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于建嵘
那些影响“改革决定”的普通人
那些影响“改革决定”的普通人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2期对于在这个国家里生活的他们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终决议，同样意味着他们命运的改变。
他们是学者、官员、访者、劳教者……同时也是改革的谏言者、推动者、倒逼者。
当这个国家真的因他们而开始改变，他们又在做些什么？有何感触？《沿海时报》刊文记录了那些影响“改革决定”的普通人。
于建嵘：改革的庙堂与江湖时针指向2013年11月15日18点30分。
51岁的学者于建嵘正坐在电脑前，透过厚厚的花镜，注视着自己的微博页面。
再过半小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要公布。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在新浪微博上对决议做出了预测。
他相信新一轮改革的到来：“这次，一定会改变省以下法院地方化、法官职业化的问题，会废除劳教制度，会改革信访制度。
”于建嵘坚信：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中国必然走上法治之路。
微博上很多网民开始质疑于建嵘的预测。
“如果你说错了，怎么办？”于建嵘半开玩笑地抛出了赌注：“如果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与我的预测基本吻合，有人请我喝酒不？如果与我的设想完全相反，我请大家喝茅台，无论多少人，卖了房子也请。
”于建嵘最终还是赢了。
门户网站很快在包含16项60个条款的决议中，提炼出了若干亮点：改革信访制度；废止劳教制度；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这与于建嵘几小时前做出的预测几乎一致。
对于改革的笃定，来自这位学者过去10多年的经历。
这些年，他像是个移动的信访局，他那间位于北京宋庄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外地群众上门反映问题，就连门厅都不得不摆起流水席。
他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庙堂之上——他开始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开讲座，主题多为信访制度、维稳、法治。
任建宇：改革的“倒逼者”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任建宇无疑是“倒逼”的关键人物。
2011年8月，因转发时事评论，这位即将转正的大学生村官被劳教15个月，引发舆论关注。
“微博达人”于建嵘
“微博达人”于建嵘作者：朱长振来源：《记者观察》2011年第07期于建嵘，中国社科院教授，被誉为最贴近高层的国家智囊，最接近底层的国策专家。
在最近轰动全国的“钱云会死亡案”“微博救助乞讨儿童事件”中，又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人物。
他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具有极强的社会号召力。
现实生活中，他竭尽所能为弱势群体说话，殚精竭虑为民众打抱不平。
先后荣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南方周末》“特别致敬人物奖”、《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人物”称号、《新周刊》“年度新锐人物”等。
少年于建嵘的“黑户”生涯破旧的黑棉袄，半旧的棉布鞋，头发凌乱，满口浓重湖南腔，于建嵘看上去就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你很难将眼前这个人与“中国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社科院教授”“48万粉丝的微博红人”等名称联系在一起。
只是那副标志性的大黑框眼镜，隐隐约约地表明他的与众不同。
1962年，于建嵘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普通家庭。
此后几十年，他有关农民的调查几乎全部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他熟悉这里的人民，以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痛苦。
于建嵘的父亲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孤儿，经常在外面流浪，有一次在山里面遇到湘南游击队，这使得他很快成为一名游击队员。
革命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湖南省祁东国营酿酒厂的负责人。
然而，就在于建嵘刚满5岁时，父亲转眼间就被反对派打成了“土匪”。
母亲带着4个孩子一次次从县城被驱赶到湖南永州农村，动荡不安的生活使得他们丢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户籍档案。
于是，一家人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指“文革”期间没有户口的人）。
那个年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一切，因为那时候的所有消费品几乎都要凭票供应，没户口连粮票和布票都分不到。
没有粮票，母亲就去粮站扫垃圾米，攒起来给一家人做饭；没有布票，母亲就把麻布袋染黑了做布料，找盲人裁缝给他做了件怪异的外套。
于建嵘7岁时，他的父亲找人说了很多好话，一所乡村小学才勉强同意接收于建嵘当插班生。
改革制度使民众不抱怨
改革制度使民众不抱怨
于建嵘
【期刊名称】《南风窗》
【年(卷),期】2009(000)018
【摘要】"知识分子应该对当政者说,怎么来改变我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我在某地做调查时,有关方面建议我写写"多不容易",要我们的人民体谅我们的政府不容易,体谅我们的官员不容易。
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那他可以不干,你不容易你可以下台。
人民可以理解你的某些做法,但是不应该以此为理
【总页数】1页(P)
【作者】于建嵘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1
【相关文献】
1.接受21天不抱怨的挑战——抱怨不如改变
2.抱怨民众公平感、满意度与行为意向的关系研究
3.《不抱怨的世界》：让心中的抱怨工厂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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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领导干部要做到“不伸手”、“不计较”、“不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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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研究
《中国青年报》：何处是归程:关于上访的报道中青报记者董月玲中青报记者董月玲“小心啊！今天来接访的人多，千万别讲是哪里来的啊！”11月24日一早，我跟来京上访农民许永年去国务院信访办。
