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与上海公共卫生事业
文明花开“检疫桥”

文明花开“检疫桥”作者:丁媛媛窦芒来源:《雷锋·文明号》2024年第02期在上海西郊长宁区金浜路,矗立着一座简朴的“检疫桥”。
每天都会有一群志愿者来到桥头,开展文明交通秩序学雷锋志愿服务,其中就有来自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简称保健中心)的志愿者。
“您好,请在斑马线上等待绿灯”“您好!请走人行道,注意交通安全”……保健中心的志愿者身穿绿马甲,手持劝导旗,每天上班早高峰守在“检疫桥”,协助交警为车辆的文明通行、市民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不忘为民初心,服务至上送春风如今车水马龙的金浜路哈密路交通路口,早先是一片荒地,横跨在这里的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土桥,每逢下雨天,总是泥泞不堪,市民出行很不方便。
地处金浜路的上海卫检所(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前身)时任所长顾金祥将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为了解決来往市民的实际困难,卫检所召开班子会议,决定出资给周边的老百姓造一座桥,这座桥就是今天的“检疫桥”,是全国唯一一座以“检疫”命名的桥。
“检疫桥”从1984年开土动工,到1985年竣工,历时一年。
“我还记得当时桥造好后,老百姓夹道欢呼,无不称赞我们所是‘当代活雷锋’。
”保健中心现任主任何宇平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动情地说。
何宇平是一位检疫老兵,他干一行爱一行,一干就是几十年。
他是“检疫桥”建成的亲历者,也是我国卫生检疫事业大跨步发展历程的见证者。
保健中心始终以守护国门安全为天职,严防疫病疫情,坚决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安全。
他们不仅在卫生检疫事业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而且始终不忘当年“检疫桥”畔为民解忧、为民服务的初心,不断让文明薪火生生不息。
走进保健中心,来这里办事的人碰到的第一个人,十有八九就是中心副主任李俊。
每天一大早,他就站在院子中心的廊桥下迎接前来办事的人。
不等来宾开口,他就微笑上前主动询问,令人如沐春风。
有人要将他发到网上,说这位工作人员的服务让人感到很温暖、很贴心。
保健中心人的服务不是盲目的热情,而是发自内心为对方着想。
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

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报告文学]在一个关于流行文化的座谈会中,一位90后女大学生说什么也不明白,喜儿为什么不嫁黄世仁?她们语出惊人:嫁人就嫁黄世仁,黄世仁有钱;如果喜欢大春,就让大春做情人好了。
爱情失效了吗?原来爱情只是一个传说?当今中国的爱情怎么了?本期推出杨立平的报告文学《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有些陈旧但却动人的爱情故事,两位相爱的北大荒青年,虽然历经沧桑却相爱依旧,平凡的人生闪现出伟大的爱情光芒,和当今社会的爱情婚姻现状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感慨万端。
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杨立平两年前,《北京文学》的总编辑杨晓升对我说,能不能采访一下王亚文和刘行军,他们的爱情故事特别感人。
晓升是我尊重的师长,应他之约,给《北京文学》写报告文学很是荣幸;晓升又是尽职尽责的主编,从采访过刘行军夫妇的央视主持人张越那里要来王亚文家里的电话,于是这篇稿子我不得不写了。
我先上网查得了他们的资料:上海知青刘行军去北大荒插队,与当地女孩二丫相爱。
几年后,刘行军回上海读大学,临行前承诺二丫,毕业后与她成婚。
二丫苦等3年,等到的是一封分手信。
二丫放不下心中的那份感情,没再谈恋爱。
18年后,刘行军惊闻二丫仍然单身,并且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他重返北大荒,将二丫背回上海成婚。
他们住在30多平方米的蜗居。
二丫因哮喘失去右肺,刘行军因肝癌做了肝脏整体移植手术。
这对生活艰难,恩爱如初的夫妇被评为“2004年感动上海十大人物”。
我在《家庭》当了十几年特稿编辑。
特稿是一种注重题材新鲜性、人情味、可读性和卖点的文体。
我觉得知青这种题材太老了,生死恋早已过时,这种题材还会有读者么?二丫在恋人背弃誓言后仍坚守那份感情,这一爱情观和价值观能否被人理解?有报道,在流行文化的座谈中,90后女大学生说什么也弄不明白,喜儿为什么不嫁黄世仁?她们语出惊人:“嫁人就嫁黄世仁,黄世仁有钱,如果喜欢大春,就让大春做情人好了。
”共青团上海市委日前进行的一项针对上海青年的大型调研显示,很多当代青年不再信奉“爱情至上”,对于爱情的力量不再那么有信心。
伍连德与近代中国卫生事业

伍连德与近代中国卫生事业
王勇
【期刊名称】《科学(上海)》
【年(卷),期】2008(060)006
