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对外汉语教材流变
近十年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特点与趋势分析

近十年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特点与趋势分析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近十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随着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对外汉语教学已成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教材作为教学的基础,其质量和适应性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
因此,对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对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揭示出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主要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教材编写者、教师和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通过文献回顾和数据分析,本文将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近十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关注点;二是研究方法的变化和发展;三是研究成果的应用和影响;四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和展望。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旨在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框架,为推动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发展贡献力量。
二、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特点近十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随着国际汉语教育的发展,教材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教材编写和评估,而是扩展到了教材的设计理念、内容选择、结构安排、教学方法以及技术应用等多个方面。
在教材设计理念上,现代对外汉语教材更加注重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和学习效果。
教材设计更加人性化,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注重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内容选择上,教材更加注重实用性和趣味性。
语言点的选取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和实际需求,同时融入丰富的文化元素,使语言学习与文化体验相结合,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在结构安排上,现代对外汉语教材更加注重系统性和科学性。
教材通常按照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学习阶段进行分级设计,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内容安排,确保学习者能够循序渐进地掌握汉语知识。
在教学方法上,对外汉语教材不断创新,引入了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如任务型教学、合作学习、多媒体教学等。
这些教学方法的运用,使得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
《2024年1998-2008十年对外汉语教材述评》范文

《1998-2008十年对外汉语教材述评》篇一一、引言在过去的十年里,对外汉语教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快速的成长与变迁。
特别是从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间,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推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本文将对这十年间的对外汉语教材进行述评,分析其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趋势。
二、发展特点1. 教材种类丰富多样在这十年间,对外汉语教材的种类逐渐丰富,从初级到高级,从综合课到专项课,如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等都有专门的教材。
同时,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习者,教材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2. 教材内容贴近实际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教材内容越来越贴近实际。
教材中的话题更加贴近学习者的生活,语言材料更加真实自然,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汉语。
3. 教材设计注重互动性为了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教材设计越来越注重互动性。
许多教材采用了情景对话、角色扮演、游戏等多种互动方式,使学习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汉语。
三、存在的问题1. 教材更新速度较慢尽管对外汉语教材的种类丰富多样,但有些教材的更新速度较慢,不能及时反映语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的教学方法。
这可能导致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一些过时或不适用的内容。
2. 教材质量参差不齐由于教材编写人员的水平、经验等因素的影响,教材质量参差不齐。
有些教材的编写不够科学、规范,存在一些错误或不够准确的内容,这可能会对学习者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3. 缺乏针对特定学习群体的教材尽管有许多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汉语教材,但仍然缺乏针对特定学习群体的教材,如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
这可能导致这些特殊群体在学习汉语时面临困难。
四、未来趋势1. 更加注重教材的实用性和互动性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未来教材的实用性和互动性将更加受到重视。
教材将更加注重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增加真实的语言材料和情境,同时采用更多的互动教学方式,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近十五年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的研究综述

近十五年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的研究综述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的研究备受关注。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学习汉语,希望了解我国文化。
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的研究变得至关重要。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近十五年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个人观点和理解。