路上，他接到了这个语气急促的电话。
许永年62岁，是福建厦门海仓镇霞阳村村民，来北京反映村干部卖地问题，我们是在社科院农发所碰上的，他来找于建嵘。
于建嵘从事社会冲突研究，常到下边跑，跟农民接触。
这两年，光农民给他的控告信就收到两万多封。
有的上访农民还三更半夜摸到他在北京通州区农村的家，老许就是自己摸上门的。
“我一点儿都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惟一能做的就是听他们倾述。
听的时候我想：为什么信访量连续11年增长？上访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信访引发的冲突原因在哪里？政治后果又会怎样？直到今年5月，我才下决心做一个定量定性分析，对我国的信访制度状况进行系统调查。
”于建嵘说。
“信访成了块遮羞布，以前羞地方，现在羞到了中央。
”信访问题，已是社会焦点又是敏感的话题。
11月，于建嵘的调查报告《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一披露，闻者哗然。
去年，本报报道过于建嵘《让农民自己讲话》。
“有人骂我今年就变了，是不是想取消信访，不让农民讲话了。
总之，批评和误解的声音很强，我感到自己像是在孤军奋战。
”读完于建嵘的调查报告后，我又跟上老许去信访办和上访村，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上访的。
“既然政府设了这个部门，就是叫老百姓来反映问题的” 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信访办是一门二牌，人称“两办”。
“两办”在北京市永定路西街的一条死胡同里。
果然，离老远就见巷口聚集了很多人，路边停着辽宁、山西、河南等地来接访的警车。
一些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堵在巷口，见人朝里走就问：“你哪里的？”，或把人拦住：“把身份证拿出来。
”问到老许时他没答话。
“问你呢，老头子。
”有人指着他喊道，老许还是不吭气，往里走。
眼看挤过巷口时，有人朝他屁股猛地踹了两脚，老许趔趄了几下，站稳。
然后又使劲儿地挤过了巷口。
纪实故事-于建嵘-理想主义者的奋斗
纪实故事-于建嵘:理想主义者的奋斗一组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在于建嵘的微博上引来网友的上千次转发——照片显示，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
此事继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发布照片的人，又在一次给一个中央机关处级干部班的讲座上，播放了宜宾市执法者殴打上访民众的录像。
学员们均表惊讶，有人言称，下次遇到宜宾市来跑项目，坚决不给！这样一个“上通下达”的人，就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
湘南城乡流浪爷爷要死了。
他是一个裁缝，也算是本地有一点影响力的秀才，家里有很多地。
爷爷死的时候，父亲还很小，不久，奶奶也死了——父亲那时才十几岁，就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管。
父亲就到外面流浪，有一次打架后，他逃到了山里面，碰到了湘南游击队，就参加了游击队。
解放之后，他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就做了一个小干部。
母亲那个时候在团委当保姆，他们结婚之后，父亲被调到衡阳，做了一个县团级干部。
“文革”时，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发生摩擦，把地方武装视为土匪，挖出了我父亲的“土匪”历史，就再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抓他坐牢，就是把他晾起来。
1967年，我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下放到了农村。
父亲是那样的身份，村里没有人愿意让我们留下。
冬天，他们偷走了我们家的棉被，就是为了将我们赶走。
母亲没有办法，就带我们流落到城里，成了黑户（指“文革”期间没有户口的人），没有布票、没有粮票，没有吃，没有住的地方，很可怜。
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去粮站免费帮忙打扫卫生，就是为了在扫地的时候搜集米袋里漏出来的米粒。
她也会到黑市去买红薯回来。
有些人说某样东西小时候吃多了，现在都不吃。
而我小时候主要吃红薯，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吃。
衡阳黑人记忆我8岁的时候，父亲托朋友帮忙，送我去上小学。
母亲没有布票，就去讨了一个麻袋，花几毛钱请裁缝给我做了一件衣服，那人眼睛瞎，衣服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外面，但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穿着它我就上学去了。
班里有个同学是班长，他认出我——我们刚搬进一家木板房地下的窝棚里，他住在木板房里。
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
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
于建嵘
【期刊名称】《经济管理文摘》
【年(卷),期】2005(000)016
【摘要】这是作者近著《当代中国农民的维叔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一书中有关农民维权抗争精英的速描部分。
这些描写散置于每一人物的访谈录之前，现汇编于此。
【总页数】5页(P25-29)
【作者】于建嵘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
【相关文献】
1.为农民工代言为弱势群体维权——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侧记 [J], 李强
2.打假维权群英谱——首届中国打假扶优论坛推出“十佳打假斗士”，“十佳维权卫士”、“十佳曝光勇士” [J],
3.从农民抗争到农民维权——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模式研究 [J], 沈寨
4.绝不让有维权需求的农民工失望而归——大姚县总工会助农民工维权纪实 [J], 殷学勇;
5.农民维权与农民问题研究路向——关于农民维权活动三种解释框架的评述 [J], 覃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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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由万载县委书记斥责于建嵘教授的言论引发的思考知名三农问题学者于建嵘教授在其微博中说：“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
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
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
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他认为，我这样的讲座对县里太有负面影响了。
他说，你这样一讲，下面的干部就不会去执行县委的决定了。
他感到后悔(请我来)。
我告诉他，我只讲我自己想说的话。