【摘要】在近代中国医学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史上,伍连德(WuLien-Ted,1879-1960年)作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驱者,现代防疫体制的奠基人,在防治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禁止毒品、建设现代化医学教育与医院、提倡公共卫生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杰出贡献。
梁启超先生曾赞誉道:“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
【总页数】4页(P54-57)
【作者】王勇
【作者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100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2
【相关文献】
1.论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演进 [J], 丁泽丽
2.近20年来近代中国红十字公共卫生事业研究述评 [J], 丁泽丽
3.女留学生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贡献 [J], 穆标
4.60年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研究评述 [J], 赵晓阳
5.西方医学对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J], 陈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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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天津租界外侨精英社团——扶轮社述论

民国时期天津租界外侨精英社团——扶轮社述论作者:江沛耿科研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3年第06期摘要本文以成立于1922年天津租界的国际扶轮社分支——天津扶轮社为个案,详细梳理了该社宗旨、组织变化与成员构成、扶轮社聚会与讲座情况,介绍了其以帮助弱势群体、男孩培养计划(Boy Work)、社会服务与公共卫生实践为中心的活动。
通过天津租界外侨与华人间以社团为媒介展开的群体互动,考察了外侨精英社团公益性、慈善性的社会服务宗旨,对反对战争、帮助弱势群体的普世价值的倡导,有助于对近代在华外侨群体问题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天津扶轮社,租界,外侨社团,国际扶轮社联合会,扶轮国际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12-0003-091905年,美国律师保罗·哈里斯(Paul P. Harris)在芝加哥创办扶轮社组织(The Rotary Club of Chicago),至1910年发展为全美16个分社,拥有千余名会员,同年成立美国扶轮社联合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otary Clubs of America)。
1912年,美国本土外第一个分社——加拿大温尼伯扶轮社(Rotary Club of Winnipeg)成立后,①组织名称改为国际扶轮社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otary Clubs),1922年精简为扶轮国际(Rotary International)并沿用至今。
目前,全球有约3.4万个扶轮分社,成员超过120万人。
②扶轮社的组织目标在于促进每一种合法职业的价值展现,为会员提供服务社会的机会;在工商业等各领域中搭建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的平台,提高工作效率;鼓励成员在各行业建立高等级道德准则,激发服务社会的愿望,关注大众福利,鼓励合作,以期共同为工商业及社会发展做贡献。
丁文江民族复兴思想评析

知途驿站Know Way Station122南风 south wind 丁文江民族复兴思想评析文/许荣[关键词]丁文江;民族复兴;救国1 丁文江留学时代的思想倾向丁文江,字在君,公元1887年出生于江苏泰兴黄桥镇的一个地主家庭。
自幼聪明好学,对社会形势发展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关怀。
1902年秋到1904年春的这一段时间,丁文江在日本。
当时的他深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新民丛报》带他进入了一个思想上的新境界,于是他将自己的爱国热情也转化在了笔端,根据同乡汤中也这样回忆道,丁文江做过江苏留学生自办的杂志主编,并且写的文章非常流畅又有革命意味。
根据其弟丁文渊的记载,丁文江因为有许多在日本军官学校学习陆军的朋友,所以他想去英国学习海军以用来建设新中国的国防。
同时丁文渊还说明,当时的丁文江已经认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建立不是全靠革命,还必须依赖于一般人能有现代知识,也就是科学,所以丁文江在英国选择学习了地质学和动物学。
李毅士在《留学时代的丁文江》中也记载了,丁文江冒险出洋去英国时虽然对救国没有具体计划但是已经确定要救国必须先求学。
关于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丁文江回忆道:“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
