二十目;下成无六出，中以篆带一条，屈曲环绕如凹凸字形，凹之?n，凸之覆，凡空处皆补以雷纹螭之无目者，两耳亦皆作螭纹。

关于牛鼎的来源，程瑶田在文中亦有“县志谓前明掘土得之”字样，因手中无丰润地方史志，暂未能核对。

根据铭文中有“甲午八月丙寅”及“宋器”字样，程瑶田认为“适与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为甲午、八月二日为丙寅相合也”，“此鼎为刘宋时物无疑也”。

当时曾有学者汪师韩对牛鼎的铸造年代提出异议。

汪师韩（1707―？），字抒怀，号韩门，别号上湖，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年少时工诗善文，名闻四方。

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奏直起居注。

因母病假归。

尚书张照为武英殿总裁，上疏荐举韩师韩校勘经史。

后又受大学士傅恒推荐，入直上书房，复授编修官。

未几，落职。

客游畿辅，直隶总督方观承曾延请其主讲莲池书院。

汪师韩认为，牛鼎铭文中有“格于太室”一句，考“孝建甲午尚未营建明堂，不应先铸明堂格庙之鼎”，“……推求史鉴，谓鼎当铸于赵宋政和年”，汪氏还著有《丰润古鼎考》一文，收入了自己的文集中。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程瑶田在《丰润牛鼎说示潘二生》文中，对汪说进行了反驳，因文较长，此处不赘。

方婺如（1672―？），浙江淳安人，字若文，号朴山，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曾任丰润县知县，是当时著名学者和文学家。

方著有《?恃粼有恕肥?，其中亦有“赝鼎摩挲学舍昏”之句，并自注云：“学宫古鼎为某学师以赝者易之”，认为牛鼎是赝鼎。

程瑶田经过仔细查验，确认为真品。

方先生只是“但据谣谚云云，未知深考耳”。

十七年后，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程瑶田在为朋友司马达甫鉴定雕戈拓本时，偶然发现牛鼎铭文中的“肇作宋器”，应为“肇作??器”，据“薛氏《款识》载祖辛卣“??”作“宋”以证之”。

“今考定‘宋’之为‘??’”，起因是铸鼎人“追仿古篆”，致使后人出现误读。

二十二日，又作了一篇《考定丰润牛鼎非宋器记》，指出丰润牛鼎的铸造年代既不是刘宋年间，也不是赵宋年代。

今鲁东大学教授陈冠明在《程瑶田全集》“前言”中，对此事亦有专门评价：“程氏为考古学家，《通艺录》中有不少内容涉及金石文字。

所考大多精确不移，令人折服。

如辨‘宋器’当为‘??器’，‘吉用’当为‘??用’，即为典型例子”。

丰润历史上还有一件金石韵事与程瑶田有关。

被誉为丰润八景之一的披霞山，位于丰润城北三里。

披霞山，南北长900米，东西宽250米，海拔75.4米，状如南北放置的一把琵琶，因此古时也有人称它为琵琶山。

每逢夕阳西下，层林尽染，披霞晚照，满目殷红，的确美不胜收。

在披霞山南山脚下有一座真武庙，庙内有一个旧石幢，踣倒在地，多年无人理会。

当年程瑶田发现这件古物后，即作了仔细考证，石幢“高可三尺，八觚（棱角）。

觚面之广，度以今尺，不及七寸者，凡四面。

四隅加敛（收起）焉，面凡四寸。

自一隅始，环而书之者六面，疑是梵书”。

字体有大小，行数亦不一。

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廿四日，程瑶田带着纸、墨等工具再次来到真武庙。

由于年代久远，石幢上的刻字已漫漶难辨。

经反复洗涤，才隐约能认出数十字来。

其建首三字曰“圣寿院”。

下又有“记”字，又有“盖闻修身”字，有“者”字，“人之所”字。

次二行有“玉田俗姓郭氏”字，有“玄数”字，有“自落发后从圣寿院”字，又有“师”字。

次三行有“即圆成寺也，至天庆八年前九月”字，次五行有“维天”字，次六行有“圆成”字，有“建”字，皆仿佛于日光中及灯下得之。

根据所拓文字，程瑶田认为，“天庆”为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第二个年号，天庆八年（1118）也是宋徽宗（赵佶）重和元年，这一年是闰九月，与石幢上的“前九月”文字相合，遂断定石幢是辽代天祚年间旧物。

至于“其建首曰‘圣寿院’、又曰‘即圆成寺’者，疑此地为故圆成寺，至是改圣寿院”。

但经查阅丰润地方史志，却没有记载，致使“邑之古迹遂不复有能知之者”。

若干年后，再经风雨侵蚀，石幢上的文字，恐怕更难辨认了。

程瑶田觉得自己的收获，“其于丰润亦有小补者焉”。

远在江南的徽派大师，又是怎样接二连三地与河北丰润有了接触的呢？据罗继祖先生所撰《程易畴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六年（1771），程瑶田从南方“至京师应礼部试，不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