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文化批评
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
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通常包括文化决定论、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等多种不同的理论流派。
下面将对这些主要理论进行详细探讨。
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文化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包括马克斯·韦伯和博士·阿尔弗雷德·哈尼斯·韦伯观点认为，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变革的主要引擎，并且可以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
他们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文化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基础，对于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构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系统，由许多相互联系的元素组成。
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
他们强调文化的结构和规律，认为人类行为是受限于这些结构和规律的。
结构主义者通常通过对文本和符号的分析来揭示文化的内在逻辑和意义。
后现代主义对结构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超越，认为文化是多样和多元的。
后现代主义者强调文化的流动性和多样性，认为文化并没有固定的本质。
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米歇尔·福柯。
他们主张以“解构”和“去中心化”的方式来理解文化，通过批判、反思和创新来推动文化的变革。
意识形态批评认为文化是由统治阶级和意识形态来控制和操纵的。
意识形态批评的代表人物包括路易·阿尔都塞和斯图亚特·霍尔。
他们强调意识形态的权力和操纵性，认为文化批评应当揭露和抵制这种操纵。
意识形态批评者主张通过对文化的政治性和权力关系的批判来促进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综上所述，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涵盖了文化决定论、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等多种不同的流派。
每种理论流派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重要性，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文化现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理论的了解和运用，深入探讨文化的本质和影响，推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取得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
意识形态批评
（3）倾向性内涵的发展： A、马克思、恩格斯：作家的政治倾向性 具体体现为作品的意识形态性。 B、普列汉诺夫：把倾向性、政论性、阶 级意识联系起来。 C、列宁：作家的倾向性和艺术创作之间 是矛盾的，作家本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倾 向性，决不等同于艺术作品里客观显示出 来的倾向性。
Hale Waihona Puke 第二章 意识形态批评第二章 意识形态批评
3、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运用意识形 态的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思 想形态。（比如葛兰西强调意识形 态的实践功能，认为正是意识形态 创造了主体并使他们行动。）
第二章 意识形态批评
二、意识形态文学批评的内涵 1、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模式： 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围绕它而运作 —— 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制 度、法律设施和国家权利等）——意识形 态（体现前者利益的哲学思想、历史观念、 价值导向、道德理想、审美趣味、文学艺 术等）
D、巴赫金：任何艺术符号都充斥着倾向 性，都是意识形态角斗的战场。 E、阿尔都塞、马歇雷：倾向性是意识形 态的二元性：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与艺术 文本中的意识形态。
第二章 意识形态批评
2、离心结构 文学文本具有内在不协调的离心结构特征。 （1）理论思路： 作家生活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 并不是自己自发地产生意识形态，而是无 意识地接受社会意识形态观念。当他创作 时，就与这个意识形态氛围产生一种材料 加工的关系。在这个加工过程中，社会意 识形态在他的视野下成为一种客体对象， 加工的结果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的意识形 态，而成为艺术作品的意识形态。
第二章 意识形态批评
4、后现代主义文学意识形态批评形态： 代表人：伊格尔顿、杰姆逊 主要思想：认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 产，特别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然 而，文学并非直接反映意识形态，它与意 识形态的关系是一种文化生产的关系。
文学批评的类型与方法
文学批评的类型与方法一、文学批评的类型文学批评的类型是文学批评原则的具体运用的结果，是指文学批评论著所体现的评价取向形态。
1、鉴赏型批评是一种侧重于鉴定和欣赏文学作品的人文情趣、审美品位和笔墨韵味的批评类型。
2、认知型批评是一种侧重于学理地评析文学现象、体现认知冲动的批评类型。
3、实用型批评是一种侧重于从社会教化效果评论文学现象、适应社会整合需求的批评类型。
4、消遣性批评是一种侧重于报导文学的相关新闻轶事、投合读者休闲需要的批评类型。
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批评方法，是指文学批评过程所呈现的批评视角、阐释重心和评价系统等的综合轨迹。
1、传记批评方法一种注重探寻作品与作者经历和人格的联系的批评方法。
2、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一种通过考察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评价作品的批评方法。
3、感兴批评方法一种侧重呈现作家创作感兴并唤起读者相同感兴的批评方式。
4、语言批评方法一种依托现代语言学而发展起来的关注文学的语言组织及其在文化中的功能的批评方法。
20世纪初期关注“文学性”及“陌生化”的俄国形式主义20世纪20-50年代注重文本语言分析的英美“新批评”20世纪50-70年代运用语言学模型从事文学的语言结构分析的法国结构主义20世纪60-80年代致力于文本“解构”的法国和美国的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
5、心理分析批评方法20世纪由弗洛伊德开创的从事文本无意识语言分析的批评方法。
弗洛伊德，荣格，拉康6、读者反应批评方法20世纪70-80年代盛行于德国和美国的一种以读者接受为重心的批评方式，强调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解释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接受或反应及其在文学活动中的主动作用。
德国：“接受美学”姚斯、伊瑟尔美国：“读者反应批评”菲什、卡勒7、意识形态批评方法8、20世纪60-80年代欧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注重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和社会政治效果的批评方法。