”微博中曝出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言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联想此前，发生了强拆导致自焚事件的江西宜黄县也有官员投书媒体称“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通过百度搜索“强拆”，得到的搜索结果有2300万条之多，并且相当内容与暴力有关。
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与热度可见一斑。
诸如此类的各种关于强拆问题的“雷人言论”不绝于耳，说明有如此认识的并不只是个别人。
难道当下的地方官员集体患了失心疯？其实，应该感谢这些官员，放弃了“官家”言论的阴与阳，说出了真话，否则，作为局外人的百姓怎么洞悉其中的奥秘。
万载县书记的言论看上去十分雷人，但放在当下的社会，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令人难以反驳。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严重依赖土地。
在不能触碰全国耕地18亿亩红线的前提下，做好“拆”的工作，成为地方政府获得土地的唯一途径。
而一拆一卖，成就了高额的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对于靠着财政“吃饭”的人来说，没有了大举的拆迁，真的是不知该吃什么了。
但是，这句话在逻辑上的成立，并不代表它在道理上的正确。
在面对公民时候，政府的行为代表着公权力。
为了解决一部分人吃什么的问题，为了提高财政收入，为了政绩，就要强拆公民的房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具有正当性。
深思
“文学的良心”略萨与中国的诺奖之殇侯金亮秘鲁文坛巨擘略萨荣获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世界瞩目，有人评论道，他获诺贝尔奖并不令人意外，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是诺奖的热门人选。
这位才华横溢，著作丰产，在文坛光芒四射的大文豪，早已把西班牙文学批评奖、塞万提斯奖等西班牙语顶级文学大奖一一收入囊中，对他来讲，拿到诺奖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世界很大，耀眼的文学明星并不稀罕，但略萨的经历却充满无与伦比的传奇。
不到30岁，他就写成了代表作《城市与狗》和《绿房子》，一举蜚声国际文坛。
从1952年写下第一个剧本至今，略萨已创作了30多部小说、诗集和剧本，代表作有《城市与狗》、《绿房子》、《中国套盒》等。
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因为他的小说敏感地批判和揭露社会现实问题：官僚腐败现象、贫富差距悬殊、阶级压迫、种族歧视、军警特务横行、党派竞争等，他也被称之为“文学的良心”。
他批判现实，就像在他的早期成名作《城市与狗》这部自传体色彩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也似乎成为他的精神写照：为人不卑不亢，在捍卫尊严和个人合法权利方面，绝不妥协。
甚至为此，他还参加过总统选举，虽然败北，其对于火热的激情足以影响众多人。
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该像略萨这样有着传奇的经历与实践。
但略萨身上弥漫出来的人性的力量，责任的担当，不屈的品格，让人震撼，也值得汲取。
有人说略萨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与行为无不佐证其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一个有人性力量的作家，才会有博大的胸怀，才会产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才会攀上文学的高峰，才会拥有世界级的影响力。
作家的眼界与胸怀，决定了其作品的高度与深度，也决定了其作品的生命力。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作家必须要有良心，要用于担当甚至承受，而不是去谄媚，去奉承，去卑躬屈膝，苟延残喘。
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人文关怀与人性温暖是不可或缺，而敢于直面现实，批判现实，更能让人性绽放出雄伟的力量。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说：“略萨获奖，表彰了文学日渐失落的使命—文学要抗议，要控诉，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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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新型城镇化——从权力驱动走向权利主导2014年03月14日 11:08来源：共识网字号:T|T0人参与00条评论0打印转发城镇化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个举足轻重的问题。
鉴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在内需不足、资源环境消耗巨大的背景下，有关方面在2009年前后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提出“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规律，顺应产业聚集、重点地带开发等区域发展的趋势，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形成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增长面，拓展扩大内需的新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在发展思路和相关制度设计上仍缺乏重大创举，如果以往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如果对城镇化的理解依然主要是通过城镇化促进内需和经济发展，而非顶层制度革新。
一、城镇化是结果而不是手段和途径笼统地说，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互为因果。
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趋势是农民为了获得更高收入而向城市的主动转移，城市化是一种科技、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共同结果，而非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采取的一种战略或手段。
近十几年来，中国加大了推进城市化的力度，数千万农民被动成为市民，城镇化对许多农民而言是一种被动城镇化。
今天的新型城镇化不应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城镇化。
新城镇化战略不应依然是希望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资本投资，从而促进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我们不能简单将农民希望过上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理解为农民接受城镇化战略。
