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视角与民国初年币制现代化

2012年12月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Dec．2012第26卷第6期Journal of Xinxia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26No．6●历史学研究政府视角与民国初年币制现代化申成玉（新乡学院管理学院，河南新乡453003）摘要：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在币制现代化方面做了相当之努力，其中，南京临时政府致力于整顿银行、统一币制；北洋政府则在建立中央金融体系、统一货币和整顿纸币等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民国初年的币制现代化进程却因为列强的阻挠、地方势力的反对和当时政府整合能力的低下而中断了。

尽管如此，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在币制现代化上的功绩不容抹杀。

关键词：币制；币制现代化；政府视角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334（2012）06－0060－04收稿日期：2012－09－03作者简介：申成玉，男，河南新乡人，新乡学院教授。

币制的完备是一个国家和政府在政治、经济、国防建设诸方面保持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币制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币制现代化有两大明确标志，其一是货币发行集中，其二是货币统一。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开始步入现代化改革之旅，币制现代化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币制现代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国民政府时期，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前，中国货币的纷杂混乱状态没有多少改变，发行集中更是无从谈起，而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初期所进行的币制现代化的研究，则显得薄弱①。

而且学界已有的研究也仅仅是对某一时期的举措作了探析，对其间的联系及发展进程缺少系统研究。

此外，忽视政府在币制现代化中的的作为也是学界存在的问题之一。

事实上，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对币制的现代化起着关键的作用。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政府视角出发，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初期所进行的币制现代化罗举分析，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南京临时政府币制现代化的尝试清末民初之际，中国的币制仍然十分混乱。

其一，当时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货币发行机构。

既有清朝开办的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也有民营的银行和钱庄，更多的是外国金融机构在华开设的银行。

这些银行种类繁多，职能不清，导致了中国金融的紊乱。

其二，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繁多。

有银币、铜币和纸币之分。

其中银币有中国银元、外国银元、银角、银锭之分；铜币有铜元和铜钱之分；纸币有银元票、银两票、铜钱票和外国钞票之分。

而且，各地的银币、铜币和纸币也是各式各样，大多不能跨省流通［1］888－889。

这么多的货币，市价、计量标准各不相同，不仅不利于商品交换，而且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仅有的三个月时间里，由于财政极其窘迫，不仅没有能力控制货币流通，更来不及建立国家层面上的统一而稳定的币制。

即使这样，它也对币制现代化做了有益的努力，在整顿银行、统一币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

由于银行是组织货币流通、资金运动的重要经济部门，南京临时政府为了消除货币发行机构繁多和紊乱的弊端，对整顿银行给予了高度重视，努力改变这一局面。

南京临时政府首先致力于整顿银行。

临时政府接收了清政府的国家银行大清银行在南方各省的分行。

在上海大清银行的基础上，1912年2月5日，06新成立的中国银行开业，这是一家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的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它可以发行纸币，经营国债。

为了加强对它的管理，临时政府财政部订立了《中国银行则例》，由孙中山送参议院审核。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承认了中国银行的地位，孙中山创办中央银行的愿望，终于以中国银行的成立而告成。

中国银行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中国币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也制定了专业银行法规。

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商业银行暂行则例。

12日，颁布了海外汇业银行条例。

在1912年1月至3月间，南京临时政府先后草拟了一系列条例，如兴农银行则例、农业银行则例、殖边银行则例、庶民银行则例、中华惠工银行则例和储蓄银行则例［2］等并提交临时参议院审议。

这一系列条例的拟定与颁布把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蓝图比较全面地绘制出来，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开办银行发展实业、振兴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

这些法规尽管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很快结束而未付诸实施，但却是一个巨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实业部制定《约束钱庄暂行章程》，对具有封建行帮性质的钱庄进行限制。

《约束钱庄暂行章程》第九条指出：“近数年来，商业不振，恐慌屡见，推其原因，皆由于金融机关之不能敏活，而钱庄实尸其咎。

兹本部为维持商业起见，特拟就约束钱庄草案九条，略加限制，俾免因纷歧而召恐慌之患。

”［3］455它的实施使旧式的金融组织———钱庄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使之逐步走向衰落，为银行取代钱庄开辟了道路。

其次，南京临时政府试图统一币制。

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筹建中央造币总厂、铸造开国纪念币和回收各省军用票等措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为统一币制即着手中央造币总厂的筹建工作，先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