一、主题介绍近十五年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教材的研究方面。
随着我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学习汉语,了解我国文化。
如何设计和编写高质量的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成为了研究的焦点之一。
二、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的现状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文化教材的设计原则、编写要点、使用方法等方面的问题。
一些学者强调文化教材应该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注重实用性和趣味性;另一些学者则提出文化教材应该注重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使学生在学习中不仅了解我国文化,还能够培养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精神。
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和立体化的趋势。
三、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研究的深度针对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研究的深度,我们发现学者们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全面的探索。
他们从文化教材的设计、编写到实际教学中的应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一些学者提出了基于“任务型教学法”的文化教材设计原则,强调通过实际任务来引导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另一些学者则从语言学习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文化教材对学生学习动机和情感态度的影响。
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的设计理论,还为实际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研究的广度在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材研究的广度方面,学者们涉及了多个层面。
他们不仅研究了文化教材的设计和编写,还深入探讨了教材的使用和评价,以及对学生学习成效的影响。
一些学者开展了对不同类型文化教材的使用效果的比较研究,发现了不同文化教材对学生学习兴趣、学习策略和语言能力的影响;另一些学者则试图构建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评价体系,旨在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科学的选用和使用指导。
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发展史研究

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发展史研究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在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背景、历史、现状和展望四个方面,探讨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的发展史及其未来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加。
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作为传递文化知识、辅助语言学习的工具,越来越受到重视。
研究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的发展史,有助于深入了解教材的演化过程和规律,为未来的教材编写提供借鉴。
早期的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主要是在孔子学院等教育机构推广使用的。
这些教材以教授汉字和词汇为主,穿插一些文化背景介绍。
此时,教材的内容偏重于传统文化,如诗词、书法、剪纸等。
随着汉语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和专家学者开始投入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的编写工作。
这一阶段,教材的内容逐渐丰富,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广泛。
不仅包括传统文化,还增加了当代文化、社会现象等内容。
进入21世纪,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已经相当成熟。
教材在内容、形式和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不仅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还加强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介绍。
同时,教材开始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员,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和难度。
当前,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的数量和种类繁多,内容涉及中国文化、历史、社会、艺术等多个方面。
在形式上,教材包括图书、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等。
然而,也存在以下问题:虽然教材的数量和种类繁多,但质量上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
有些教材过于简化文化内容,导致无法满足学员的学习需求;而有些教材则过于复杂,给学员的学习带来困难。
目前的教材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方面,对于中国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介绍还不够全面。
这使得学员难以全面了解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
尽管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员,教材已经有所区别,但仍然存在适应性不足的问题。
部分教材并未充分考虑到学员的文化背景和实际需求,导致学员的学习效果不佳。
为了更好地满足学员的学习需求,未来的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编写教材时,应充分考虑学员的学习特点和文化背景,做到难易适中、内容全面。
ICLTA国际汉语教师协会-南都周刊专题

南都周刊专题:对外汉语教材的60年发展-10年前,苏格兰人Tracey Fallon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是从《新编汉语教程》中的“你好”“谢谢”开始的。
而学汉语的经历,为她后来在英格兰一家国际办公室工作铺打下了基础。
Tracey记得,在自己接触到的汉语教材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是银行职员、企业经理和自由职业者,她最为了解的名人,是姚明和刘翔;而如果时光倒流60年,她认识的中国人则将会是农民、工人,最为耳熟能详的名人是鲁迅和郭沫若,当然,还有毛泽东。
事实上,中国现代对外汉语的教学之路,始于1950年清华大学开办的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
现在,大家好奇的是,在过去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对外汉语教材经历了怎样的改变?以政治为纲:毛主席语录出现在教材里1958年,一个没有姓名的德国留学生来到了北京大学学习中文。
那个时候,中国正在中共中央“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这名德国人善于从劳动人民那里汲取知识。
他去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一位老农民黄老九,听黄讲述自己翻身后当上合作社组长的故事。