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法国的阿尔杜塞美国的杰姆逊英国的伊格尔顿9、文化批评方法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注重文学的文化特性的批评方法，它是英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文化研究”学派在北美及世界上其他地区扩展的结果。
批评与意识形态
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文化意义。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观念的反映，而文学批评 则是对这些观念的思考和探讨。因此，文学批评具有揭示社会文化问题、推动社 会文化进步的重要作用。
从目录结构来看，《批评与意识形态》采用了层层递进的方式展开论述。首 先从引言开始，简要介绍主题和背景；然后逐步深入探讨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 关系；接着进一步探讨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最后总结全书的主要观点和结论。这 样的结构安排使得全书内容紧凑、逻辑清晰，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 观点。
通过对目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批评与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通过分析目录，我们可以看出，《批评与意识形态》主要探讨了文学批评与 意识形态的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作者认为，文学批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 解读和评价，更是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的思考和探讨。而意 识形态则是社会文化观念的集中体现，对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文学 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
伊格尔顿在书中讲解了由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 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本六个范畴关联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 虽然我未必能完全理解这一整套理论，但通过伊格尔顿的讲解，我仍然能够感受 到这一理论对于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性。
伊格尔顿指出，“每个文学文本都在某种程度上内化了其社会生产关系”。 这意味着文学文本中同时隐含了产生它的社会环境生产关系下的社会思想意识以 及其创作者的思想意识。在第四部分，伊格尔顿回顾了阿诺德、艾略特、狄更斯、 康拉德、叶芝、乔伊斯等人的作品，分析了他们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作者的思想意 识，以及其思想意识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冲突。这些分析让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文 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意识。
新历史主义名词解释
新历史主义名词解释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一种文化批评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关注文学作品与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相
互关系。
新历史主义的关键概念包括权力、历史、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
新历史主义批评者认为文学作品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受到该时代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不仅是个人创作的产物，也是文化和历史的反映，是权力关系和社会问题的表达。
新历史主义批评者通常采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
他们关注历史的片段、被遗忘的历史事件和边缘群体的经验。
通过对历史主题的重新解读和社会权力关系的分析，他们试图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文化现象。
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作品与历史的相互关系，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诠释和再现，以及文学作品对历史事件的反应和影响。
他们认为历史是被叙述和重构的，因此不同历史记载可能存在差异。
他们试图揭示历史叙述的权威性和隐含的意识形态，挑战权威历史叙述的普遍性。
新历史主义注重文本分析和文化批评，强调文本内外的各种因素。
他们认为文本和历史密切相关，不能被隔离开来分析。
他们通过文本所传达的语言、符号和意象来研究历史和文化。
他们关注作家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和文化模式，以及作品中展
现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冲突。
总之，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关注文学作品与历史、社会和政治相互关系的文化批评理论。
通过重新解读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分析文化现象和权力关系，揭示历史叙述的权威性和意识形态，他们试图理解文学作品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的意义和影响。
论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论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20世纪60年代,随着文化问题的日益凸显,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一个重要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研究立场的新取向。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试图抱着对文化积极的批判态度来对文化问题进行研究和批判。
斯图尔特?霍尔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理论思想和独特的文化批评观是我们理解和把握这种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态度的重要切入点。
意思形态是霍尔文化批评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有人把以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称之为意识形态研究。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由于意识形态概念同文化概念一样.其界定至今存在争议。
因此,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和使用是我们首先应当澄清的问题。
阿尔都塞认为,对于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用真或者是假来进行描述。
它不是‘虚假意识’。
他认为,虽然作为主体的个人认为自身是其动因,自身可以对现实进行直接和自由地把握。
但事实上,个人的这种把握只能是一种想象的结果,要想获得身份是必须通过进行社会建构及一系列思想体系的规定而获得的在大众传媒的研究和批判中,以及对文化研究范式问题的解决中,霍尔成功的运用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霍尔这样评价;文化霸权概念是葛兰西最杰出的理论贡献,霸权的获取,当然不排除意识形态的压抑.但更重要的是他能改过被支配阶级和集团的积极赞同来获取的。