农民过上好生活不止城镇化一条道路。
如果违背农民的主观意志而将城镇化强加于他们身上，可能会引发极大的社会风险。
此外，期望中国城镇化、工业化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愿望，存在着把工业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会忽视服务业在现代经济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应有地位的倾向，或者说未将服务业置于与工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世界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比重早已超过工业，服务业在解决就业上的贡献也远大于工业。
当前中国服务业比重较低，工业大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不少企业高耗能、高污染，我国生态环境和资源能源已难以支撑这种依靠高能耗、廉价劳动力和低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
国内许多发达地区的工业尚且面临生存困境，新的城镇不仅难以肩负起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的重任，恐怕还将使落后产业获得不该有的喘气之机并加重环境污染。
还有，不应过于乐观地估计农民转变为市民所带来的经济效应。
实际上并非农民变为市民之后其收入和消费水平就会自然增加。
我们不应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城市化水平未必与人民生活质量成正比关系，日本、意大利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不到70%，而利比亚、古巴、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在75%以上。
早有学者通过对日本各地区的城市化过程的研究，指出各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无正相关关系。
总之，如果新型城镇化战略依然很大程度上是将城镇化当做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和途径，那就仍未走出片面追求GDP高增长的老思路，高估了城镇化对经济和社会的积极作用。
这种城镇化可能在短期内能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可能增加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风险。
二、土地确权会根本上推动社会变革在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对土地的产权非常模糊，农民难以对农地行使合法权利。
法律对土地的转让权的界定不利于农民，政府垄断了土地征用权和城镇土地市场，政府征用土地时常常绕开“为了公共利益才可征地”这一限制性规定。
当前的土地及其相关制度饱受诟病，新型城镇化战略必须同时对土地制度等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
李克强认为，“如何规范运作，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避免出现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等现象，需要在实践中切实把握好。
还有征地制度改革，怎样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实行合理的有差别的政策等问题，不少地方都有些实践。
如何总结经验、更好顺利推进，也需要认真研究。
”(出自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在大概明确了改革方向之后，现在就需要把现有的城镇化措施细化，明确化使之有针对性。
特别要注意，避免给地方政府留下太多“操作”的空间。
实际上，中国的征地制度是“权力的租金替代权利租金”，实际效果通常是“两不经济”，大都市土地供给不足，小地方却因工业化和城镇化滥用土地，农民的权益受损。
为了防止新型城镇化在实践中异化为对农民的新一轮掠夺，中国的城镇化应首先确认农民对土地和房屋等相关财产的合法权益，尤其是明确规定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产权行使方式和转让程序。
政府应该确定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关系，村民自己的地自主经营、出售、租赁等，应将农民的土地资产变为活资产，使其在流通过程中发现其应有的自然价值，允许农民在国家合理规划的基础上自主开发和经营房地产，这对于抑制城市畸高的房价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土地确权不仅会给农村引入巨量资金，还会根本上促进整个社会改革。
政府应该从维护农民的权利方面着手，保障农民讨价还价的权利，必须明确农民的农村耕地、山林、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或经营权，否则土地流转会成为侵害农民财产的机会。
农村土地确权需要坚持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依法依规有序登记和遵循“主体平等”等原则进行。
现实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政府不将征地的款项及时足额支付给村集体；其二，村集体不能及时足额将征地补偿款发放给农民；后者比前者更严重，一些村集体的领导人经常将村民应得的征地补偿据为己有。
政府应该制定更加合理的补偿标准决定机制，如果农民在土地被征收时无谈判权，强征强拆还会发生。
不能只看到了每年千万农民变为市民这一“政绩”，却未解决许多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情况下被迫变为市民这一惨剧。
三、呼唤户籍社保等制度联动改革正如李克强所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深刻的变化，需要各项配套改革去推进。
在推进过程中，还会遇到并且必须解决各种问题。
”(参见新华社：《李克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必须保护农民利益》)要实现农民转变为市民目标，需要系统的配套改革措施。
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失地农民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了失地农民被动变为市民之后的诸多问题，农民变为市民之后就业和收入难有实质性改善，大部分失地农民难以实现自我认同的转变、难以融入城市。
所以，不应低估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难度，不应忽视了农民的心理和文化与城市存在明显的差异。
农村和农业生活模式、文化不同于城市，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需要漫长的过程，一切机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都必须要改变，人格结构必须重组。
”城镇化会导致大量的农民变成市民，被迫的城镇化对失地农民而言将是痛苦的。
从农民到市民的变化不是简单称呼的改变。