”英国的温和渐进的思想意识以及进化论的影响为丁文江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础。
2 1922-1926年,丁文江的思想概括1922年《努力周报》创刊,根据胡适有关《努力周报》创刊情形的回忆,丁文江是最早提倡的主导人,丁文江一直主张有职业但是不靠政治吃饭的人应该组织一个研究讨论政治的小团体来批评时政提倡革新。
正是在《努力周报》上,丁文江掀起了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论战—科玄大论战。
科学在丁文江的生命里占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胡适曾说丁文江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在英国留学的七年使丁文江深刻拥护进化论与实证主义,从而在他的性格当中养成了理性与讲究证据经验的特性。
1988年上海成功应对甲肝疫情的措施与经验

1988年上海成功应对甲肝疫情的措施与经验1988年,上海市出现了一起甲型肝炎疫情,引起社会关注。
该疫情在当时被认为是上海市最大规模、最严重的一次甲型肝炎疫情,但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成功地应对了疫情的蔓延,最终平息了疫情。
本文将介绍上海市政府应对甲型肝炎疫情的措施和经验。
一、疫情背景1988年8月,上海市浦东新区出现了一起甲型肝炎疫情,随后迅速蔓延到上海市中心城区和周边地区。
截至1989年5月,上海市累计报告甲型肝炎患者3.3万人,其中重症、死亡病例均达到上百例。
二、应对措施1、领导组成员到前线上海市政府成立了由副市长带队的指挥部,同时派遣领导干部到前线指导应对工作。
市委书记邵华旭、市长陈云林分别到浦东新区、徐汇区等重灾区进行调查督导,并亲力亲为地前往患者家中慰问。
2、抗疫物资的统筹支援武汉市向上海市捐献了10吨复方利巴韦林,北京市向上海市运送了2吨免疫球蛋白,广东省向上海市转运了2000升免疫球蛋白和2000支治疗甲肝的丙种球蛋白。
3、积极宣传、加强群众疏导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疫情通报,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治疗方法和预防方法。
政府还采取了措施限制电视台节目宣传,防止不实信息对社会造成极大恐慌。
同时在市区交通要道、大型商场、公共场所等地设置宣传栏,向市民宣传甲型肝炎的病因、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等知识,并发放预防宣传材料。
4、加强监测力度进行疫情调查上海市政府组织多家医疗机构,对可能出现重症和死亡的患者进行跟踪和掌握动态,同时开展场所调查,追踪疫情来源并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5、实行集中救治和隔离治疗为了提高治愈率和降低死亡率,上海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了集中治疗和隔离治疗,保证了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
三、应对经验1、政府的领导至关重要。
政府的领导干部必须到前线指挥抗疫工作,及时决策、积极协调,调动全市各方力量应对疫情。
2、确保基础设施和医疗物资的充足。
政府应该及时调运医疗物资和药品,并建立应急物资储备系统,确保在出现疫情时物资供应充足。
陈竺 陈赛娟:师出同门的院士伉俪

陈竺陈赛娟:师出同门的院士伉俪作者:余玮来源:《新天地》2009年第04期卫生部部长陈竺有着从知青到科学家的一段传奇经历,他的夫人陈赛娟院士同样在白血病领域作出了很大贡献,被称为“中国最美丽女院士”。
夫妻俩师出同门,是业界令人羡慕的院士伉俪。
自强不息人生路上巧相遇陈竺的父亲陈家伦、母亲许曼音,都是上海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的教授,也是我国知名的内分泌专家。
但陈竺的医学事业却是从赣南信丰县山香村开始的。
1970年,未满17岁的陈竺插队落户到这里,一呆就是6年。
每天收工后,陈竺点着煤油灯看医学书到深夜,天不亮他就赶在出工前读英语。
他坚持从每月7元的生活费里抠出来1元买一本英文的《中国建设》杂志,把有关医学的报道翻译出来,寄给父亲,由父亲修改好后再寄回来。
1974年,21岁的陈竺成为一名赤脚医生,1975年他被推荐进了江西省上饶卫生学校学习。
1978年,他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我国著名血液病学专家、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王振义的硕士研究生。
1968年,17岁的陈赛娟被迫中断学业,成了一名纺织女工。
那时她每天在上班路经上海第二医学院时,心中常常升起一份期待:“将来能够当个医生为病人治病该有多好啊!1972年,梦想成真。
陈赛娟被推荐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在瑞金医院当内科医生。
1978年,她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还结识了未来的伴侣——同门师兄陈竺。
学海无涯大家庭其乐融融当年,陈竺和陈赛娟在一起上课、做实验。
1983年3月,知根知底的老同学终于把双手牵到了一起。
当婆婆许曼音知道儿子陈竺的恋爱对象是陈赛娟时,她说:“早就听说她是个孝敬父母、爱好读书的人,而且还是二医掷铅球的运动员,我为儿子感到庆幸。
”陈赛娟嫁到陈竺家,大家没有感到丝毫生疏,好像原来就是一家人。