除了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最接合概念进行阐述外,真正给予接合以哲学内涵并把它上升为一种理论是埃内拖斯?拉克劳.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把接合概念上升到哲学概念的高度来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在后来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对之前的“理性主义范式的接合”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种“理性主义的接合范式”虽然极力贬抑或远离常识性话语的接合形态,但是,意涵性的话语接合是不可根除的,它形成了本质主义范性接合称为可能的条件。
霍尔对大众媒体的研究与批判的成果集中体现在《编码与解码》一文中。
意识形态电影批评的方法
意识形态电影批评的方法引言：意识形态电影批评是一种通过对电影内容中的意识形态元素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方法。
这种批评方法旨在揭示电影背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观点，以及对观众的思考和影响。
在本文中，我将探讨意识形态电影批评的几种常用方法，并分析这些方法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评价电影作品。
一、政治意识形态分析政治意识形态分析是一种通过审视电影中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观来评价电影的方法。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媒介，常常传递着一定的政治立场和观点。
通过分析电影中的对政治话题的处理、角色形象的塑造以及故事情节的安排，我们可以揭示出电影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
例如，一部电影可能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重新演绎，传递出某种政治立场，或者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呼吁观众思考和行动。
政治意识形态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电影的意图和目的，并对其进行评价。
二、社会意识形态分析社会意识形态分析是一种通过审视电影中的社会问题和现象来评价电影的方法。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往往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和问题。
通过分析电影中的社会现象的呈现和批判，我们可以了解电影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和观点。
例如，一部电影可能通过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揭示，引发观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社会意识形态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评价电影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呼吁。
三、文化意识形态分析文化意识形态分析是一种通过审视电影中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观来评价电影的方法。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常常承载着特定文化的观念和价值。
通过分析电影中的文化符号的运用和文化价值的表达，我们可以揭示出电影所代表的文化立场。
例如，一部电影可能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呈现和现代文化的冲突，探讨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的问题。
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电影所代表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并对其进行评价。
结论：意识形态电影批评的方法是一种通过分析电影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观点来评价电影的方法。
政治意识形态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电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社会意识形态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评价电影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电影所代表的文化观念和价值。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批评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批评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意识形态批评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这一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本文将从莫言和余华两位著名作家的作品中探讨当代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问题。
莫言的《丰乳肥臀》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史观的巨著。
小说通过描述一位女性的命运，揭示了中国社会中的权力斗争、阶层差异、性别歧视、意识形态束缚等问题。
莫言在小说中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批判，认为那是一段黑暗的历史。
同时，他还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认为传统文化中存在人性的扭曲和歧视，需要进行改革和超越。
这些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正是这种批判精神让莫言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界的重要人物。
余华的《活着》则是一部批判毛泽东时代集体主义和运动化的经典作品。
小说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来揭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表达了对个体自由、人权和人性的崇尚。
余华在小说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和运动化使得个体自由受到限制，人性无法得到发挥。
此外，他还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认为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阻碍个体解放和人性表现的因素，需要进行改革和超越。
莫言和余华的作品中，批判是一种常态，意识形态批判是一种必然。
当代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不仅仅是作家们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和自我审视，更是作家们对当代社会现实和人性问题的关注和呼唤。
这种批判精神既体现了作家们的责任感和社会关怀，也反映了读者的共鸣和需求。
当然，意识形态批评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有些人认为批判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和思维方式，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批判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批判可以激发人们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和反思，促进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同时，批判也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加自由和多元的文化环境，让人们享受更多的精神自由和幸福。