经反复论证，决定在南京造币厂的基础上把苏州铜元局迁至南京并入成立中央造币总厂。

不久就饬令其铸造新的模具，把市场上回收的旧币按金银铜质区分进行熔毁，制造统一的民国货币。

在统一币制这个问题上，临时政府还停留在初步规划的基础上。

“临时政府总统府及财政部先后几次就确定币制本位、货币式样、重量、成色及金融管理机关的设立等项进行商议，肯定‘统一币制，实为当今急务’、‘全国币制，法贵统一’。

但是因为临时政府过早夭亡，它没有能完成这一历史性事业”［4］。

为了庆祝和纪念中华民国的建立，临时政府还铸造和发行了开国纪念币。

开国纪念币原计划铸造一千万元，面值分为一元、二角、一角三种，分别用金、银、铜铸造。

这些纪念币的成色、重量、形状都因袭清制。

其中一元纪念币刻有第一期大总统肖像，各种纪念币上均有“中华民国”和“1912年”等字样。

由于从1912年3月9日颁发到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铸币数远不足一千万元。

作为法定货币的开国纪念币，由于其铸造得规整、精细、标准，尽管临时政府很快解体，但该币却能够长时间在全国通行。

最后，南京临时政府要求各省军政府将其发行的军用钞票设法收回，并严禁续发。

财政部于1912年3月13日电令各省：“当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又值军需迫不能待之际，纷纷发行军用钞票以救眉急，本属一时权宜之计。

现在本部成立，中国银行亦在组织，行将议定划一币制之法颁布施行，则各省军用钞票届时自当设法收回，庶免币制混淆之弊。

”“倘不慎重稽查，何以维信用于目前，更何以资整理于异日。

”“所有以前发出票式及数目列册呈报本部，以凭查考。

倘目前足资周转，不再续发，以免金融之危险，固属甚善。

如果万不得已有须续行印刷发行者，亦须呈明本部核准照办。

”②但是，由于临时政府缺乏对南方所属各省的整合能力，这项措施遭到了多数省份的抵制，没有取得太大效果。

总之，南京临时政府所进行的中国币制现代化的尝试，在当时币制混乱、金融业不发达的中国，十分难能可贵，对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进行的的币制现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北洋政府初期所进行的币制现代化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在建立后，在币制上几乎面临着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样的难题。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北洋政府在币制现代化上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建立中央金融体系、统一货币和整顿纸币等问题上做了大量的积极的工作。

首先，确立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国家银行地位。

中国银行曾随临时政府北迁并将总行设于北京，1912—1913年间先后在天津、汉口、山东、河南、长春、营口、山西、扬州、青岛、奉天等地设立分行。

至1916年，除云南、广西、甘肃、新疆和西藏外，其余各省一律设立了分行。

“1913年4月15日，参议院通过了《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为银元6000万元，政府先认垫一半（三十万股），余数由人民认购”［5］457。

其业务涉及经理国库，发行货币和兑换券等。

当时另一大银行———交通银行实力雄厚，经管航、电、路、邮四项款项。

交通银行在总理梁士诒代理财政部部务期间，于1913年5月也代理金库，享有与中国银行一样的特权。

交通银行根据1914年交通部制定的《交通银行则例》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为100016万两，官商份额为四比六，也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之特权，从而与中国银行一样具有国家银行的地位。

1912—1915年间，中、交两行同时行使国家银行职权，实力逐渐强大，信用增强，其影响逐步向全国扩大。

中、交两行国家银行地位的确立，为北洋政府统一货币和整顿纸币提供了便利，增强了中国金融业的实力，改变了有史以来中国没有国家银行或国家银行金融地位不稳的状况。

其次，统一货币。

北洋政府于1913年成立了新的币制委员会，积极筹备统一货币事宜，并由财政总长周学熙亲自负责。

在确定币制本位时，采用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金银并行本位制，币制委员会成员意见不一，争论不休。

1914年2月，北洋政府公布了《国币条例》，这标志着中国开始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6］。

之所以采用银本位制，熊希龄在《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理由书》中做了这样的解释：“以今日世界大势论，银本位固非可持久无弊，虽然恶本位犹胜于无本位。

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

与其梦想最良之本位，而力未能逮，徒致迁延，何如因势利导，采一较易行之本位以整齐之，而为之过渡。

”［7］59《国币条例》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一圆，总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此外还规定“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5］457。

1915年1月，新一届“币制委员会拟订了《修正国币条例草案》，确认国币成色的变动，即一圆银币由含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改为含库平纯银六钱四分零八毫，银九铜一变为银八九铜一一”［6］。

《修正国币条例草案》还涉及铸造金币的内容，为向金本位制过渡奠定了基础。

之后，政府通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会同钱币公会决定自1915年8月1日起在全国发行新银币以替代以前的龙洋。

根据《国币条例》的规定，新铸的银币币面镌刻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头币”或“袁大头”，自1914年开铸，到1916年已铸出1．6亿元。

新银币不仅式样新颖、规格统一、做工精细，且重量、成色与法定误差均在千分之三之内。

新币一发行，很快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在全国各地流通开来，很快取代了其他银币，这是近代中国铸币史上唯一成功的银币。

1917年，财政部又将新币与税收联系起来，规定一切税项要用国币计算税率。

要求税收机关在各地征收税款一概收新主币，对旧币数量严加限制，不得已时方可收受，严禁收受外国银行钞票。

上述措施巩固了“袁头币”的法定地位，大大增加了其流通力度，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