陈竺家有个传统习惯,白天上班,晚饭前后在一张长桌子边看完电视新闻,大家聊天,无所不谈,相互沟通,其乐融融。
晚上9点钟一到,全家个个都“转战”到一盏盏小台灯下,看书、写文章、备课……互不干扰,各人按时就寝。
传染病救治一线的公共卫生守护者

传染病救治一线的公共卫生守护者作者:肇晖来源:《上海医药》2013年第11期卢洪洲(1966-),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内科学博士、留美博士后。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
兼任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专业学组副组长兼产科感染与肝病学组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卫生专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药学会药物治疗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预防医学会艾滋病性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上海市艾滋病治疗专家组组长、上海市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健康管理研究会理事兼体检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感染H7N9禽流感临床专家组组长等。
擅长艾滋病、发热待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肝炎、新发传染病等感染性疾病的诊治。
人们常说,传染病救治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那么,坐落在上海市金山区的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里的784名白衣天使无疑就是战斗在这个没有硝烟战场一线的勇士,他们以精湛的医技、高尚的医德以及无私的奉献,时刻守卫着城市的公众卫生安全与民众健康。
H7N9禽流感来袭2013年,“非典”十周年。
就在全国各地陆续发起悼念活动以祭奠死难者、反思教训的时候,一场波及全国的公共卫生危机再次悄然来袭。
2月19日,上海87岁的市民李某到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就诊,表现为重症肺炎,并出现多器官衰竭,于3月4日医治无效死亡;2月27日,27岁的吴某也因类似症状病倒,后亦入住该医院,并于3月10日经积极抢救无效死亡。
令会诊专家们疑惑的是,当时针对李某所做的常规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检测,结果显示都是阴性的。
“但是,病人的症状又像是重症甲流的症状,那就有可能是新的病毒引起的。
当时我只是怀疑,考虑到可能是传染病,我就请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按照生物安全的要求把相关的病例标本送到我们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生物安全实验室去做检测,”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教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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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与上海公共卫生事业卞莹莹摘要:1926年,孙传芳成立淞沪商埠公署并亲自担任督办,委任地质学家丁文江为总办,协助处理相关事务。
本文通过挖掘史料,结合《申报》,梳理丁文江在任职淞沪总办过程中,成立淞沪商埠卫生局,着力于卫生警士、道路清洁、牛痘接种等常规工作以及卫生防疫和医士登记等工作,认为丁文江起到了领头羊的表率作用,促进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建设。
关键词:丁文江;公共卫生;淞沪总办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2-0032-03公共卫生源于西方,近代以来,西医的传播和疫病的频发,促使近代中国开始将目光转向城市公共卫生建设。
上海得风气之先,领先开始了城市公共卫生建设,这其中就有丁文江的心血。
华界设立淞沪警察厅卫生科、闸北工巡捐局巡务科、南市市公所卫生处,负责清道、清洁、防疫等事宜。
三个机构各司其职,效率不高。
1926年8月,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丁文江借鉴西方和租界公共卫生管理经验,将华界三个机构合并为淞沪商埠卫生局,华界始有独立的卫生行政机构。
[1]5012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挖掘相关报纸及档案资料,探讨丁文江在任职期间对上海公共卫生发展做出的贡献。
一、丁文江任职淞沪总办丁文江,字在君,出生于泰兴没落的士绅家庭,天资聪颖。
在恩师龙研仙先生的鼓励下,丁文江留学日本。
在日本的一年半里,丁文江过着“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曾担任过《江苏》杂志的第三任总编辑①。