他还参加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国庆节游行,跟着人群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同一位在半年内体重增加了4公斤的中国人分享各自的国家发展经验。
课余时间,他观赏了电影《为了和平》、话剧《白毛女》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
以上是《汉语教科书》(上、下)(1959年德文注释版,时代出版社)中描述的景象。
那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对外汉语教科书,也是第一部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对外汉语教材。
这部教材的主要编者是留美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邓懿先生。
但在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和那个没有名字的德国人一样,该书的编者署名是“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因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并入北京大学),个人面目模糊不清。
和那个幸福的德国人不同的是,课本出版那年,邓懿已被打为“漏网右派”、“美国特务”。
《2024年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范文

《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篇一一、引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因此,对外汉语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与研究成为了一项重要工作。
近20年来,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本文将对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述评。
二、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发展历程近20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经历了从传统纸质教材到数字化教材的转变。
早期,教材以纸质版为主,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和语法规则的讲解。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教材逐渐兴起,教材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形式更加灵活多变。
同时,多媒体教学资源如视频、音频等也被广泛应用于教材中,使学习更加生动有趣。
三、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现状近20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深入化的特点。
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教材进行了探讨,包括教材的内容、结构、教学方法、评价等方面。
在内容上,研究者们注重教材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特点设计教材内容。
在结构上,教材注重语言知识的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性,使学习者能够逐步掌握汉语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在教学方法上,研究者们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任务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在评价上,研究者们关注教材的实用性和教学效果的评估,不断优化教材内容和结构。
四、对外汉语教材的特色与挑战近20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实用性和针对性,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特点设计教材内容;二是注重语言知识的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性;三是注重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应用,使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四是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和优化。
然而,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仍面临一些挑战,如如何更好地适应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如何提高教材的教学效果等。
五、未来发展趋势未来,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和研究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将成为主流,数字化教材将更加普及;二是教学内容将更加注重实用性和交际性;三是教学方法将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四是评价体系将更加科学和全面。
对外汉语教材现状与趋势

课程名称: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与方法教师名称:邓文彬教授对外汉语教材现状与趋势文学院对外汉语082张天舒200830403003对外汉语教材现状与趋势摘要:本文通过对例子的分析,讨论对外汉语教材如今的部分现状,并探讨未来的发展趋势,了解如今的对外汉语教材的某些优缺点。
关键词:吸引力、优点、适合、等级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对外汉语教学也是如此,好的教材配合优秀的教师才能使教学质量和效率提高。
语言教师都希望有一套理想的教材,好的教材可以弥补教学上的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教师经验上的不足,学生基础上的不足等等。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从1950年清华大学接受第一批外国留学生算起,已有近60年的历史,汉语教材从无到有,从单一的教科书到配套教材,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材系列。
现如今的使用的对外汉语教材,大致可以满足国内外的汉语教学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的实施,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可以说,对外汉语教材的发展还是可喜的.但是毕竟对外汉语教学真正发展的时间相比其他的语言学还是较短,所以教材方面需要改进之处还有很多。
正如吕必松先生再一次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上,针对对外汉语教材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同一类型的教材,大部分是大同小异,真正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数量有限,这些大同小异的教材,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呆板;有些教材的练习不是数量太少,就是练习的内容和方法与教学目的不一致;有些教材的外文翻译不是太理想,国外反映比较强烈;专门针对国外汉语特点编写的教材太少,大部分教材对国外不适应。
首先,通过分析一本教材,了解一下如今的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的现状。
《中文听说读写》是一套适合初、中级学生使用的汉语综合课系列教材,包括课本、练习用书、汉字练习本、教师手册、音像磁带和光盘以及交互式多媒体程序。
初级教材分上下两册,每册分别有简体汉字和繁体汉字两种版本。
《中文听说读写》教学内容:初级课本由入门简介和11篇课文组成,每课包括词语与课文、语法、句型操练、课文英译,并穿插注释、补充词语和文化背景知识简。
近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变化