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到户籍、就业、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全方位的制度变革，需要政府进行一系列配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
在一系列的配套制度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当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遗憾的是，至今在户籍制度方面仍未有明确的、有实质性进步的改革举措，尤其在大城市户籍改革方面。
户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中央政府进行顶层设计，“户籍制度改革关乎公民社会权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不能仅限于地方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应从国家建设和公民权的角度来制定户籍改革的相关法规，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基本公民社会权。
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应当负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具体而言，户籍制度的改革首先应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上入手。
我国户籍制度的二元化，其实就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二元化；结束了后者，前者便只具有象征意义。
真正的户籍制度改革，无论国家层面或地方层面上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是在一体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
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具有两大内涵：一为全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依照相对公平的标准承担各自义务，亦依照相对公平的标准享受服务与保障；二为通过财富的二次分配实现共同发展，通过向弱势群体的适当倾斜实现共同受益、起点公平，以强化保障功能、保持社会和谐。
在旧制度向新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应首先淡化城市偏向，使户籍与社会福利逐步脱钩，通过先改内容后改形式的方式来缓和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再经过一系列环节过渡到城乡一元的户籍管理制度，而不宜直接废除户籍制度。
其次，要科学地制定门槛标准，促进人口合理流动。
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准入条件”代替“指标控制”，为实现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提供依靠市场调节为主的制度前提。
靠市场调节的居住和迁徙自由，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但这并不排除政府为维护社会治安、公共秩序、生态环境、社会健康风尚以及他人权利的法定限制。
由于各地经济水平、社会发展、自然禀赋等条件差异很大，中国必须走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发挥比较优势。
例如，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要把县(市)所在的城关镇和中心镇作为发展重点，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在西部不发达地区，地广人稀，要保护好生态环境，从集约化的规模效益出发，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优先发展中心城市。
再次，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尽快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当前，许多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上已初见成效：取消了人为的、行政的户口“审报”制度，以准入条件取代计划管理，实行属地化管理和职业登记，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建立起来。
在此基础上，要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渐次推开，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划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
加强和完善户口登记制度，把以户口管理为重点转到以人口管理为重点上来，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实现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
这是以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探索“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管人”的新模式。
最后，实施户籍与土地制度配套改革，增加改革的整体性。
为了让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增强城市经济增长的潜能，就需要把土地和户籍制度进行联动改革。
应允许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同时，获得更多建设用地指标的沿海城市应更多吸纳非户籍常住人口为本地城镇户籍人口。
具体来说，全国统一规划中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农村由于宅基地整理和复耕而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都可以在地区间重新配置。
但在此过程中，土地的再配置要与户籍改革联动，哪里要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就必须相应增加本地新增户籍人口的数量，特别是要接纳那些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非户籍人口。
建立地区间土地利用指标的交易机制是效率和平等兼顾的举措。
劳动力要和土地指标一起流动，推动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让更多的劳动力分享经济集聚的好处。
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对不同地区的官员考核分别赋予GDP总量增长和人均增长的不同权重。
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联动改革既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又能够让更多劳动力分享经济集聚的成果，是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