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学习氛围不佳,丁文江克服语言、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与两位友人到英国留学,最终于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回国。
回国后,他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的首位地质科长,创办了第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改称地质研究所),担任地质调查所第一任所长。
丁文江是个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自小接受传统士大夫文化熏陶并尊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
在与胡适等人合办《努力周报》时,丁文江以笔名“宗淹”发表言论,大有用笔杆“为民请命”的意思。
丁文江本人一直有着强烈[4]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第85辑)·江苏文史资料集粹·文化卷[M].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5]国家图书馆.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第6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6]范凤书.私家藏书风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7]陈嵘.书香苏州[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8]曹培根.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M].扬州:广陵书社,2017.[9]朱太忙标点.吴梅村诗集笺注(上)[M].大达图书供应社,民国24.[10](清)张金吾.爱日精庐文稿[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11]王余光,徐雁.中国阅读大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13]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4]叶德辉.书林清话[M].李庆西标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5]李万健.开放的藏书楼开放的图书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16]韩永进.中国图书馆史[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17]好文章社编辑.好文章(第2集)[M].好文章出版社,1948.[18]沈云龙主编,张一麐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心室太平集[M]台湾:文海出社.1973.[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海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海安文史资料第三辑[M].政协海安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作者简介:付青云(1994—),女,汉族,湖北荆州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32的从政欲望,他倡议成立“好人政府”,主张裁军和南北议和;他极其了解近代军事,蒋廷黻曾评价:“关于军阀和军队问题,在君的知识简直是骇人的。
”[2]206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明白,若想在华洋杂处的上海收回租界,必须把租界以外的上海打造成一个模范城市,作为将来中国收回租界的准备和根据。
1926年5月4日,孙传芳成立了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自任督办,委任丁文江为总办。
二、淞沪商埠卫生局的设立和常规工作开埠之后的大上海卫生情况堪忧,“逼仄的街道上拥挤的人群,几户人家挤在一个屋檐下,没有保持城市清洁和下水道的任何规定,到处都是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拾荒者”。
[3]20世纪20年代的大上海呈现华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市三治的局面,但华界和租界的公共卫生差距十分大。
1926年8月24日,由沪南市公所卫生处、警厅卫生科和闸北巡务科合并而成的淞沪商埠卫生局正式成立,卫生局分设三科,另设南市化验所,三科与化验所共同负责办理全埠卫生事宜,另聘请“五位素有声望的当地人士和四位具有专门学识的医生设置卫生委员会”,并“添设卫生警察八十人执行检查及协助一切之事务”。
[4]针对上海华界现状,卫生局开展了以下常规工作。
第一,为了加大卫生局的安全保障,公开招考专门负责公共卫生事务的卫生警士。
第二,卫生局注重清洁卫生事宜。
卫生局副局长每天“亲往各段视察”,督促清道夫打扫清洁,同时裁减清道夫的人数,并将每月工资由原来的“短工制”改为“长工制”,“清道夫费每年支出十一万余元”,几乎占“卫生局全年经费百分之七十”。