从国际需求谈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变化对外汉语教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意义深远的文化使命。
对外汉语专业出现在各大院校, 一批又一批对外汉语人才走出国门,传播中国文化与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爱上了中国文化,“汉语热”、“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预示着中国文化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全球化给对外汉语提供了契机。
国际社会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前进的关键因素和催化剂,促使近十年来对外汉语事业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为什么需求会猛增?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近年来,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开始快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跨越式发展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同时也吸引了世界上很多投资者,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因此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成为必须的功课,学习汉语是必然的选择。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动因。
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世人看来是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30 年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三位;2009 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三大进口国;外汇储备超过23991 亿美元⑤,居世界第一位。
没有人能够拒绝中国这个大市场的诱惑。
很多汉语学习者是希望能够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获得语言优势。
2000 年以后,财经类的本科留学生数量增长很快,从2000 年的930 人增加到2008 年的11335 人。
从图7 可以看出最近8 年财经类本科留学生的发展轨迹。
二、东方文化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
尽管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依然占据着强势地位,但是由于东方文明的崛起代表着文明多样性发展的方向,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日益频繁,加之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具有独特的魅力,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的关注,因此带动了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人数的急速增长,来华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成为很多有为青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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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对外汉语教材流变记者_周至美实习记者_常晔、徐雨雯北京、上海报道十年前,苏格兰人Tracey Fallon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是从《新编汉语教程》中的“你好”、“谢谢”开始的。
而学汉语的经历,为她后来在英格兰一家国际办公室工作铺打下了基础。
Tracey记得,在自己接触到的汉语教材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是银行职员、企业经理和自由职业者,她最为了解的名人,是姚明和刘翔;而如果时光倒流60年,她认识的中国人则将会是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最为耳熟能详的名人是鲁迅和郭沫若,当然,还有毛泽东。
事实上,中国现代对外汉语的教学之路,始于1950年清华大学开办的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
现在,大家好奇的是,在过去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对外汉语教材经历了怎样的改变?以政治为纲1958年,一个没有姓名的德国留学生来到了北京大学学习中文。
那个时候,中国正在中共中央“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这名德国人善于从劳动人民那里汲取知识。
他去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一位老农民黄老九,听黄讲述自己翻身后当上合作社组长的故事。
他还参加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国庆节游行,跟着人群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同一位在半年内体重增加了4公斤的中国人分享各自的国家发展经验。
课余时间,他观赏了电影《为了和平》、话剧《白毛女》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
以上是《汉语教科书》(上、下)(1959年德文注释版,时代出版社)中描述的景象。
那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对外汉语教科书,也是第一部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对外汉语教材。
这部教材的主要编者是留美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邓懿先生。
但在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和那个没有名字的德国人一样,该书的编者署名是“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因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并入北京大学),个人面目模糊不清。
和那个幸福的德国人不同的是,课本出版那年,邓懿已被打为“漏网右派”、“美国特务”。
“每个时代的教材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
”一位曾在北语(北京语言学院,后改名“北京语言大学”)和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两个机构担任负责人的学者说,“文革”结束前,通过对外汉语教学推广主义、输出革命是一项重要任务。
彼时来华学习汉语的主力是公费的亚非拉留学生,也有少量自费的欧美学生。
1971年到1977年期间,由于之前编写的教材均被定为“封、资、修”,北语在周恩来“速编速印”的四字方针下,迅速组织人马推出了《基础汉语》(上、下)和《汉语课本》(上、下)。
这两部“以政治思想为纲”的教材中,除了毛主席语录,雷锋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貌也大量体现,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的方针也得到具体实施。
开门办学1980年,中国留学生丁云出国留学,认识了正在当地学习汉语的帕兰卡和她的男朋友古波。
他们一起喝咖啡,看球赛,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参加了中国驻外使馆举行的招待会。
这是《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下简称《实汉1》,1981年,商务印书馆)里描写的情节。
三位从国外教学归来的北语教师——刘珣、邓恩明和刘社会一起编写了这部“走出国门”的教材。