总之，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意识形态批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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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文化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漫谈一、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意识形态”多被当作某一阶级（政党）的政治思想观念或倾向来使用，以至于不少人总是将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混为一谈，却很少关注这一概念所依附的哲学史框架和社会文化语境。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在今天更多地与贬义（如神秘化、虚幻或欺骗）相关联，但它最初是作为启蒙主义理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理性概念被提出来的。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是第一个把“意识形态”(ideologie)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的人，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观念学”，即通过对观念进行唯物的、科学的精确描绘和研究而得到的知识。
后来由于拿破仑将托拉西们污蔑地称之为“意识形态家（ideologue）”，才使这一概念蒙上了虚假、空洞的意涵。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于意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探讨，揭示出这些意识形式对现实世界的异化和对主体的虚伪教化，这对“意识形态”涵义的转折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后的费尔巴哈对宗教这种最具异化特征的意识形式进行的彻底批判，都为人们揭示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提供了自信心和思想条件。
真正对意识形态概念发生革命性影响的人是马克思。
他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昭示出马克思主义探讨意识形态的两条理论途径。
一条是通过理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研究，最终发展成《资本论》那样的经济学－哲学专著；另一条则是通过对既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创立新的意识形态观，以指导无产者进行工人运动或暴动的政治行动实践；前者更重视意识形态的真假认识价值，后者更注重意识形态的社会改造效果。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看法紧密相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一般意识形态”看成是某种社会为维持自己的存在和运转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现象，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是我们应该揭穿和批判的幻象。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意识形态的内容被具体化，指的是创建于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上的各种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
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建立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日益深入，马克思不再将意识形态简单看成带有贬义色彩的虚假（歪曲）幻象，而更重视从唯物史观为意识形态定位，更重视揭示构成意识形态虚假性或歪曲性的社会关系根源。
换句话说，就是不再纠缠于对意识形态想象是否真实的追究和批判，而更加重视揭露和消灭造成意识形态虚伪性的真实（物质）条件。
马克思不但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生成和运作得以依赖的社会物质关系，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使自己的存在更具合法性而采用的种种话语策略和隐蔽手法。
马克思之后的革命哲学家列宁、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的阿尔都塞也从不同程度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
出于建立新政权的需要，列宁开始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描述性的概念（有别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批判观念），将意识形态看作配合阶级专政的附带内容，并将意识形态实践工作正式纳入到新社会制度的建设当中。
而葛兰西却发现，意识形态在西欧社会远比列宁所说的要复杂，意识形态分布在哲学、宗教、常识和民间传说各个层次的意识形式当中，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2[2]。
他将上层建筑的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可被称作‘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即通常所说的‘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或‘国家’” 3[3]。
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采取的是暴力形式；而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等构成，以意识形态或舆论方式得以维持的。
以这种划分为基础，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领导权理论，将意识形态基本上看成是争夺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或“智识的和道德的领导权(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的斗争平台和阵地。
4 [4]葛兰西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强调，到20世纪70年代对西方左翼学术（尤其是英国的文化研究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至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则更多是从意识形态的消极社会职能这一角度进行，其外延比较宽泛：不仅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而且还包括科学和技术。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柱——理性——本质上就是具有暴力性和操纵性的东西，它残暴地驾驭着大自然和肉体的感性的独特性。
人们为了能一致地同自然界作斗争和进行生产，往往对人的本能、欲望进行压抑和管制，一切的意识形态正是为此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同一性思考(identity thinking)”的机制。
这种“同一性”用一种理性的妄想抹杀了个人的独特性，将事物的独特性和多元性无情地转化为自身的幻象，资产阶级宣扬的抽象平等交换机制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性之所在。
法兰克福学派由此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描述为虚假性或非真实性，并将虚假性扩展为一切意识形态所固有的普遍特性。
他们认为这种普遍性表现为操纵、欺骗大众和为统治现状辩护等消极功能，需要结合精神分析理论，对个体的精神幻象和社会文化传播行为进行更为彻底的祛魅和批判。
）葛兰西之后，对意识形态理论有重大推进的当属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