[5]卫生局还专门颁布了《清洁违章条律》,要求清道夫不得“将物倾倒阴沟”、禁止“向住户勒索规费”;要求普通民众不得“在公共道路任意便溺”“倾积秽物或堵塞沟渠”。
条律强调:“凡犯上列行为之一者,按情事轻重处一元至五元罚金”。
[6]第三,卫生局定期施种牛痘,预防天花。
卫生局“特印布种牛痘传单二十万张”分发给南北区各住户,派医生“携带痘苗药品等”前往“淞沪区内公私各中小学校”接种。
三、淞沪商埠卫生局参与防治霍乱民国以来,疫病频发,1926年闸北水厂水源受污染引起霍乱流行,发病3140例,死亡366人,最初报告的霍乱病例达到了1417例,8月份开始,报告的病例数逐渐减少。
[7]卫生局自建立以来临危受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具体举措如下。
首先,卫生局从霍乱源头着手,积极改善饮水卫生。
1926年疫情最严重的霍乱是由于闸北水源的污染。
为了控制时疫的进一步发展,卫生局听取丁总办建议,购置机器,使用氯水消毒法;南市自来水亦“借用闸北之消毒机器,施行消毒而防疫疠”。
在饮水问题上,卫生局一再提醒民众“一切饮用之水必须煮沸”。
[8]其次,卫生局注重屠宰场和食品的卫生检查工作。
为了改善屠宰场卫生,卫生局发布《屠宰章程草案》,并规定“南北市所有屠宰行经该局兽医王兆麒逐一视察”,并让各宰作主在规定时间内根据改良意见进行整改”。
卫生局要求各公司将出口火腿进行备案,核准相关手续后进行检验,检验合格方能出口。
[9]卫生局还对非法生产的商店施以惩罚,如朱福记宰牛作坊因熬油污秽不堪被举报,卫生局派员调查后勒令该作坊停止营业以重卫生。
最后,卫生局为了更好地控制霍乱的传播,对于患瘟疫的患者进行逐户登记。
卫生局“逐户分发预防霍乱的传单”,了解因患霍乱病死者的姓名、年龄、住址、得病经过,并填表报告所在警署或卫生局,从而控制患病人口,减轻疫情。
针对中暑和时疫患者增多的情况,青年会不定时邀请医生进行公众演讲,如8月4日四川路青年会开展了题为《暑期摄生法》的主题演讲。
影片公司拍摄以“疫病之来源、公共清洁以及蚊蝇传染病菌、医院治疗成绩”为内容的影片,在公共场所轮流开演,向一般百姓宣传防疫常识。
[10]青年会、医学会以及民众多方参与宣传公共卫生知识,这使上海公共卫生的改良更加高效。
四、淞沪商埠卫生局与上海医士登记制度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了《壬子癸卯学制》,将中医学系摒除在学制之外。
此后,中西医的争论就未曾停止。
上海见证了1922年至1924年以恽铁樵为首的中医和以余云岫为首的西医派在学术上的论争。
1925年余云岫组织成立上海医师公会,并作“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将中西医之争从学术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
[11]89在中西医水火不相容的背景下,经过半年的争论,1927年3月10日,“商埠卫生局第一次发给医生合格开业执照”。
[12] 1926年6月24日,《申报》记载:“针对大批的医药案的发生,丁文江查办并妥筹防范续有此污点发生,督办公署复据西医团体学会呈请先从甄别医师资格入手。
”[13]自上任不久,针对一直以来的毒品案,丁氏就有了取缔非法医师,整顿卫生行业的打算。
9月8日,卫生局公布医生登记并开业试验章程,章程交代了开业试验委员会成员、考试时间、费用、相关资料和考试科目。
10月23日,上海第一个开业西医团体上海医师公会举行会议,并于下个月14日确定了医师登记制度。
33与西医快速确定试验章程截然不同,中医与卫生局达成协议的过程一波三折。
代表全体中医反对淞沪卫生局医士登记提案的团体分别是神州医药总会和中华医药联合会。
神州医药总会临时会议对于卫生局颁布的条例提出异议,于旧历十月初五日举行全体大会讨论。
会议主要讨论“考试医生一事,应请卫生局委托政府立案之医学团体办理,以期妥善”。
[14]两天后,中华医药联合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并公开反对卫生局试验登记,此后,联合会与商埠卫生局就反对试验登记一事反复展开讨论。
12日中华医药联合会对于卫生局委员会的组成和委员产生方式提出质疑:淞沪区内中医人数较西医偏多而卫生委员会中中医的名额却远远少于西医,但“卫生委员会西医占其四,中医占其一”。
[15]医药联合会期待卫生局改组委员会,然而卫生局迟迟没有给出改组委员会的具体通知。
12月19日,神州医药疑似出现故意妨碍医士登记的行为,随后中华医药联合会公开否认中医加入试验一事。
卫生局最后同意上海中医学会“补选三人”进入医士登记委员会,并决定将中医考试的审决之权完全交给各医学会。
这样一波多折,1927年2月11日,淞沪商埠卫生局对中医生进行考试,一场就医师登记的争端在淞沪终于尘埃落定。
五、结语1926年丁文江上任后成立的淞沪商埠卫生局开中国公共卫生之先河,改善了用水卫生、制定清洁条例督责民众养成维护公共卫生的习惯,确立了中西医登记制度,虽然从政时间仅八个月,政治计划未能全然实施,但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诸多举措为后来国民政府时期的上海卫生局奠定了基础。
丁文江任职期间如此重视公共卫生,这与他接受的西式教育和后期养成的个人的科学信仰息息相关。
丁文江留英期间,曾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两年,并在哥斯拉格大学学习了四年的生物学与地质学,广泛涉猎科学领域使之对最前沿的科学思想动态甚为了解。
作为胡适眼中“欧化最深、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这样一个“科学至上”的知识分子走上政治舞台必然会把改良大上海的公共卫生事项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