“为什么要起名古波、帕兰卡?”刘珣说,“外国人学汉语语音的时候,区别g/k、b/p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一个难点,我们就故意起了Gubo、Palanka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练习。
”在保留传统语法结构的基础上,教材吸收了彼时欧洲流行的以交际实用为目的功能法,同时辅以介绍中国文化,构成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新型教材。
“和之前的教材相比,这部教材第一册的场景设置在国外,而且故事的主人公有了具体的人名,”刘珣说,“当时我没有说古波是哪国人,其实主要指的还是美国。
”在该书第一册的结尾,编者们让古波和帕兰卡登上飞机,来到北京旅游、购物和过年。
古波的父母布朗夫妇也被称为“先生、太太”——在以前教材里,成人间均互称“同志”。
而“厕所”、“大小便”这种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词也在书中出现了。
后来有美国朋友对刘珣说:“我们终于会上厕所大小便了。
”基于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刘珣在1986年安排了布朗夫妇来中国旅游(《实汉3、4》)。
来华生活学习的外国人,终于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打破仅仅在北京生活的小圈子,他们游览了长江三峡,在上海南京路“小花园”鞋店买了绣花鞋,在杭州西湖听了许仙和白素贞的故事,然后在丁云家里过中秋节。
长城、故宫、黄河、长江,常常是外国人必去的旅游胜地,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对外汉语教材中。
“长城,是中国的一个表征。
”Tracey说。
在布朗夫妇来华旅游的同时,加藤隆则——现任日本《读卖新闻》中国总局局长——也在这年3月底来到中国。
他来之前先在东京羽田机场附近的日航酒店打了几十天工,每天挣1万日元(可以满足在中国一个月的学习生活费用)。
“刚到北语的时候,我就领到一套免费的精装书。
”加藤隆则指着书架上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日文版,1977年印刷)对《南都周刊》记者说,“这些书当时都没看过。
现在我经常拿出来看,就像我现在经常看《人民日报》一样。
”加藤隆则的学生证至今还保留着:学号86B005,自费。
他跟着“很有才华”的老师学习。
加藤隆则不太记得当时的课本的样子,只有一句最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86年下半年,他在东北和新疆的旅行让他受益匪浅,通过跟各行各业的中国普通人聊天,以此提高汉语水平。
十七年后,另一个加藤——加藤嘉一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到流利的汉语。
这很符合“开门办学”的方针。
令《南都周刊》记者惊诧的是,加藤隆则抱出7本当年写的日记。
“…娘‟是妈妈,但在日语里是女儿的意思,我要记下来。
这是当年抄写的北京的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济南槐荫区打破铁饭碗、五好家庭观念待更新、认真学习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一张报纸一杯茶。
哈,这是《两只老虎》!”加藤隆则唱了一遍。
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博士的韩国人金宰贤最近出版了一本用汉语写的书《中国,我可以对你说不吗?》金宰贤在韩国学习中文的教材是风靡至今的《汉语会话301句》,但汉语的长足进步还是他在中国居住的九年时间,大半个中国的旅行中让他现在已能流利与中国人交流。
“走出去”学习汉语的另一位佼佼者是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
他在1996年到1998年在重庆涪陵师范专科学院(现长江师范大学)教中国学生英文。
学习汉语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插旗山上的横幅是检验他汉语进步的重要参照:“Teaching育 people,管理育 people,服务育people,Environment 育people”在他的汉语学习中逐渐变成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更难一点:“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强国之本。
”在细致入微的观察中,何伟比很多外国人明白中国人的一些隐秘的生活工作细节。
他敏锐地捕捉到:在中国“坚持”一种理论比“了解”它更为关键;夏天的最高气温可能含有政府控制的成分;在中国要经常打制度的擦边球,事后原谅要比事前许可容易得多。
新旧《实汉》《实汉》出版后不久,就长期占据国外汉语教材的主要地位。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古波和帕兰卡的名字随着这部教材响彻国外的汉语课堂,就像Lily和Lucy在中国的英语课堂一样。
“教材一般用了5年就需要更新,但这部教材20年没有更新。
”刘珣说,“《实汉》教材里所介绍的文化也显得过时了。
开始编的时候,我们刚改革开放,虽然没有了过去教材中明显的政治色彩,但还有人民公社、生产队等词汇。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先后编出了非常适合本国人学习的本土化教材,《实汉》在美国的使用率开始下滑。
在国家汉办的支持下,刘珣等人又于2001年开始编写《新实用汉语课本》(下简称《新实汉》)。
《新实汉》作为国家汉办的规划教材,第一册出版了九种外语注释本,北语还出版了繁体字版。
虽然起名是《新实汉》,但其实完全是重新编写的课本,而不是《实汉》的修订本。
“主人公丁力波是和新旧《实汉》之间唯一的联系。
当时我们想,古波和帕兰卡学了20年汉语,都已经40岁了,在新课本里不能让他们从头学起了,应该是让他们的孩子继续学汉语。
我们在加拿大考察的时候,他们建议让古波和丁云结婚,第二代就可以双语双文化。
我们觉得这好啊,于是就有了…丁力波‟这个新主人公的名字,也有了加拿大国籍。
”刘珣说。
就这样,丁云“横刀夺爱”,从她的朋友帕兰卡手中抢走了古波。
丁力波总是对人提及“我的爸爸古波”,并在第14课给他的母亲丁云打电话。
通过这个安排,刘珣把跨越20年的两部教材联系在一起。
和丁力波一起来北语的还有美国人马大为、英国人林娜。
他们认识了一个中国记者和两个中国学生。
马大为结识了一位中国女朋友“小燕子”——借用了(或许是巧合)2000年前后风靡中国的《还珠格格》中主人公的名字。
“中外文化对比是这套教材的一大特点。
”刘珣说,“《你听,他叫我太太》这篇讲的是澳大利亚洋女婿第一次见中国农村的老岳母,不愿意喊…妈妈‟而是喊…太太‟,让老人家很不高兴。
到了第二次,老太太也改革开放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称呼。
《没有说出的爱》讲的是中国人表达爱情的含蓄,这和马大为对小燕子一口一个…亲爱的‟形成了冲突。
”丁力波在北京的购物地点则从专供外国人购物的友谊商店变成了开放的“秀水街”,老师告诉他们可以“同商家砍价”。
三年的学习中,丁力波学到了几首中国民歌:《康定情歌》、《茉莉花》、《在那遥远的地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内外有别《新实汉》教材编写时正值北京奥运会刚申办成功。
丁力波在中国看到了北京大爷大妈在申奥成功之后学习英语的高涨热情。
奥运会对汉语教材市场的繁荣起了极大促进作用,刘翔的名字漫无节制地丰富着各版本的对外汉语教材。
在多元化的潮流中,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和国际热点也会被纳入教材中。
犯罪、网络、老龄化、政治等热门话题纷纷入选中高级汉语教材。
《高级汉语阅读教程》(2009年,北大)介绍了中美政治制度、索马里海盗、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等,当然也少不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和颁奖仪式。
文化差异依然是难以克服的问题,即使是最简单的“问候语”。
面对“赞扬”时,外国人从汉语教材中学到的标准回复是“谢谢”,而不是“哪里,哪里。
”直到进入《实汉2》,面对华人的赞美声,古波才熟练地说:“哪里,还差得远呢。
”“初学汉语的外国人是很难理解…哪里哪里‟的。
”刘珣说,“同样,他们也不了解…吃了吗?‟…干吗呢?‟这种中国人打招呼的含义,面对陌生人,他们通常还是说…你好‟。
”在好奇心驱使下,外国人也会更易察觉到中国在对待某些问题上是内外有别的。
这种情况在对外汉语教材中也有体现,如外国人从《汉语精读教程》(2006年,北大)中了解到的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和中国学生学到的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