他不但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外在特征和社会职能，更揭示了意识形态作为主体与自身的一种“想象”性关系在社会生产活动当中所起的作用。
由此将意识形态理论转移到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观和社会生产理论当中，将意识形态看成一种附着在一定机制上、对个体有构造作用的生产活动，从而摆脱了长期以来对意识形态真假问题的静态认识论理解，将意识形态问题引入到对于主体身份建构的探讨。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基本明确了意识形态依附的物质条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存在及运作方式，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考察了意识形态所起的特殊功用，基本上形成了他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看法：即意识形态是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略显神秘而又时时发挥着现实功用的物质性存在，是渗透和弥漫于诸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的建构主体的活动。
为了凸显主体在被建构过程中还有一定的主动性空间，阿尔都塞的弟子米歇尔•佩舒(Michel Pêcheux)随后提出了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的说法。
福柯尽管拒绝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他对于权力概念、对于权力与知识共谋关系的强调，对于话语建构效能的强调，显然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主体建构理论有深层的关联。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简称ISAs）源自法文Appareils Idéologiques ďEtat，是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首先创用的一个概念。
由于阿尔都塞首先将意识形态问题纳入到社会物质生产结构当中进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将意识形态当成精神现象或理论(知识)体系的普遍思路。
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等人对于国家和意识形态所做的理论探讨，最终将主体建构、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国家机器等概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揭示出主体及主体性被建构的物质基础和体制结构。
阿氏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是从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开始的。
他首先将意识形态放在社会结构当中去理解，在初步揭示意识形态的外在特征和社会职能之后，再进一步思考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的相互关系，倾向于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先于个体存在的文化客体、社会结构、思想通道或政治无意识。
他认为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
”5[5] 因此，意识形态表象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和主体认同活动，不能将意识形态仅仅看成一种否定性的虚假存在，它可能是一种动力体系，物质地、真实地发挥着改造我们的功能。
这意味着，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处不在、略显神秘而又时时发挥着现实功用的物质性存在。
如何认识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和功能？在1969年所写的著名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氏认为还是要回到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当中，但考察的重点应该集中在支配个体生存信念的最重要载体——国家机器上。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至少包括两个必要条件：“1)劳动力的再生产；2)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6[6]他尤其重视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认为后者涉及到意识形态和主体构造这个更复杂的问题。
“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一种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同时，还要求一种对现存秩序的规则附以人身屈从的再生产，即工人们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归顺心理的再生产，以及一种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们恰如其分地操纵统治意识形态的能力的再生产。
”7[7]从劳动力再生产角度考察意识形态所起的特殊功用，将问题推向主体的自我建构，推向国家机器和社会机构的教化功能问题，这些实际上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
在探讨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阿尔都塞直接继承了葛兰西对于“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霸权）”的探讨。
在他看来，葛兰西是第一个强调意识形态之物质载体的创造型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国家不能被简缩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还应当包括一定数量的‘市民社会’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
受此启发，阿尔都塞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般将国家看成与政权紧密相关的强制性机器，但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还是看到了国家机构的复杂性，看到了国家政权(State power)与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之间的相对差别。
政权的覆灭或更替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机器都要发生完全的变革，掌握政权的阶级或阶级联盟有可能利用原有国家机器的功用来达到自己的阶级目的。
他强调“不仅必须注意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区别，而且还要注意另一类明显支持（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实体(reality)，但一定不要把这些实体同（强制性）国家机器混淆起来。
我将这类实体称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简称ISA)。
”8[8]因此，国家权力的实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两种国家机器中进行：一种是强制性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种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前者包括政府、行政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它们通过暴力或强制方式发挥其功能；后者包括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传媒的（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的（文学、艺术、体育比赛等）等诸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